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综述【转帖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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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综述


　一、《决议》是党的历史上从革命转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必须坚守《决议》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



　　座谈会充分肯定了《决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与会者认为，尽管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三十年来，《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开辟前所未有的历史新局面，起到了不容低估的里程碑式的作用。

　　胡德平说：我们应该坚持《决议》的底线，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动摇，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根本否定的态度！这对我们今后的改革开放，回顾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意义非常重大。刚才有同志说这个《决议》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在生死路口上，到底是走上一条活路，还是一条死路的一个选择。我们这些经过了“文革”、也经过改革的人应该明确，我们走上了“活路”，但是现在负担还很沉重，还有很多问题。

　　宋晓梧说：《决议》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其历史地位是无可动摇的。不把全党工作的重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成绩。

　　张胜说：我们重温《决议》从中受到的启发和借鉴就是对社会矛盾不回避、不退缩，尤其是在人民面前不回避自己的失误，有直面问题、检讨错误的勇气。

　　王长江说：《决议》的精气神值得肯定。作为领导者，必须要有担当。我所说的精气神，就是这种担当精神的体现。今天，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同样要有一种担当需要勇气，而不是得过且过。

　　王海光说：《决议》的形成过程不仅是一个文件的写作过程，也是是一个全党思想解放的过程。《决议》代表了全党思想解放的成果，它是一个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件，奠定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

　　周为民说：《决议》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它指出了毛的严重错误，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表明我们共产党接受历史和人民的教育，深刻反思认错，痛下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这就为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李楯说：《决议》最大的价值，是它否定了实施多年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吴思说：《决议》放弃了“文革”理论，回到了八大路线，就是在经济上发展生产力，在政治上发展党内民主和政治民主，这是一个进步。《决议》总结说：“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这个总结很好。

　　陈波说：这个《决议》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彻底否定了“文革”，以及支持“文革”并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政治判决是镇制党内各种公开的与潜在的“文革”势力的定海神针，是极“左”势力的一副魔咒。

　　章立凡说：从政治层面观察，首先应该肯定决议在当时历史背景下重要的政治作用。它的出台是执政党达成的党内共识，是当时党内各种意见的最大公约数。有了这个公约数，执政党才能以此为基础，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全民全社会的共识。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决议》功不可没，也确实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肯定这一点。

　　杨继绳说：《决议》是1981年的“当代史”，是用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社会实践。它难免受时代的局限。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中和妥协。有了这种妥协，才有全党的共识，才有三十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活剧。

　　郭道晖说：《决议》是党内前所未有的一次思想解放。就四千老干部的大讨论而言，初步打破了毛的神话和两个“凡是”。决议确认“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批判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从而为彻底否定“文革”和实现党的执政方向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理论和政治策略根据。这也是迄今仍然坚持“左”的思想、企图复辟文革的极“左”余孽不可逾越的底线。



　　二、30年后对《决议》科学性的再认识



　　座谈会在充分肯定《决议》的历史意义和作用的同时，在理解和不苛求前人的氛围中，站在今天的视角对《决议》的历史局限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看法。

　　胡德平说：《决议》在肯定毛泽东同志功绩的时候，也说到他解放后的专断，个人取代党中央凌驾于中央之上。《决议》说“文革”中形成了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四人帮”集团，——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还形成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些方面的原因，《决议》起码说得不充分吧？今天看来《决议》只有说的不够的地方，没有说过头的地方。

　　宋晓梧说：对《决议》有困惑，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决议》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要求全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并没有否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在一些人对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强资本、弱劳工”问题，提出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处理劳资矛盾，这有没有道理？对于当前现实存在的日益多发的群体性劳资纠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好，还是建立劳资社会伙伴关系好？我认为还是应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结论上往前走，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和谐劳资关系，而不是重新回到阶级斗争的老路上去。

　　沈宝祥说：《决议》中有些话，就说的不够充分，“宜粗不宜细”嘛。有些话，也不是那么很符合实际，如对华国锋的评价。《决议》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

　　王贵秀则强调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的时间点应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应充分肯定华国锋同志的历史作用。

　　蔡霞说：尽管《决议》从政治上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对“文革”悲剧缺乏理论上思想上的深刻反思检讨与剖析。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都还没能够解决。我们需要汲取前苏联共产党的深刻教训。有的人至今肯定斯大林体制，批判和归罪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如何看待斯大林体制，实际上可能影响到以后党的走向与思路。

　　王海光说：《决议》毕竟是一个政治决议，不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评价历史，有许多历史认识很不到位，比如说，对社会主义改造、对反右派运动、对华国锋执政的两年，评价的都很不够。再比如说《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做了一个切割，把正确的思想当成党的指导思想，错误的思想不当毛泽东的思想。这在政治上固然是“硬着头皮和稀泥”的需要，但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

　　丁东说：要承认这个《决议》有历史局限性，对建国以来给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失误，反思不彻底，四千个高级干部中有人已经提出的一些更深刻的意见，没有吸收进来。对毛泽东过于维护，对华国锋又过于苛刻，尺度不一。

　　张曙光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历史问题决议确实有进步的地方，主要是认了一些错做了一些检讨；否则我们也不会有30年来的进步。但是决议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否则，我们今天的问题也不会这么严重。

　　杨继绳说：《决议》对农业合作化、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做了全面肯定，还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历史事实（如大饥荒）。《决议》回避了造成“文革”的制度背景和“文革”前十七年的官民矛盾。简单地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推到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张维迎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历史，歪曲的太大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历史本身的认识都是扭曲的，这很可悲。如果你不能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的灵魂永远不可能是干净的，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枷锁就永远不可能废除。而要彻底的否定“文革”，你就必须要说出“文革”的事实，允许出版、发表这些事实，让大家都知道。

　　雷颐说：由于历史受到权力掌控，权力往往选择性记忆，要我们记住什么、忘记什么。对这一点我们做历史研究要保持警惕，我们要和遗忘作斗争。我们为什么要保持历史记忆？因为有些人现在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文革”。由于不了解真实的情况，觉得那个年代或者是物质贫困精神丰富，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状况不是无视就是无知。

　　于建嵘说：这个《决议》又存在非常严重的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执政党治国理念没有进行全面检讨，对建立现代国家政治制度没有进行必要的探索。

　　吴思说：《决议》不足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否定“文革”，“大跃进”和“反右”，当然不错。但《决议》肯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成绩，而是失误。否则就用不到改革开放。大方向错了，走得再稳再快也不值赞扬。《决议》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批评，也不符合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如果这些批评是对的，后来的改革开放就是错的。

　　高峰说：历史发展证明，在国家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对私人企业实行公有化，搞“社会主义改造”是错误的。实际上，也违反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设想。



【首发于2011年第10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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