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六十年代文学状况：政治抒情的红色潮流

邢爱民

2011-07-18
　
       我们年青的共和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经受了天灾人祸和“文革”动乱的严峻考验，那是一段梦魇般的纷乱岁月。盘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恰如“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或者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火焰”象征着如火如荼的革命文学，而“海水”则是地下涌动的人间不可或缺的真情。
文学虽然在本质上并非仅仅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传声筒，但肯定与它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思潮密切相关。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博大恢弘的时代氛围，对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提振作用。何况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与国家意识形态有着生死与共的关系，向来对社会政治文化有着极其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他们承继了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表现为一种“以文参政”的“庙堂意识”。朝阳初升时的壮志豪情在六十年代初期如烈火烹油，企图为中国文学作出自己贡献的文艺家们，居然在饥饿中频抛著作。罗广斌、杨益言是重庆解放前的共产党员，被捕后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目睹了许多革命者顽强不屈的斗争和壮烈牺牲的场面，并且自己也亲身经历了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那些革命者的伟大形象和感人事迹时刻萦绕在他们心头，于是写下了纪实文学《圣洁的鲜花》、《江姐》等，1958年他们又写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61年出版了《红岩》，成就了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力作。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终于在冷冻15年后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当时的主要作品还有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克飞的长篇小说《春潮急》等。
六十年代前期出现了抒情散文兴旺发达的局面，名家竞秀，佳作迭出：杨朔散文注重诗意的提炼，形成了清新俊逸、蕴藉婉丽的风格。他善于从生活的断片反映时代的侧影，通过平凡的人和事的抒写歌颂新生活，主要作品有《荔枝密》、《茶花赋》、《雪浪花》等。杨朔的散文是美丽的，他像写唐诗宋词那样去经营自己的文章，但在全国人民挨饿受苦的年代，这些美文却粉饰现实，掩盖了生活的苦难与丑恶，为后人所诟病。与杨朔风格切近的秦牧散文涉古论今，描绘山川，《花城》、《艺海拾贝》等在表达方式上融抒情、记叙、议论于一炉，多姿多彩且潇洒飘逸，但同样有伪饰之弊。刘白羽散文充满时代的战斗气息，语言绚烂峭拔，富于鼓动性和感染力，显示出雄浑开阔、热烈奔放的风格，代表作有《日出》、《红玛瑙》、《长江三日》等，惜与杨、秦散文的命运无异。
颂歌的兴起是六十年代最突出的诗歌现象，日渐形成了政治抒情诗的红色潮流。那时强调诗歌的战斗性和现实性，注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作及时的反映与配合，追求重大的主题，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是他的长诗代表作，《桂林山水歌》是其短章代表作。贺诗气势磅礴，洒脱豪放，充满革命激情，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然而，一直做配角的戏剧，1964年后戏剧性地走向了文化乃至政治的中心，继五十年代后出现了戏剧创作的第二个高潮。当时产生热烈反响的有《第二个春天》、《杜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锋》、《千万不要忘记》、《年青的一代》，电影《海霞》、《创业》，戏剧《三上桃峰》等。戏剧既是被选择来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突破口”，（如对《海瑞罢官》《李慧娘》的批判），也是用来“占领”政治和文艺阵地的重要“武器”（如“样板戏”）。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在文艺界实行文化专制的的纲领性文件。《纪要》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全面抹杀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和建国后文艺事业的巨大成就，唯心主义创作论已达到极致。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假大空”文学已经成为主导，接下来的文学之路更为曲折艰险。在那片文化沙漠中，人们只能看到张永枚的长诗《西沙之战》、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还有八个样板戏，显然形成了文学的“瓶颈”和精神的“窄门”。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把英雄人物偶像化，是“样板戏”的突出特点；而“三突出原则”、“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是“四人帮”“阴谋文艺”的主要文艺理论观点。“阴谋文艺”是指直接为“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服务的文学创作，其代表作有小说《初春的早晨》、电影《春苗》、《反击》和话剧《盛大的节日》等。“文革”浩劫对社会主义文艺摧残至此，也就意味着文艺事业濒临绝境。
但地火在燃烧。“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不容忽视。“地下文学”其实是半公开、半地下的状态，创作主体是当时的年青人，他们都有从红卫兵到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经历，劳作之余开始进行创作，如1968年，知青郭路生（食指）写作了《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还有《南京知青之歌》、“白洋淀”诗群等。一些知名诗人如蔡其矫、穆旦、牛汉、流沙河等，在此期间也创作了一些重要作品。此间影响较大的地下传抄本小说，是张扬1963年完成初稿的描写知识分子爱情并歌颂周恩来的《第二次握手》，还有对人性尤其是性描写的《少女的心》、反特题材的《一双绣花鞋》等，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获准出版。“地下文学”为新时期文学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后来朦胧诗的出现也与此有关。当然，更多的知青文学是在以后不断沉潜发酵、厚积薄发的，对于那个时代如果期望获得一种准确的观照和把握，还是需要超拔的地位和历史的眼光。
在经历那场10年劫难后，这段文学岁月更显得珍贵，它将永远镶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
代表作家：
1、高唱信天游的贺敬之
贺敬之1924年生于山东峄县，15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6岁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7岁入党。1945年与丁毅执笔创作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堪称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作品生动地表现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深刻的主题。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和戏剧家协会理事、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建国后，写了《回延安》、《放声歌唱》、《三门峡歌》、《十月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有名的诗篇。（290字）
2、演义明史的姚雪垠
姚雪垠，原名冠三，笔名雪痕、冬白等。1910年10月10日生，河南邓州市人。1931年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从事文学创作。“七七”事变后主编抗日刊物《风雨》周刊。1938年到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3年在重庆当选中华文协理事，并任创作研究部副部长。1945年，他应聘担任国立东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6年5月离渝往返于邓县和开封间从事文学创作。全国解放后曾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授兼副教务长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1年回开封专事写作；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派，下放到武汉郊区东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1978年当选湖北省文联主席、同年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当选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1980年当选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长。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年4月29日在北京病逝。（378字）
3、为农民书写的浩然
浩然生于1932年，本名梁金广，中共党员。祖籍河北宝坻，1954年后任《河北日报》、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同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喜鹊登枝》，此后致力于创作反映北方农村现实生活和农民精神面貌的作品。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出版《艳阳天》第一卷，同年10月调北京市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74年为适应政治需要写了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创作上走了弯路。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苍生》，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乡土特色鲜明，语言朴素自然。曾任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写农民，给农民写”是他的创作宗旨。2008年2月20日因冠心病引起心脏衰竭在京辞世。

