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战士 工商领袖 ——章乃器生平述略【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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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战士 工商领袖

               ——章乃器生平述略
　　
　　 作者：  章 立 凡
　　
　　
　　 一、清寒家世　苦学成名
　　
　　 　　章乃器原名章埏，１８９７年３月４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小塬村的一个破落的乡绅之家里。祖父章楷，清同治九年举人，为浙东名士，擅诗文书法。为人急公好义，济困扶危。父亲章炯，曾留学日本，民国初年做过几任小官，后一直赋闲家居。章乃器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
　　 章乃器少年时代受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倾向革命。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的大哥章培参加了革命军，章乃器当时还在丽水县上学，应大哥之召，毅然投笔从戎，到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属下飞行营当了一名学兵。但辛亥革命的成果不久即被袁世凯窃取，飞行营也被取消。
　　 １９１３年，章乃器前往省城杭州继续求学。但到达省城时，所有的学校均已招考完毕，只剩下省立甲种商业学校还在招生，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这座学校。他原来的理想是当发明家，这件事却无意中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方向。
　　 在商校学习的五年中，他的家境每况愈下，负担不起学费。但他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终于靠奖学金完成了学业。１９１８年从商校毕业后，他本想继续求学，但学费无着，不得不走上谋生之路。经校长周季伦先生介绍，到浙江实业银行当了一名练习生。翌年他辞职北上，到北京谋生。在经历了几度失业的困苦之后，章乃器于１９２０年冬回到上海，重入浙江实业银行，当了一名营业部科员，生活才相对稳定。
　　 章乃器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经济学和金融理论，每天在灯火黄昏中苦读到深夜，数年如一日。他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才干相成并长，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论文，在银行界崭露头角。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和上海分行经理陈朵如对他十分器重，由于李、陈的识拔，章乃器逐步擢升为营业部主任、襄理、副总经理，成为一位成功的银行家。
　　 　　１９３２年６月，章乃器出面联合上海各华商银行，成立了银行界的公用机构－－中国征信所。征信所采取会员制，负责对银行客户的信用进行调查。这是国内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此类机构，章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出任董事长。他提出：“审慎以求真”，“详尽明晰以求美”，“忠实公正以求善”。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调查程序，延揽了一批优秀的专门人才，除逐日向会员提供市场报告外，还根据会员的委托，提供专项的调查服务。中国征信所以高效、优质的服务，一举挤垮了四家外国人办的征信所，成为独占事业。该所出版的《行名录》，内容详尽、印刷精美，压倒了英人《字林西报》出版了几十年的《行名录》。
　　 　　章乃器这些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业绩，也使他赢得了社会声誉和地位。他相继受聘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商学院等高等院校。１９３６年，章乃器的论文集《中国货币金融问题》出版，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被译成英、日文，成为研究中国这一经济领域的权威性著作。
　　 　　作为民族工商业的代言人，章乃器主张实行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用统制手段管理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以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他主张“废两改元”，废除各种封建性的和殖民地化的货币，实现币制的统一；他分析了列强为夺取对中国货币的控制权而发动的货币战争，反对中国加入英镑、美元等外币集团，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独立的货币本位和稳定的货币价值”。
　　 　　章乃器强调信用事业对金融市场的调节作用，首倡“信用膨胀”说。主张“以稳健的扩张信用之手段，代替不健全的通货膨胀手段”，提出创造现代银钱市场和资本市场，由华商银行“推行票据承兑和贴现，使短期资金市场现代化；同时推行股票和公司债票，使长期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国民经济化”他指出，把信用放款改为票据贴现，可以加快资本的流通，使呆滞的“账面债权”化为可以流通的“票面债权”。在章乃器等人的积极倡导下，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于１９３３年成立了上海票据交换所和票据承兑所。
　　
　　 二·　 救国无罪 名垂史册
　　
　　 章乃器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先知先觉型的思想家，在三十年代就被国外学者视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早在北京任职时，他亲身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科学与民主”成为他终生不渝的信条。他早年信仰进化论和三民主义，但不肯加入国民党，宁愿做三民主义的“居士”而不做“和尚”，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军阀的立场。
　　 　　１９２７年冬，章乃器独立创办《新评论》半月刊，抨击国民党新军阀对内屠杀、对日妥协的政策。１９２９年春，国民党当局以“袒共”罪名，将《新评论》查禁。其后数年中，又接连发生“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国难日益深重。章乃器不断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主张“移剿共之师以抗日”、“非攘外无以安内’。”
