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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妹 我在一个小山村开着个小书店，经营惨淡，勉强维持。一日来一妇女，领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买书。女孩挑书，我们在一边唠嗑儿。闲谈中我得知她们家很穷，但孩子在学习上的花销，家里从不算计。那天孩子挑了一大堆书，妈妈看了看，自言自语说，好像没带那么多钱，问我可以便宜些不。我算了算，按本给她，也得一百多。她便回家借来了五十块钱，给孩子把书买走了。在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肯花一百多块钱给孩子买书的家长，可说凤毛麟角。 大约过了两个月，一次，一个小女孩挑了一本作文书，问我可以优惠不。“我好像应该叫你大姨夫吧？”那孩子很会说话，“我妈和你们家有亲戚，我妈是北王庄的。前些日子，我妈从这买了一百多块钱的书呢。”她一说我还真想起有这么回事，对象和我说过，有一个姨妹在这里。姨妹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因为家里穷，父母窝窝囊囊，村里人瞧不起，所以哥哥小三十了，也没混上个媳妇。父母为这事整日唉声叹气，愁眉不展。正好这里也有一户人家，情况大致相同。于是有人撮合，两家换亲。起初姨妹是不情愿的，但为了哥哥，为了父母，为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她委曲求全答应了。 “大姨夫，你想起来了吧？”孩子问我。 “哦，是的。我给你算算。” 最后，她又以最优惠的保本价拿走了。可没料到，不过一小时的时间，她又来退书。退书可以，我忍无可忍的是，她要求我按定价退。 “那怎么行？不挣钱，到家到业。退货我如数退款，这都可以。怎么能让我赔钱退书呢？”我难以接受。 “要不那样行不行？大姨夫你帮我个忙。”看那孩子战战兢兢，我点头。 “我妈要是来问你，你就说我花定价买的。我想退，你不肯，行不行？” “合计着，我赔了夫人又折兵，你偷走驴我拔蹶子。低价卖你书，还让我背一个黑心商人的黑锅。你妈还得说我六亲不认，钻钱眼里了。”我苦笑着。 “好哇，我就知道你个小死丫子没说实话！”说着话，一女子气势汹汹闯进来，我一看，是姨妹。 我没来得及说啥，孩子已经吓得缩到墙角了。 “姐夫，我告诉你，甭给她脸。”姨妹气得喘不过气来，“你给我说，你跟你爷要那十块钱到底干啥使了，今儿你不给我说清楚，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那孩子吓得哆里哆嗦，哭声阵阵。 “你给我止住！”妈妈一声令下，女孩子果然不再抽泣。 “老实说，你是不是买用不着的了？买啥了？” “买吃的了。一根辣条，一个口喷。。。”孩子断断续续地小声说。 “甭说了。告诉你，下个月的零花钱一分不给了！”妈妈大声训斥，连我都大气不敢出。原来孩子从爷爷那要了十元钱，说买书，其实买吃的了。为了堵妈妈的嘴，她又从我这里买了本便宜书。谁知，孩子的事哪里瞒得了妈！妈妈一听就来了气，说这里的书店作文书从没有卖定价的。让她把十块钱下也得给下出来。 一切平息了，我劝姨妹说，可以给孩子讲讲道理，毕竟那是个孩子。她说，她没文化，性子急，不会讲道理，一说就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就想动手。她说，孩子到了家就会看动画片，除此外就是琢磨着要钱买吃的、玩的，这样的孩子将来肯定不会有出息。现在又加上说瞎话，更是不可饶恕。虽说觉得妈妈有些凶，但想想现在的孩子，想想这个孩子的所作所为，也情有可原，甚至可以说，是个很难得的好妈妈。 接下来的一件事，却让我对这个大字不识、脾气暴躁的姨妹肃然起敬。 姨妹有个小女儿，六岁了。有一次回妈家的时候，孩子感冒了，她带着孩子到村里的大夫家打针。医生是个新手，女的。量了体温，医生说打一针吧。没想到，针刚扎下去，孩子就声嘶力竭地拼命哭闹，说右边脚疼。一看右脚，脚趾向下耷拉着，脚后跟使不上劲。大夫一看也慌了，赶紧骑上车子，到镇上的医院看，医院说看不了，让去县医院。到了县里，还是不行，建议去市里的儿童医院。可她们口袋里都没装多少钱。大夫说，让她等一会，她回家里拿钱。 过了好长时间，却是姑爷带着丈母娘来了——大夫的妈。坏事就坏在这个妈身上了。要不怎么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妈妈一下自行车就面沉似水，大吵大闹：“咋的？镇里看了没病，县里看了没病，又想上市里？想的倒美！没病就没病，想讹人啊？告诉你，一分钱没有，有法儿你使去！”老太太说完，撇下这娘俩，带着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喘着粗气走了。 姨妹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好返回家中，拿了钱去医院。