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耘同志在玉田【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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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耘同志在玉田

作者：方飞   来源：tieying的BLOG    时间：2009-10-10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消灭了开平的敌人，又打下了玉田县城，随后冀东行署和冀东公安局机关一起驻进了原玉田伪县政府大院里。大院分成里外两个院子，行署机关住里院，公安局住外院。从外院临街的大门一进去看到的是一块大镜子，进到院内有三间北屋，三间西屋，两间南屋。黎耘同志住北屋两间，后来又隔开两间，黎耘同志和陈华同志结婚后就住在里间，外面两间是办公室和小灶食堂。我住在东头那间屋，南屋是秘书室，丁希哲和包秀等同志住在那里办公。西屋是情报科办公室，南边还有一个小院是总务科郭良和苏波等同志住着，伙房也在这里，这个小院靠街还有三间南屋是个杂货铺。审讯科在后院大门的东边，李耀，白云生等同志在那里办公。侦察科的赵茂勋和高鹏等同志住机关的外边。公安队刘鸿章，刘庆海等同志率连队住在大院的西边。
      进玉田县城后不久，在城北广场召开了控诉复仇万人群众大会。黎耘同志亲自组织了这一对敌斗争的控诉清算复仇运动，在这次大会之后，在全冀东解放区各县各区各村都轰轰烈烈的开展起了这一运动。


   注释：方飞同志时任冀东行署公安局情报科长。


附：《冀东革命史》摘录（第426页-427页）

……1945年9月16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发出了《关于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指示》提出把反奸反特的政治斗争同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使农民在经济上获得利益，在政治上取得优势。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各级党委于1945年九，十月间，在冀东解放区，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了清算汉奸，恶霸，特务运动，又叫清算复仇运动。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汉奸，恶霸和特务，既清算他们在抗战时期残害人民，破坏革命的政治账，也清算他们敲诈勒索，贪污的经济账。不触动一般地主富农。
  为了加强领导，各级党委都培训了领导骨干，抽出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各县各区成立了清算斗争委员会，村子成立了复仇小组。通过宣传动员，张贴布告，标语，开座谈会。走访调查等方法，广泛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汉奸恶霸的罪行。在此基础上，分片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斗争大会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政府组成法庭，召开公审大会，由民主政府对被告人提起公诉，受害人控诉，被告人答辩，征求群众意见，然后宣判，示威等。对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大恶极分子当场处决；另一种形式是由群众主持召开的，以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为主的清算斗争大会，根据被斗争对象的罪行和群众的要求，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给于不同的惩罚，对于民愤一般，认罪态度较好，群众能够谅解的，给于教育释放或勒令赔偿群众经济损失。由于清算复仇运动顺应民心，很快在全区形成了群众运动的热潮。至1945年底，全区已有100余名罪大恶极分子经过公审被依法惩处。为群众报了仇，雪了恨，伸张了正气。至1946年2月，蓟县，香河，迁安，卢龙，丰润，遵化，玉田，滦县和玉蓟宝联合县，丰玉宁联合县，香武宝联合县，蓟遵兴联合县，武宝宁联合县等23个地区都召开了群众公审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少则两三千人，多则两三万人。公审中，公诉人和控诉人有理有椐，铁证如山，会场上群情激昂，口号不断，被斗争对象在罪证面前，个个低头认罪，接受惩处。武宝宁联合县第七区，召开了有万余人参加的公审恶霸地主范春芳的斗争大会。大会有县公安科长马良主持，首先宣布了范春芳勾结日伪抓走了17名抗日青年交给日军杀害，他还强奸民女，并逼其上吊身亡等罪行。接着受害人家属纷纷上台控诉，向范春芳讨还儿女血债。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将范就地正法。
清算复仇运动，不仅打击了日伪残余势力，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蒋伪合流”政策的反动本质，昭明了共产党维护民族尊严和代表人民利益的鲜明立场。通过斗争，也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为保卫巩固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相继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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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耘烈士




  黎耘,原名于会云,一九一二年旧历二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河北沧县李村（今黄骅县李村镇）。一九三三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派，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同盟军失败后，返回天津并在党的领导下往返于平津青沪从事秘密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天津各界民众救国会执行委员，天津河东区委书记，并以天津民众教育馆负责人和天津泰德里民众夜校校长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地下工作。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奔赴延安学习，先后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毕业后担任安吴堡青训班生活指导处保卫科长和民运科长(化名李耘心)。青训班工作结束后组织上又送他到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一九四零年初响应毛主席“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来到抗日前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晋察冀公安总局侦察科长和社会科长（化名黎云）。