　　 　　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章乃器与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周新民等组成了一个十人小组，以聚餐会的形式进行活动，讨论时局和救亡的方针，这个小组就是救国会的前身。他还在１９３４年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共同发起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１９３５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章读后深为赞赏，立即通过多种渠道大量翻印散发。同年１２月，“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章乃器等在原十人小组的基础上，公开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章乃器是这两个组织的常务委员，分管财务和宣传。他才思敏捷，文辞犀利，所撰《四年间的清算》、《辟一套亡国论－－唯武器论和唯武器史观》、《给青年们》等政论有血有肉，脍炙人口。救国会的大多数文件也都出自他的手笔，被同人们誉为“宣言专家”。
　　 １９３６年５月３１日，全国２０余省市的６０多位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章乃器等１４人被推为常务委员。会议通过的宣言批评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提出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等主张。７月１５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共同发表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表示赞同中共“八一宣言”中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共两党立即停止内战，合作抗日。
　　 ８月１０日和９月１８日，毛泽东两次代表中共中央致函章、陶、邹、沈，
　　 对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作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希望与救国会“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托潘汉年与他们经常交换意见。
　　 救国会团结抗日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上海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安。蒋介石和上海市长吴铁城先后亲自出面设宴，对沈钧儒、章乃器等救国会领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但他们仍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为所动。由于章乃器是救国会的实际负责人，吴铁城转而威胁浙江实业银行，要求李铭辞退章乃器，企图以此手段瓦解救国会。李铭拟由银行出资安排章乃器赴英留学作为转寰，但章乃器认为救国会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事业，既然救国与职业不能两全，便毅然当场辞职，亲手敲碎了被人视为“金饭碗”的银行副经理职务。事实上他早已下定了毁家纾难的决心，为了支付救国会的经费，他用光了自己的积蓄，卖掉了洋房，赁屋而居。从银行辞职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救国运动。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３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诱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将“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列为兵谏的八项主张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赴西安与蒋介石、宋子文谈判，也提出了释放救国会领袖的要求，并提名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四人在抗日联合政府中担任职务。
　　 “七君子”在狱中大义凛然，坚决拒绝声明悔过。他们义正辞严地宣告：“自问无罪，天下亦尽知其无罪，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亦终认救国无罪四字应令永留史册。”在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１日开始的“苏州审判”中，“七君子”同检察官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法庭成为宣传抗日救国的讲坛。章乃器在法庭答辩中宣称：“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有主张抗日的义务。”救国有罪的冤狱在国内外激起了极大义愤，宋庆龄、何香凝等在社会上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声明如救国有罪，则愿与“七君子”同受处罚。宋庆龄等还亲赴法院，请求与沈、章等一并羁押。国际知名人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也纷起营救。
　　
　　 三、　改革地方财政　坚持团结抗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举国一致团结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司法当局不得不同意将“七君子”释放。７月３１日，他们结束了八个月的牢狱生活，在群众的热烈欢迎下光荣出狱。
　　 章乃器出狱后继续从事救亡活动。他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斯诺夫妇及徐新六、王芸生、卢广绵等发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沿海工厂内迁，发展战时生产和就业。他还撰写了《抗日必胜论》、《民众基本论》，批驳各种“亡国论”，提出“武器的力量不是绝对的，而人的力量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因素。”这些观点，后来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所采用。
　　 “八一三”战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章乃器撤退到香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邀请他前往安徽前线工作，他立即表示同意。途经武汉时，章乃器到中共办事处会见周恩来，周嘱托他到安徽后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的方针，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
　　 章乃器在１９３８年春到达安徽。当时的安徽省政权是一个统一战线政权，由国民党桂系的李宗仁任省主席（不久改为廖磊），共产党员周新民、张劲夫、陈国栋、狄超白及进步人士朱蕴山、余亚农等都在这里工作。李宗仁原拟安排章乃器出任省政府秘书长，但蒋介石不同意，只好改任省动员委员会秘书，不久又任命他为省政府财政厅长。
　　 安徽的不少地区此时已相继沦陷，财政捉襟见肘，濒于崩溃。章乃器接掌财政厅，提出“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两大方针，大刀阔斧地革除积弊陋规，惩办贪官污吏。并通过统一税收、发行辅币及在敌占区与我区之间创设货物检查税等措施，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使省财政变得收支平衡且略有盈余。
