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转帖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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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



作者：振古如兹
  发表日期：2009-8-21     来源：天涯社区 > 天涯论坛 > 煮酒论史


开头话

　　
　　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如果不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大概也可以算作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之一。近代以来，许多涉及中国历史的观点都与此有联系，尤其是那些认为古代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循环、没有进步的，认为只有空间、没有时间、等于没有历史的，往往就是以此为主要根据的。但是，又似乎一直未曾见到对这一现象予以系统的、专门的研究。
　　笔者抛砖引玉，试图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一现象。
　　讨论的切入点，选择了宋太祖赵匡胤（927——976）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因为，宋皇朝取代后周皇朝的形式是此前常见的兵变，但宋以后却再没有出现过依靠兵变建立的皇朝；宋皇朝被元皇朝取代的形式是少数民族侵略战争，而宋以前虽然有少数民族入侵、又从来没有过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宋朝，显然是君主社会朝代更迭模式的一个拐点。
　　这也就是说，我国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尤其不是只有农民起义、打倒皇帝做皇帝那一种模式，更不是那一种模式的简单循环。在君主社会的2132年历史、26次朝代更迭中，大概形成了三种模式、六个版本。这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讨论的方法——
　　——是政治技术层面的而不是政治主张层面的，是经验的而不是先验的。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就事论事，重在分析前人运用的方法、措施、手段及其相互关系、具体作用。不是从固定的社会发展理论出发、不讨论主义，尤其远离那种极端的、弄得人只会着急上火不会好好说话、只会当先生不会当学生的意识形态，不给历史贴标签。
　　——努力和现实保持客观距离而不是竭力和现实搅在一起，不搞借古喻今或借今喻古、以古非今或以今非古、将古作今或将今作古那一套老把戏。历史和现实本来存在客观距离，以功利的态度、急功近利地把前人硬拉到现实政治斗争中来做帮手，不仅强暴了前人，而且远离了历史，弄得历史和现实两不像、都看不清楚，只是浪费了社会资源。清人魏源有句话概括得极好，“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 。”
　　——努力以历史实践作为检验历史观点的唯一标准。不迷信古代人、外国人，不片面地套用古代人、外国人的观点看历史，不搞古代人、外国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是；但也不无端藐视古代人、外国人，不有意和古代人、外国人拉开距离，不专门标新立异。无论是谁说的，只要真有道理、真能把某一历史现象解释得通，就拿过来；解释不通的，就自己试一试；自己也解释不通的，就留待大家、留待后人。中国历史浩浩荡荡，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自然也横无际涯，我们这一代人并不一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聪明的一代人，既不可能把前人认识中国历史过程中的所有错失统统纠正，也不可能代替后人完成认识中国历史的任务，更不可能终结炎黄子孙对自身历史的认识。
　　——将君主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一个过程而不是若干朝代的简单叠加，力求在整体上把握朝代更迭模式的发展变化。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分段研究”方法如果不是唯一可行的、也是确实可行的。但也有短处，如同分段研究黄河，结果必然是一段东、一段西、一段不东不西，一段清、一段浊、一段不清不浊，还必须有整体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整体。但也仅仅是可能，做了整体考察的工作，并不一定就能够有正确的整体把握。
　　这样的讨论方法，客观上就是从朝代更迭这一个侧面纵向考察两千年君主社会。其长在于有利整体把握，避免分段研究可能导致的整体失真；其短在于这绝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完全顾及，遗漏、错失在所难免；所以，真诚欢迎指教、讨论。
