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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30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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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河北
前 言
中国，是世界上历上史悠久、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举凡中国人，自古以来，无不依据公孙轩辕“涿鹿奋战”、“吾华肇造”的历史事实，尊轩辕黄帝为开创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赫赫始祖”，而自称黄帝裔胄。并且，世世代代，又莫不以此引为自豪，不断地激励自己不忘祖宗，牢记国家，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奋发图强，振兴华夏的强烈民族精神！
但是，现在谈到轩辕黄帝的史事、遗迹，则存在不少不确、谬误，甚至涉于神怪之处，难以使人尽信。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轩辕黄帝生活、战斗的时期，距今约有4700多年的漫长历史。其时，用以记录语言、事物的文字还尚未完全形成，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还只能靠人们口耳相传。就我们现知的一些远古史事，其资料是后人依据这些历史传说进行记录整理的。且最原始的史书记述资料，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多有散失。更何况，经过秦火，使本已奇缺的古史料之存亦如九牛一毛了。
二、古代的典籍，是用毛笔书写在竹简上的。那种困难的客观条件，不仅决定了史事记述的简略，而其简册自然也不会很多。在传抄过程中，文字很难避免脱误，在保存过程中由于束简之绳的损坏，也会导致文字的缺乱。这就是说，即使是占有了现存的零星古史料，如果不加分析和研究地引用与解释，也难免产生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
三、原始社会的人们，其思维活动，是受那个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认识所制约的。那时候的人们，不能像今人这样，应用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研究人类社会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做出比较科学的解释。而自然界有许多现象和变化，是非人力所能为、而又大大超出人力之上的。于是，原始人类便会自然而然地推想有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精灵，在支配着各种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他们认为这种精灵看不见，摸不着，在天为神灵，在地为鬼怪。由是，神话、仙话、志怪传说便得以产生并流行。原始人依据自己的原始思维方法，认为人、神、鬼怪是互相交往，并存在于一起的。故，古人记述史事，自然也很难脱开其影响，于是，便产生了史事间有神话、神话中夹杂史事的现象。
四、远古的人们自然也不甘于屈服“神”、“鬼”的摆布，他们幻想用什么方法来预测祸福，好进行防范、避免，更想用什么办法来制止一些神怪之类对于人们的危害。这样，巫卜之术便得以产生并盛行开来。此种情况，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曾经有过，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例外。如此，古人的巫卜活动以及记录此种活动的书籍，又往往引证古史为例。这就使本来就掺杂了神怪的古史料义多了浓厚的巫卜色彩，《山海经》一书即为显例，研究历史的学者，说其为史书，研究地理的学者，云其为古地理著作，研究神话的袁珂先生，则力排众议，将它视为中国神话传说的重要经典；鲁迅先生认为它是“古之巫书”；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它为“小说兑之最古者”；太史公司马迁则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