　　 章乃器在安徽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逃跑主义和反共立场。他按照周恩来的嘱托，努力协助新四军，他以统一财政的名义，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银元，并多次派人给新四军送去金鸡纳霜等大批急需药品。章乃器为了培养财经干部，举办了几期财会讲习班，由于他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不少进步青年慕名前往。这批干部在章乃器离开安徽后，大部分转入新四军工作。解放后，不少人还担任了财经部门的高级领导职务，后来毛泽东与章乃器会面时，当面感谢他为党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做了好事。
　　 章乃器在安徽理财成绩斐然，他的老同学陈诚向蒋介石建议重用他，以整顿不景气的大后方经济。蒋在武汉召见章乃器，提出要他留在“中央”工作。但被他当场谢绝了。蒋又动员陈诚、孔祥熙、陈立夫等大员轮番挽留，都未奏效。不久安徽的ＣＣ派方治等又编造了“章乃器在安徽搞武装”的谣言，引起蒋的疑忌，于是使出“调虎离山计”，电召章“赴渝述职”；章乃器于１９３９年６月到达重庆时后，蒋又下令“免职另候任用”。此后蒋又几次试图重用章，但都被他拒绝了。
　　 　　
　　 四、　捍卫民族工业　谋求民主建国
　　
　　 章乃器到重庆之后，发现救国会内部矛盾很多。１９４１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其中有相互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受侵犯”的条款，一时舆论哗然。章乃器与救国会领导人签署了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表示抗议，后来救国会又要收回此信，章不同意这样做，便脱离了救国会。他深感“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运动，最后总不免要流为政客活动”，需要动员那些不靠做官吃饭、更不靠做官发财的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团体。
　　 章乃器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他在重庆创办了上川实业公司，兴办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后又创办上川企业公司，经营土产运销和进出口业务；并在抗战胜利后与昆仑影片公司合作，投资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进步影片。他担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和常务理事，同时又是国货厂商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以及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重要成员。他与吴蕴初等创办了民族工商业界的思想库－－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自任所长。他还不断地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官僚资本压迫民族工业的政策，为挽救中国民族工业奔走呼号。
　　 　　章乃器在抗战期间发表了《论恶性膨胀》、《物价问题的症结》、《由节制游资说到国民财产总登记》等文章，反对官僚资本和投机资本控制国家经济脉，主张冻结游资、规定法币使用限额、推广票据流通；对国民的土地、商品、外币、证券和债券等财产实行总登记。他要求“消灭秘密财产制度”，主张对官僚资本在国内外的财产进行调查，并依法课税。
　　 　　章乃器提出了“工业立体发展”的重要思想，他指出，工业组织和技术的平面发展，必然造成重复建设，主张建立“运用高度的组织力量和高深的技术”的立体工业经济体系。国营和民营工厂应组成立体的、有机的组织体系，以国营工厂为主导，实行统一指导和管理，并组织国内外第一流专家组成技术团，指导工业的立体化。
　　 　　章乃器希望中国在战后出现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实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的民生主义。他在《我国战后经济建设的两大问题》一文中，提出：（１）如何大量动员国内私有资本，而同时能防止资本主义的抬头；（２）如何大量吸收国外资本，而同时能保护国民的产业。他主张制定法律保护民营企业，鼓励其扩大规模，使其能在战后和国外工业竞争。他认为：“我们不要有大资本家，但是必须有大规模的企业。那可能是合作制度，也可能是大公司小股东的制度。
　　 　　章乃器认为，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国家在对民族工业实行保护政策的同时，不应反对在平等的原则下有计划地吸收外资。他说：“自然最好的办法是借外债，聘请外国技师，以至购买外国的专利，而不必让外人设厂。但如不可能，让外人设厂总比没有好。外人投资设厂自然要采取特许制。要订立合同，规定年限，还要附带在一定时间以内以技术传授国人的条款。特许经营的项目，限于我们无法经营，或虽能经营而质量却离必须的水准太远的事业。我们要防止不合理的国际竞争，然而必须接受合理的竞争。……‘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无竞争者业必衰。我们不能盲目让外厂自由发展，也不能盲目地反对外厂。”
　　 抗战胜利后，国内民主浪潮高涨。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曾三度与章乃器等工商界人士会见。１９４５年１２月，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发起成立由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建国会。章乃器为民建起草了政治纲领、组织章程和各种文件，以“不右倾，不左袒”为揭橥，政纲提出：“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我人认定民治为其中心。必须政治民主，才是贯彻民有，才能实现民享。”。政纲还提出“经济民主”的概念，要求以民主方式制定国家的经济计划，“人民须有充分经营企业之自由，除保护劳工及防止独占法律以外，不得再有其他之限制”；为防止家长制和个人独裁，民建的组织原则“不采取领袖制”；这些在中国的政党中都是独具特色的。
　　 １９４６年春，特务暴徒在重庆制造了著名的“较场口血案”。章乃器出面与特务交涉，首先被打，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等多人被殴伤。血案发生后，章乃器等立即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血案真相，指出“光明终要战胜黑暗”，表达了为民主而奋斗的决心。章乃器在为民建起草的各种文件和声明中，坚持争民主、反内战的正义立场，反对美国政府介入中国内战。
　　 　　１９４７年民主同盟遭解散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民主人士的迫害，章乃器被迫流亡香港。他在港发表《乾纲重振》、《新的转捩点》等文章，表达了与国民党当局决裂、向往新中国的信念。１９４８年５月，章乃器等民建在港理监事发表声明，支持中共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这一时期各民主党派在港共同发表的宣言文件，大部分是他起草的。年底，章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邀请他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当时他在香港创立的港九地产公司正蒸蒸日上。但他以国事为重，毅然束装北上，舍弃了个人的事业。