  一九四二年秋冬季节，晋察冀中央分局派百十来名干部到日寇统治最残酷的冀东地区开辟工作,在来冀东的路上他是带队的负责人之一，从冀西北岳地区到冀东路过平北躲过敌人的堵截,追赶,长途跋涉,逶迤长城内外,多次穿过日伪封锁线,胜利到达目的地,显示了他作为带队的负责人之一对全体同志,对党组织的高度负责精神和强有力的组织才能,以及在危险时刻的机警,沉着和勇敢。在长途行军中,他每到宿营地,总是不顾自己一天行军的疲劳而对驻地的地形环境进行周密地调查研究,防敌突袭,同时对第二天的行军路线与其他负责同志进行缜密的研究和部署,就这样他和大家一起顺利到达冀东,虽然一路多次出现敌情,但是每次紧急时刻黎耘同志总是冷静,沉着带领大家进入安全地带,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任命他担任冀东行署公安局长。到达冀东后已经是初冬季节，青纱帐已倒，他立即投身到建立根据地正规的公安组织，培训公安干部，纠正乱捕乱杀，刑讯逼供等现象，落实保证人权的各项条例。以正确的锄奸政策,尽最大力量分化瓦解敌人,争取更多的力量参加到打击日寇侵略的斗争中,保证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贯彻执行。

  他参加领导热南（兴隆）地区反对日寇集家并村，在无食无宿的冰天雪地中坚持无人区的斗争。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在兴隆黄土坡（今天的驴叫村）办起了冀东第一期公安训练班。训练班的学员，大多是从冀东各地委专署党政机关抽调的优秀区县干部以及区委书记，区长等。他亲自编写教材,亲自参与讲课.他们讲课的内容主要有：一是讲锄奸政策；二是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三是讲各级公安组织的工作任务以及公安工作中的侦察和情报收集的技巧等。在训练班开课前他专门召开了几次座谈会，收集了一些当地的敌情和锄奸工作的实例，为编写教材增添了不少结合当地实际斗争的新内容。当时环境非常残酷，没有固定的地点，经常转移，讲课主要在战斗间隙进行。第一期训练班，共32人，主要是兴隆，滦东，丰滦迁，迁遵兴选调来的干部，在驴叫村共办了三个月。第二期，是在兴隆宝地村开始的，主要训练冀东西部地区的干部，刚学了三天，敌人开始清乡扫荡，训练班只好分头行动，一直转移到西部的平谷，三河，密云一带。一面转移一面坚持上课。就这样，在他的领导下，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共举办了五期公安训练班，为在全冀东五个地区建立起一整套公安保卫系统和情报系统打下了坚实的干部基础。到1946年11月黎耘同志牺牲的时候，在冀东行署所辖十二，十四，十五和路南，热南共五个专署22个县都建立起各级公安保卫机构。在敌占区和边沿地区都建立起一整套情报系统，一直到各村都有治安员，锄奸小组，秘密网员，情报员等。

  一九四三年,在他的领导下,打垮了迁青平；迁滦丰一带日寇组织的反动伙会；坚决取缔了以日寇汉奸为背景的反动会道门。一九四四年黎耘同志自上而下的发动冀东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展开反宪反特的斗争。在他的领导下,在专门机构和群众性的锄奸反特运动相结合下破获了一系列重大敌特间谍案件,例如捕获日本女特务王枫案;捕获了打入我八路军内部的女特务单金英案;侦破王深叛逃诱降案等.粉碎了日寇派遣大批宪兵特务深入我根据地建立特务组织,准备暴动叛乱的阴谋.

