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忠惠：文革记忆·风雨山城【转帖】

小菜一碟

风雨山城


作者：谭忠惠    发帖：波涛     来源：滦河网【燕北文史】   

海纳百川，耳听八方。历代当政者都应虚怀若谷，听听过来人的倾诉，或对或错，都于治世有益。所以，真的希望能有更多的老同志能像谭老师这样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们。

1.在“四清”最后的日子

1966年，当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的时候，我们还在唐山的滨海地区乐亭县曹庄子人民公社，开展以“四清”（最初叫清财务、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唇，后来叫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候，采取混合编队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我们是地区总团下设的一个分团，人员大多来自唐秦两市和迁西、迁安、滦县等县的干部，有一百多人，还有解放军两个团参加“四清“的几十名军官。到这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吃紧了，分团中的县级领导干部都集中到市里去了，我原是分团的政治部主任，被总团任命为副政委，随即为分团党委书记、代政委。其实我那时只不过是迁西县委组织部的一名干事，这也是应了那句话了，“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不过我那时虽然比较年轻，也是个扎扎实实做事的。

领导干部都走了，留下了一个摊子。此时，大部分村已经完成了“阶级复议”和“清理财务”等工作，以后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整党和班子建设，我们要在领导不在的情况下，抓紧时间，把余下的工作做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的声浪逼近，不时有情况传来，说在县城和临近的乡镇，红卫兵破“四旧”，把字画都烧了，把花盆儿也打碎了。这些情况传到曹庄子，有些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也提出破”四旧”和张贴大字报，也有的大中学生回家来，传布城市里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些情况引起了我们的重视。那时中央发到县级的文件，也发到分团，我们对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也进行过学习，但是对红卫兵的过火行为也不甚理解，也感到对群众运动也有个引导问题，因此，我们部署对破“四旧”要分清旧与非旧的界限，指出农村中买卖婚姻、封建迷信、赌博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才是“四旧”，应大力破除；对花卉和字画等文化艺术品，都不应视为“四旧”加以损坏。对学生要写大字报的，要告诉他们，他们年纪还小，而写大字报又浪费纸张，可以引导他们写小字报，在教室和校园内搞墙报。对回家的大中学生，工作队要主动接触，并听取

他们的意见，而且要善意的告诉他们，因为他们长期不在家，对村里的情况不大清楚，不经过调查研究，不要轻意地表态，这样对他们对工作都有好处。这些话是我在全体队员会上讲的，那时候也许是全无顾忌，所以过后有的同志对我说：“别人不敢讲的，你都讲了。”但是我认为我这么说并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我们这样做了，也收到了一定效果。客观上，曹庄子没有一所中学，而且地处滨海，也许是天高皇帝远吧，尽管城市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热火朝天，这里却相对的比较平静，因此，也使我们争取了时间，得以集中精力开展工作。可是好景不长，在进入冬季以后，大约在十一月份，部队的同志就撤走了，此时我们也有了一种预感，在具体分析了各村的情况以后，决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抓后进促平衡上，帮助工作进度慢的队解决矛盾，清除障碍，促进工作的开展，对面上的工作，则强调在搞好班子建设的同时，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为工作队的顺利撤离创造条件。

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紧了，我到总团开会时，己经看到有些红卫兵聚集在总团的门前，纠缠不休，总团的副政委刘任英在工作人员的维护下，与红卫兵对话，我感到有什么情况就要发生似的。我们在继续抓紧后期工作，同时又满腹狐疑的观望着一个不可知的局势。终于有一天，分团的李团长（开滦唐山矿的办公室主任）和政治处的张主任（秦皇岛市某区委千部）急匆匆地走来神色慌张地对我说；“邻近的分团己经撤了，我们也快撤吧，晚了就走不脱了。”我听了以后，最初的反应是感到突然，我原来也曾想到哪一天会撤退，但是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可是我们也不能这样抽身就走哇，我告诉李团长和张主任：“我们要善始善终，再多站一天，布置各工作队召开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座谈会，做好善后工作，并与总团联系，准备好撤退的车辆。”此时各村的领导班子都己建好，我们已基本完成了任务。

2.撤退时仓促而有序

1966年12月29日清晨，有几部卡车驶进了团部后边的场院，我和李团长站在习习的寒风中，迎候着各工作队的到来，我们有点担心，生怕那个工作队遇到麻烦撤不出来，直到最后一个工作队到齐了，我们才‘放下心来。我简单地致词，向同志们告别，先送走了唐秦两市和其他县的同志，而后带领迁西的几十名同志，分乘两部卡车返回迁西。
汽车驶出乐亭县境，沿铁路线西行，经过古冶，然后向北驶去，穿过山野，越过村庄，一路上没有人说话，大家都沉默着。这使我想起两年前我们乘车奔赴“四清”前线的情景，那时候，大家斗志昂扬，一路高歌，像是开赴一个光荣的战场。而今却是另一番心情了，我们像一群从订线败退的士兵，拖着疲惫的身躯，从战场上撤下来了。“不，我们没有败退。”我这么想：“两年来，我们遵照党勺指示，在“四清”前线转战两三个县，通过艰苦的工作，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没有理由自责。”想到这里，也就平静了许多。汽车继续沿公路奔驰，车后扬起尘沙，最后风尘仆仆，也驶进了迁西县城，驶进了县委大院。人们纷纷下车，忙录着往下卸行李。我告诉大家：“先回家或回各自的单位吧。”人们又纷纷背起行李卷儿，提着兜子，向大门外走去了。

我望着那些年青的“借调干部”的背影，不由有些伤，两年来，这些男女青年日夜和我们战斗在一起，每月只二项30元的生活费，无怨无悔，很是令人钦佩的。他们是由农讨选拔的优秀青年，本是怀着美好的憧憬和理想，投身于“四清”工作的，如今又带着他们的梦，悄然地回到农村去了。望着他们的背影，我还真的有些无奈而又无限的感喟了。我送走了同志们，转身和迎面的同志打过招呼，直奔县委组织部，这是我的工作部门。我一进办公室，陈俊英同志就立起身，满面含笑地迎上来，几句寒暄后，她告诉我朱部长调市里了，樊副部长调商业局了，郭副部长回原籍了，张甲调党校了，搞“四清”的还没回来，现在部里只有她和张启兴、李景禄三个人了。而后又说：“上边有指示，把个人携带的枪都收上来。”这我理解，我们党历次运动都是这样的，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搞运动就要整人，难免有人想不开。我把我随身携带的德式三号手枪和几粒子弹交给了她。在“四清”前线，一位部队的团长送给我十几粒“五四式”手枪子弹（口径与德枪是一样的），这不是组织上发的，我留下了。这后来差点成了我私藏弹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证，幸好我说的有根有据，他们才不再追究。当然子弹是没收了，而那只手枪也永远没有回到我的手中。

县委大院，冷冷清清，见不到先前那么多人—后来才知道，当时县委领导们大多还滞留在市里，自“文革”以来，有些同志也被安排到下边去了。我没有向陈俊英过多的询问，就与她告别，扛起行李卷儿回家了。

3.走进“文革”
我从“四清”前线回来，在家休整了一天，也就是洗洗澡，理理发，换换衣裳，没有顾得过问家里的事，也没有帮助家里干点什么，就急着返回机关。妻子说：“你走了两年多刚回来，还不在家休息几天。”我说：“不了，我还不知道机关的情况呢。”早饭后，我像往常一样，格守着上班的时间，徒步走回机关。走到大街上，如同一个久居外乡的人回到了故乡，我所熟悉的街市，没有多少变化，只是多了几分清寂，几分萧索。那街道两旁的店铺敞开着，迎透着烟霭中的晨光，冷峭的风从滦河的谷地那边吹过来，穿过空荡的街市——冬天的早晨，没有多少行人，偶尔有两三个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走过来，有男有女，年纪都在十几，岁，大约是本县的中学生。那些女孩子特别的好看，她们一般穿着军绿色的上衣，或全身都是军绿色的，头上戴着一顶“军帽”，帽子底下压着两根黑黝黝的短辫子，肩上斜背着一个绿色的背包，美丽、天真而又飒爽的模样，真像是不爱红装爱武装，并且是投笔从戎了。最醒目的还是那街道两旁墙壁上的大标语，上面写着“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类的口号，斗大的字笔力雄浑，震人心魄，我仿佛走进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在县委机关北面的不远处，是“文革”接待站，在它的门前，有红卫兵进出，我遇见了接待站的赵振山同志，他告诉我：“这些学生是来这里领粮票的，准备到外地去串连。”我说；“那还还吗？”他说：“都记账了。”“天晓得以后怎么还。”我心里嘀咕着，走进接待站办公室。

接待站办公室是一个很宽绰的房间，墙壁上张贴着十多张大幅的彩色照片，突出的画面是毛主席和中央其它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的盛大场景，毛主席带着红卫兵袖章，向聚集在广场上的激奋的红卫兵挥手致意。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画面，正好刘进友同志也在那里观看，他招呼我说：”钟惠，你看，少奇同志站在边上了。”我靠近他去看，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领导同志的排序中，刘少奇同志站在毛主席右侧第七、八位，就是说从左右两边计算，他已从过去最靠近毛主席的位置，后挪了十几位。我们不再说话，从进友的眼辛中中，我看到了疑惑一与不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中共中央的《决定》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革命运动。

怎样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们从文件中领会，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反修防修”的怠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但是我们对中国是否有了修正主义的现实，还不大清楚，对这场运动的总趋向，也不大了解，所以在急剧发展的形势而前，在突发事件面前，又总是感到困惑与不安。刘进友同志所表示的关切，也许反映了众多党员的心境。

4.接受新使命

我从“文革”接待站出来，便径直地来到县委机关。县委机关宽敞的院落和几排房屋，依旧是老样子，只是它的冷清与沉寂，却让我平添了几分压抑，我久违了岗位，此时又心无依附，也便有些失落，可是，就在这时我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在院内，李景禄同志招呼我到组织部去，说李程国同志找我（李是县委常委农工部长，后来听说代理组织部长）。我随李景禄走进组织部，李部长正站在办公室，他见到了我，就径直地对我说：“经常委研究，让你到人委办公室任主任。”我们俩都坐下来，他继续说：“现在人委办公室没有正主任，只有一名副主任，你去是任正主任。”又说：“眼下那边急需要人，你现在就过去，先通过会议宣布任命，以后在补文字。”李景禄在一旁也补充说：“现在开不了人民委员会。”（意思是对我的任命，要待情况允许时能召开人民委员会议了，再发文字。）我问：“还带不带手续？”李部长说：“不带，文字都以后补。”（那时候为了避免红卫兵的干扰，县委已不再有公开的动作。）我意识到这是县委根据当前的形势，做出的安排，但我过一去一直做党务工作，对行政工作并不熟悉，我想我即使不接受这一任务，今后也会有适合我的工作，但是面对眼前的形势和领导的信任，我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

