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化县平安城开明士绅于鹏九【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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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化县平安城开明士绅于鹏九



发布时间：2009-03-07   来源：遵化市文史办  作者：计三猛




1927年于鹏九（左一）先生家的合影

于鹏九原名叫于云程，字鹏九。典出［庄子］“大鹏展翅九万里”也有一说是在晚清考秀才时在遵化与考生们结拜，他考试的卷棚排行第九，所以后来又叫于鹏九，人称九爷。
    于鹏九因为有学问，时任平安城镇镇长，因其办事公道，乡亲们有求必应，又由于其乐善好施，经常为村里办一些有益的事，所以在蓟，玉、遵三县享有盛名。
    他不同于有些地主广占土地，而是在家乡兴办客栈，商店，组织骡马长途运输，利用平安城地处遵化县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推动当地与外界的商业发展。
    1936年秋，思想开明的于鹏九众望所归，被推举为当时的遵化县商会会长。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侵占了遵化，日伪时期，镇里组织维持会，平安城镇的许多人推举他出面维持，于鹏九深知替日本鬼子办事是汉奸，坚决不同意，但在共产党地下党和镇里多人的恳请和要求下，于鹏九在国难家难当头之际，深明大意义，忍辱负重，出任会长，利用公开的有利身份机智勇敢的斡旋应酬日本鬼子，暗地护佑这一方百姓乡亲和往来这里的共产党抗日人员。
    于鹏九和徐净波、齐发祥三人共同主持平安城的维持会。他的两个助手（一个是尚明，另一个记不起名字）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日寇投降后均成为中共遵化县委区、镇领导。这个维持会，是毛主席著作“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一文中阐述的我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典型的“两面政权”。明里他们利用“合法身份”为日、伪军办些送往迎来的事，暗地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提供情报，组织营救被捕的同志和抗日先进分子。
    抗日战争时期，在遵化县及平安城镇附近活动的八路军干部，县、区领导同志都去过于鹏九的家，利用他的家做掩护，多是在夜晚。
    王洪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钢铁公司离休干部）回忆：
    记得一天夜晚，有三个人从后院进入，外祖父（于鹏九）对他们很热情，送水，让做饭，他们是跳墙进来的，我和外祖母去了厢房。他们当晚住下了，第二天天亮前走的。外祖母说，当时县长王昌鸣（王常明之误），区领导李维连（李维廉之误）都到外祖父家去过。
    注：王常明：兰小川同志化名：原名兰溪，字小川，又名木铎。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时。兰小川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生在遵化平安城。1917年毕业于遵化省立五中，后又考入滦县师范读书。毕业后在本县芦各寨高小、南岗高小、县立东关师范任教。1927年4月经张明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任中国共产党首届遵化县委员会委员。1938年底从平西整训回来，受命组建县、区、村政权。1940年初任遵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0年11月任丰玉遵联合县政府县长。1942年6月26日在国各庄遇难殉国。）
    丰玉遵地区的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大多数区村，很快建立起来青年报国队、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广泛团结了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实行了合理负担等经济政策，使广大贫苦农民主生活有所改善，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但是，日寇自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推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调动大批日伪军围攻清剿我抗日军民，致使我军民受到严重损失。
    丰玉遵县长王常明、耿玉辉、李维廉，先后均在敌人大举围歼中牺牲。
    丰玉宁联合县的县委书记石光，在遭敌包围中，也不幸牺牲了，另外，县、区干部牺牲遭逮捕的面更大，致使革命陷入低潮。
     注：李维廉同志：化名官万、张品一、卫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出生于遵化市平安城镇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自幼过继给伯父李允诚（清末秀才）为嗣，家教甚严。他自幼聪颖好学，才智出众，中学毕业后赴北平燕京大学学习，时逢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因参加了学生向封建政权游行示威而被捕入狱。被营救出狱后，他不畏强暴，不辞劳苦，与进步同学一起深入京郊农村，宣传爱国民主进步思想，与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后来李维廉回到遵化、兴隆、蓟县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常与当地进步知识分子兰小川、耿玉辉、李化度等来往。经兰小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同岳雷、耿玉辉一起领导了城西农民进城游行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1938年8月，冀东抗日大暴动时，他任冀东抗日联军游击总队第一总队长。同年九月，他与杨占山部队联合在平安城镇西河沿设伏，把伪蒙骑兵队打的落花流水，狼狈逃窜，大大消灭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10月，他随部队去平西整训。
    1940年春，由平西整训回来，任丰（润）玉（田）遵（化）联合县联络科科长兼七总队政治指导员，为沟通部队与地方政府的联系做了大量工作。1942年，日寇推行壕沟堡垒政策，他不畏艰难险阻、协助县政府开展“无人区”斗争；在敌人四、五次“强化治安”的残酷环境中，从事恢复基本区工作。在军、政机构初建的艰难时期，他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披星戴月，奔波于军政、军民之间，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联络和疏通工作，他始终保持着乐观顽强的斗争精神，和敢打敢拼的必胜信念。时至1942年，经过日伪军的五次“强化治安”抗日基层组织大部惨遭破坏，许多战友都相继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为抗日救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李维廉斗志不改，毫无畏缩消沉之意。为给牺牲的战友报仇，为了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他带领多名同志逐村恢复游击区、基本区的工作，取得了卓著成效。