五、历史，是不断变化和前进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对事物的称谓等等，亦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所以，越是比较原始的史事记载，越是历史较久的典籍，其文字就越是古奥难解，读之如读天书。不了解原始社会的历史状况，不了解原始社会人们的原始思维方式等等，而对古史料作望文生义的引用和解释，也是产生错误解释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发生在祖国大地上的古代历史事件，是同古地名以及这些地方的遗址、遗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越久远，其遗址、遗迹的毁坏程度越大，甚至荡然无存；至其地名亦多有变易，而历代行政区划则更为复杂。各代的历史地理著作，又多是以当时的地名、区划所属进行记述和解释的。倘若述史、释地不对这些进行周详的研究、考证、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物的发掘与考古研究，就往往也会出现差误。而这些古地名和遗址、遗迹解释上的差误越大，反转来便又直接影响历史真实性、准确性及可信程度……
正是由于存在着以上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就造成了人们对于轩辕黄帝历史事迹许多说法不一的情况。比如，《史记·五帝本纪》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那么，“涿鹿之野”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东汉的经学家服虔说：“涿鹿，山名。在涿郡。”三国魏人张晏，是中山人，因其出生之地距涿鹿、涿郡都近，了解实际情况，就说“涿鹿在上谷（郡）。南朝宋之裴駰为《史记》作《集解》，以南人而言北地，对此不甚了解，就同时将服虔和张晏的话引录存疑，自己不加任何评论。到了唐朝，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之时，就对服虔之误作了纠正。他说：“（涿鹿）或作浊鹿，古今字异耳。按《地理志》上谷（郡）有涿鹿县，然则服虔云在涿郡者，误也。”按理，这场笔墨官司本该就此了结了，可谁知，唐朝之后，这个争论却越演越烈，一直延续到现代。王畅同志先后在《“涿”字之谜》、《涿水·督亢·蚩尤坟》、《释“涿”》等文章中，连续进行考证，认为“涿县古为涿鹿之野”。并建议今后的字，词类书，对“涿”字应照他的考证进行诠释；李一氓同志在《试释汉族》一文中，认为“涿鹿之野，地在今河北宣化”；而吕思勉先生在其学术论著中，则认定涿鹿之野“必不能在河北”。《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晋太康地理志》说：“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北宋的沈括则在《梦溪笔谈·辨证一》中说：“解州盐泽……卤色正赤，在阪泉下，俚俗谓之蚩尤血”；今之《辞海》释阪泉一名，难察孰真孰伪，只好将以上两说并列，云：“其今地有数说：一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一说在今山西运城盐池附近。”数说者，当然就不止是这两说。范文澜、翦伯赞、郑天挺等，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说阪泉在今河北怀来县；而清代编辑刊刻的《纲鉴摘言补注》一书中，又言之凿凿，称阪泉在保定。在保定的什么地方，书中未指出来，大约是指古莲化池而言的吧？《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桥山在哪里？现在的人们，都知道陕西省黄陵县有“桥山黄帝陵”。但这处“桥山”到底真假呢？这就又是一个历史问题。对此，已有很多学者著文，言其为伪：如吕思勉先生斥此为“将帝王都邑任意迁移”的伎俩；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系教授王北辰同志，在1983年第1期《地名知识》发表的《桥山黄帝陵考辨》一文中，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今陕西省黄陵县北之“桥山黄帝陵”，实为附会出来的产物。那么，真正的桥山又在何处？王北辰同志说在今陕北靖边县的红柳河北岸。王北辰同志对桥山黄帝陵的考证是有功绩的。不过，他只是纠正了北齐魏收在撰写《魏书·地形志》所产生的一个错误，而将桥山黄帝陵所指，纠回到了东汉班固所写《汉书·地理志》时的笔下。其实，班固所指的“桥山”实为故意笔移，它远非西汉司马迁写《史记》时所指桥山……大山为什么能够搬来迁去？泉水为什么飘忽不定定？一处历史地名为什么要几迁“户籍”？这些历史造成的悬案，无疑就构成了一个个的历史之谜。但这，在轩辕黄帝的有关史迹记载和解释中，还远不为奇为怪。而比这更加奇怪得令人咋舌之事实在是太多了！