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辽道宗时期的政治斗争看辽的政治成熟性【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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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辽道宗时期的政治斗争看辽的政治成熟性


作者：71年的龙猪
  发表日期：2010-1-14      来源：天涯社区 > 天涯论坛 > 煮酒论史



      曾经统治中国北方两百多年的辽国，与此前乱华的五胡和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来说，都具有更强的汉化特征。
　　
　　这一点从根本上说，是出于作为统治者的耶律家族的需要。
　　
　　辽的创建者阿保机本身是通过部落公选机制，登上契丹领袖宝座的。按照原有的部落政治规则，这个职位是一个任期3年的非世袭职位，也就是说，每个3年阿保机就要接受一次“民主”的考验。通过今天的所谓民选制，就可以看到，无论这种所谓的民主有多少优点，但都不能回避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政策的间断性和媚俗性。对于阿保机这样的英主来说，这是完全无法忍受的，是必须要彻底废弃的，此时汉民族成熟的政治制度，就成了他最好的工具。所以，他以即皇帝位的形势，彻底终结了这种无聊的民主游戏。
　　
　　这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对于耶律家族，尤其是荣登大宝的皇帝来说，汉族的（政治）文化，不仅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事物，而且还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第二对于那些由此被剥夺了成为领袖的权力的贵族，包括耶律家族中没有当成皇帝的人来说，这种制度都是他们冲击权力巅峰时，必须突破的屏障。
　　
　　因此，有辽一代其政治的特征，就是行政的双轨制，和制度上的华夷之争。前者，可以相信，无论是哪一派主政，都是必然的选择。后者则是贵族之间的权利之争。但总体上说，在皇帝的绝对权威的支撑和推动下，汉化始终是在逐渐深入的，到了辽的晚期，除了辽朝的皇帝还在过着到处迁徙的生活之外，就整个朝政而言，辽国都几乎可以被看做一个姓耶律的宋朝，它所面对的问题，推崇的观念，都与此前的中国王朝没有什么区别。
　　
　　这其中有两个标志性的人物，一个就是与宋朝签订澶渊之盟的辽圣宗，一个是辽国的倒数第二位皇帝辽道宗。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是在位时间长，圣宗48年，道宗45年，几乎占了辽代一半的历史。但这并不是他们成为“标志”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两个加在一起，完成了契丹从一个草原民族，向一个中原农耕民族的转变。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圣宗放下了刀，道宗拿起了笔。
　　
　　虽然在澶渊之盟之后，辽国仍旧经历了众多的与朝鲜、西夏以及其它周边民族的战争，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国家/民族的战争潜力，都无法与宋朝相提并论。因此澶渊之盟的签署，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辽国面临的战争威胁，让这个草原民族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放下手中的弯刀。
　　
　　道宗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昏君——热衷于诗词歌赋的一个学者型的人物。这种人物最不适合的职业，就是当皇帝了。要知道，当年阿保机确定的太子倍，就是因为有这个“毛病”，而遭到了契丹贵族们的集体抵制，最终只好流亡中原的。而如今，道宗却可以堂而皇之的登上皇帝宝座，而且一座就是45年，足见汉文化在整个辽国社会中，被认可的程度。而在其治内，发生的两次最重要的政治斗争，则可以进一步视为辽国政治最终走向成熟的一个代表。
　　
　　虽然，道宗耶律洪基是以皇长子的身份继位，但是他的父亲辽兴宗，曾经在继位初期遭遇了一次宫廷政变，因为得到他的弟弟（也是政变者希望推举的新皇帝耶律重元）的支持，粉碎了政变，躲过了一难。因此就将重元封为皇太弟，按照中国的政治意义，这个“太”字就是储君的意思，而且兴宗还在一次酒后，亲口承诺将来要传位给重元，虽然重元本人未必信以为真，但毕竟是埋下了一个隐患。
　　
　　所以当道宗当上皇帝之后，“荣升”皇太叔的耶律重元，就成了抵制汉化的契丹贵族们的一面现成的旗帜。所以，无论重元愿不愿意，他们都发动了一次新的政变——准备攻击道宗的行营，然后推重元为帝。结果证明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在道宗卫队的反击下，迅速崩溃，重元本人也在逃亡漠北的路上自杀了。
　　
　　这次政变，具有两个意义，一是为契丹作为游牧民族传统的，以力取胜，杀王夺位的政治习惯，画上了一个句号。二是推出了道宗朝，乃至整个辽国历史最大的一个奸臣耶律乙辛，解开了辽国高层，纯中国式的政治斗争的序幕。
　　
　　这里所说的“纯中国式的政治斗争”，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大臣们（包括贵族）的政治斗争，针对的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将皇帝视为一种特殊的权利加以依仗、利用，以实现排除异己独揽朝政的目的。如果说，他们对皇帝有所企图的话，也是更多的集中在下一皇帝身上——希望借助一个容易控制的小皇帝，来提升自己的权威。
　　
　　刨除阴谋家们的险恶，但就其本质而言，却清楚的反映出一个事实——皇权与行政权完成了“彻底”的分离。其表现是，一方面皇权得到了彻底的尊重，另一方面，行政权可以脱离皇帝本人的权威，而正常运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斗争的矛头，才不必直指皇帝本人，而皇帝才可以以其特有的权威，置身于事外。而且可以在他想做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将奸臣的脑袋拿下。
　　
　　这种故事，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之前还是之后，都发生了无数次，但在辽国来说，这还是第一次。作为辽国政治机制，从此已经走向成熟的另一个佐证，就是当辽的最后一个皇帝天祚帝，最终弃国而逃之后，辽的行政机构，仍旧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正常”地运作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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