　　文中引用史料出于正史——《史记》、各朝代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的，一般不一一加注。
　　全文大概分为60个小节，自今日起每天发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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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并非原创
　　
　　黄袍加身这件事情，是和宋太祖赵匡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流传下来的。但其原创并非赵匡胤，而是他的老上司、五代时期最后一个朝代的开国君主、后周太祖郭威（904——954）。
　　郭威，在五代、在整个君主社会，都可谓是一流的皇帝。他幼年丧父，投亲靠友长大，18岁在潞州投军，靠着军功逐步升迁，成为后汉皇朝的开国元勋、顾命大臣之一。公元950年11月，后汉小皇帝刘承佑开始剪除顾命大臣，郭威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抢先率兵清君侧、攻陷开封，在佯请太后择立新君的同时，导演了原版的黄袍加身：
　　
　　……契丹入寇，河北诸州告急，太后命帝（郭威） 北征。十二月一日，帝发离京师。四日，至滑州，驻马数日。会湘阴公（太后择立、准备登基的新君）遣使慰劳，诸将受宜之际，相顾不拜，皆窃言曰：“我辈陷京师，各各负罪，若刘氏复立，则无种矣。”或有以其言告帝者，帝愕然，即时进途。十六日，至澶州（今濮阳南）。是日旭旦，日边有紫气来，当帝之马首。十九日，下令诸军进发。二十日，诸军将士大噪趋驿，如墙而进，帝闭门拒之。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
　　
　　第二天，郭威率军返回开封，次年登基称帝，史称后周太祖。
　　郭威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办法的巨大传染性，去世前连续采取了若干防范措施，传位于养子柴荣（921——959）。柴荣绝非纨绔之辈，是跟随郭威征战多年的高级将领，继位后雄心勃勃表示想要为君30年，“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当然，既然是皇帝，就不可能公开承认是百姓养自己，能够心存“养百姓”，就可谓天良未泯。可惜，只当了五年半。去世前，柴荣也调整了高级将领，提拔资历、名望较低的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禁军统帅，但仍无济于事。公元960年正月、距离柴荣去世刚刚半年、距离郭威黄袍加身不足十年，就是这个柴荣认为不会出问题的赵匡胤，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复制了郭威的故事：
　　
　　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通晓天文、能观天象）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赵匡胤亲信，后官至宋朝枢密副使）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赵匡义）入白，太祖（赵匡胤）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
　　
　　第二天，赵匡胤率军返回开封，取代幼主柴宗训登基称帝，史称宋太祖。
　　这两位军爷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自导自演，这一点毫无疑问。
　　郭威率兵出开封前，已经秘密派人前去截杀太后择立的新君、湘阴公刘赟。
　　赵匡胤在行动之前，已经秘密派心腹小校潜回开封通知亲信石守信准备策应；在陈桥发生兵变的同时，石守信已经在开封城内率领手下将士“环列待旦”。
　　具体过程更是几乎毫无二致：
　　出兵理由一样——契丹入寇；
　　行动地点一样——驿站；
　　行动模式一样——兵变；
　　行动方式一样——黄（旗、衣）加身；
　　表面态度一样——或“闭门拒之”或“未及对”；
　　最终结果一样——身不由己登基称帝；
　　取代对象一样——孤儿寡母，刘承佑年十八，柴宗训年七岁。
　　包括优待柴氏后人的办法，赵匡胤也是向郭威学来的。
　　所不同的主要是：郭威的准备不大充分，是临时“裂黄旗以被帝体”；赵匡胤则是“以黄衣加太祖身”；黄衣不是可以随便有、更不是可以随便带在身边的东西，显然准备得更周到一些。
　　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无疑涉嫌盗版，但却不能说是剽窃。他从来没有说过黄袍加身是自己的原创，只是后人选择性的宣传使得他无形之中掠人之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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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袍加身的版权最少可以追溯到朱温、李克用
　　
　　就黄袍加身的核心技术而言，郭威也不是原创，是向他的老上司刘知远（895——948）学来的。