1967年元旦，悄然而至。在头天晚上人委机关召开的全体干部会上，副县长林祥代表县委常委宣布了对我的任命，次日上午，我就来到了新的岗位。来得是那么匆忙，以至我走进人委机关以后，才发觉这天是个节日（厨房正在准备节日的午餐）；来的是那么急促，没有人向我介绍情况，我也无从问起，县长傅景瑞还滞留市委（在我来人委头天，我们曾见了一面，以后就没见到他，大概他只回来一两天就返回市里去了），常务副县长李玉山每天要到机铁厂向造反的工人交代“问题”，副县长李永丰从“四清”前线回来还未上班，只有副县长林祥一个人留在机关。机关支部书记人事科长朱庆玉因病休假，由我接任支部书记，但是我对人事一无所知，仿佛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在人委办公室，只有一名副主任，两名科员和一名打字员，还有作内勤工作的。整个机关人心慌乱，政府的工作也几乎停滞。这时我才进一步领悟到县委派我到人委来，不仅是要我支持行政事务，主要还是让我协助领导把握人委机关的局面，但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

1967年1月21日，我去唐山参加盲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提高各级政府对残疾人生产生活的重视，并动员造反的盲人回家，可是会议刚开到第二天，市里就发生了“夺权事件”，这次会议在一位民政局长的支撑下，和市“盲人协会”的配合下，总算开下来了。会后我带着迁西的几位盲人返回了迁西。

我回来后，发现迁西的形势也有了变化，人委和其它机关部门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到办公室刚坐下来，打字员孙敏就找来，板着脸对我说：“文革以来县委任命的干部，我们不承认，你先回县委吧。”我听了以后，感到气愤，我想说我是县委任命的，你们有什么权力赶我走，但又一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既然他们造了反，你留下来，他们也不会听你的。想到这里，我直视着孙敏，不再说话。就这样，我到人委办公室工作一个月，前二十天很少有行政事务，后十天只参加了一个会，就被造反的下属轰走了。

5.代理书记之死

我回到县委机关，在院内遇到到了刘进友同志，他对我说：“王怀忠同志自杀啦。”“为什么？”我吃惊地问。他告诉我：“中学的两派红卫兵都缠着他要他表态谁是革命的，他不好直接回答，就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说，我压制了你们，又对‘卫东红卫兵’说，我欺骗了你们。因此受到了其他常委的批评，思想有了压力，就投滦河自杀了。”刘进友还告诉我：“没有给他一口棺材，就盖一片席子，拉回家去了。”最后他喃喃地说：“他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妈呢。”惋惜与不平溢于言表。赵振山同志也告诉我：“多少天来，红卫兵一直纠缠他，他不得体息，连看报纸的时间都没有，也许他的脑子乱了，思想承受不了啦。”我们都是老同志，过去关系不错，所以有话愿意跟我说。

王怀忠同志是个老干部，过去在南方当过地委组织部长，回迁西以后任县委副书记。在县委书记去地区搞“四清”以后，他代理书记，负责“后方“工作（重大问题还要向在“四清”前线的县委书记汇报和与其它常委沟通）。他是农民出身，为人忠厚朴实，在县委一班人中素有长者之风。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是记录1966年国庆节庆典的，有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的盛大场景，王怀忠站在观礼台上的人群中，翘首张望如潮的广场。对于一个忠于党和人民的老战士，他很想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但是红卫兵的冲击，又往往使他处于困难的境地。也许在红卫兵的逼问下，他婉言地回答，是想避免两派学生的冲突，化解两派学生的矛盾，所以宁愿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却不想招来更多的麻烦，有的红卫兵对他更是不依不饶，在受到其他常委的批评以后，思想增加了压力，便投河自杀了。在那个年代，自杀就是叛党，他被开除了党籍。一个忠诚的战士走了，走的是那么凄惨，让一切正直的人为之伤悲。

6.祸起萧墙

红卫兵运动从校园扩展到机关、企事业，以至整个社会，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在县委机关也先后成立了“敢字号”和“劲松”等组织。我回县委机关以后，也曾有人要与我组建一个组织，我没有同意，我不愿牵头做这种事情，但是当李景禄同志要我参加“劲松”时，我同意了，因为他们都是组织部和监委会的，我想我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后来“劲松”又与其他组织联合组成了“灭资兴无造反队”，人数就比较多了。至此除去领导干部和其他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以外，绝大多数人都分别加入到“灭资兴无”和“敢字号”这两个组织了。在这以后，大院的形势，越来越不稳定，在几天的时间里，相继发生了意外的事件：一是县委的核心出现了分裂。有一天，我在县委院内碰见了县委副书记孟英同志，我们走得很近，他悄悄地对我说：“刘任英有海外关系，他的岳父在台湾。”这使我感到突然，我知道他认为我这个人靠得住，才向我说的，但我马上又意识到他的用意，所以只是望望他，没有答话就走开了。

这件事一直使我不安，也一直不敢对旁人讲，李景禄同志是做干部工作的，有一次我从侧面向他透露了这一情况，他说：“刘任英的岳父在天津（也许说在北京）给一个资本家当秘书，在解放前跟资本家一起跑到台湾去了。”他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我不能肯定李景禄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这个情况，但他是在刘任英出去搞“四清”以后，才调到组织部的，刘又是省管干部（或市委代省委管理），他对他的这些情况不一定了解。孟英是个老同志，而且过去在地区做过公安工作，在县委也分管政法工作，有条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加之他又向我说过此事，我就怀疑是不是孟英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

刘任英是县委副书记，在县委书记张逸生同志调市委以后，任代理书记，此前他己担任地区“四清”总团的副政委（曾经在总团留守，回县比较晚）。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搞完“四清”，他就会被正式任命为县委书记。孟英此时抛出他的“海外关系”问题，就是要在政治上孤立他，进而把他搞下台。我不知道李景禄是怎么想的，但是后来“灭资兴无造反队”就贴出了大字报，揭发了刘的海外关系问题，我想，他一定也在其中起到了作用。

二是“敢字号”夺了县委办公室的权。“敢字号”主要是由县委办公室的内勤和政交人员组成的，还有团委和监委的个别人参加。有一天，听说“敢字号”夺了县委办公室的权，我不在现场，不了解情况，过后遇见了县委办公室的刘进友同志，他对我说：“他们要我交出办公室的钥匙，我没给”，他摸摸自己的口袋继续说：“钥匙就在我兜里，我能随便交给他们吗？”刘进友同志做得对，“敢字号”夺权是错误的，他们是在“上海一月风暴”和全国夺权之风的影响下，采取的盲目的过激行动。不过根据刘进友同志说的情况，他们占据了办公室，拿不到县委办公室的钥匙，也就拿不到县委办公室和县委的印信，这夺权的作为就打了折扣。“敢字号”的行动，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评和指责，后来他们退出了办公室（这大约就是后来在史料中记录的党委夺权）。

三是“灭资兴无”扣留了朱长欣。朱长欣同志原是迁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前不久调杨店子化肥厂工作，不知他为什么来到了迁西，被“灭资兴无”的人扣下了。那天，我从组织部南排的一间屋子的门前走过，门吱的一声被拉开了半面，我看到他慌张的样子，立即走了进去，问他；“你怎么来了？”他说：“我被扣下了，你是不是跟他们说说先让我回去，以后有什么问题再找我。”我当即答应，转身走到另一间屋子。这是“灭资兴无”的活动室，很多人都在那儿，有李景禄，他是“灭资兴无”的主要头头，还有张风山，他也是组织部的，是从“四清”前线回来的。我对他们说：“让长欣同志先回去吧……”我的话还没说完，张风山就反驳说：“那怎么行，他在发展党员和任用干部上有很多问题，怎么能让他回去呢。”没有人搭碴儿，李景禄也不表态。张风山所说的问题，涉及了我，因为我就是具体做党建工作的，而且人们知道我和朱的关系，同样的话，看谁说，我的话不顶用，无奈走出去了，想找个机会跟个别人沟通。长欣同志站在那间屋子的门里望着我，像是急切地等待我的回音，我却不能走过去，因为如果被别人看见了，我说话就更不灵了。后来，当我们回到屋里再次议论此事时，李景禄终于表态，同意让他先回去了。

朱长欣身陷“灭资兴无”，有惊无险，终于离开了迁西，但是对他的问题，有的人并没有放手，后来还是我出具证据，帮他在这些问题上得到了解脱。所谓发展党员问题，是指六二、六三年在文教卫生系统发展的几名知识分子党员，他们都是经过党组织长期培养考察，经过我了解和谈话，有的还旁听了支部大会讨论的情况，而后提到部务会讨论通过的。按照规定履行了程序，即使有的支部有纸漏，也与朱长欣同志没有关系。对于干部的任用，凡是县委管理的干部都是经过组织部考核，报常委讨论通过后任命，并不存在问题。主张反对朱长欣的人，都是他经手调入组织部的，而今却成了对头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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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革”观察员

经过这些事件以后，我退出了“灭资兴无”，那时，我曾暗下决心，除去党的组织，任何组织我都不参加，但是，这一点后来并没有做到。

几天后，李景禄同志又通知我，要抽调我到农村当“文革”观察员，大约说是武装部与县委的领导同志商定的，我被分配到南刘古庄公社。

次日上午，我骑自行车直奔南刘古庄，在公社与王主任接洽后，他把我领到离公社不远的一个村庄，把我介绍
给村支部书记就走了。

我与支部书记座谈，他告诉我现在造反派起来了，他的工作也不好干。我问村里的“文革”情况，他说有两户富农，是亲兄弟，被造反派抄了家。经过询问，得知这家富农在上改时己经被斗，按年龄推算，那时两兄弟都不足十八岁，只是富农子弟，不是富农分子。我告诉他按照党的政策，对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已经平分的，不能在搞二次平分，而富农子弟的劳动所得是合法收入，他们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绝不能允许任何人随意抄家，因此，对这一错误必须纠正。

为了宣传群众，并取得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在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座谈会，在会上，我向他们讲解了党的政策，这些人本来就不赞成造反派抄家，听了我的话，心里有了底，也表示支持纠正错误。我们还座谈了生产情况，春耕在即，机不可失，大家都支持支部书记挺起腰杆，抓起工作。

次日，我让支部书记把造反派的头头找来，这个造反派头头约二十几岁，衣衫陈旧，面无光华，也许他已经知道了我是县里派来的“文革”观察员，态度并不专横。我向他详细讲明党的政策，耐心作思想工作，提出要求，让他们立即把那两家准备盖房的木料和其它财物全部送回去，否则以后就是他的责任。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他终于答应了我的要求，并在当天把东西给送回去了。

通过这件事，也使我得到了启示，虽然开展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党在农村的一惯政策没有改变，只要我们靠群众，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些问题并不是不可以解决。在运动中有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解决问题，主要是顾虑重重，怕引火烧身，这种心态，可能会使局势更难于把握。

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和支部书一记商量，在晚上召开全体干部会议，研究和安排春耕生产，可是这时，公社又通知我，说我家的孩子病了，让我马上回去，支部书记也劝我先回去看看，但是我还是坚持在晚上召开会议安排了生产，才于次日返回县城。仅仅两天时间，我还没有来璐及对这个山村详细的审视，就离开了（以至我今天已记不起它的名字）。此时我的女儿正躺在医院的病榻之上，那年她才十一岁，因为得了乙性脑炎，延误了医治，在住院时已昏迷不醒，经过几天的救治，才脱离了危险。

