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开始,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家喻户晓,先后被一百多家电台播放。我们村(那时叫马头山公社梁各庄大队)在电线杆上安装了大喇叭,每天中午转播。刘兰芳声音洪亮,神完气足,干练中透着豪迈,听起来有一种铿锵起伏的声韵美感。加上当时正值中央着手平反冤假错案,《岳飞传》的故事表现岳飞的精忠报国、沉冤终雪,正好契合了人们的心理需要,借古喻今,给人的共鸣感是不经历那个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所以,每当刘兰芳那高亢嘹亮的声音响起,大街小巷、全村老小,都屏住呼吸,侧耳静听。此后,袁阔成播讲的《三国演义》、常志的长篇快板《西游记》都让我如醉如痴。那热情比如今孩子热衷于动画片或追求时尚的追星族毫不逊色。 说的百花齐放,唱的也并不寂寞。马玉涛、郭兰英、蒋大为、李双江、李谷一、于淑珍、郭颂、殷秀梅、沈小岑、朱明瑛等人的歌声不绝于耳,电台里反复播放。新凤霞主演的评剧《花为媒》被拍成电影也轰动一时。 1984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明敏的一首《我的中国心》征服了亿万观众,载歌载舞的奚秀兰也红遍大江南北,从此港台歌曲在大陆风靡一时。到了87年,更有费翔《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把港台歌曲热推向高潮。《小城故事》、《这把泥土》等等也时刻挂在人们嘴边。 那时学校条件比较差,小学时的音乐老师唯一的乐器就是二胡,老师坐在凳子上,二胡放在大腿上,边拉边唱。先是教《国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后来还有《学习雷锋好榜样》、《见到你们格外亲》、《泉水叮咚响》等等。到了中学,老师背着手风琴,两只手抱着那几十斤的东西,一开一合,或者脚踏风琴,下面两只脚踩着踏板,上面两只手在键盘上弹奏。他教音乐书上的,我们都不大爱学,老师就学了课本上的就学一两首流行的。从《童年》到《我的中国心》,从《送别》到《驼铃》到《故乡情》……音乐课一般都在上午第四节,或者下午一两节课,而那个时间正是很疲倦、爱打盹的时候,尤其夏天,迷迷糊糊的,嗓子像糊上什么似的。所以老师一让唱就没多少声音,好多人还趴桌子上唱,几十人加在一起,还不如老师一个人声音大。同时我们都认为音乐是副科,不重要,副科老师当然也不那么重要,班主任才是顶头上司,对音乐老师的话也是反应迟钝。直到看见老师急了,要一行一行唱,这才无奈地亮亮嗓子。有一次,老师让我前面去唱,才唱两句,他就打断我,说我很有天赋,就是不好好唱,还给降调了。我当时不知道降调咋回事,只是平时就那么唱。 我唱歌都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当时马头山中学被认为是三流学校,比一中、二中差远了,我却非常喜欢那里。 我家离学校大约六、七里地,每到上下学,一路上满是人,仨一群俩一伙,有说有笑,有唱有跳,还有的追打逗闹。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背课文、思考问题。 春天的时候,一出庄,远处起伏的燕山清晰可见,白的红的紫的岩石中间不时插进一段绿色点缀。近处的田野,满眼嫩绿,浇地的机井喷银吐玉,水顺着垄沟缓缓流去。小路两边有沟,里面长满了各式各样的青草,像一条绿色的长龙伸向远方。还有飞翔的燕子、刚发芽的柳树,地里劳作的农民……太阳要出来时,半个天空都被染得红彤彤的,这时也基本到学校了。 夏天走在外面很热,特别是中午,但路上的乐趣远远胜过骄阳炙烤。我们可以边走边折杨柳树的树枝做一顶大帽子,戴在头上,觉得好像打仗时候的解放军,早把热的事忘个一干二净了。槐花盛开,清香四溢,顺手折下一串,边看边闻边吃,洁白芳香的槐花吃到嘴里甜津津的。麦子快熟了,就搓麦粒吃,那青青的饱满的麦粒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要是下雨了,沟里、路上满是水,我们脱了鞋,光着脚丫、高挽裤腿,在沟里跑,水花溅得到处都是。要是骑车子就故意到水多的地方骑,车瓦子后边会像喷泉似的,水柱喷出老远。到学校就搓泥蛋,到处瞎砸,经常为这挨老师说。要是骑着车子,赶上风大而且顺路,我便坐在车子上,使劲蹬几下脚蹬子,然后把脚放在大梁上,车子借着风势,一路狂奔,那才叫个爽。 秋天一到,谷子一道金黄,棉花一笔雪白,玉米耷拉着胡子,小草深绿茂盛,萝卜拱出地面,牵牛花五彩缤纷……一幅秋天的图画便精彩呈现。沟里的狗奶、麻桃都可以吃,玉米秆也是不错的零食。深秋时,田野里变得空旷,树叶也在一场场绵绵细雨中无声飘落,见证着短暂生命的又一个轮回,日渐枯黄的野草在秋风中无奈地摇头,蚂蚱、蝈蝈、蛐蛐跳来跳去,为丰收季节的落幕跳最后一段舞。 冬天天短,早晚披星戴月,眼前的一切都没了生机,杨树棵子因寒潮的到来,枝条上挂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的霜花,树枝上偶尔还有几片叶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只有远处山上的松柏对寒冬不屑一顾,那不变的绿色分明在宣言:让寒风来得更猛烈些吧,看我如何英姿挺拔,傲立风雪。