  日本投降后,黎耘同志在区党委的领导下积极组织了冀东人民的反奸,清算,控诉,复仇的斗争,他亲自抓典型,然后以点带面在冀东全区全面开展了这一斗争,镇压了反动派的气焰,伸张了民族正气,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果实,支持了冀东人民的翻身解放！

但是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夺去了他的健康,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冀东人民的忠诚保卫者，冀东公安工作的创始人黎耘同志终因为人民解放事业积劳成疾，于多方医治无效后与世长辞了。他终于顽强地走完了他那短暂而光辉的人生历程，长眠于冀东大地，时年仅34岁。

革命胜利后华北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58年冀东烈士陵园建立后，党和政府将他的遗骨重新安葬到烈士陵园。

黎耘烈士除了他在牺牲前担任的冀东行署公安局长职务外，他还担任冀热辽区党委，冀东区党委社会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务。





                           于效英 2009年5月14日



编者注:

这篇爸爸的传略是应兴隆县党史办的要求所编写。我刚刚去过一趟兴隆,主要是给郭家庄小学送去了3台旧电脑(都重新装了系统)。同时看看郭家庄希望小学的建设进度。顺便去了趟驴叫村,弄明白了原来这里就是李东冶回忆录中说的他们进入冀东后办的第一期公安训练班的“黄土坡村”,就是八路军去后,才叫起来的“驴叫村”,沿用至今。这个村还是整个热河(承德地区)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所在地。是当时冀热边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曾经被日本鬼子烧杀抢掠过十八次之多。但是他们并不屈服,就是不进日本鬼子的”人圈”,坚持斗争。这里的人民为赶走日本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以上主要资料来源于《晋察冀日报》和《冀东日报》报道黎耘同志病逝消息的相关文章；张明远的悼词；李东冶，程平和李一夫的回忆文章以及唐山市公安局《英灵长在名留冀东》一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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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灵长在名留冀东



唐山市公安局  刘希久、尹希和整理                          



  黎耘原名于会云，1912年生，河北黄骅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受党的派遣来到冀东抗日根据地，任冀东行署公安局长。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里，他积劳成疾，不幸于1946年11月病逝于迁安县常甸村。（当时行署公安局机关就在附近的比古岫村）。

  黎耘早在天津就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进而危及华北的时候，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迫害，积极参加了反对日寇入侵，要求抗日的学生运动。继而使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者，只有跟着共产党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才是有志爱国青年唯一出路和神圣责任。1933年，他满怀革命热情，投笔从戎参加了张北抗日同盟军，并开始和共产党发生联系，1935年，被蒋介石阴谋破坏失败后，他接受党的任务在军阀部队中从事军事工作，后被发觉，在遭捕中逃出。以后根据党的指示在平津等地秘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担任天津民众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

  1937年黎耘来到延安后，先后在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任青训班生活科长。1940年调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任社会科科长。从此，开始了他在党的公安保卫战线上与敌人斗争的战斗生涯。

  1942年秋，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之际，为了巩固发展冀东抗日根据地，推动冀东抗日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黎耘等同志来到冀东，负责组建各级公安保卫组织并任命黎耘同志为冀东行署公安局长。

  当时，日寇为了摧毁冀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动用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对我抗日军民实行残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实行全面的大扫荡。同时，日寇为了达到“以华治华”的罪恶阴谋，以各种手段利用、收买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武装和汉奸、特务以及反动会道门组织，疯狂地破坏抗日斗争的开展。面对日寇的烧杀抢掠，抗日军民与敌人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同时，对那些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特务进行了严厉打击和镇压。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锄奸工作的公安领导机构和具体政策，也出现了乱捕乱杀和错捕错杀的现象，对广泛争取各阶层爱国人士，确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带来一些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黎耘深深感到，为了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对敌人的进攻给予狠狠地打击是十分必要的。但也需要从公安保卫工作上大力加强，以粉碎敌人的各种阴谋，确保抗日斗争的顺利开展。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一支精明强干的公安保卫队伍和相应的公安工作机构。为此，他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立即开始了各级公安机关的建设和公安保卫干部的培养训练工作。

  在当时环境异常艰苦，战斗频繁的情况下，他与训练班主任李东冶一起编写了公安干部训练教材，积极筹备公安干部训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于同年底，在兴隆县驴儿叫村办起了第一期公安干部训练班。为了保证学习质量，提高学员工作素质，以适应当时公安保卫工作的需要，黎耘根据自己以往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的经验，结合当时工作的实际，对如何搞好公安工作，从理论到实际都做了认真的讲解。通过培训，使学员很快学到了公安工作的知识和在战争年代做好锄奸保卫工作的本领。也为在战争情况下如何搞好公安干部培训工作摸索出了经验。在他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下，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分别在冀东各地举办公安干部培训班5期，培训县、区级公安保卫干部100多人。这些经过训练的公安干部毕业后，很快被派往冀东根据地5个专署所辖地区的公安工作机构，在当时对敌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迅速开展了公安保卫工作，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与捣乱。也使各县、区的公安保卫工作机构得以建立并得到加强，为以后公安保卫工作的全面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公安工作越发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