8.动乱中的思考

1967年5月，在我的女儿出院以后，我又被安排到“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以下简称抓促部）办公室，任综合组组长。指挥部就设在人委机关院内。指挥部主任由县武装部副政委“支左办”主任赵庆生同志担任。说是“抓革命促生产”，其实我们的工作只是抓生产，不抓革命，革命是“支左办”的事，我们平时只负责了解和综合基层的生产情况，但是我们又生存在同一个空间，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环境。那时，人们都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指挥部办公室十来个人．除去我和另外两个家庭成份高和亲亲属有问题的人，都“参力了人委机关的红卫兵。在社会上红卫兵已分成两派，县直属机关各个部门的红卫兵分别站在中学的“卫东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一边。“支左办”只支持“卫东红卫兵”，不支持“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引起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不满，也加深了两派之间的矛盾，据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县中学最大的红卫兵组织，他们的人数占在校生的大多数，其骨干主要是运动初始的被压制的学生。“卫东红卫兵”的人数比较少，其骨干主要是运动初始的积极分子。这些年少的学生，本是同窗好友，自“文革”伊始就有了隔阂，以后成立了红卫兵，就形成了对立的两派。

我不知底里，但是从王怀忠同志生前对两个红卫兵组织的表态看，也许能看出一点问题，这隔阂的形成不能单怪他们自己，其中也有政治的和人为的原因，所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也应该推本溯源，着眼于化解矛盾。但是那时候，有人对那些最初造反的学生有一种不变的看法，认为以他们为骨干组成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被坏人操纵的，这种认识，不仅仅是对他们造反行为的审识，也是源干对知识子扎堆地方的偏见，因而也便怀疑他们的背后有坏人（这种推测在领导层面，在运动初期就有了）。武装部和“支左办”最终选择了支持“卫东红卫兵”，这使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的一些人感到再次受到了压抑，怨怼的增加，嫌隙与冲突的扩大，不仅加剧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卫东红卫兵”之间的矛盾，也把这种矛盾扩大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卫东派”红卫兵和“支左办”之间的矛后了。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它没有引出一个好的结果，反而加剧了矛盾，扩大了矛盾。设想如果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支左”要求和这两部分红卫兵的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采取依靠多数团结少数即依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团结“卫东红卫兵”的办法，也许不会是这个情况，尽管当时双方存在着分歧，双方都说自己是“革命”的，但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破解的难题，只要做好工作，特别是向“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有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思想），讲明“革命”不分先后，自己“革命”也要允许别人“革命”的道理，大概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样，有利于消除隔阂，增进团结，也有利于统一思想，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相反，采取支持“卫东红卫兵”疏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作法，并利用县直属机关“卫东”派红卫兵的优势，去遏抑“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势头，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矛盾。这是一个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使用阶级斗争的观点，采取对抗的方式，那些年少的学生是被“一个号召”发动起来的，他们心地单纯，思想激进，在“革命”大潮的推涌下，容易走向极端，所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应该采取疏导的方法，而不能施加压力。思想工作是开启心扉的锁钥，压力必然会引起反弹，在这方面，发生在南刘占庄那个山村的故事，也许能够给人一点启发。

我对另一个问题持不同意见，是对当权派问题的认识，虽然“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我认为这不应是普遍的现象，所以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每一个领导干部。那时候，造反派起来了，党政机关瘫痪了，领导干部不是被打倒了，就是靠边站了，在县直属机关，先后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一是批判前任县长孟华辅和副县长周士风；二是批判县委代理书记刘任英。

孟华辅和周士风大约在1966年3月迁西人大换届前后，就被放到“四清”前线当队员去了。我与周士风的一次会面，是在乐亭县王滩公社的赵滩村（孟英的点上），他是我的老领导，邂逅相遇，难免有两句问候，看那境遇，就知道遇到了麻烦。“文革”开始以后不久，他就和孟华辅一起被推出来当做批判的靶子（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县委负责人曾派人分头到各工委在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上公布孟周的“罪状”）。批判孟周，主要说他们“反党”，我不知道在领导层内部曾经有过怎样的“过节儿”，但我认为这也许是领导层的不团结和工作上的分歧，还不至于提到反党的地步。孟周已是卸任的领导干部，此时把他们推出来，如果不是有人蓄意的谋陷，也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求自保的，并不具有被夺的意义。

对刘任英的批判则不同了，他是现任的县委主要负责人，对他的批判，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权力的争夺。提出打倒刘任英的口号，并不是偶然的，作为这一事件的起点，先是县委副书记孟英抛出了刘任英的海外关系问题，随后便是“灭资兴无造反队”贴出了大字报，揭发批判刘的“三大罪状”，打一响了倒刘的“第一枪”。所谓的“三大罪状”的第一条，就是海外关系问题，其余的两条是“崇洋媚外”和“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我对一此亦有不同的看法，海外关系怎么会成为一个人的罪状呢？

据我所知，在高干中也有亲友在海外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革命的选择。海外关系不能成为打倒一个人的理由，其余两条也是荒诞不经的。我认为迁西也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几任县委领导核心都是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建设山区，而且刘任英来迁西较晚，他主持县委工作一直在“四清”前线，要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未免太牵强，但是欲驾之罪，何患无辞，只要是利用这个海外关系问题，在政治上孤立了他，他们就可以随意的罗织罪名，把他打倒。刘任英是孤立的，县长傅景瑞紧随孟英，成为倒刘的主将，人委的“红联战斗队”的头头与县委的“灭资兴无造反队”的头头保持一致，他们都得到了武装部和“支左办”的支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倒刘的趋向，我知道他下台是迟早的事。

9.无情打击

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最初只是一种内心的活动，从来不与任何人交谈，因为我在“抓促部”办公室工作，不宜发表意见，但是我的心是不平静的，这种不动声色的思想，本来就很脆弱，它在一个偶然的情节中被打乱了。

1967年七月，有一天，孙敏同志来找我，他对我说，他们商量了，要吸收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指挥部的人与人委的人是同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得到了“支左办’，的支持。我想他们也许认识到当初赶我不对，我现在又是“抓促部”办公室的综合组组长，所以才主动要我加入他们的组织，但是我与他们意见并不一致，这使我很为难，我又想眼前这种对立的情况也许以后会好些，他们的要求又是那么实在，我一时说不出拒绝的话，便答应了，可是答应以后我又后悔了，我这样做是违心的，思想不一致怎么能加入同一个组织呢？因此，我在参加了这个组织以后，并没有参加活动。

尽管如此，我的心并不踏实，在两派纷争面前，思想平添了一种负担，于是我决定退出这个组织。但是这样做却把我的思想完全暴露在人们面前，我知道这对我的处境不利，而月．在两派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我也产生了一种远离是非的思想，我想到了“四清”，想到了南刘古庄公社那个偏僻的山村，我留恋与那些纯朴的农民打交道的日子，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打算向赵庆生同志提出要求，下乡去，但又不好意思直接去找他，也不愿当着办公室其它人的面向他说，我就找机会。有一次，他来到“抓促部”办公室，在他临走前，我就到办公室外边去等他，见他从办公室出来了，就迎上去，对他说：“庆生同志，我打算，我要求离开指挥部……。”我当时还有点不好意思呢。他没有等我把一话说完，就说“你别要了。”他的话似乎也漫不经心，但我知道，他没有答应不等于对我没有看法，因为我退出了他们所支持的组织，不会没有人告诉他。果然，赵庆生同志把我这个要求，看成是一种意图悖逆的行为了，他很快把这一情况传达到县直机关“卫东派”之中去了。人委机关一位同志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主动找到了我，在交谈中，我对当时争论比较大的问题，即校园红卫兵及相关的工作，表达了我的看法（这是我第一次向别人说出我的观点），他对我说：“还是随大溜吧，错了有解放军呢。”这是一句忠告，可是我并没有表示接受他的意见。

那时候，人们对批判刘任英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并没有公开的议论和争论——谁也不会为一个有海外关系的人公开地进行辩护，而且有的人稍有微词或态度不明朗，一也会被认为与刘任英划不清界限一一所以我也没有跟他谈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是以当时一位领导同志与刘任英划不清界限为例，对我进行了提示，我认为这不是划分是非的标准，对他的话，没有答应。

这一情况，很快被赵庆生及有关方面了解到了，因而进一步肯定了他们的判断，对我越发的警惕了。后来我发现在我的周围有些事也好像在背着我，我知道我已经失去了信任，己不适合在这里工作了，于是我再次向赵庆生同志提出要求，我对他说：“庆生同志，我还是离开指挥部去下乡吧。”依旧是站在办公室的外边，依旧是难以启齿的一句话，但是这一次我终于说出了下乡工作的愿望。他没有回应。大约是过了两三天吧，在一个早晨，我按时来上班，赵庆生和“支左办”的李副主任找我谈话，赵对我说：“同意你出指挥部。”随即又表情严肃的告诫我：“到外边以后，对内部情况不要讲。”我当即答应（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内部情况）。他让我到大礼堂去参加会议，我直奔会场，心想这次也许要抽人下乡吧。当我赶到大礼堂时，会议早已开始了，傅景瑞正在讲话，会场己坐满了人，我只好坐在外边。这证实了我原来的疑虑，作为“抓促部”办公室的综合组组长，我对召开这样的会议事前竟一无所知，甚至连“抓促部”办公室的人都来参加会议了，我还一点儿都不知道。

我刚坐下来，还没听清楚大会在讲什一么，又有人来通知我，让我午后到人委机关参加批斗会（他到会场通知我，一定是有人知会了他，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我问是什么批判会，他不告诉。这使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为什么单独通知我，是不是要批判我？这时会上在讲什么，我简直听不下去了，于是我又去找他钉问，答复是肯定的。

下午，在人委机关大院坐满了人，人委机关和“抓促部”办公室的干部都参加了，人们坐南朝北，对面就是“抓促部”的办公室。我到达时，会场已布置整齐，红卫兵的头头有人委办公室的刘仿、孙敏等，他们让我站在前面，宣布对我进行批判。这时我感到非常气愤，就产生了一种不让把会开好的想法，心想我也不是当权派，我刚当上办公室主任，你们又不承认，我怕什么？（我到人委后，县委组织部并没有按李部长与我谈话时说的办，他们发出了一封任职信，写的是代理办公室主任，与李部长讲的也不一致，这个情况在“文革”结束以后，落实政策时，我刁‘知道，所以本文的叙事仍写面命身受的职务）我抬头看见被他们视为“反党分子”和“走资派”的也坐在下边，就提出了质问：“我是什么人，我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让‘走资派’也参加对我的批判？”这一招他们没有料到，就慌了手脚，马上就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一个个招呼出去，先是前任县长孟华辅、副县长周士风，他俩是所谓的“反党分子”，其次是两位在任的副县长，他们是老干部，还有三四位科长也被招呼出去了。我感到好笑，心说：“列位，我可没有说你们都是‘走资派’呀。”

对我的批判开始了，孙敏指责我离开“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就是不相信解放军，我反驳说：“我离开指挥部是经过指挥部主任赵庆生同志批准的，你们为什么批判我？”我转身就要离开会场，孙敏他们就把我的两个胳膊拽住，把我按在椅子上。批判己无法进行，这时我看到赵庆生同志从会场西侧向后面绕过去了，原来，他就躲在“抓促部”办公室观察这场批判会，他的出现是为了“救场”的。这时，傅景瑞在后面发一言了，他的发言也没有什么新内容，但我不想再进行反驳，因为傅景瑞曾经是我的领导，而且批判会总不能以我的胜利而告终。我不再吱声，批判会也就草草结束了。