她先后在市里和北京两家医院给孩子看病，他们一致认为是坐骨神经损伤，大夫打针所致，万幸的是，伤到的是副神经。贫贱夫妻百事哀，因为穷，每前行一小步就有想象不到的困难。就说住宿吧，孩子治病的钱还不知够不够用，就只好委屈自己，能将就就将就了。她或者在大街上某处露宿，或者在急诊室租一把躺椅对付一夜。在医院和车站之间，能自己抱着孩子走，能坐公交，就绝不打的。吃的管饱不管好，喝的就是白开水。治疗一段时间后，孩子的病情总算有了好转，就转到县中医医院在穴位上扎针，针灸治疗，一天一次。姨妹家里在县城最北边，离城里五十多里地，坐公交车往返也得十块，家里难以承受，就只好她用自行车带着孩子去。每次到医院，从孩子的屁股到脚跟都要扎上一溜针，孩子一声不吭，告诉妈妈说不疼，可妈妈却每次都哭得泪人似的。一年半以后，孩子逐渐恢复，这时才顾得上去找当初打针的大夫交涉。想不到，老太太竟然反咬一口：“这是穷疯了，见谁就想敲一杠子。你想做泥腿子不是？想讹我们，告诉你，门儿都没有！钱我们一分没有，有能耐你们随便使去。” 姨妹气得几乎晕倒。自己孩子受了罪，欠了一屁股债，家里的地也荒了，遭受精神物质上的双重打击之后，还要面对这黑白颠倒的残酷现实，还要背上泥腿子、敲竹杠的恶名！姨妹气得一口饭也吃不下去，夜里合不上眼，第二天就到法院告那大夫去了。法院说，要把病治好以后，确认是医疗事故后，才能打官司。于是，她又一次次跑北京，到市里，开证明、做鉴定，自己都不知跑了多少次，光路费就用去三千多，终于有了些眉目。 但这回却有了另外的阻力：丈夫不爱烦了。劝她别闹了：“咱没人，又没钱，打啥官司啊。你少听说了，冤死不告状？何况你又是一个妇道人家。就算赢了，能赔多少？要是输了呢？人家早把上上下下打点好了，人家宁可把钱花在送礼上，也不会给你。你告不赢，好好过日子吧。”在他看来，姨妹此举无疑是蚍蜉撼大树，没有好结果。 她一听也急了：“我非把她整倒，就不信他这个劲儿。我孩子受那么大罪，我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气，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暗气暗憋了？我咽不下这口气！你不愿意出头我自己去。” “那得花钱，傻娘们儿！” “不行。没钱？好办。你不是没钱吗？明儿去村支部，上大喇叭里喊去，谁帮我打官司跟谁去。” 丈夫气得不说话了。 其实案情并不复杂，证据也好找。问题是，一来如今求人办事难，没人可求就更是难上加难，倘若再没有钱呢？困难可想而知。有时看去很简单的事，举手之劳，办起来却难于上青天，微妙啊。个中奥妙办过的人就会知道。二来呢，大夫家也就是抓住了她们家没钱没权，没气没囊，逆来顺受，几辈子都这样，村里没人瞧得起她们家。一个个烟不出火不进，怕事，没原则地忍。姨妹一妇道人家，整得出啥？ 可这次还真就碰上个认死理、不服输的。她觉得法院毕竟是人民法院，这社会还没到颠倒黑白的地步。一次不行两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公道还是有的，好人也从来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法院终于给了她一个公正的判决：属于医疗事故，赔偿经济损失三万二千元。 大夫家一看要坏事，就想转移财产，他们搬到一个又矮又破的小房子里住。而后便以家里没钱为由，不执行判决。她只好又找到法院，要求强制执行。 最终把那个大夫送进了看守所。她们家里也软了，说准备出一万七千块钱，后加到一万九，她坚决不答应。在法官调解下，最终得到二万三千元。连治病，带告状，还搭进去两千，别的还不算。但她要出的是这口气。 都这个时候了，那老太太还是嘴硬：“算我们倒霉，讹去的钱不好花，谁让我们碰上个滚刀肉呢？” 那个大夫，不仅是赔了些钱，实际损失无法估算，因为她没有行医资格了。即便再干，也没人敢找她了。嗨，倘若当初不耍赖，积极稳妥处理好事情，结果恐怕不会这么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可是，现在说这些都晚了。 世上没有后悔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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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1-7-19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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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0 08:35
发表于 2011-7-20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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