河北省遵化市城西古镇平安城北行八华里，是蜿蜒起伏的燕山余脉，在两山连接处，建有一座“山寺”，寺南山脚，有一自然村落，因寺得名：寺下庄。山上松柏青青，村内炊烟袅袅，一条清澈急流的果河，逶迤西去……
    1943年1月，李维廉时任丰、玉、遵三县联合县县长，冀东区十二团二营营长。同年5月11日，他工作到大半夜后，夜宿寺下庄村。
    次日清晨，鸡未报晓，万籁俱寂之时，突然，村南河边人喊马嘶，枪声大作。
    原来他已被敌军包围了，在四五十个鬼子组成的包围圈中，李维廉沉着勇敢的挥舞着德国连发式手枪对敌射击，当他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重围，就要趟过齐腰深的冰凉河水时，一颗子弹于后背射中，穿过胸膛。
    他知道自己不能脱险了，便从容的毁掉大量的机密文件，撕碎抛入湍急的河水中，他挣扎着快到河对岸时，南岸的鬼子哇啦哇啦的喊叫着，鬼子翻译大叫着：“快投降吧，有你的官做！”
    看着即将冲过来的鬼子，他轻蔑地看了他们一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沦为敌人的俘虏！于是便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用最后的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京东大地------就连鬼子军官也不得不佩服的竖起大拇指，操着笨拙的中国话说：小个子大大的厉害！（李维廉身体较矮）

