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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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作者：杜继东  来源：中华励志网  更新：2011-3-2


与大陆地区的研究状况比较而言，50年来台湾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显得有些寂廖。这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而且表现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和认知理念的差异，台湾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若干问题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对50年来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介绍，供大陆学者借鉴和比较，正是本文的主旨。从时间方面来说，台湾的这项研究没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所以本文拟对若干重要专题分别加以介绍。由于笔者搜求不广，识见有限，遗漏和错失在所难免，尚祈方家不吝指教。

关于中国人反教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反洋教活动的一次大爆发。关于中国人反教的原因，有一些学者从中西文化的冲突着手进行分析。早在1947年，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王文杰就指出，“中国顽固的士大夫素来以生于文物礼义之邦自诩，他们除了承认传统的礼俗和旧文化的权威外，不肯亦不屑向任何外来的精神文化低头，所以他们的心目中，这来自夷邦的夷教，简直被认为异端邪教，洪水猛兽一样。‘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不是二千年前儒家老师的经义吗？……所以教案算是中国旧传统旧礼俗对新的西洋宗教势力的排斥和斗争，它是中西精神文化的冲突。”
李定一在分析教案迭起的原因时也强调了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对立与冲突：“凡入教者不祭祖先，不敬神佛，不崇孔子，而复男女混杂同作礼拜，使得一般士大夫与民众，都将教民（信教之中国人）当作丧心病狂之徒，而视传教士为伤风败俗之主使人。”
1963年，美国学者柯文在其《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以相当长的篇幅对中国人反教之事加以论述。他认为中国人反教思想的主要基础，是儒家正邪对立（Heterodoxy-Orthodoxy Antithesis）的观念和“辟异端”的精神。
三年后，吕实强出版专著对上述观点进行了修正。吕曾参与《教务教案档》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对晚清时期（1860—1900）的民教冲突颇有研究。关于反教问题，他有一个基本判断，即从表面上看，参与教案的“常为成千成百的平民，但真正的鼓动与策划者，则多半为当地的官绅与知识分子”。他们反教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精神文化的冲突和思想观念的对立，而要综合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他认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有三：一是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与“人禽之辨”观念与基督教的碰撞；二是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所具有的侵略性质引起了中国官绅的恶感；三是中国社会“久已形成的种种迷信观念与习俗，以及中国官绅素所享有的现实利益及地位与尊严，因基督教的传入而大受影响”。上述因素往往互相关连，彼此混杂，使得民教冲突不断发生。 他的结论是：“基督教在华传教一事，如不用政治武力强迫推行，虽未必能全免于冲突，但未始不可以和平方式为主，由逐渐的相互了解，而达于彼此交流与融合。其所以引起许多重大不幸的惨案，所关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根本者，并非甚多，而出于人类贪婪自私的因素，实为主要。”
后来，吕实强继续发表文章，探讨反教问题。关于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教，吕认为他们把一些荒诞不经的方术与邪法统统列为传教士的罪行，是对儒家的“理性与笃实精神”的漠视，他们所倡导的反教手段极其残酷，是对儒家的“仁爱忠恕之道”的违背。他的结论是：“在晚清时期，尽管所有的反教知识分子，都宣称他们是秉承与保卫儒家传统而反对基督教，但他们所言所行，却往往漠视儒家思想的本意，甚且与之相反。这便很难认为教案的发生，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冲突。”
陈银昆另辟蹊径，以量化分析的方法研究晚清的民教冲突。他首先从文化冲突入手，分析民教冲突的原因：“就文化接触而言，外来文化若欲生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必须关联传统文化，经过一番过滤与改造之适应过程，是为本土化（Indigenization）。若外来文化不经此一适应过程，强行移植，势必引起本土文化中成员之反抗的本土运动（Nativism）”。而“基督教于清季再传入中国时，时值中国政权、文化并衰之际，以强文化的姿态，以保护传教条约的不平等方式，强行传入，立即引发无数重大的纠纷。由此观之，教案显然是以传统文化为认同目标的社会文化重整之本土运动”。其次，“传教运动可视为价值取向之社会运动，其意义在于促进或改变社会变迁之方向”，而反教运动“可视为反价值取向之社会运动，其目的在于抗阻传教及传教带来之社会改变，以维持现状”。由于二者“目标互异，冲突之产生势所必然”。