如《龙鱼河图》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述异记》讲：“（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头有角”；《吕氏春秋·先识》篇言：“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路史·后纪四·蚩尤传》注：“三代彝器著蚩尤之象，为贪虐者之戒”；《山海经·海外西经》有“轩辕之国……人面蛇身”、“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等文字，史学家们还未就此做出较为一致而又确切可信的解释。研究《山海经》的袁珂先生说：黄帝或亦当作人面蛇身的形貌；古籍中有“黄帝四面”之文，袁先生说黄帝“长有四张脸”；古史料中有讲黄帝长寿的，汉代方士就说“黄帝乘龙升天了”。1981年第11期《人民画报》上，高增安同志在《黄帝陵》一文中就讲：“黄帝一百一十岁时，在荆山炼铜铸鼎，鼎成之日，天空降下一条黄龙传旨天帝诏黄帝归天．黄帝骑上黄龙，群臣闻讯跟随者七千余人，黄龙腾空飞到陕西中部上空，落在桥山，这时黄帝和大臣们诀别。黄龙再度腾空跃入云端，黄帝离开人间……”；同一年的第4期《文史哲》所发表的张维华《释“黄老”之称》说：“龙是传说中的神物，未有见者。乘之升天，纯是幻想。”据他考证的结果是：“黄帝是原本无其人，无其事”的……
你瞧！在有关轩辕黄帝史事的记载和解释上，真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对此，谁都会很自然地提出各种疑问：蚩尤为什么会有兄弟八十一人？他为什么会是四目六手、人身牛蹄、头上长犄角的怪物？蚩尤是否真的吃人？轩辕黄帝为什么会是蛇身人首、长着四张脸的古怪样子？黄帝到底是人还是神？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种能够腾云驾雾的龙？没有，为什么我们的报纸、杂志又讲我们中国是龙的国度，就连我们自己也说是龙的传人？轩辕黄帝到底有无其人，其事？若历史上没有黄帝其人，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在很早以前的历史上，就对自己的文明历史之始问题向壁虚构？
我们，既然自称为黄帝的子孙，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那就理应对此做出既符合历史之真实，又符合科学道理的、肯定的解释才是。不然，我们又该如何谈自己的祖宗？如何讲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始？假如，有那么一位好奇而又好事的外国人，持《人民画所》翻开《黄帝陵》一文来问我们，“黄帝究竟是人呢？还是神仙？是人，何以能够乘‘龙’升天？是神仙，又怎么能成为你们的祖先？”如此，我们该将何言以对？即便是拿了《释“黄老”之称》一文来问我们：“你们中国人都说自己是黄帝的子孙，可你们的学者经过考证，说‘黄帝是原本无其人，无其事’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我们被问的同胞，大概是也要出一头大汗，费一番唇舌的！
我们中国之大，人才之多，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长期以来，连我们“赫赫始祖”轩辕黄帝的史迹也研究不清，解释不通，乃至进行否定呢？在这方面，客观上存在着的困难固然很多，但我认为，在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上，也不无问题。
首先，在治学态度上，存在着一种由疑古发展到否定历史和批判古文化的倾向。在浩瀚的中国古籍中，掺有一些后人托古自重以求名利的伪书，以及存有因韦绝简乱、抄刻致误、考证中附会的错书，这是事实，也是难以避免的。故，研究历史的首要功夫，就是去伪存真，清流而正源。但，事物又往往走向自己的反面，本来正确的东西因强调过头，却又变成了谬误。自宋以来，随着治学方法的变化，激起一股辨伪之风。至“五四”前后，疑古竟成时髦，倡之以为荣．从之以为幸，一时间几乎到了无书不伪、是古皆虚的地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外国学者怀着轻薄与恶意，说尧是“香炉”，舜为“蜡烛台”，大禹是一条“爬虫”。奇怪的是，至今，我们有的学者还重唱这种调子，说大禹“是一条虫”……至于否定中国的古文化，这在“文化革命”中，曾经达到登记峰造极的地步。古阪泉所在地的涿鹿县上七旗村，历来建有轩辕黄帝庙，因无力修缮，庙毁之后，人们又用木漆牌位书写了轩辕黄帝的名字供奉。“文化革命”中，红卫兵硬是将此作为“四旧”，勒令村干部将藏起来的轩辕黄帝牌位拿出来当众烧毁。在这种情形下，对轩辕黄帝史事的研究，自然是难以提到日程和受到应有重视的了。