鬼子撤离了，一个名叫刘瑞的当地村民（中共党员）用骡车把烈士血肉模糊的尸体拉回了家，他的身上只剩下被敌人掠断的一只老怀表的半截表链。


时任丰、玉、遵三县联合县长、冀东军区十二团长李运昌属下的二营营长、抗日英雄李维廉就在这次战斗中英勇就义、壮烈殉国。
于建华同志的回忆还说：于鹏九营救了很多同志，其中还有一位鲜为人知，因为他在被于鹏九营救出来几年后去世了。他叫潘效国，原在冀东军区十三团三营的一个连当连长，因身体有病，离开部队转入地方，在平安城一带活动的一个游击队当队长。有一次，他带领于云波执行任务时在平安城南五里的南窑被日本人抓住。日本人把他们带回平安城拷打，叫他们说出游击队在那里？游击队的武器弹药在哪里？他们任凭鬼子怎么严刑拷打，只说是在游击队里当小兵，其他什么也不知道。此时，地下党找到于鹏九，叫他想方设法营救。于是于鹏九请日本人吃饭，说这两个人是因为和家里的老人闹气跑了出去，因为找不到活干，没办法才参加的游击队，他们参加游击队只是为了混口饭吃等等。所以他们确实不知道游击队的秘密。于鹏九老人说，于云波况且还是他的同宗兄弟，请日本人关照一下。于鹏九还用自己的生命担保潘效国是良民。这样，日本人才放松了对他们的警惕，不再拷打他们，只是把他们关押在县城。
    几个月后，于鹏九先把于云波保了出来，又几个月后，在于鹏九四处活动帮助下，潘效国里应外合策反了关押他的三、四个伪军，还带着一挺机枪参加了游击队。
    张景海（86岁平安城二村人，四二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是地下党的情报员）回忆说：“我当时是二村的甲长并负责看护南城门，（日伪时期平安城修了护城河、炮楼）是我半夜替潘效国他们开的城门，护送他们出城。”
    王洪烈大哥回忆说：我的父（王寿亭）母（于淑娟，于鹏九大女儿）都是爱国的小学教师，常年在遵化县各地教学，我从小就生活在外祖父于鹏九家，由外祖母照管，寒暑假才能随父母到六、七里外的骆马庄自己家中小住。
    外祖父于鹏九是晚清秀才，家境富裕，古书较多，他有时也写古诗与朋友讨论或交换。由于他的学识、家境、社交能力等，在平安城镇有一定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在遵化县及平安城镇附近活动的八路军干部，县、区干部，好些人到于鹏九家去过，多是在夜晚。
    因为遵化县的共产党负责人都知道，于鹏九这个维持会长是两面政权，对共产党是忠心耿耿的，是替八路军、替当地百姓办事的维持会长。
    外祖父利用“合法身份”，营救过很多被日本鬼子和伪警察抓捕的人，其中包括地下党和革命干部以及普通群众，凡是找他保人的他都尽全力营救。
    当时我们年龄小，好多事不让知道，救出人数和名字我无法统计，但只要没有完全暴露的抗日人员，他大部能救出来。
    王洪乃,河北遵化县骆马庄人，平安城东北6华里，1934年出生，1949年参加工作，现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离休干部）回忆：我父亲王寿亭当时在骆马庄小学当教师，大约1944-1945年，日本清乡，在学校翻出两本抗日教材，立即把小学校唯一的教师即我的父亲抓捕，并严刑酷打，他一直没承认，就被关到据点中。
   我母亲求到外祖父（于鹏九）处，他多方营救，到处奔波。他买的银器数盒，有银杯、银盘、银勺、银筷等给翻译官、警察局等到处送礼、请客，把我父亲保释出来后，我母亲告诉我，家里为了还债，还卖了一块土地，大约5-6亩。从此我知道救人的难度是很大的。