关于义和团的源流

关于义和团的源流，学者多承晚清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所谓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其源出于八卦教之离卦教”的说法，例如，何健民指出：“中国典籍，咸称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而白莲教又发源于白莲社。”王尔敏认为，义和团的本质，“神的成份大，尚迷信，其原始为白莲教的余孽”。李定一认为，义和团“初名‘大刀会’，盛行于黄淮流域各省，乾隆时曾严禁之。到十九世纪末叶，大刀会势力复盛”。“大刀会自称‘义和拳’，标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毓贤改拳为‘团’字，义和团之名由是而兴”。
1962年，戴玄之撰文指出义和团与白莲教和八卦教无关。他的主要理由如下：1，信仰不同。白莲教信奉弥勒佛，而义和团则信奉神怪、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其所信奉的神灵虽多至不可胜数，但决找不出‘弥勒佛’三字”。2，组织结社不同。白莲教和八卦教为“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的秘密结社，组织严密，大权统一，但义和团不是秘密组织，而是公开的团体，“是以村、镇为单位的乡团组织，各自独立，彼此不相统属”。3，仪式不同。白莲教以“妖言惑众”，或“佛法惑众”，而义和团“则为神鬼所役，盖拳民非有所谓神仙附体是不能有所谓‘神术’的。其所谓神术，只是刀枪不入，未发现像白莲教自称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巫术”。4，宗旨不同。“白莲教是具有政治野心的革命团体，藉宗教迷信来煽惑群众，以达其称王建号的政治目的”。相反，义和团没有政治色彩，其目的“初在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其后变为仇教反外团体”。5，白莲教的教主多是世袭的，而义和团根本没有世袭这回事。6，白莲教、八卦教“聚众敛财”，而“真正拳民自备资斧，用罄才索取粮饷”。7，拳民“称白莲教为邪教，自称不是邪白莲”。[11]
劳乃宣的说法既不足信，那么义和团的来源到底如何呢？戴玄之考察了相关的历史资料后指出，义和团“由梅花拳而来，梅花拳由义和拳而来。至于义和拳，则来源于咸、同年间的乡团”。 其最初的目的在于“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每年梅花季节到处“亮拳”，乡民遂称之为梅花拳。光绪十三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发生以后，梅花拳“转变为‘仇教’团体，专以仇教为事。因受官府剿压，于光绪二十四年二三月间改梅花拳为义和团”。或称义合团，取朋友以“义合”之义。他进一步指出，义和团自称“得有神功，能避炮火，故又称‘神拳’或‘神团’”。[12]
李守孔亦持义和团源于团练说。他指出：“咸丰初年太平军北伐，扰及山东一带，鲁民团练自保，农暇习拳棒以自卫，初名梅花拳，后称义和拳，亦称大刀会，无知愚民乃凭藉以排外，对于西教尤其仇视。”[13]
庄吉发对此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档案加以研究后指出，义和拳之名最早出现于乾隆年间，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率众起事的王伦“传习白莲教，教人念诵咒语，教中又习练义和拳”。他还对梅花拳是由义和拳演变而来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说：“就现存档案而言，梅花拳与义和拳同为秘密宗教各教派所传习，梅花拳的出现不一定晚于义和拳，乾隆年间已查获梅花拳及义和拳，彼此之间，不必认为是一直线的发展。”他认为，庚子事变时期的义和团是“包括习练红拳、梅花拳、神拳、义和拳的拳民及大刀会、义和门等各教派的群众，是下层社会各种组织的混合体，于是红拳、梅花拳、神拳、义和拳、大刀会和义和门教等一方面可以说是义和团的主要成员，另一方面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前身或别名。”[14]