谅直友

浩然是一位很朴实的作家。1994年曾到玉田来访。留有墨宝。他还有一部长篇【金光大道】。1993年去家里拜访贺敬之先生。不仅是高干作家、诗人，他草书写得很好，是中国书协顾问。为玉田曾题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墨宝。姚雪垠先生亦计划来玉田，后因事未成行。楼上文章写得不错，有兴读过几篇。都很正气。

小菜一碟

回复 1# 邢爱民


    谢谢！

    但地火在燃烧。“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不容忽视。“地下文学”其实是半公开、半地下的状态，创作主体是当时的年青人，他们都有从红卫兵到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经历，劳作之余开始进行创作，如1968年，知青郭路生（食指）写作了《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还有《南京知青之歌》、“白洋淀”诗群等。一些知名诗人如蔡其矫、穆旦、牛汉、流沙河等，在此期间也创作了一些重要作品。此间影响较大的地下传抄本小说，是张扬1963年完成初稿的描写知识分子爱情并歌颂周恩来的《第二次握手》，还有对人性尤其是性描写的《少女的心》、反特题材的《一双绣花鞋》等，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获准出版。“地下文学”为新时期文学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后来朦胧诗的出现也与此有关。当然，更多的知青文学是在以后不断沉潜发酵、厚积薄发的，对于那个时代如果期望获得一种准确的观照和把握，还是需要超拔的地位和历史的眼光。

小菜一碟

浩然是一位很朴实的作家。1994年曾到玉田来访。留有墨宝。他还有一部长篇【金光大道】。1993年去家里拜访贺 ...
谅直友 发表于 2011-8-6 10:11

    感谢您的回帖！不知您能否把浩然先生来访玉田做一详细介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