　　刘知远是石敬瑭（892——942）手下亲信悍将，多次在战场上救过石敬瑭的命。石敬瑭的儿子石重贵继位后和辽人翻脸，他则拥兵自重，坐观晋辽大战。直到石重贵被辽人掳去，手下军士向他山呼万岁，仍命左右制止，经郭威等人再三劝进，才勉强登基称帝，但又“自言未忍改晋”，继续使用石敬瑭的国号和年号，四个月后才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高祖。
　　刘知远则是向老上司石敬瑭学来的。石敬瑭是李嗣源（867——933）的女婿、心腹爱将，号称“竭忠建策兴复功臣”。李嗣源一死，他就把李的儿子、后唐闵帝李从厚关起来，向蓄谋称帝的李从珂邀功。李从珂继位后，他既拥兵自重又韬光养晦，不惜杀掉带头向他山呼万岁的36名手下部将，然后，以割让燕云十六州、岁输帛30万匹、父礼事契丹君主为代价换得辽邦支持，登基称帝，这便是大名鼎鼎、认贼作父的后晋高祖。
　　石敬瑭又是向他的老上司李嗣源学来的。李嗣源是李克用（856——908）的养子、侍卫长，累功致太尉。李克用的儿子称帝后，派他去镇压兵变。行至兵变城外，他率领的军队也哗变了，并要求他进城和变兵联军。据说，他并无反心，甚至准备独自返回，但又苦于无法向皇帝表明心迹。犹豫之际，石敬瑭进了一言：“岂有军变于外，上将独无事者乎？且犹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于是，他率领兵变队伍杀回洛阳，在李克用儿子灵前继位，是为后唐明宗。
　　李嗣源的老师应该是唐末两大军阀朱温（852——912）、李克用。
　　朱温本是黄巢义军将领，降唐后拥兵挟持唐昭宗（888——904）。昭宗赐他为“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并自明心迹说，“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及戚属是卿再生”。昭宗这已经不仅是惟命是从、不仅是甘当傀儡，而是将朱温和李渊、李世民置于同等地位了。但是，朱温仍然策划了兵变。或是交待不清，或是缺乏先例，反正将领们没有充分领会导演意图，戏演得不好。他们深更半夜闯进皇宫大院，手持刀枪、喧嚣鼓噪、追着赶着杀了皇帝，然后嫁祸于人，杀掉了替死鬼。这几场戏演过后，唯独缺了最关键的一场——黄袍加身一类动作。这就使得朱温很尴尬。他事先躲在外地，只见有人来报杀了皇帝，没有人来黄袍加身，只得大惊失色、自投于地说：“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回到首都，仍然没有人来黄袍加身，且小皇帝已经继位，只得去灵前痛哭流涕，向小皇帝表白自己，然后寻机杀掉了那些等着领赏的兵变将领。
　　唐朝的最后一批宰相柳璨等人虽然明白朱温的心思，但思想不够解放。他们认为：“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于是，按着老版本，一板一眼、又真心实意地为朱温做准备。这好似一个强盗已经把人家的果实强夺到手，又让他演出浇水、施肥等全部生长过程，然后才能吞下去。朱温自然等不及，责问道：“汝曹巧述闲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锡，岂不能作天子邪？”并认为是有意拖延，便把他们全部杀了。柳璨临刑前自呼其名、仰天长叹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 不要以为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真正有理说不清的，可能是秀才当了兵。朱温的祖上世代为儒，父祖两代都以教授为业，是严格意义上的秀才出身。对于秀才，他是全副武装的兵；对于兵，他是满腹经纶的秀才，文来武挡，武来文挡，谁能和他讲清道理呢？是为正式结束了唐皇朝的后梁太祖。
　　创新不易，朱温虽然演得漏洞百出，惟此才极可能是黄袍加身版兵变的核心技术之原创。
　　李克用是李嗣源的老上司。这个突厥人、沙陀部首领，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注入了大量的强悍和野性——这一时期，先后发动兵变成为太祖的军爷们大都是他带出来的兵，或是他的兵带出来的兵。但其精明又不亚于司马昭——作为控制唐朝后期社会的两大军阀之一，朱温不称帝他也不称帝，朱温杀了皇帝称了帝他便名正言顺举兵讨伐。父子两人前赴后继灭了后梁，然后儿子登基称帝，但不改国号，以示他们是名正言顺继承唐皇朝的皇统。因此，尽管他儿子称帝的直接方式不是兵变，但一般仍将其列入兵变范围。史家称之为后唐，表示不承认他这个唐朝和原来那个唐朝是一回事。就是因为这两个军阀在斗心计、比耐力，都在等着对方当恶人，唐皇朝才多延续了十余年。黄袍加身版的兵变，本质上就是这种既想吃肉、又不想腥嘴的精明（当地民间俗称吃肉之后嘴唇上沾染的腥味和油腻为腥嘴）。所以，将其看作黄袍加身版兵变的核心技术之又一个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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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袍加身版兵变是五代时期通用的朝代更迭方式
　　
　　为了明白，我们把五代时期朝代更迭情况列表如下：
　　
　　 更迭关系 更迭方式 更迭领袖 更迭领袖在前朝政府身份 新朝存续年
　　后梁代唐 兵变 朱温 诸道兵马副元帅、 控制朝政 16年
　　后唐代后梁 兵变 李克用 节度使、割据一方 13年