　　 　　章乃器与李济深、茅盾、马寅初等秘密乘坐苏联货轮，于１９４９年１月到达东北解放区；不久转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他亲眼见到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写下《人民的东北》、《平津工商业的新生》等文章，热情讴歌新社会。他曾说：“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在１９４９年９月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上，他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工商业家的任务》的发言，鼓励工商业者发展事业，积累资本，准备将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消灭自己的阶级，“同为新社会快乐自由的主人”。在历史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公开提出消灭自己阶级的主张，这还是第一次。解放后，他还将自己收藏的约两千件文物精华，无偿捐献给国家。
　　
　　 五、　实践检查真理　时间解决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章乃器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经济建设。他担任了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等职。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财家，他曾向周恩来建议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向陈云提出打击上海投机狂潮、解决南北物资运输等建议，均被党中央所采纳，稳定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对于建立和健全财政金融体制、会计制度，调动民族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以发展生产等问题，他都提出了不少极有见地的意见，做了大量工作。
　　 　　１９５２年，章乃器出任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长。他积极参与制定了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首创粮票制度，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历代政府都难以解决的吃饭问题，对保障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他主张建立储备粮制度以备粮荒；制定了科学的粮食生产标准和严格的储运管理体制；对于国家在粮食价格上的政策性补贴，他反对把“不惜赔钱”理解为“不计成本”，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确立了经济核算制，批判了供给制思想，使粮食部门扭亏为盈，开始向国家上缴利润。章乃器的工作多有建树，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
　　 　　章乃器在解放后担任民建副主任委员，并与陈叔通、李维汉共同负责筹创全国工商联，全国工商联成立后，他担任副主任委员。他在工作中，对一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和探讨，并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他不赞成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不赞成因强调政治标准而埋没业务人才，主张发挥工商业者在企业管理方面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于以党代政、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端，他也很早就提出了批评。有些观点虽然引发了争议，但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和是非问题　
　　 在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扩大化中，章乃器遭到错误的批判。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被划为“右派”，撤消了部长职务。有关部门曾根据“来去自由”的政策，向他提出，如愿出国，可提供方便。但章乃器表示，当年是为爱国理想而来，不管今天境遇如何，都不愿违背初衷而去。他在１９６２年曾以政协提案方式为自己的问题申诉，被指为刮翻案风，翌年被撤消政协委员职务，并被开除了民建会籍。有人还制造了一起上川企业公司的清算纠纷案件，不公正地剥夺了他的大部分财产。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７０岁的章乃器遭到残酷迫害，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许多人当场丧生，但他凭着平素练就的气功活了下来，并绝食八天进行抗议。其后他被扫地出门，赶到北京东郊的一座普通居民楼中居住。章乃器靠气功自疗好全身的伤痛，自己买菜做饭；他在逆境中仍保持乐观，时时以国家民族为念，他自撰联语：“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并写下了《七十自述》等不少有价值的回忆录。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章乃器写信给中共中央反映自己的问题，受到了重视。陈云、张劲夫等代表党中央与他谈话，同年４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事实上章从未承认自己是右派），并准备安排他担任财政部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但由于“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对章乃器的职务安排未能实现。１９７７年５月１３日，章乃器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岁。１９８０年６月，他的右派错案得到改正。
　　 章乃器的一生历尽艰辛和磨难，但他始终坚持爱国的信念和敢于讲真话的精神，保持中国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传统气节。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经叔平在纪念章先生时指出：“章乃器先生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勇于追求真理，乐于无私奉献，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他的一生令人敬仰，他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来源：章乃器纪念馆  http://article.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2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