我想下乡是没有希望了，他们不相信我，也不会给我任何工作的机会，我只有再回县委去。但是当我走到县委机关门外时，只见大门口的上边挂着一幅横标，写着醒目的大字“机会主义分子谭钟惠滚回去。”看来，是早已策划好的，非要我无路可走。面对眼前的情景，我只好回家。

10.歧路亡羊

关于我出“抓促部”办公室的事，我只跟赵庆生同志一个人谈过，他们行动如此迅速，布置如此周密，肯定是赵庆生事先进行了策动，而且他也亲临了批判我的现场。其实，因为意见分歧，他们并不是愿意把我留在指挥部，只是把我放出来不放心，怕引起不良的影响，才对我进行批判和压制。但是，对认识上的分歧采取压服的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把自己的同志当作反动派，动辙批判、斗争、孤立、打击，更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

这一次，我算是切身体验到了赵庆生们的手段。

自从被批判以后，我一直把自己关在家中，我感到气愤，也感到苦恼，但是冷静下来以后，我也有些自责，我为什么要求离开指挥部呢？有了意见分歧不被信任，为什么不等他们“撵”我？从这方面说，也是我自找的。

有一天，组织部的张启兴同志来看我，他是在傍晚时分偷偷来我家的。启兴同志我俩共事多年，彼此了解，他对我的处境很关心，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没什么打算。”他说：“共产党员也不能总呆在家里不参加运动呀。”我说：“我还是回县委跟那些有问题的人一起学习吧。”他说：“这对你不合适，还是参加我们那个组织吧。”我说：“你们那个组织与‘灭资兴无’是联合的，他们不会要我，我也不参加。”他先后来我家两次，我们并没有议论出一个合适的方法。

后来，洪星同志也来看我，我和洪星同志过去不认识，他是我出去搞“四清”以后，才调到团县委的，我们没有接触过。在谈话中，我们对校园红卫兵及相关问题的认识比较接近，他提议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敢字号”，我当时考虑不成熟，就说看看情况在说吧。在这以后，我反复地进行了考虑，回机关吧，无落脚之地，还担心他们还会不会赶我，我也不愿面对那尴尬的局面，但是我已经在家呆了十几天了，又不能总在家呆下去，于是我想到了“敢字号”，我和洪星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趋同，而且认为还可以和他们相处。这个组织除洪星同志外，还有两三名军队转业干部，其余几位是县委办公室的内勤和外勤人员，这些人一般比较淳朴，不工于心计，于是我拿定了主意，在八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走回县委机关。

我参加了“敢字号”，并且公开了自己的观点，我的这一行动，使一些人感到意外，他们没有想到，对我施加了那么大的压力，却起了相反的作用，因此，对我越发的忌恨。

我的妻子在机铁厂做工，也被下放了（她不是正式工，但是己在厂做工三年，与她一起做工的那位女工，后来就转了正，可见她也是受了我的连累）。我跨出这一步，后来看，也是受了“左”倾路线的影响，而且是带着压抑与愤感的情绪，但是我这样做，也是一种观点的投合，并没有别的考虑，也没有什么筹算。我认为，坚持自己的见解，就是坚持了正确的路线，为此，我可以逆势而行，不计后果，可是当我真的跨出了这一步，却没有了和昨日的同志今日的对头直面相对的勇气。我是这样想，不管他们怎样待我，我与他们之间还是认识上的分歧，并不是敌我矛盾，所以我虽然表明了我的观点，但是并不愿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且挨过批判斗争，思想还有压力，在两派纷争面前又总是提心吊胆，生怕那一天还会被揪住，所以行人做事，总是小心翼翼的。

以后，这种担心虽然淡薄了，但是我一直不愿出头，不愿在这个组织的内外担当什么工作，有时候还借口把要求做的事推掉，毕竟我当过人委办公室主任，虽然他们不承认，但是需要的话，还会揪住你不放，而且发生这种情况，也会给洪星他们增添麻烦，因此，我要格外的小心。这又是冲动过后的静心思考。我知道我的这种心态，这种表现，可能被认为怯懦，但我无力改变，在强大的势力面前，我是弱者，怕事是一个心理障碍。

11.对县委核心成员的不同态度

在运动中，两派对县委核心成员的态度各不相同。总的讲，县直属机关的“卫东派”是扶植傅景瑞、孟英，打倒刘任英的。这一事态，从大字报引发的倒刘趋势，到“中干会”，到建立“革委会”，是一步一步深入发展的。

九月份，召开的“中干会”，据说是县委领导干部亮相和统一全县中层干部思想的会议。那次会议没让我参加，所以，我不了解情况，但是有一天，我在街上见到人委机关“红联战斗队”的头头刘仿、孙敏等押解着刘任英、李程国、许思九（县委办公室主任）到会场去了，我尾随其后，直到会场门口，见一个大房子里坐满了中层干部，刘仿、孙敏等把刘任英等押进了会场，我怕引起怀疑，就悄悄地退了回来。我不知道他们把他们单独押进会场去干什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与傅景瑞、孟英不同，是被批判的，是被打倒的。我想这“中干会”一定也是一个主旨鲜明旗帜也鲜明的会议。

与“卫东派”不同的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一派，他们比较注重争“名分”—认为自己是左派，却得不到武装部和“支左办”的支持，因此，争斗不休。他们不大重视当权派问题，有一段时间，甚至对有的领导干部没有统一的看法。在“敢字号”，洪星对刘任英一直没有什么表示，有的人对刘的态度也不好，我想也许是他们对他不大了解，或者刘的海外关系问题也给他们蒙上了阴影，因此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并没有议论过刘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想摸一摸其它人对刘任英的态度。有一次，我试探性地向气象站的孟祥聚同志说起“灭资兴无”批判刘的海外关系问题，孟说：“据说刘任英的岳父从前还是个比较开明的人，他早年读过的刊物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这个情况可能来自亲属的辩白）。”在一旁的葛彬同志（县文化馆的）也说：“听市委的同志说，1952年地委曾动员职工给在海外的亲友写信，刘任英因为不知道他岳父的地址，没有写。市委的人还说，他是市委书记马力线上的。”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刘的“问题”有不同见解，对批判和打倒刘任英持保留或反对的态度。

这一派，对傅景瑞的态度，最初也是模糊不清的。傅景瑞站在“卫东派”一边，与他们的观点是对立的，但是傅景瑞又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干部，历史的看，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所以他们也没有公开反对过他，直到后来，洪星在大街上写出了大标语，支持傅景瑞站出来，他的态度才明朗起来。洪星的表示，是支持和认可傅对迁西的领导。他的表示，可能代表了他的组织中某些人的意见，但我未见到其它组织和其他人的响应。

对孟英的态度就不同了。有一次因为孟英当众说“敢字号”背后有坏人，惹恼了他们，他们就批判了他。商量批判孟英的事儿，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所以我事先并不知道。

批判孟英的主要问题：一是说他当过“国大”代表（没有说是什么年代什么背景下的“国大”代表）；二是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说他说过“花钱修毛主度语录牌，还不如修厕所。”这句话，在他看来，可能是出于反对形式主义，但是在那个年代却不是个小问题。

孟英挨批判，也是他自己引起的，凭什么说人家背后有坏人，坏人是谁？他们又干了什么坏事？恐怕连孟英自己也回答不上来，这又是孟英同志凭主观想象作出的判断，而这种说法，必然会引起被诬蔑的人们的强烈不满。尽管如此，我对批判孟英仍持有保留意见。因为在我看来，凡是被批判的，应该是问题比较严重的，或是问题的性质有了变化。我参加过历次运动，历次运动又对人的处理，都有明确的规定，如“四清”时，有“阶级异已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文化大革命运动有“走资派”，这些孟 英都不是。但是因为我与孟英有认识上的分歧，而且在我知道的时候，这一行动业已开始，所以我不可能也无力阻止他们这样做。后来，有人找我调查孟英的问题，我才实 事求是地为他写了证明材料。

在搞“四清”的时候，我在分团的政治处工作。有一次，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曾经展出过孟英的学习笔记，说明他还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忠于毛主席的。对有的问题没有根据的，我拒绝作证，从而使他的问题得到了澄清。

对前任县长孟华辅和副县长周士风的态度，两派也各不相同，以人委的“红联战斗队”为主，坚持对他们进行批判，县委的“灭资兴无造反队”与他们保持一致（他们也得到了某些领导干部和武装部、“支左办”的支持），而“敢字号”等少数派则没有参加对孟周的批判。

批判孟周，从运动以来就是重点。孟华辅的问题，后来搞了专案，由人武部主抓，罗织池“68条罪状”上报了。周士风的问题拖得时间比较长，因为他特别的倔强，始终不承认反党，也不低头认罪，为此还挨了“红联”头头的殴打。我们在一起被整了几个月，许多人都解脱了，他还被揪着不放。有人找我调查他的问题，我实事求是地写了证明材料：“1955—1958年，周士风任县委财贸部副部长、部长，我是干事，周工作积极，能够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那时候迁西在财贸系统推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开展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洒河桥供销社还成为全国财贸系统的红旗单位。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周士风同志积极而又务实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我希望我的证明能够对他的解脱起到帮助作用。

12.沸沸扬扬的日子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人们由于认识不同而产生分歧，宗派主义斗争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在县直属机关两派红卫兵的分歧，主要是因为对中学红卫兵及相关工作的不同认识引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左派，却得不到“支左办”的支持，因而对“支左办”不满，而且与反对他们的“卫东派”红卫兵积怨很深，他们有时采取过激行动，也引起人们的反对，但是冲突主要发生在两派学生之间，发生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县直的“卫东派”红卫兵之间，“敢字号”和其它一些组织，虽然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同一派别，但是并不介入冲突，在我和洪星他们相处的日子里（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们没有与对方发生过任何磨擦。诚然，孟祥聚、洪星他们同样坚持同情“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观点，但是他们也不赞成“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某些过激行为，因为这种情况会授人以柄，招致对方的攻评，对大家都有不好的影响。

我曾经见到孟祥聚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小崔提出批评，要他约束自己的队伍不再到“支左办”门前去了。”而且“要制比部分学生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招惹是非的小动作。”这些批评起到了一定作用。有一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游行（可能是国庆节或别的纪念活动），小崔从队伍中退下来，在路上碰到了我，他气愤的说：“走在前边的不听劝阻，又把队伍带到“支左办”那条街去了，再不听，我就把我的人拉出来。”可见他那时己经有了一点思想变化。可惜，那时候人们只知道对抗，并不了解他们的复杂心情和微妙的情绪。不过从那以后，他们在校外的活动减少了，但是在校内，两派学生的冲突还时有发生。

这是一个烦难的问题。两派的学生，通常是由两三个人或几个人发生争执，挑起事端，有时就引发双方的冲突。我对部分学生中的这种架赘不驯的思想和无纪律的行为也深有反感，但是我无能为力，学生之间的矛盾是有根源的，不是那一个人就能解决的，所以我虽然关切校园的问题，但是并不想卷入太深。我不想走进校园去面对他们，做他们的工作，也是因为我不具备那种身份，也起不到那样的作用。

