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选题项目申报书【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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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

项 目 类 别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重点项目（自筹）       学 科 分 类           历史学             项 目 名 称  “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 项目负责人            蒋海升               项目主管单位     山东政法学院（筹）      填 表 日 期      2006年09月16日    申报项目简介：     一、选题：本项目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的意义    （一）选题意义     1、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话语”凭借经济、政治、科学实力做后盾，形成一种笼罩全球的“话语霸权”，物质实力相对弱小的的民族和国家在强势“西方话语”的全方位渗透下日益“失语”。“西方话语”对中国的渗透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在历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史的描述基本上是以“西方话语”为中介进行的。如何在“西方话语”的包围中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界享有盛名的“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实质就是使用“西方话语”对“中国历史”进行解析而产生的分歧，体现了“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越来越频繁地接受“西方话语”冲击的中国史学研究不无裨益。     2、所谓“五朵金花”，是指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史学界围绕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的大规模讨论和争鸣。回顾“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的兴衰过程，考察其与西方话语的广泛联系，有助于推进对20世纪学术史、特别是当代50年学术史的研究，对当前的学术研究亦能提供一些借鉴。“五朵金花”在这里是被看作学术史研究的一个个案，而非在“历史理论”意义上要求回答、解决的几个命题；如果说当年“五朵金花”所讨论的问题是“思辨”性质的问题的话，那么这里则是在“史”的意义上的问题探讨。换句话说，这里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参与五个命题的讨论，而是在知识论意义上去探寻这五个问题提出的过程，去分析它们身上体现的“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     3、当前，如何评价唯物史观十分重要。在近年来国内外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相比较海外理论、方法的大量舶入和以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为代表的“国学”卷土重来，曾经独领中国史学界达几十年之久的唯物史观史学日渐冷落，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陷入了“唯物史观到底还有无生命力”的困惑。更有甚者，一些学术之外的企图直接冲击“唯物史观”的学术基础，试图将这些论战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后直接抛弃。在这种背景下，对唯物史观史学一个世纪以来的历程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衡估，对确立唯物史观在学术领域的中坚地位，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述评     就笔者目力所及，眼下涉及到“五朵金花”的中国大陆上的论著大体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一是在“历史理论”范畴内就“五朵金花”问题本身发表的论文、著作以及汇编的论文集、丛书等。“五朵金花”论战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围绕这些话题论述的专著数以百计，论文数以千计。这类专著、论文数量庞大，其中重要篇目将在正文中予以清点，此处不赘。值得提出的是，三联书店、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印行的系列论文集，汇集了发表在《历史研究》、《文史哲》、《史学月刊》（1957年前称《新史学通讯》）、《历史教学》等诸多期刊上的代表性论文，折射了当年论战的基本面貌，是从事本专题研究的最基本素材。     二是在学术史意义上对“五朵金花”进行回顾、反省的文献。其中又可分两类。一类是带有研究性质的综述性文献，一类是对“五朵金花”问题论战进行反省、清理的文章。在前一类中，《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版）所收相关文章，对“五朵金花”论战进行了最系统最权威的综述；其他如周朝民等编著的《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梁友尧、谢宝耿编著的《中国史问题讨论及其观点》（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编《中国古代史争鸣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张广志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也都是有价值的综述性著作。这些著作搜罗了“五朵金花”论战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能使人较快从宏观上了解论战的基本场面；这些著作中也有一些精当的理论性评述，但总体说来，评析相对缺乏，且受原来语境的影响，基本上仍属于在原有话语系统中的讨论。在世纪交替之际，《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光明日报》、《近代史研究》、《文史知识》等报刊先后组织了大量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笔谈、专栏、文章，其中有许多地方论及“五朵金花”，有不少精辟见解；但这些学术史回顾性文章，大多还是侧重在描述、列举，定性判断相对缺乏。     80年代末以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术语境发生了置换，人们陆续开始对“五朵金花”相关问题进行反省，发表了不少论文，出现了一些新见卓识。比如何兆武对“假问题”的论断就具有极大的开拓性意义。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率先提出了“历史研究中的假问题”命题，认为“要使历史科学现代化”，“历史学界应该对过去一切似是而非的假问题进行重新批判并做出一番澄清”，而第一个被他当作“假问题”来澄清的，是与“五朵金花”连体生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停滞性）问题。这种批评启发了人们对“五朵金花”及其它相关联问题的反思。1996年，李伯重在《读书》上发表文章，直接进入“五朵金花”内部，对“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进行批评，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前后，一些学者还对古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五种社会形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思考，对“五朵金花”问题论战中所使用的“奴隶”、 “封建”、 “土地所有制”、 “资本主义萌芽”等核心概念进行了清理。这些思考和清理带有“知识考古学”的性质，有相当大的理论价值，但大多着眼于五场论战及其姊妹论战中的某个问题，没有将“五朵金花”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王学典发表在《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上的《“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是首篇从意识形态与学术、西方话语与中国经验角度对“五朵金花”进行总体把握的专论，揭示了“五朵金花”问题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诉求的关系、与“欧洲中心论”的关系，并试图发掘在意识形态话语后面的学术内核。