    于鹏九膝下有两个女儿：于淑娟和于丽娟（字锦屏）。他没有重男轻女的偏见，早早就送两个女儿上学读书。送她俩上了位于北京通州燃灯古塔下座落的著名的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当时，一位遵化县士绅赵先生在这所学校出任校长，赵先生是于鹏九的朋友，常常在一起说文论道，忧国忧民，评论国事，他特别感叹中国女子不能解放，立志办好女师学堂。于鹏九还慷慨解囊相助。
   1934年赵校长提议于淑娟，于丽娟去北京通州女师上学，可以寄宿在他的家中，于鹏九欣然允诺。其时我母亲于丽娟年方19岁。
   第二年，1935年12月9日， 共产党领导的“抗议成立日伪冀察政务委员会” 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轰轰烈烈爆发。
   平津六千多爱国师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云集天安门广场。遭到当时的北平国民政府军警镇压：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10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1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当时在天津工学院读书的我父亲计明达戴秉公（字景初），也随同爱国师生来北京游行示威。此时，包括我母亲在内的通州女师的爱国师生在赵校长的带领下，也来到天安门广场。因为赵校长的介绍，我的父母在抗日示威游行中第一次相会（在此之前于鹏九（母亲的父亲和戴经？父亲的父亲已为他们定了亲——中国传统的父母之命，但他们在此之前从未见过面）。
    因为大批军警突然出来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赵校长就把戴秉公等天津来的冀东子弟带回通州避难。
    我父亲是学校出名的爱国学生领袖，因为积极参加组织各种爱国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强迫肄业。外祖父并没有因此而嫌弃，反而非常赞赏我父亲的人品，赞赏他的爱国之举。在把自己的爱女嫁过去的时候，陪嫁的东西很多，办非常体面，在当地很轰动。不料到了果各庄一看，老戴家的婚事办得更加隆重！原来，两位老人一样喜爱这一对仁义孝顺、品学兼优，忠勇爱国的儿女，却正是惺惺惜惺惺。他们在当时的家乡，都是不缺衣食的殷实人家。但是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他们毅然决然地把自己最珍爱的一双宝贵儿女送上了抗日救国的战场。
    他们不是不知道儿女立志抗日救国的前程是多么的艰险，不是不知道正在家乡烧光杀光强光的日寇的残忍和凶暴，但是，他们不但支持爱国的儿女们联姻，而且在他们后来参加抗日战争的血雨腥风之中，两位老人从来没有拖累儿女，反而不计个人安危，全力帮助儿女和他（她）们参加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全心全意支持儿女和一切抗日力量抗战到底。在祖国将要亡国的危难时刻，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接受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文人，我们的外祖父，就像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仁人志士，他毅然挺身而出，报效祖国。他倾尽所能，包括他的财产、土地，包括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和女婿，还包括他自己多次在凶残的日伪虎口中舍命救人。。。大义凛然！大智大勇！他是国家的脊梁，是后世师表，是我们子孙后代为之敬仰和学习的可亲可敬的先祖！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我们的姥爷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做一个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和平时期，在国难家难当头的时候应该怎样做人：有骨气、有正气、有智慧、有胆识、有担待、有仁爱！拳拳报国心，殷殷爱子情。姥爷虽然没有留给后代任何物质遗产，但他留给了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
    追踪先祖的踪迹，我们真切的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如何血脉相传的，在祖国危难当中，向我们姥爷一样的中华儿女，他们可能是父亲、夫妻、父母、子女、乡亲，他们可能是农民、工人、商人、教师、手工业者、贫穷的、富有的，但是，他们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能够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国最终赢得抗日救国战争胜利的最可靠的坚强后盾。
    我父母参加革命以后，遵化县日伪政权曾经在全城四门张贴告示，追查戴秉公等“共匪”满门抄斩。为了不连累两家的老人，父亲戴秉公依百家姓“计伏成戴”之典，改名计明达。母亲于丽娟由父亲帮助改名“文玉”。他俩一直使用这个化名，直到他们去世。
    实际上，于鹏九这个伪镇长、平安城镇维持会长，仅仅作到1938年8月。据天津市科委退休干部于宗淦同志回忆，民国27年，即1938年，冀东八路军在全国抗日高潮到来之际，积极扩大处于长期敌我双方拉锯战的敌后根据地，发展抗日民主力量。当时八路军攻入平安城之后，到处贴告示，任命于鹏九为“遵化县抗日政府第四区区长”。这下日本人急了，八路军走后，日伪立即攻占平安城，放火把于鹏九的东、西两个大院都烧了，家人四处逃散。那年是润7月，大火烧房那天大约是（后润）7月初9。于鹏九和我姥姥只好躲到村南他办的酒坊料库中藏身，从此再不出头露面。我姥姥也因此急火攻心双目失明。
     王洪乃同志回忆说，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平安城是解放区，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初期，于鹏九即把大部分土地交给当地政府了，自己只保留一块地，大约10亩左右，在全镇大会上被宣布为开明士绅，这时期镇和区的一些领导人员，有时还到家中看望。
    家道中落的于鹏九经常下地干活，家人也要去地里干活，我小的时候也去拔草。忙时重活就让他弟弟（我的二外祖叔父）和侄子（舅舅）帮忙，太忙时请过个别临时工，总之，姥爷虽然60多岁，仍然是以自己劳动为主。
    在土地改革快要进入复查阶段，即土改中期，我母亲和姨母均建议外祖父到唐山或北京的亲戚家住一段时间，避开已经出现极左苗头的群众运动的高潮期，但外祖父拒绝了。