其次，在治学方法上，过分强调文献研究与考古的分工，也是一弊。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搞古文献研究的，只是翻资料，从书本到书本，研究来考证去，最终也脱不了古史记载的圈圈，使史料不足的得不到补充，使文献记载错误的得不到纠正。我在研究轩辕黄帝战蚩尤、战炎帝的史事中，若不是反复到有关地方进行调查访问，便不能准确地确定有关地名及遗址、遗迹的所在地，更不能及时发现和制止“阪水弥勒禅寺”寺主墓葬中出土文物及文字资料的毁坏，并由此而进一步发现“阪水弥勒弹寺”的遗址，看到这个遗址出土的另一批珍贵文物。没有这两批文物及出土的文字记载，光凭怀疑是绝难纠正《晋太康地理志》、《水经注》关于阪泉记述上的差误，并彻底推翻《梦溪笔谈》中关于阪泉的附会的。同样，文物考古若不与文献记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便往往不能准确地确定这些文化的断限，夏文化早已被我们发现但却不能及时确认，就是明证。像轩辕黄帝这样的史事研究，不仅涉及到那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原始思维、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同时还涉及到那个历史时期的地理、地质，气象、生物等问题。所以，要想彻底解开关于轩辕黄帝史事记载的历史谜题，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辨证观点，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所突破。不然，搞“敲锣受糖，各干一行”式的研究，其收效必然不会很大。
还有，就是文风问题。学术研究文章，本来就比较枯燥，可读性差．可我们却又偏偏习惯于板起一副面孔说话。并且文章中又往往材料堆积，观点也不怎么鲜明。好像文章一写得资料引证少一点，就显得没学问。观点鲜明了，又似乎不公允，有失学者气派。若要将学术研究文章写得形象、生动，有那么点可读性，就又算不得学术论著了。这样一来，刊物的发行可就倒了霉，与通俗文学刊物相比，其印数实在少得可怜！你想，不搞学术研究的同志，谁愿意硬着头皮去读这些乏味的东西？当然，要把学术研究文章写得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可读性，也确实是件难事。但至少，我们应该这样去努力。否则，你的研究再精深、再独到，观点再正确，也难于普及，一些错误的观点还会照样流行。我研究轩辕黄帝史事多年，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此深有体会。
这次，我将有关轩辕黄帝史事的不同记载、不同解释和争论，集成各种不同的谜题，分别进行介绍和考证，目的就是：
一，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术争鸣。学术研究课题只有通过争鸣，通过探讨和研究，才能解决问题。就是自己的一些错误学术观点和认识，若无有识之士据埋批驳、赐教，也不可能及时改正，并得到提高；
二，以解历史之谜的方式比较广泛地引起人们，特别是从事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学科专门研究的同志，都来关心自已文明之祖的史事研究，积极探讨，才能事实上做到多学科的综合性历史研究，彻底揭开轩辕黄帝史迹之谜。我以为，这是我们全民族的一件大事；
三，希望错此普及一点历史知识，使我们所有的黄帝子孙都了解一点自己文明之祖的历史事迹和功劳，并以此激发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强烈民族精神！为此。在这本书中，对于一些已有确证、已能解开的史迹之谜，就将谜底揭开；对大体有些眉目，但还不能“彻底”解开的谜，则说出自己的倾向性见解，以供大家去思考和探索；对一些尚难考证、还难于解开的谜，就不去随便解释和论证，只进行介绍，还让这些历史之谜去继续谜着。
所谓史迹之谜，有一些是由于当时历史上的、我们尚不了解的复杂原因造成的。而相当一部分，则是由于后人错误解释、考证、打笔墨官司造成的。解这些史迹之谜，就无异于在这种历史的笔墨官司中出庭作证，讲出争论双方的孰是孰非与是非缘由。这，就势必要指明古今学者及其作品。对此，既不能因古人已经作古不能申辩，就信口指责；也不能因今人可著文相争，就对其错误的解释进行粉饰与回避。即使是对于同一学者及其学术著作，也是对的地方就言其对，错的地方就说其错，并尽可能指出其对与错的客观历史原因。因为，研究历史，解释史事，就必须一切以历史存在的客观事实为准则，历史本来是怎么回事，就指出它是怎么回事。历史研究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掺不得半点假。
以上这段聒噪式的开场锣鼓，权充本书前言。
曲 辰
1987年9月29日于张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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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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