文章对“五朵金花”背后的意识形态语境——“战时史学”的特征、“五朵金花”中的意识形态诉求、隐含的“欧洲中心论”的揭示，对“假问题”中“真学术”的发掘，都值得注意。     在港台，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以学派统摄20世纪之新史学，其中对史观学派代表人物进行评论，曾兼涉“五朵金花”问题，有不少独到见解。其他如章群的《中共史学界所争论的几个问题》，逯耀东的《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以及刘伟庭的《三十年来的中国史学》中，对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大陆史学研究状况进行了评论。海外一些学者也对“五朵金花”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史学研究状况进行了关注。海外50年代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讨，主要集中在1957年《亚洲研究杂志》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丛刊》的研究和批评方面。1964年在英国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学编撰会议，会议论文有《传统中国历史学和在共产主义下的改变》、《前中国历史之发现》、《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太平天国的解释》、《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佛学对中国文化贡献之评估》、《共产主义者对中国农民战争之处理》、《共产党中国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共产主义者历史学中的唐代》、《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教学》、《作为历史家的毛泽东》、《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中华帝国创建的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19世纪中国外交关系的评估》等。美国中国学界还出版过一些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专著。1961年，费维剀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61）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61）、《共产党中国的史学》（1968）三部论文集，介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詹姆斯•P•哈里森(James P.Harrison)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战争》(1971)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农民战争问题的理论探讨进行了研究。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状况有不少精辟看法。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1978)，对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形成进行了研究，尤其注意探讨当时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是一部有份量的著作。该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中国的历史解释，叙述了社会性质争论、中国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和历史分期问题，更重要的是，作者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普遍模式研究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惑、成就与局限。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为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书中分析了革命动机制约历史研究的负面作用，讨论了社会变动与历史学的关系。该书虽然侧重于从知识史的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生，但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其中若干论点也值得深思。在中国农民战争研究方面，有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刘广京的《世界观和农民反抗：后毛时代史学反思》(1981)长篇论文；在与“五朵金花”相关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方面，有A.M.Bailey、J.R.Llobera主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科学和政治》(1981)、卜正明(Timothy Brook)主编的题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论文集(1989)，收入吴大琨、赵俪生、王敦书等中国学者的文章，还收有中国学者1978-1988年间的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文目录。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方面，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多部著作中反复强调西方理论预设与中国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试图运用西方理论资源建构中国的“问题”，其中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多有评论，很有价值。贡德•弗兰克、黄宗智、彭慕兰、王国斌等学者以“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切入，触及了这一问题与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之间的关系，发人深省。王晴佳教授的《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中国历史编纂与苏联影响（1949-1963）》则以“古史分期”与“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为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视角独特。但海外、港台对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大陆共产主义史学的评论，多集中于对意识形态方面的评估，而且潜在有意识形态立场，或多或少影响了对“五朵金花”称量的准确性。    二、内容：本项目研究的主要思路（包括视角、方法、途径、目的），重要观点    （一）主要思路     “五朵金花”所探讨的“问题”本身是“历史理论”问题。但本选题不怀有对“五朵金花”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作“盖棺论定”回答的奢望，不打算卷入“五朵金花”争论本身，为各朵金花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本文只试图把“五朵金花”置放到“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的场域内，在知识论的层面上，将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对“五朵金花”生长、演变的过程进行一番梳理、考察，并将这些论战归并为一个整体，考察“五朵金花”问题讨论所依托的理论预设、所使用的主要概念，努力提炼出若干值得“史学理论”思考的元素。“五朵金花”在这里是被看作学术史研究的一个个案，而非在“历史理论”意义上要求回答、解决的几个命题；如果说当年“五朵金花”所讨论的问题是“思辨”性质的问题的话，那么这里则是在“史”的意义上的问题探讨。