要是真的下了雪,欣赏雪景倒在其次,主要是可以干雪仗,打嚓溜、堆雪人……在白色世界里,尽管捧着雪的小手冻得通红,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头上和嘴边腾腾冒热气,浑身上下都是雪,有时还被捉弄,被人把雪塞在脖子里,有时甚至栽个仰八叉,但都乐此不疲。冬天还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插地。大约有一半路的地方,那里每年只种一季玉米,到冬天的时候就白着。我们便从地中间穿过去,每到冬天,就可以看见一段一米宽的“田间小路”斜着伸向学校的方向。 二黑是我的好朋友,成天到家里找我,和我一块走。他是唐山市里人,个头不高,性格外向,穿着入时,人很机灵,爱说爱笑,一笑起来眼就眯成一条缝。他爱做各种怪相,高兴起来喜欢横着跑,跑着跑着就趴在地上说,“哎呀,我起不来了!”他爱唱《军港之夜》,而且故意在静悄悄后再加一个“悄”,听起来不伦不类的,但他不管这些。有一次,农场人找到学校,说他到农场那拿个萝卜就走,那大萝卜比他个还大。想拽着他找老师,半道上还跑了。可人家一到学校就认出他了。班里有叫李振奎的,作文不错。一次,老师让他记下自习课说话的,他给后面女同学写纸条说,没写她。结果让二黑看见了,就说他们是两口子,李气得追着打他,事情反而传开了,为这事,他成天追着我们打,有一次还气哭了。 尽管我小学成绩并不理想,但在马头山中学还真就辉煌了一回。当时教我的语文老师姓胡,胡老师经常让我帮她打水、收拾屋子(那时她怀孕了)。她讲课从语言到教态到每个环节都有条不紊,每节课都是先复习上节课内容,然后是新授课,最后总结、检测。语言精炼而自然,态度热情而大方,脉络清晰而流畅。她重视和学生交流,就拿我说,每节课肯定提问我,我也基本都能答对,因为我课下做了充分的准备。每一次答对了我都很自豪,要是错了,就垂头丧气半天,为了让自己能维持自豪,我把老师讲的知识背得滚瓜烂熟。老师讲着课也分外有精神,自己也越学越上劲。植物老师就不行,他是教初二数学的,自己就说不懂,但他说会让我们高兴。他每次都给我们划上重点,然后山南海北,天马行空,滔滔不绝,唾沫星子会飞溅在第一桌同学头上,把我们逗得笑出眼泪来。他要考试,还会给我们划范围,掌握了,八九十分基本没问题。现在想来,那时副科重要的考试不考,学生也懒得学,他再是跨差,而且不是专业教师,这么做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政治我也学得很好,也不是多喜欢,是怕老师。政治老师没打骂过我们,还经常来点小幽默。有一次,他讲热爱人民时就说:“学了这课要知道热爱人民,啊~,你别到时候问你,你说热爱我妈。”还一次,他鼓励我们说:“你们都好好学吧,将来去研究尖端技术,去搞什么原子弹、搞什么氢弹啊,你不好好学习,什么也不用想搞,回家搞鸡蛋去吧——鸡蛋也搞不好!”我们就笑得东倒西歪。但他长得人高马大不说,还一脸横肉,他的课,他要是高兴,我们就放松些,他要是板着脸,我们就大气不敢出。让背下来的东西,黑夜不睡觉也得背下来。因为莫名其妙的怕,我政治一般都在96分以上。 数学老师不管讲课还是为人,都是直来直去。她留作业不多,只那么几道题,还要侧面讲讲,但她对我似乎不满意。有一次在班上说,“谁爱学我这科,学得好,我啥事斗向着谁,谁斗吃香。”我瞪了她一眼,谁知她就看着我说呢。她看着房顶说:“某些同学的表情我看见了!”我为这事不舒服好些日子,不断给自己敲警钟:数学老师可盯着你呢,经常看着你出横气儿。别的科好了,她那科差劲的话,说不定她会气急败坏,说不定哪天会给你点颜色看。小心点吧!结果期中考试我全班第一,她的代数全年级就我一个人得了100分。这回她一下就对我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别人干活就让我上办公室登分去。我一天下午边走边玩,走到供销社时,几个好朋友让我去城里,我说还得上课呢。他们说,是副科,没事。我想了想,就和他们去了。买了几本书,有《哪吒闹海》、《作文》、《明清故事选》、《中国古代爱国英雄故事》,还有几本小人书。好多同学和我要着看,结果都被李老师没收了。但她看见书上写着我的名字,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爱买书看书是好事,逃学买书就算不得好事,买回来又这么往外撒,你看着了得?”说完把书都还给了我。我在马头山中学那段时间看了不少书,现在记得的大部头有《杨家将》、《西游记》等等。 英语老师是个女的,很年青,也就二十来岁,姓杨,据说才初中毕业就教我们,所以水平有点洼,还爱生气,经常气得满脸通红,学生还不大在意。有一次,一个学生上课玩大蜘蛛,杨老师让他站起来,那学生嬉皮笑脸不起来,她气得说:“我看你也站不起来!”学生还就站起来,却脸冲后,让他转过来,他呲着小虎牙笑,就是不转回来。杨老师就说不理他了。她发音有个毛病,爱把“t”念成“吃”的音。也没少闹笑话。比如“西红柿”这个词,咋听咋是“吃妈头”的音,笑得我们直不起腰。不过她很要强,课上讲不明白就课下一个个辅导,直到学生会了为止。我们给她提意见,说她太严肃,太爱生气,她就总想缓和课堂气氛。有一次几个学生上课睡觉,她就忽然大叫:“下雨啦!”学生们吓得激灵下子醒了,一看,外面响晴的天,哪来的雨呀,才知上了当,于是哈哈大笑。 可惜,好景不长,期中考试后不久,爸爸说让我到城里的二中上学,托人办的。 昙花一现的马头山中学生活,就这样,如一缕轻烟,如一片雪花,无声飘逝,化作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