然而，这心境也是一种折磨，当我感到这运动不知所终，前途未卜时，我也曾经有过从这复杂的斗争中抽身的念头。我曾经再次想到了远离是非，但我能够上哪去呢？我离不开县城，离不开这环境。我也曾后悔当初跨出的那一步，如果当初他们不批我，不压我，或者干脆让我去下乡；如果我在被批判以后不意气用事，也许到不了今天这地步。我虽然这么想，但是并不打算也不好意思再出尔反
尔地退出“敢字号”，毕竟是他们在我被孤立打击的时候接纳了我，而且我已退出过两个组织了，如果再退出，怕是人说反复无常，心无定数。此时，我的思想是矛后的，但是观点并没有转变，我依旧坚持我从来的见解，而且在思想上沾染了宗派主义，这是我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

13.武斗终于发生了

从八月的酷暑到十月的霜寒，两派的对立没有缓和的迹象，在校园内两派的学生发生冲突时，有党员干部和工人、农民等数百人开了进去，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便发生了。

那是1967年11月3日，午饭后，我由家回机关，在路上见有些人正往中学那边走去，说是学校发生了武斗，而后又见一队解放军战士也匆匆走了过去，我碰见了洪星同志，就说“这回解放军去了，不会有事了，我们也看看去。”于是我俩跟在解放军后面，也向学校走去。但是当我们走进学校以后，发现情况不对，县直属机关的许多党员干部和一些“工代会”、“农代会”的人也在这里，他们像是有组织地参加这场武斗（这一点，我们事先不知道），我见县委宣传部的张风林走过来，就对他说“风林，你可别在这掺和呀。”他恼羞成怒，转身就招呼人去了，洪星说：“我们快走，”可是己经来有及了，县委和人委的一些人已经赶过来。走在前边的是人委办公室的刘仿、孙敏和县委机关的黄荣，他们把我俩团团围住，拳脚相加。有两名解放军同志过来制止，并让他们把我带回人委机关。

在人委机关，孙敏等质问我为什么到学校去，我说：“我们是见到解放军去学校制止武斗时才随后去的，县委机关有两位同志在校门口见到过我们，他俩可以作证。”我舞道他们是要我招认参加了武斗，这跟贼喊捉贼差不多，可是在事实面前，又抓不住什么把柄。已到掌灯时分，几个有两位同志在校门口见到过我们，他俩可以作证。”我知道他们是要我招认参加了武斗，这跟贼喊捉贼差不多，可是在事实面前，又抓不住什么把柄。已到掌灯时分，几个头头经过商量，到里边把副县长李永丰找出来，永丰同志对我说；“你先回去吧，明天上午再来。”

我回到家中，见妻子并未入睡，她大概己经知道了发生的事情，所以只是关切的问：“他们打你了？”“不，没什么。”我支吾着。妻子是个家庭妇女，从来不过问政治，我不想让她为我过多的担心。她要点灯，被我制止了。窗外幽冥的夜，有捌啦捌啦的声响，细听似是风吹树叶或柴禾的响动。此时我的心还是惊恐的，心想明天即使去了，也不会有好果子吃。不知道武斗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明天他们将怎样待我，我想我还是躲出去吧，先到唐山，必要时就回老家，而且要在天亮之前就走出县境。这一夜我未解衣入睡，凌晨一点三十分，我和妻子要了几元钱，就悄悄地走出了家门。

夜阑人静，我在稀疏的街灯的光影下走出县城，又沿着公路向唐山的方向走去。

十一月已是初冬的季节，冷峭的风与我同行。那深夜的山野分外的寂静，寂静得可以听到路边落叶的滚动；月牙儿挂在远山，野地与山峦都笼罩在迷蒙的夜幕里。离开了亲人，离开了家，独自一人，走进这夜色苍茫的山野，便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孤独与恐怖，蓦地从心底涌出，我呕的一声，差点没哭出来。当我走进一个开阔的地带，接近南观的隘口时，又忽然想起，这夜间的路可能会有狼出
现，我担心狼会起大早觅食，说不定有一只狼，两只狼，正蹲在山岗上，或者潜伏在野地里，在夜光中，己经发现了我的身影，就要向我扑来，我向两边望了望，又模模糊糊看不清楚，心里就有些害怕，但是人到中途，没有别的选择，也只好继续往前走了，于是我加快了脚步。大约二十五里的路程，我从县城出发，在到达岩口时，东方才慢慢地破晓。我站在路边，等候从迁西开往唐山的早班车。这时候，我才放下心来，回顾自己才发现我的棉袄已被撕扎得露出了棉絮，但是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这样穿着走了。

在唐山，一个靠近车站的小旅馆，我见到了从迁西逃出来的孟翔聚、洪星、葛彬、全国珍（公安局干部）和于建军（农林局干部）。听他们说这次武斗很严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被打散了，有的受了伤，孟翔聚等跟随在解放军后边从学校西门进去看望时，也遭到了殴打。

这场武斗，据史料记载，“因‘卫东兵’和‘主义兵’抢用校内广播喇叭而动手动脚，‘卫东兵’有的人被‘主义兵’打伤，‘三代会’便集合大部分工人、部分干部，还有城关农民500多人，以要广播喇叭为名，开进了学校”从而引发了大规模武斗和严重的打砸抢。“打伤25人。‘主义兵’被打散。‘主义兵’和一教师的衣服、被褥被抄，学校的桌椅、门窗被砸”，“教学设备被洗劫一空，图书资料荡然无存，整个校园一片狼籍。”

我们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殴打的。大家逃到了唐山，聚在了一起，一时间还惴惴不安，不知所措。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大家感到这样下去住宿和吃饭都成问题，有人提议到矿冶学院去住，说迁西剧团在唐山演出时，曾住在那里，有住处，有食堂，吃饭也比较便宜，于是，我们一行人在于建军同志的带领下（他曾和剧团一起在那住过），前往矿冶学院。

于建军并没有与校方任何人联系，就轻车熟路的把我们引进了一栋空楼（我想他随后还是得告诉人家的）。这是一栋闲置的楼，楼内只有少量的板床和桌凳，没有其它设备，条件不好，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不花钱也可以住的地方。我不打算回老家了，因为破衣烂衫，让父一母见了也不放心，而且还担心他们还会不会追到家中，相比之下，回家反不如在这里和大家在一起安全，可是我带的钱不多，还要留下回去的路费，在食堂吃饭，就只好向别人借了。

我们在矿院住了一些日子，又不敢回去，后来，中学的小崔也来了，有人提议到北京上访，每个单位去一个人，洪星同志说有事，让我去了。我们到国务院“文革”接待站反映情况，并提出要求，回迁西后要保证人身安全，接待站的同志给迁西武装部打了电话，我们就返回了唐山。

通过这次上访，虽然对回迁西是否安全心里还没有底，但是人也陆续地走了。听说迁西要建立“革委会”，我想有了领导，情况可能会好些，又惦记快要临产的妻子，于是我决定也返回迁西。

14.“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我回迁西还是心有余悸的，于是便搭下午最晚的一趟车，而且提前一站下了车，在傍晚时分悄悄地回到家中。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次日早晨我还没起床，孙敏就来到我家，命令我穿上衣裳跟他走，刘仿站在门外守候，他俩把我带到西边路南一个公司后院的一个房间（可能是“工代会”的所在地）。我刚走进屋子，有个学生，大约是“卫东红卫兵”的头头，抄起炉钩子，就刨了我一下。孙敏讯问我在唐山的情况，我想我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何况和我在一起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可以核对，我照实回答了他的问讯。正在这时，驻县委机关的一名解放军同志来了，把我带回县委机关。后来才知道，是洪星同志要求把我释放的，他说：“既然已经联合了，为什么还扣留我们的人。”也许是感到理亏，也许是怕损伤本来就很脆弱的“大联合”，给建立“革委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于是同意把我释放了。

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一场武斗和打砸抢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也削弱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压垮了县直少数派，促使“敢字号”加入了“大联合”，为建立“革委会”创造了条件。从这方面说，也是强制的力量解决了问题。

县“革委会”是在1967年十二月十五日成立的，它是一个有军队代表，革命的领导干部和造反组织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革委会’，委员由52人组成，县直“卫东派”的头头大都进入了“革委会”，作为“大联合”的象征，也吸收了“敢字号”的陈米（军队转业干部）为委员。傅景瑞任“革委会”主任，陈仁泉、李永丰和“灭资兴无造反队”的头头黄荣任副主任。“革委会”设两部（政治部和生产指挥部）、两组（办事组和政法组），孟英和李玉山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和生产指挥部主任。“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除上述六人外，还有武装部部长薛东平。武装部政委陈仁泉任核心组组长，从这方面说，也是突出了武装部在“革委会”中的地位。

革委会的建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原县委代理书记刘任英没有进入“革委会”，从批判他的“三大罪状”到建立“革委会”，标志着他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己被打倒；二是原县委和人委的部局科行委办经过调整后改设若干组，原来的领导千部多数被红卫兵的头头所取代，“灭资兴无”和“红联”等红卫兵的骨干分子，分别把持了政治部的组织组，生产指挥部的综合组、金融组和政法组等要害部门，而那些被认为与刘任英划不清界限的，和所谓的“孟周反党集团”的成员（涉及局处级干部20多名）不是被打倒了，就是被排斥在权力机关之外了。

县“革委会”从成立伊始，就表现了它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特征。在“革委会”成立的大会上，公开点名宣布县委代理书记刘任英和前任县长孟华辅等为“迁西县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骑在迁西人民头上的大恶霸”。我不知道这些当政者是怎么想的，怎么把斗恶霸的架式也端出来了，大概也是延用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不破不立”的法则，要在全县人民面前宣示他们的打击目标和震摄的力量。

如果说在成立“革委会”的大会上的宣示是一种宣判，是一个“喊堂威”的话，那实施的镇压还在后边，在县“革委会”成立不久，这些当政者就全面推行“左”倾路线，利用红卫兵的力量和专政的手段，迫害领导干部，镇压群众，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给历史留下了暴虐的伤痕和血的记忆。

小菜一碟

15.在大批判中的遭遇

在县“革委会”建立初始，这纷乱的山城似乎已趋于平静，人们满以为今后可以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了，但是没过多久，这短暂平静就被打破，灾难又降临了。

1968年3月，我被分配下乡到洒河桥片工作，日子不多就通知我回县城，此时县城己掀起了“肃流派”和批“走资派”的高潮，我回来后，先是与其他人一起被揪到大会上进行批斗，而后又与刘任英、孟华辅、周士风一起被软禁在“革委会”院内，我们四个人被分别隔离在不同的屋子，进行反省（从那时起，我便意识到我己经被列为除了刘、孟、周以外的另一个被打击的重点），接下来便是把我们揪到大街上进行游斗。

有一次，我们和另外一些人被强制列队站在院内，每个人的胸前都挂上不同的牌子，我看了看，站在前边的是刘任英，接下来便是孟华辅、周士风，还有县委办公室主任许思九，政府的两位科长和县直部门的个别领导干部，再下来便是孟祥聚、洪星和我，我们的牌子写的是小爬虫、反军干将、坏头头，每人都戴上一顶约一米高的纸帽子。我来不及细看，锣鼓就响起来了。由“红联”的头头孙敏等—他们也是“革委会”的干部—押着我们到大街上去游街示众，当我们这些被打扮得奇形怪状的一群，被押解着缓缓地向外走去的时候，正在开会的“革委会”的领导们也停止了会议，走到室外来观看，有的人笑逐颜开，像是欣赏一群被他们捕猎的动物，被驱赶着在他们的面前走过。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曹植的七步诗，便在内心默吟起来：“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魏的诗被誉为建安风骨，但是我不能咏唱。