关于义和团运动大兴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何以会在1900年春夏在华北平原形成浩大的声势呢？有学者认为教会和教民对民众的压迫是主要原因。如李守孔认为，义和团运动的“肇因虽非一端，而以国人仇视西教为最著”，教案的发生，则多为“教士教民所逼成”。[15]另有一些学者综合各种因素来考察这个问题，如陈银昆认为，“外力侵逼，教士、教民行为逾分，以及民生困窘为形成义和团运动的基本原因”。[16]何健民认为，义和团兴起的原因有四：一是民众与教会的对立，二是民众对外人的仇恨，三是民众生活的困蹙，四是朝廷对义和团的庇护。[17]李云汉则做了这样的归纳：“列强对中国的侵逼，不平等条约的压榨，各地反教情绪的高涨，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以及清廷中慈禧太后一派对外人的憎恨，交织成一种强烈的排外思想，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藉了义和团的一些愚民爆发出来了。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怜可谅亦复可耻可叹的一幕。”他还特别指出：“义和团之猖獗，自与慈禧宠臣裕禄、刚毅、徐桐、载漪、赵舒翘等人的曲意纵庇，大有关系”。[18]
戴玄之认为拳民是无辜的，庚子之变的主要责任应由慈禧来负。他首先指出，促成义和团大起的因素为：（1）列强侵略压迫的刺激；教士教民的欺凌；（3）天灾的影响；（4）政府的鼓励。他进而对其中的因果关系做了分析：“总之，义和团的大起，因素复杂巧凑。倘没有列强要瓜分中国的刺激，人民也不会仇外；纵有仇外之心，若无教士教民的欺凌，也不会产生群起排外的事件；纵有仇外之心，排外之事，若无天灾频仍，人民也不会有那样疯狂的行动；纵然人民疯狂反外，若无慈禧的奖励，也不会促成千古未有的奇变。如果没有列强要瓜分之祸的刺激、教士教民的欺凌、连年的天灾，纵令慈禧想尽方法来鼓励人民排外，也不必能达到目的，更不会那样波澜壮阔。”他特别强调慈禧对于庚子事变应负主要责任：“归根结底，庚子拳变，实外人启之，少数愚昧权贵煽之，而其主要因素，实由于慈禧鼓励拳民排外所致，否则不会发生。因此，庚子拳祸，万方有罪，罪在慈禧，因逢迎而获罪诸臣冤枉，忠君爱国的拳民无辜，祸国殃民之责，慈禧实不能辞其咎”。[19]
李守孔着重考察了光绪己亥建储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内在联系。他指出，戊戍政变后慈禧和守旧大臣图谋废黜光绪皇帝，因各国反对而罢，这使慈禧颇为恼火。己亥建储后，各国公使不肯入贺，慈禧更加仇视外人，乃有庚子年间清廷的“纵拳排外”之举。[20]

关于义和团的性质

义和团到底是秘密会社还是公开的组织，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如黄大受认为，“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民间的一种秘密会社，初名大刀会，由无智识的分子组成”。义和团“仇视教士，实行排外运动，一呼百应，很得民众的拥护”。[21]而戴玄之则认为，“义和拳不是秘密结社，而是以村、镇为单位的公开组织”，每一村或一镇为一团，每一团均设有神坛，“其设神坛是公开的，乡民入团是公开的，习拳弄棒也是公开的”，所以义和团“不是劳乃宣氏所说为带革命性秘密结社的邪教，而是地方一种公开组织的乡团”。 “是保卫身家，防御盗贼的‘乡团’”。[22]但是，由于无人统一领导，义和团逐渐发生了变化，“初为各乡镇自然结合，继为白莲八卦所渗入，末为顽固的王公大吏所利用，遂决堤横溃，贻害邦国”。就其宗旨而言，则由最初的防御盗贼变为反抗教士教民，进而屠杀教士教民，由保身保家变为保国，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一是义和团的构成。自1894年甲午战争后，各种各样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加入义和团，使义和团的构成变得极其复杂，好坏难辨，良莠难分。二是真团与假团。所谓真团，“就是乡团组织以村、镇为单位的义和团，其构成份子甚为单纯，皆系乡间善良农民”。所谓伪团，“是指变质后的义和团里的复杂份子而言，包括王公大臣、土豪劣绅、散兵游勇、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富豪、武生、兵丁、太监、会匪、土匪、人贩、盐枭、马贼、偷儿、乞丐、少女、少妇、寡妇、老太婆、宫女、娼妓、鸨母等等”。他们不是为了保卫身家，防御盗贼，更不是为了仇教反外，保国卫民，而是“托名团民，以资掩护，乘机为非作歹，达其私欲”。三是会党的活动。戴玄之把会党（主要是大刀会、白莲教和八卦教等）与义和团作了严格区分，认为当时的许多匿名揭帖是会党而非真正的义和团散布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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