　　后晋代后唐 兵变 石敬瑭 节度使、北面马步军都总管 11年
　　后汉代后晋 兵变+外敌入侵 刘知远 节度使、中书令 3年
　　后周代汉统一北方 兵变+统一战争 郭威 节度使、枢密使、监国 9年
　　宋代后周统一全国 兵变+统一战争 赵匡胤 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 319年
　　文中列表资料均依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五代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应该是六代。后唐明宗李嗣源率领兵变队伍攻下洛阳、推翻了后唐庄宗李存勗，事实上也是一代。没有在史书上成为一代的原因主要有四：
　　一是功劳太大。后唐推翻后梁，李嗣源居功至伟。李存勗曾经公开表示：“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
　　二是身为李克用养子。统帅收养手下得力干将是五代的时尚，某种意义上等于是在战场上拿命换来的，社会能够接受。
　　三是名义上没有改朝换代。李嗣源是在李存勗灵前继位，表示自己是合法继承而不是非法取代。
　　四是政绩颇为后世肯定。称帝后，大量裁减宫人，只留下“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全部从事皇宫事务管理服务的人员，一共200人。唐朝以来皇宫的奢靡之风，就是从这时开始改变的，直至宋朝都比较节俭。再是实实在在的轻徭薄赋。古代农民负担沉重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明文规定的正项赋役。单看明文规定正项赋役，农民负担长期比较稳定，一般不能算高，真正使农民难以承受的在于规定之外、介乎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种种陋规盘剥，也是一种由基层官吏掌握的自由裁量权。有些所谓轻徭薄赋，往往绕开这些问题，只是围绕明文规定做些自欺欺人、甚至妄想欺骗后人、欺世盗名的官样文章。李嗣源比较注重解决这类实际问题。
　　有了前三条，当时社会对李嗣源称帝相对能够接受。有了后一条，后世史家也有意回避，不愿意让这些堪称明君的政绩和兴兵篡位联系起来。从《旧五代史》开始，就淡化了李嗣源也是通过兵变取代前朝这一点。后人看到一个军爷、基本不识字、又出身“蛮夷”，政绩居然直逼汉家帝王，都比较欣赏甚至惊讶，也就没人较真。这也表明，世间自有公道。
　　总体看，这一期间朝代更迭模式的特点很明显：
　　更迭方式都是黄袍加身版的兵变；
　　更迭领袖都是前朝统兵大将；
　　更迭异常频繁，欧阳修在新《五代史记序》中概括为：“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赵匡胤曾经概括为：“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 所谓八姓，除上表中所列六位外，包括被朱温取代的李唐，还有事实上取代了后唐的李嗣源。
　　新朝存续的时间都很短暂。共存续52年，以五个朝代算平均不到11年，以六个算平均不到9年。宋朝不应计算在内，虽然也是兵变开国，但享国长久恰恰是系统的、成功的对君主制度实施反兵变改造的结果。
　　这一时期，大家都选择黄袍加身版的兵变来实现朝代更迭，表层原因是传染，深层原因是制度、是这一时期的社会适宜这种方式。
　　传染，在郭威和赵匡胤之间表现得最明显。后汉乾佑元年（948年），22岁的赵匡胤应募投军来到郭威帐下，后周广顺元年（951年）补为禁军禁卫班直，任东西班行首。当郭威950年年底发动兵变的时候，赵匡胤的职务不会比这个更高。这样兵头将尾的小军官，一般不会有独立行动的机会。这也就是说，在澶州兵变的队伍中，在那些“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的军士中，极可能就有年轻的赵匡胤。郭威的行动对于赵匡胤，等于是一堂真实的案例课。所以，赵匡胤后来的兵变，从策划到细节，都是原封不动复制郭威的兵变。
　　在制度方面，黄袍加身版的兵变，为什么颇为集中地出现在隋唐以后、宋以前这一历史时期，随后用一个小节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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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袍加身版兵变并非一无是处
　　
　　由于直接威胁君主统治，后世对黄袍加身版兵变的评价一直不高，给人的感觉这一军阀割据的大分裂时期仿佛人间地狱一般。其实，这种感觉大多是站在君主那一面看或是受了君主观点的影响，如果全面、客观而论，就不会一无是处。表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就不一定是坏事。
　　