游街，选择了集日，这是为了招引更多的群众。走到十字路口，我们被命令站在路旁，抬起头来好让人们观赏，但是当我听到那严厉的口令时，却木能的昂起头来。我想，别人也不会让自己表现为一个怯懦的罪人。而后我们被押解着向北街走去，鼓声震天，人们以惊诧的目光望着我们。每逢集日，我们总是这样被抑到街上去，有两次，我还被带到大街两旁的平房上去接受批判，陪我挨批的是刘任英，因为说我是保他的。批判人是孙敏，但是我却坦然，并不想听他的批判，我只是低头俯视仰望我的人群。在平房的临近边沿，放上一个凳子，让我站在上边，还要猫大腰，我要格外的小自，要不栽下来会脑桨迸裂的。有一次，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他就是“支左办”主任赵庆生，也许此时他正在幸灾乐祸，或者庆幸他们的胜利。我知道，只要有机会，他不会放过我的，这一点，我在当初就领略过了。

大批判和游斗在“革委会”大院的带动下，县直属机关也竟相开始了。那时候，我没有人身自由，看不到其它游斗的场面，但是后来，当有人告诉我在四月初的两个集日竟然有一百几十人被游斗时，我的心还是沉重的。

我小时候，曾经见到过斗土豪劣绅，也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游街示众，不过那时游斗的通常只有一两个人，没有现在的阵势。我不知道那些当政的是怎么想的，他们平时习惯于张口“马列’，，闭口“毛泽东思想”，现在却为什么把那么多党员干部当做敌人对待？为什么怂恿、支持和放纵他们的人这样做？难道那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书就白念了，我仿佛看到了那大街上的激烈游斗的场面，还有隐约的锣鼓声，喧嚣声和朴豪的山城的哭泣。

然而这斗争并没有结束，它还在继续深入地发展，继四月份掀起大批判和“肃流派”的高潮之后，五月份又假“群众的专政”之名，开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清理工作一一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隐蔽的“阶级敌人”。据史料记载，到六月份，在县直属机关共揪出87名“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残酷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公安、文教、卫生等部门还相继发生了自杀事件，有的人被折磨致死了。

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大批判和“肃流派”，从一开始就迅速地扩展到了农村，在各乡镇和各大队，也有很多干部和群众被批斗，被游斗，有些人被殴打致伤致残，有些人被迫害致死了。事后有人告诉我，在洒河桥镇的集日，有的人被游斗以后，又拿着黑牌子，到集市和商场去逻达，去购物，我想这也许是公然的蔑视或者是无声的抗争吧。有一个女工告诉我，他的兄长是一个农民，被打瞎了一只眼。还有一个大队书记告诉我，县“革委会”副主任黄荣和政治部秘书张风林等到南观公然坐阵指挥，在他们的操纵下（或煽动下），一些人把陈庄子一个农民吊起来，活活地打死了。

一个个触目惊心的事件，令人愤慨，然而这斗争并没有结束，在随后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隐蔽的“阶级敌人”的运动中，在广大的农村，又上演了一幕幕惨痛的悲剧。这是一个漫长的令人惶恐不安的和身心憔悴的日子。在经受了多次的批判斗争之后，我们这些党政机关的“坏人”，又被集中到一个“学习班”。“学习班”就设在原人委机关大院，这时候人也多了，有些县直部门的领导干部也被集中到这里。“学习班”实际上是个专政班，由“红联”和“灭资兴无”的人负责对我们的监管，我们仍然过着监禁的生活，承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我们要继续写检查，交待问题，有时还要参加由“红联”的头头召开的批斗会。我们还时常被迫参加劳动，什么脏活累活都让我们干，如锄草呀，耪地呀，清除垃圾呀，连“革委会”和原人委大院的男女厕所的粪坑、尿池都是我们淘的。

经过长时间的批斗和严酷的监禁生活，我的精神也受到了极大的损伤。有一天，我在院内突然晕倒了，被难友架到屋内，清醒过来后，不由黯然神伤。我想我原来不过是县委组织部的一名干事，在动乱时期被县委派到人委任办公室主任，不过一个月，就被造反派罢免了，在职期间，正逢乱世，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算不得当权派，“抓促部”是武装部掌控的“文革”时期的临时机构，我任综合组长，也没有什么行政权力。我只是对运动中的某些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在遭到批判后，愤然地站在了与自己的观点相近的群众一边，并没有干什么坏事，又为何对我进行如此残酷的斗争，难道解决党内的和社会的分歧，非要采取这样的手段吗？我感到悲哀，但我也意识到了，既然违背了权势的意愿，注定是一个悲惨的下场。民主、自由与法制都被践踏，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就这样，我们在人委大院被监禁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终于有一天，又宣布让我们回各自的单位了。我走出人委大院，像一个久困牢狱的囚徒，第一次跨出牢门，又像是一只脱笼的小鸟，急切地扑向蓝天。我转向大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街道旁墙壁上新写的大标语：“对广大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这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感到恐怖的气氛似乎有所缓解，大街上的游斗和大批判也渐渐地远去了。我长嘘了一口气，奔向我阔别的家门。

但是大批判并没有结束，它由原来的街头游斗和大会批斗，转向了以单位为主的批判了。我回县“革委会”以后，和刘任英一起继续挨批判，每次批判都是由李景禄主持（他既是“灭资兴无”的头儿，又是政治部的组织组组长）。有一次，在大礼堂院内批判我和刘任英，批完刘任英，他被带走了，接着批判我，有人拿过一个凳子，让我站在上边，这时刘进友同志突然发问：“谭钟惠，你为什么要保刘任英？”刘进友的发问也许是要我说出心里话，但我没有思想准备，为了摆脱，就急忙说：“我自身难保，还能保谁。孟英同志也告诉过我，他有海外关系。”这后一句是没有经过考虑，脱口而出的。我这么说，在场的只有孟英和李景禄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孟英肯定不满意，但是他这么一问，我这么一答，对我的批判也就无法进行了，还是李景禄脑子快，匆忙宣布：“批评会到此结束。”总算圆了场。

对我的批判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是这次批判会，对刘任英的触动比较大，因为有些同情他的人，也在会上发了言，进行了“揭发批判”，以表示与他划清界限，虽然是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但是看得出，刘任英当时的表情是沉闷的，我尤其怕再出现王怀忠那样的情况，会后想找个机会接近他，对他进行宽慰，我看到他正在机关的储藏室搬运东西，见旁边无人，就疾步向储藏室走去，对他说：“你要想开点。”他说：“我没事，你放心吧。”我随即转身，退了回来（这是自运动以来，我与他的唯一的一次接触）。

一个曾经号令一个县的人，沦为阶下囚，一个反对打倒他的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我们都陷入了一个被自己人挖掘的陷阱里。

我也曾经想过，在这场斗争中，挺身而出，表现我的大义凛然，说出痛快淋漓的话，但是我知道，这无济无事，在那个时候，在强大的势力面前，任何人都起不到保他的作用，相反会招致更大的灾难，所以我只能忍耐，只能回避。不过自从开了这次批判会，也许是因为我在会上一语道破了“天机”，对我和刘任英的批判竟然无声无息地终止了。

16.与“反革命”的诛连

这个问题有个过程，对我们的迫害是在唐山市宣判开滦矿的吴良俊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后，在“肃流派”和批判“走资派”的过程中发生的，而事情的牵累却要追溯到五个月以前，我们与吴良俊的一次短暂的会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发生那场武斗以后，我们逃到了唐山，移住矿冶学院，在准备回迁西前两天，葛彬和全国珍同志找到了我，对我说：“对面楼上有许多十七级以上干部，咱们也看看去。”（据说这些干部是被“矿派”的学生保起来的）我当时只是想着如何回迁西，无意别的事情，就说：“我不去，咱们也不认识，去那干啥。”葛彬说：“于建军认识，让他带我们去。”我不好意思再推辞，就跟他们去了。当时并没有说去见谁，但是到那以后，走进一间屋，见屋内有三个岁数比较大的干部，于就给我们引见其中的一个，说这是吴良俊同志，并且把我们介绍给他。我们或坐或立，有的说：“我们是在迁西发生武斗时被打出来的。”有的说：“不知道迁西现在的情况，还不敢回去。”也有的用征询的口气说：“今后我们怎么办？”吴只说了一句话：“相信正确就坚持。”语义含糊，用意明显，看来他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还是多少有点戒心。我心想就要建立“革委会”了，还坚持什么。正在这时，有人进来与吴说话，我们就与他道别。我们在那里呆了不过两三分钟，说了几句话就出来了。走到楼外，葛彬也许是心血来潮，就说：“如果刘任英站出来，我们也把他送这来。”我们谁也没有理采他，还有什么如果，原来他都不站出来，现在能站出来吗。连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保别人。我知道葛彬对批判刘任英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能认为别人批判了他，他就会接受你的保护。葛彬的话是他的不切合实际的想法，也是不假思索的荒唐话。

在当天，葛彬、全国珍和于建军都离开了矿院，我还忧心忡忡地呆在那里。大约是隔日吧，来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学生，说是由迁西来的，问葛彬、全国珍哪去了，我说不知道，她们让我领着她们去见吴良俊，我说我原来也不认识，不能领她们去。看得出，这两个人都不满意。我就觉得蹊跷，就怀疑是不是于建军回县后交待了这个问题，这两个学生是带着任务来的。担心会有麻烦，也为盲从而失悔。

大约过了一天，我返回了迁西。我是傍晚到家的，次日清晨，我还没起床，刘仿和孙敏就把我从被窝抓走了，走到大街的十字路口，一个事先在那等候的工代会的大汉，就煽了我一巴掌，他俩把我带到西边一个公司的后院的一间屋子，我一进屋，事先在那等候的一个“卫东红卫兵”的头头，抄起炉勾子就刨了我一下子，而后又手执炉勾子虎视眈眈的坐在一旁，孙敏对我进行审问，让我交待在唐山的情况。我想“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去唐山的又不是我一个，他们必然印证，我不如有什么说什么，免得皮肉受苦，就照实回答了他们的问讯，也交待了见吴良俊的事，至于葛彬说的那句涉及刘任英的话，我当时想得简单，

以为不过是他一个人的想法，是一句不经之谈，况且这话说的是“如果”，“如果”是假设的表示，假设的事是不存在的，算不得什么问题。我这么想，太书生气，祸事临头，还抠字眼，还心存侥幸，殊不知这话说出去，将会引起怎样的猜疑。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慌不择言，不仅危害了自己，也殃及了他人，这是一个不小的教训。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在当时我们是说清了，道明了，他们经过印证，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不再追究，我们也以为没事了。但是诚实总是遭人算计，我没有想到，在吴良俊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以后，他们又利用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对我和刘任英等再次进行打击。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挖出我们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深层联系，更重要的是通过挖后台查出刘任英与之相关的问题。因为对我持反对意见心怀忌恨，又认为我是保刘的关键人，便把我当作审查的重点，打击的重点。