  1944年，冀东区党委召开了公安保卫工作会议，集中传达学习了中央关于锄奸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中央分局社会部的工作指示。会后，黎耘按照上级指示的精神，结合冀东工作实际，适时制定了公安保卫工作重点和具体任务，明确了公安保卫工作的具体政策，纠正了公安保卫工作中的偏差。在开展反国特、反伙会、反对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在破获特务间谍、瓦解敌人营垒；在开展统一战线以及加强情报工作等几项重大工作中都取得了很大成效。

  黎耘在从事公安保卫工作中，始终保持了头脑清醒、工作严谨的作风，为了检查指导工作，他经常冒着风险深入到第一线去。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案件的处理中，他都亲自参与调查研究、分析案情，通过深谋远虑，制定周密破案计划。因而，在瓦解迁青平和丰滦迁的伙会组织；在粉碎敌人企图蚕食我根据地，勾结敌人向我进攻的阴谋，在摧毁汉奸组织、迷信团体企图暴乱投敌以及破获日特王枫案件等重大事件中都获得了成功，在保卫我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他的直接工作和领导下还巧妙地搞到了伪治安军唐山行营司令部冀东兵力部署图和唐山飞机场方位规模图。这些重要情报，为我对敌实施军事

上的打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独占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内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各种阴谋，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觉悟，认清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战争的嘴脸，按照上级的指示，黎耘同志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起草了《关于全面开展反奸、清算、控诉、复仇运动》的文件。通过这一运动的开展，擦亮了广大军民的眼睛，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发动内战，妄图把人民重新推向战争灾难的阴谋。结合这一运动的开展，镇压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伸张了民族正义，保卫了革命胜利果实，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严峻的革命斗争历程中，黎耘抛弃对家中的一切挂念，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了革命事业之中，十年中与家中父母无有书信来往，直到34岁时才在根据地结婚成家，把个人的青春年华全部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黎耘勇挑重担，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始终保持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同志赤诚相待，对自己的部下积极帮助、热情关怀，特别是在同志有了错误的情况下，总是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帮助总结教训，让他们尽快从错误中摆脱出来，改正错误轻装上阵。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都感到他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好领导。黎耘在工作实践中，还十分注意培养和使用干部。当时有不少年轻同志在他亲手培养帮助下迅速成长为公安保卫工作的骨干，担起了工作重担，有些同志至今仍在公安工作战线和其他重要工作部门担负要职。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黎耘同志经历了各种艰难生活的考验，忍饥受冻，到处奔波还要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这使他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到1946年初，他开始吐血，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又坚持工作，身体变得越来越坏。后来组织上要他到后方休养，他婉言谢绝了组织上对他的关怀，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战斗在工作岗位上。

  1946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挑起了内战，开始了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冀东地区又出现了严重局势。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黎耘同志不顾重病在身，带领同志们穿过封锁线赶到路南地区部署工作。当他接到回行署驻地参加重要会议的通知，从路南返回时，病情进一步恶化了。途中又与敌人遭遇，他咬着牙坚持指挥战斗，摆脱了敌人，回到驻地时他已经不能走路，但他硬是让同志们用担架抬着参加完了会议。从此便一病不起。

在他生命垂危之际，黎耘同志仍然不忘党的工作，向前来看望他的冀东区党委领导李楚离、张明远表示：“我参加革命虽不算短，但自觉给人民做的工作太少了，原想病好后为人民作更多的工作，但恐怕没有希望了……”1946年11月27日，冀东人民的忠诚保卫者，公安工作的创始人，黎耘同志逝世了。

  黎耘同志逝世后，人民群众怀着极大的悲痛参加了追悼会。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品德，为保卫人民利益出生入死的英雄事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在冀东人民群众中筑起了一座丰碑，他的革命功绩在冀东革命斗争的历史篇章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本文摘自《纪念唐山解放四十周年—公安专辑》



于效英

黎耘，也叫李耘心，抗战时期曾在共产党开办的安吴青训班任民运科长，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安吴青训班的党组成员之一（党组当时叫党团），其他党组成员还有冯文彬、胡乔木、张琴秋、史洛文等人。这些信息，历史是有记载的。详细情况可参看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熔炉.丰碑——安吴青训班文献集》。laozhaonv@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