    他认为自己不但没有罪，而且还做过很多有益于共产党和当地百姓的事情，营救过很多抗日革命者和群众，共产党的县、区某些领导都知道，共产党不会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所以他坚决不走。为此，我母亲（教师）很生气，顶撞过外祖父（母亲很孝顺，从未顶撞过父亲），但没能说服他。结果在土地复查群众运动中，于鹏九在批斗大会上被暴力迫害致死。
    几乎是同时，我的爷爷戴经在果各庄土改复查当中，因为给工作队提意见，也被极左分子当场殴打，回家当夜脑溢血逝世。遵化县土改复查中的左倾，当时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党史研究文献已经指出：“全国土地会议后，“左”的倾向迅速发展，在冀东、热河等地普遍而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和工商业，并且打人普遍，杀人过多。在合江省桦川县一个区，传达土地会议精神后一夜之间就平分了20多户中农的财产。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还将挖财宝运动发展成了“打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打荡”，有时出动成千上万以致十几万人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大大扩大了农村的打击面，使一些中农也被当作地主斗了。晋绥解放区在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左”的倾向继续发展，以老区的兴县、保德、静乐、临县较为严重，新区亦有“左”的偏向。当时侵犯中农是普遍现象，兴县蔡家崖行政村525户中，被错定为地主、富农的有50多户，约占总户数的10%。由于老区实行平分，中农被分出土地的一般超过三分之一。由于受晋绥“左”倾的直接影响，连早已基本解决土地问题的陕甘宁边区，也发生了极左的偏向，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在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华东各解放区，情况也大体类似。
    1948年3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政策与经验的关系问题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就指出：“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分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当时党内主要负责土改工作的刘少奇也指出：“特别是在贯彻平分土地政策的情况下，左倾情绪在党内、群众中有很大的基础。这就是流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投机性；有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怕别人说右，故意搞‘左’；党内还流传着一种‘左’比右好的观点。有犯左倾错误的环境和条件，再加上土地分配方法简便，容易使我们犯左倾错误。”但是，他虽然提出要“防止左倾”，却没把“左”倾当作主要危险，相反仍认为右倾是主要的，因此，“党内思想斗争以反右为主” 。既以反右为主，原来已经过左的做法当然会越来越“左”了。
    当时，我的父母亲正在按照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统一部署，跟着李运昌司令领导的冀东军区挺进热河抢占东北，打击日伪残部，扩大解放区，积极推动新区的土改和清剿土匪的工作，组织解放的农民积极支前，参军。父母亲配合林彪东北野战军北上，开辟东北战场，准备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他们无法顾及家乡的父母的安危，舍生忘死为全国解放英勇战斗着。
    解放以后，在极左的唯出身成分论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我的忠于党的父母，却因为他们的于鹏九和戴经两位老人在土改中所谓“被镇压的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在历次党内运动中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划清界限”等等。
   真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
   直到在文化革命的惨痛教训中痛感到党内长期极左思潮危害之后，在文化革命后期，事情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979年，李运昌和计明达等当年冀东革命根据地的老领导老干部，回遵化县，前往瞻仰盘山烈士陵墓。
   接着， 1982年5月11日，天津市委、市政府在遵化县举行引滦入津开工典礼。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受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委托参加大会。引滦入津全长234公里，主要工程项目215多个，其中通水工程13项。应遵化县县委邀请，父亲和许多从遵化出去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回到遵化县出席引滦入津枢纽工程潘家口水库落成典礼。
   在这个典礼上，好几位当年曾经被于鹏九老人从日伪手中营救脱险后来南下离开故乡的老干部，相互问起那位救命恩人，曾对革命有大功的老人于鹏九的情况。当他们得知在土改复查的极左干扰下，于鹏九老人竟然含冤死于非命，都非常愤慨和遗憾，不胜唏嘘！
    他们纷纷书写于鹏九营救我党抗日干部的证明材料，交给我父亲计明达，父亲于是正式向遵化县委提出建议，要求立即给于鹏九平反昭雪。
    随后不久，县委召开大会，正式宣布给抗日爱国开明士绅于鹏九老先生平反昭雪。历史终于恢复本来面目，我的姥爷、爷爷终于可以含笑九泉（如果文件保存完好，县政协或统战部门应该保存有相关文件）。

     本文根据北京退休干部于建华／内蒙包头钢铁公司退休干部王洪烈／河南省冶金勘察院退休干部王洪乃等同志的回忆整理
于建华：下述资料由遵化县平安城几位老人回忆：于云，92岁、张景海，86岁、兰赫然，71岁、于景升，78岁、于志文，71岁、于成，61岁提供。2008-8-15

                             整理者：于鹏九次女之外孙：计三猛

2008年9月12日

来源：遵化文史网 http://www.zhwsw.com/shop/xiandaimingren/2009-03-07/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