最初对我的讯问是在“革委会”院内，但是没有进展，又把我转移到十字街西边路北的一个小院，院内没有别人，只有两名约三十多岁的人对我进行审一讯（这两个人我不认识，不像是县直机关的，他们穿一样的白衫和一样的便裤，凭气质，我怀疑他们是乔装的军人）。经过一天的审讯，没有进展，第二天再次审讯，还是没有进展。之后，我被禁闭在一间屋内，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听到院内有嚓嚓的步伐声，隔窗望去，见从外边走进一队士兵，他们在院内排成两行，振臂高呼：“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然后又列队走了。我知道这是冲我来的，是在对我施加压力，进行威胁。武装部的领导们已不再满足于幕后的操纵，要直接插手了，因为他们抓到了一个与“现行反革命分子”相勾结又保“走资派”的坏分子，要利用“现行反革命分子”这张牌，对我和刘任英进行致命的打击。也许他们认为红卫兵太无能了，至今没有压出一点问题，所以要直接插手，使用非常手段，加大压力，妄想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情况和问题。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是我依旧坦然，因为我相信我不是坏人，如果我与吴良俊见过一面就是与“现行反革命分子”相勾结，那么在唐山那些与吴在一起的干部和更多的与他见过面的人又是什么呢？何况我见过唐山日报登载的宣判大会的报道，并没有刊载吴的具体罪行，所以我有一种预感，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就是“现行反革命”。在士兵们走了以后，我又被叫到另一间屋，一个学生—大概是“卫东红卫兵”的头头一一拿起一个板凳，狠狠地向我的脚背砸下（打人的事还是让红卫兵干），我疼痛难忍。他们再次逼问，我还是原来的几句话。

傍晚时分放我回家，我慢慢地挪动脚步，忍痛在街上走过，尽量不让别人看出受伤的样子。到家以后，妻子问我，我说是l了脚，但是当我背着她揭开袜子，见脚背已经青紫，渗出了血渍。我有些心酸，但我不能流泪，回想这两天的情况，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秘密审讯，因为审我的、打我的，我都不认识，这两天除去来过一队军人和一个打手，就没有来过任何人。选择这样一个僻静的地点对我进行审讯，并且不择手段，以为不为人知，死无对证，却忘了一句话—欲盖弥彰。然而，这样的迫害不只是对我一个人，后来听说，在对我进行审讯逼供的过程中，全国珍、葛彬也被监禁起来了，他们也遭到了审讯逼供，甚至殴打。后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为了寻找一个突破口，文教口的一位支左人员曾对葛彬进行劝诱，说：“只要你说出后台，我保证让你进入“革委会”，当一名委员。”葛彬回答说：“我不能为了个人的好处，灭着良心瞎说。”最后，这位支左人员懊恼的走了。县“革委会”副主任黄荣也曾亲自出马，以同乡的关系对葛彬进行劝说，对他说：“只要你说出后台，我保证立刻把你放出去。”葛彬说：“我不能无中生有，没有根据的瞎说。”最后，这位副主任也尴尬地走了。

既然压不出问题来，也诱不出问题来，就不再对我们进行审讯，可是他们并不死心，仍然希望利用这仅有的一点情况，把问题炒大。，七天以后，政治部秘书张风林让我写一篇批判吴良俊的文章，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就写了一篇，交给了他（主要内容是我们与他相见的过程），他审查后，又进行了修改。
大约过了两三天，有一天卜午，他把我带到中学的操场，发现宽阔的操场上坐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走进会场，才知道是开批判大会，批判“流派代表人物”、“现行反革命分子”吴良俊。参加批判大会的大约有一万人，都是来自全县的干部和群众，人们一排排席地坐在操场上。主席台上坐着本县的和邻县的领导干部。会场布置森严，气氛紧张。张凤林让我坐在县“革委会”队伍的后面。在开会前，他把那份材料交给了我，并告诉我听招呼就上去。我心里明白，他们让我到大会上去发言，进行所谓的“批判”，就是要我说出那一次我们与吴良俊的会面，用以表明我们与“反革命”的勾连，并且利用一个口实，把刘任英牵进去。我真的不想到这个大会上去说什么，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容不得半点违拗，我只好听任摆布。

主持人宣布批判大会开始了，有人把吴良俊押上台，而后又有人把刘任英也押上去了，他俩分别站在前台的左右两边。当有人把我带到台上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全国珍、葛彬随后也被带上来，站在了吴良俊那边（这是后来有人告诉我的），我只看到台下，见有人把孟翔聚等带到了台前，面向群众，这时我突然感到一种压力，我着实不想再发言了，我们并没有干什么坏事，我也犯不上充当这反水的角色，我甚至产生了从台上纵身跳下的念头，但又一转念，这莽撞不得，这个大会与先前那次在人委大院对我的批判截然不同，如果我拒绝发言，或者从台上跳下去，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他们会给我扣上破坏大会的罪名，也有了对我实行更加严厉的专政的理由，甚至打手们也会一拥而上，对我拳打脚踢，我不死即伤，即便这样，他们也还会派一个人到台上念那个材料，批判会继续下去，而且还要对我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以壮大声威，挽回影响。事情逼到这个地步，实在没有后退的余地，我不能反抗，只能照本宣科。

在我发言以后，又让我站在了刘任英一边，接下来，便由孙敏批判我。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也和吴良俊一样是受批判的。孙敏批判我，也把我和吴良俊、刘任英连在了一起。这真是一个煞费苦心的安排。摄影机荧光闪闪，拍下了这历史画面。

吴良俊和我被批判以后，又与刘任英等一起被带出了会场，那领导干部的“激昂慷慨”的讲话，是不让我们听的。

这次大会可以说是一石三鸟，把刘任英与“流派代表人物”、“现行反革命分子”连在一起，目的是在全县人民面前以至在全地区把他搞臭，使他不能东山再起，对我的批判则是扣上了与唐山“流派代表人物”、“现行反革命分子”相勾结保“走资派”的罪名，目的也是在全县人民面前给我一个最严厉的打击。

这次大会所发出的信息，是把全县的“肃流派”和批判“走资派”的斗争推向一个新高潮；这次大会凌厉的气势也是对那些与刘任英划不清界限的以及还未被打服斗服或者口服心不服的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强力震摄。所有这一切，对于某些权威人士来说，也许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时间不久，吴良俊就平反了。后来，有人在评估这个大会时，却推的干净，说那是根据市委的通知召开的。这无人否认，但是又是谁把这个本来就很简单，而且早就搞清楚的问题又故意渲染，向上汇报的？又是谁对这个大会做了如此的精心策划与布置，其动机又是什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要不怎么会把我与唐山的“流派代表人物”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同批斗，又把刘任英等揪到现场陪斗呢？做出这样的安排，制造这么大的影响，又岂是一句话就推托了的。

17.最后的构陷

经过这动乱的日子和痛苦的经历，我对文化大革命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我开始感到这场运动也许是我们党的一次自我惊扰，一条“革命路线”把我引领到这种地步，我的选择是否值得？没有任何结论，但是最终我们是被解脱了。

1968年秋天，我和刘任英及其他一些人被列入编外，而后编入宣传队，被派到农村工作。1969九年冬，我被安排到滦阳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但是到次年春天又突然把我调回县，没有说什么原因，就把我派到南观公社，介绍信也没有写什么职务，只是写介绍到南观公社工作，看来又是把我挂起来了。后来听说当时正查“五一六”。据说“五一六”是个坏组织，它是以中共中央发出“文革”通知的日子命名的。现在要清查“五一六分子”，有些权威人士就看准了这个机会，本来没有任何依据，却要凭空对我再次进行陷害，但是，在迁西并没有听说查出什么“五一六分子”，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也与我毫不相干，大约两个月以后，才一不得不恢复我的职务。

通过这件事，使我感到，尽管你按照党的团结路线一心一意的工作，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忘不了你，这些人有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思想，他们认为搞我一回，又安排了工作，心里不舒服，还不解气，所以总想找机会整我，把我拉下来。这些人有权有势，我惹不起躲得起，因此，就产生了脱离迁西的想法。经过请示、商调，又经市委老同志的帮助，终于在1972年春调离迁西，回原籍玉田工作。

我在迁西工作了二十年，我把我的青春倾情地献给了她的山山水水，我没有想到遭受这样的迫害，最后带着压抑与愤感的情绪走出了迁西。

18.凝固的成见

我回到了玉田，依旧被分配到公社任副职。在新的岗位，我把心思扑在了工作上。似水流年，抹不掉的是心底的创伤。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党开始了“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听说迁西也给刘任英等很多人平反了，我也产生了一种期望，因为我认为所有强加我的罪名，并没有事实根据，特别是因为刘任英、吴良俊问题的株连，我受到了不公正对待，遭受了比任何人都严厉的打击，现在平反冤假错案，对我的问题也应该有个说法，但是当我找到迁西时，负责落实政策的县委副书记史国柱同志却告诉我：“就这样，武装部还有意见哪”（后来组织部的万连城同志也向我转达了同样的意见）。为什么对人进行了打击和迫害，不给平反还有意见，

这使人费解，不过稍加思索也就明白，因为对我所进行的打击，都是在武装部和县“革委会”领导同志的安排与支持下干的，如果给我平反了，不就是对他们工作的否定么（早在运动后期，召开职工干部大会和座谈会，纠正“肃流派”的错误，就没让我参加，这说明对我的态度是早已明确的），但是不给平反，又有什么理由呢？我以为不外乎以下两点：

一是把我定为造反派，但这站不住脚。造反派这个词在“文革”时期是“革命派”的同义语，到了“拨乱反正”时期，就是贬义词了。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作为“文革”时期发动起来的红卫兵，自然也是错误的一“两派都是错误的”，大可不必“五十步一笑百步”，但是这场运动又是从上而下发动起来的，（包括中央的发动，县委的发动和县委的误导），对于参加运动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来说，基本上是个认识问题，一个人只要没有干过“打砸抢”或迫害人的事，就不必说是犯了错误。看一个人是否造了反，也不能看他参加过哪个组织，是否得到武装部和“革委会”的支持，而是看他都做了什么，看他对县委和部门领导的态度，离开这个根本问题而以不同的观点或派别论是非，就如“拾本逐末”、“缘木求鱼”，得不出正确答案。

其实对我的问题的分析，也离不开这个道理，在“文革”期间的一段时间，我虽然也参加过机关的群众组织，但我对打倒以县委代理书记为首的一批领导干部，一直持反对态度，并因此被扣上了保“走资派”的罪名，受到了迫害，我也曾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先后对四名县级领导干部施以援手，或救助于危难之时，或帮助澄清问题，帮助解脱，所以，说我是造反派，理由是不充分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是在抓不到我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把我判定为“流派代表人物”，这在某些权威人士看来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不需要具体问题的支撑，有这顶大帽子，就可以让你有口难辩了，谁叫你“站错了队”呢。这个势头，从那个万人大会上把我与唐山的“流派代表人物”、“现行反革命分子”吴良俊一同批斗，就可以看出了，但是把我当做“流派代表人物”，又有一什么根据呢？我不是当权派，也不是红卫兵的头头，我没有参与任何造反行动，运动中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与我没有关连，那么我有什么代表性，又算什么代表人物呢？况且事情就怕比对，如果说我是“流派代表人物”，那么那些县“革委会”的和武装部的领导们的职位比我高，影响力和号召力比我大，那些“革委会”中新贵的地位也比我显赫，他们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又该是什么罪过？他们应该代表什么派，抑或是什么派的代表人物呢？