换句话说，这里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参与五个命题的讨论，而是在知识论意义上去探寻这五个问题提出的过程，去分析它们身上体现的“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    （二）主要观点    “五朵金花”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依托分析中国历史而产生的一组命题。而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众多进入中国的西方社会思潮的普通一种。在西潮汹涌的背景下，绵延2000余年的中国正史体系被打破了，并被一步步拖入西方话语系统，新史学思潮蔚然兴起。外来观念、术语改变了中国人对历史的描述，最终控制了对中国历史的表达。20世纪前半期“西方话语”与“革命话语”的交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话语系统的形成，并最终取得了史学界的核心地位。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为“五朵金花”的盛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理论土壤。“五朵金花”在这种语境下应时而生、应势而起，并受既定理论预设的限制。特定社会环境下的“革命”诉求成为“五朵金花”的引产婆；毛泽东的观点、苏联历史理论是中国共产主义史学的理论资源，是长期覆盖中国史学界的支配性观点。     学术的演变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和历史环境息息相关，时代的变迁往往决定了史学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五朵金花”的兴衰史就是一部学术与社会思潮的互动史。“五朵金花”萌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并在意识形态诉求的滋养下不断发育。50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由原来的民间话语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话语，表述新观念的意识形态话语一步步渗透进学术话语，为“五朵金花”的盛开提供了温室，人们对五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成为史学一度繁荣的象征。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是50年代“五朵金花”中的“东风第一枝”，农民战争史研究则成为60年代史学的压倒性主题。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与它们息息相通，同生共长，互相接济。“五朵金花”课题都肩负有意识形态使命，体现了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诉求。在“文革”的严寒中，“五朵金花”凋零了。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历史研究位居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前沿，“五朵金花”便在这种背景下“春风吹又生”，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回光返照”，五六十年代的一些讨论禁区也在重新讨论的过程中被突破了。90年代，“五朵金花”随着意识形态话语的转换而跌落尘埃，不再是鲜活的“生物”，而成为学术史上值得研究的“化石”。“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已经被时代所取消。     “五朵金花”论战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以论带史”的特征。“五朵金花”建立在依次递进的“五种生产方式”是人类所必经的历史阶段这样一个理论预设之上，这个理论预设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的紧张是造成“五朵金花”问题讨论众说纷纭、争执不休的源头。人们使用基于欧洲经验的“五种生产方式”作为“一般”来套中国历史，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特殊”来解释西方模式与中国历史事实的不相兼容，在观念上不自觉地地接受了“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甚至连讨论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如“奴隶”、“封建”、“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土地所有制”、“民族”都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核心概念的缘起及其在中国的旅程表明，它们大多是基于欧洲经验而提出的外来概念，都是未经严格审查而进入学术领域的意识形态概念，而非适合中国历史的学术概念，与中国历史事实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五朵金花”等问题的论战固然是使用“西方话语”、外来概念进行的讨论，但它们毕竟带来了新的观察视角，新的概念工具。在追求民族独立、追求国富民强的20世纪语境中，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巨大的现实合理性，而且直接参与了对未来社会的塑造，它们突出的社会史意义应该予以充分估计；“五朵金花”虽然染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们毕竟还是在学术领域内绽放的，学者们绝大多数都是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上、怀着对学问本身的真诚与执着进行讨论的，他们通过新的观察视角、运用新的概念工具在“中国历史”上反复耕作，事实上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业绩，其中有些成就甚至已经远远超过学者们的最初动机。在“五朵金花”讨论中，人们对长时段的考察、对历史大关节点的聚焦和对跨学科方法的使用，对社会经济史等新领域的开拓，以及历史研究视角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切换，都取得了丰富、真实的学术成果，活跃了学术界气氛，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生长点”，使历史研究带有了现代性质，大大深化了对中国历史问题的探讨，并使之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在中国已无法与世界脱离，中国的学术研究越来越频繁地接受西方话语冲击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写出本土化的历史，对于中国学人来说，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也是根本问题之一。怀有不卑不亢的平等心态，立足于中国传统史学资源，关注世界史学中的新动态，明识外来话语之利弊，扬其长而避其短，妥善吸收其间的合理因子，吸收其间新鲜、合理的语汇、观点，来拓宽观察问题的视角，推动学术领域的开辟、研究方法的变革，进而建构起与本土历史相符的话语系统，形成相对自觉的与西方话语的互动机制，整体拉动学术增长，或许是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     三、价值：本项目创新程度、理论意义、应用价值     选题位居史学研究前沿，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在学术史层面上，首次审视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五朵金花”论战的过程及得失，勾勒出“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的起源与发展脉络，并用“西方话语”这一概念作为观照，进行有说服力的分析。     2、对“五朵金花”问题讨论所依托的理论预设、所使用的主要概念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指出基于欧洲经验提出来的理论模式与中国历史实际的距离是“五朵金花”讨论中诸多分歧的原因。     3、指出“西方话语”虽然与中国历史存在种种距离，但它毕竟带来了新的观察视角和概念工具，使历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形成相对自觉的与“西方话语”的对话机制，建构起与本土历史相符的话语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