　　就朝代更迭的社会成本而言，黄袍加身版兵变明显较低。此后的元代宋、明代元、清代明，都是大规模朝代更迭战争，成本极高，几乎将前朝的文明成果毁灭殆尽。五代的朝代更迭，前期多多少少也还会打一打，后期干脆一打也不打了，形成了客观上的和平更迭。例如后周带后汉、宋代后周，都是如此。宋皇朝后来迅速崛起、富甲全球，与此应该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权力更迭模式，形成不同的权力更迭成本。权力更迭的成本高低，又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笔者并无意把这些军爷们评为“政治文明先进个人”，也不涉及他们的动机，只是就客观效果而言。再则，这一阶段无论好坏，都也还是古代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就对待老百姓而言，五代的开国君主们，包括历史评价委实不高的朱温在内，大都曾经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农业生产曾经有明显的恢复性增长。而轻徭薄赋，在某些曾经非常权威的历史书上，曾经是开明君主的主要标志。其中的后唐李嗣源统治期间，司马光曾经给予“粗为小康”的评价。意思是说，初步实现了小康、基本实现了小康。司马光作为历史学家，在没有任何压力的前提下，这是极高的评价。
　　
　　就历史作用而言，中华民族从五代十国的大分裂重新走向统一，就多亏了郭威和赵匡胤。当然，赵匡胤给出的统一理由很特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与此前此后那些叱咤风云的君主们给出的伟大、神圣的理由相比，这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理由，也是一句超级大实话。
　　
　　就前朝统治者的下场而言，也由五代前期惯性的斩尽杀绝、逐渐改为后期的优待。朱温称帝，把李唐皇室近亲杀光；李嗣源称帝，把李存勗诸子杀光；李从珂继位，又杀尽李嗣源诸子。从后汉开始逐步转向人道，郭威则将后汉皇太后继续尊为太后，赵匡胤则把优待柴氏后人作为三条祖训之一。简单分析这一变化，或许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更迭领袖都只是兵家而非政治家。兵家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许多曾经亲身穿过枪林弹雨、尸山血海的幸存者，老来引以自豪、喜欢向后人念叨的并不是哪一仗杀人最多，恰恰是哪一仗杀人最少，如果有哪一仗没有杀人、或者没有动刀枪，就会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无尚光荣。唯有某些政治家的目光才能超越普通人的生死。例如曾国藩，自诩为“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被当时民间呼为“曾剃头”。这倒不一定是曾国藩生性嗜杀，而是因为他的目光已经超越了普通人的生死，所关注的是远大的政治目标。相对于这个远大的政治目标，普通人的生死多也罢、少也罢，都仅仅是供奉在政治目标神主之前的牺牲。曾国藩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兄、为人师友、为人弟子，可能都不错，有的社会角色甚至扮演得相当精彩、令人折服，唯独不能算是善人。自他提出这样的观点以后，草菅人命的恶魔都可以说成是救人苦难的菩萨了。所幸，五代时还没有曾国藩这样的理论。
　　
　　二是朝代更迭速度太快。每个朝代都只能存在十年左右，有点像事实上的任期制，如何对待前人就是如何对待自己。所以，赳赳武夫们很快就学会了温情脉脉。制度也罢，惯例也罢，只有在可能适用于制定者的时候才会更人性、更合理、更进步。宋以后历代皇朝的“任期”都太长，长得君主们忘记了自己也会被取代，对前朝统治者就格外冷酷无情。宋、元、明的末代君主，下场都比较惨。而如何对待失败了的对手，也是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由此推测，军爷们轮流负责的五代时期，在政治文明的这一方面比后来历代皇朝或许还要强一些。
　　
　　黄袍加身版兵变主要的副作用，可能还是欧阳修所说的，“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从现代政治层面看，无非是以另一种方式废除了最高统治者的终身制、实行了特殊的任期制，不仅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是极重要的政治进步；所差的只是如何规范化。但在当时，确实不好。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军爷们，弄个太祖当当成了很随便的事情。后汉高祖刘知远有个弟弟叫刘崇、也是手下大将，郭威代汉时派人杀掉的湘阴公刘赟就是他的儿子。两人从此成为世仇。郭威称帝成为后周太祖，刘崇便称帝成为北汉世祖。时间都是961年，郭威正月初五登基，刘崇正月十六登基。郭威在开封，刘崇在太原。考虑到两地的距离、交通条件、通讯手段，几乎就是同时。如此办事效率实在令人佩服。正月登基，二月就开打，在今天山西的临汾、隰县一带打了第一仗。从此，两朝之间的战争没完没了，从后周与北汉之间一直打到宋与北汉之间。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来泄私愤，近乎儿戏，又是其政治文明程度不高之处。
　　
　　黄袍加身版的兵变并非一无是处，黄袍加身版兵变的领袖也并非一无是处。其中有的甚至相当杰出，例如后周太祖郭威。随后，我们就用两个小节说说这个虽然是军爷出身、虽然是通过兵变上台、还是办了不少好事情、还是蛮不错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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