人们也应该明白，“流派”这个词，本不是贬义的，它的正确解释是指学术思想和文艺创造方面的派别，是陈伯达给它加上了反动的含意，才‘变成贬义的。“肃流派”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迁西是重灾区，有人借机发难，以售其奸，制造了迁西自解放以来最大的惨案，那么陈伯达被查办了，“肃流派”也被宣布是错误的了，又经过了“批陈整风”、“批林整风”，人们又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总不能一方面说“肃流派”是错误的，一方面又坚持说把我打成“流派代表人物”是正确的吧。

然而，无论如何那些对我必置死地而后快的人，尤其是武装部的领导们，是绝对不肯放过我的，就因为我在运动中，对他们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有不同的认识，在遭到批判后，愤然地站在了与自己的观点相近的群众一边，与他们分道扬镰了，便与我结下了不解的仇怨，因而在对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以后，依然余恨难消，并且无视党的政策，极力地阻挠对我的平反，甚至说不给我平反，对我还有意见哪。看那架势就好像真理与正义都在他仃］手上似的。既然如此，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以下事实吧：

1．因为意见分歧，在批准我离开“抓促部“以后，策划了对我的批斗，并且进行了政治上的围剿，孤立和打击。

2．在运动中，把我与所谓的“县内最大的走资派”刘任任英连在一起，说我“保走资派”，对我进行了大会小会批判。

3．把我与所谓的“唐山流派代表人物”“现行反革命分子”吴良俊连在一起，为了挖出后台，挖出我们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深层联系，策划了对我进行密秘的审讯，动用了军队对我进行威胁，安排了红卫兵对我进行拷打，刑讯逼供。

4．召开力‘人大会，把我与吴良俊一起进行批斗，打一成“流派代表人物”。

5．在万人大会以后，继续对我进行长时间的管制和批判斗争。凡此种种，给我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损伤，我们要问：

1．这一系列的迫害行为，有事实根据吗，都是正确的吗？

2．在吴良俊、刘任英平反以后，对我的迫害与株连，应该怎样对待，要不要有一个公道的说法和公正的处理？然而，这样的提问也是徒然的，因为道理不是不懂，只是因为成见太深，不肯改变态度。在“拨乱反正“中，公然违背党的政策，拒绝给受害人平反，这种倚势凌人的行为，不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所应有的品格，可是居然被横住了，可见他们在当时的那个政治圈圈里，还有相当大的影响，还有市场，还会有人支持的。

但是，他们这样做，也是别有原因的，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掩蔽自己的错误，维护“支左”的“成就”。在“文革”结束以后，开始进行“拨乱反正”的时候，按照党的政策，他们支持和参与制造的冤假错案，大体上都平反了，他们支持的造反派，有些人也受到了处分，并且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了。到头来，也没有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之中或他们的背后，抓出一个坏人，他们所支持的“卫东红卫兵”的头头却受到了查处，被定为“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帮派思想严重的，打砸抢分子）。这时候，他们感到需要抓住一点什么，否则，他们的工作就不好说了。在他们看来，拒绝给一个被大张旗鼓重点打击的不同观点的人（或“流派代表人物”）平反，就可以继续混淆视听，在人们的心目中保持一个鲜明的形象—“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平反了，他们就一无所有了，但是不给平反，又抓不出具体问题，有的只是政见不同，观点也不同，那伸出的手，就只能是对受害人的持续的迫害。

现实的问题己经让我们看清楚了，当武装部和“支左办”支持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和其他领导干部的时候，当他们与“革委会”共同策划假“群众的专政”之名镇压群众的时候，他们的大方向己经错了，而那些残酷的斗争，严酷的事实，也使他们的成绩丧失殆尽。

我们不是在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不论是武装部的还是“革委会”的，总结历史的经验，应该由他们自己去做。我们所要说的是，如果他们有一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如果他们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果他们也能够“反求诸己”“不为已甚”的话，他们还会既不正确地对待自己，也不正确地对待他人吗？

可是没有人这么想，也没有人这么做，却有人在“拨乱反正”中继续地坚持一个错误的偏见。这种偏见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清查“文革”中的人和事和落实政策的工作中，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是对受迫害的不同政见不同观点的人死死地抓住不放：一个是对某些“文革”发迹的和“造反起家的’，轻轻放过，不予追究。那些在“文
革”中带头批“走资派”、斗“反兑集团”，以及参与迫害、制造冤假错案的骨干分子，飞黄腾达的人物，除去被揭发犯有严重的“打砸抢”错误和迫害致死人命的以外，都一一的过关了，而且依旧坐在耀拔的职位上，有的在清查过后就恢复了相当的职务，也有的继续得到了提拔，与此同时，却把在“文革”中受“走资派”和“反革命”的株连，被迫害贬职下放在不同政见不同观点的人，排斥在平反的大门之外，这是为什么？、

无可讳言，在“拨乱反正”中，感情用事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裹读，它的发生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融合，产生的偏执思想。有的人还是以派别的观点论是非，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其实他也是那些斗争的支持者或参与者。可以明确的说，在“拨乱反正”中，不对原“革委会”的领导核心在“文革”中变本加厉地肆意地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进行深入的检讨，“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没有清除，是非没有分清，有关方面衔尾相随，不放弃固有的成见，是落实政策和查处工作不能进行到底的原因。

19.没有说完的话

我在《风雨山城》中所说的，在“文革”初期，被县委派到人委任办公室主任的事，当时说先通过会议宣布任命，以后情况允许时，在发文字，可是在我到职后，组织部却发了一封代职的信函，与实际任命的不一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差误，人们大都还不清楚，而且这个问题，后来关系到了落实政策，所以还是要补充说明的。

1966年冬季，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发了社会动乱，农村的“四清”运动结束，我于12月29日，从“四清”前线回来，在家休整了一天，就返回了县委机关。在县委大院，组织部的李景禄同志召呼我到组织部去，说李程国同志找我。我走进组织部，见县委常委农工部长（后来听说代理组织部长）李程国同志正站在办公室内，他见到我就径直地对我说：“经常委研究，让你到人委任办公室主任。”我俩都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他继续说：“现在人委办公室只有一名副主任，没有正主任，你去是任正主任。眼下那边急需要人，你现在就过去，先通过会议宣布任命，以后情况允许时，在发文字。”李景禄同志在一旁也补充说：“现在开不了人民委员会（意思是待情况允许时，能召开人民委员会议了，在发文字）。”我说还带啥手续不，李程国同志说：“不带，就是通过会议宣布认命，文字的都以后补（那时候县委已经不敢有公开的运作）”。

当晚副县长林祥召开人委机关全体干部会，在会上代表县委常委宣布了对我的任命，也是说：“经县委常委研究，谭忠会同志任人委办公室主任，会后就上班，以后在发通知。”可是在我到职后，组织部却发了一封任职信，而且写的是：“经研究谭忠会同志代理人委办公室主任。”与李部长跟我说的和林副县长在会上宣布的不一致。这封信当时没有人给我看，直到“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时，我才知道。任职信的日期虽然写的是我赴任前一天的日子，但是林副县长那天在会上宣布时，是口头传达的，并没有文件，而且这封信，据说是我到任几天后才发到人委的，说明组织部是在我到职以后才签发的。对此我曾问过李程国同志，李说：“原来是按正职安排的，以后按代职对待了。”我问：“为什么？”李说：“（原来）常委不齐（以后）再报一次。”他的话语句不全，且底气不足，不那么理直气壮，细分析又有两个错误：一是不符合人事任免的规则，从来是安排了代职，提任正职，那有安排了正职，再按代职对待的，不过这句话的前半句还是正确的，即肯定了原来任命的是办公室主任，不是代理办公室主任；二是，他那个按代职对待的“理由”也不充分。此时知道常委不齐了，难道当时就不知道常委不齐吗？

要说明这个问题，离不开那个时代背景。1966年末，“文革”的形势日益动荡，那时候，党政机关己经近乎瘫痪，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都不能支持工作，县长傅景瑞在十七级干部会议以后，就留在了市委，常务副县长李玉山每天要到机铁厂报到，向造反的职工做检查，副县长李永丰从“四清”前线回来，还未上班，人事科长机关党支部书记朱庆玉

因病休假，办公室又没有主任，恁大一个人委机关，只有副县长林祥一个人支应着，此时社会动乱，人委机关也人心浮动，县委常委是在这种情势下派我到人委任办公室主任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的，目的是增加人委机关的领导力量，协助县长支持人委机关的工作，当时他们急于委派并强调我在这个职位的作用，并没有考虑代职，而是径直地委任了正职。

我不知道常委们是怎么商量的。那时候的常委，除去己调走的县委书记张逸生、组织部长朱长欣，在位的大约还有七八位，其中一人留在了地区“四清”总团，三人在市委十七级干部会后留在了市委，在县里支应工作的有代理书记王怀忠，农工部长代组织部长李程国，常务副县长李玉山等。

县长傅景瑞在那两天也从市委赶回来了。此时的常委己经形不成全委会议，但是我想对这样的委任，他们几位还是要经过商议的。在形势紧迫的情况下，由几位党政机关的主要负责同志根据工作需要作出的安排，难道不算数吗？况且己经跟本人谈过了，也己经赴任了，怎么能够又随意地改变呢？并且不再与本人沟通，在暗下里，说改就改了。

其实，他们这样做，也有他们的打算，按照李程国同志的解释，那个所谓的“再报一次”，就是一个明证，也许在他们看来，可以先给人委发一个代职的信，（这个对外并没有影响），待以后情况允许时，再向常委报一次，发一个正式的任命—过了应急的派遣，又有了常规的思考—所以才一改“暂不发文字”的初衷，发了一封代职的信，但是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如他们的所愿，“文革”一搞就是十年，而且我任职一个月，就被造反的下属罢免了，他们的打算没有实现，只留下那封与最初的委任不同的信笺。由此可见那个所谓的“常委不齐”，只不过是个借口，而真实的意图则是回避他们的不慎造成的过失。

这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错误，也是由于组织部门的失误，个别领导人的失误造成的。那么在“文革”结束以后，又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应该明确的是，己经由几个常委决定并执行的问题，是任何个人都不能随意改变的。既然已经知道常委的委任在先，组织部的信函在后，而且他们的那个“再报一次”的打算又没有实现，那么对于这种“变乱成法”的做法所引起的后果，是否应该从实际出发，进行适当的处置呢？既然己经知道我的职务是被造反派罢免的，那么在“拨乱反正”的时候，是否也应该落实政策恢复我的职务呢？可惜没有这样的考虑。

李程国同志本是农工部长，在“文革”初期代理组织部长，日子不多就靠边站了，他实际上并不了解组织部的业务，而且为人自是，容不得别人说他的不是，尤其对我的一再申诉很反感，始终不肯承认他那个“原来是按正职安排的，以后按代职对待了”有什么不对，似乎只要是组织部做的事，不管对与不对，不管什么原因，都必须遵循的，不可移易的。有关方面认可了他的逻辑，也便不再落实政策，恢复我的职务。

其实，县委组织部在调查这一问题时，首先找到了李程国同志，就已经知道了他的说法，但是在给我的答复中，却不谈这个情节，也不与我做任何交流和解释，只给我一句原则话：“经与老同志座谈，确认你的职务是代理人委办公室主任”。大概他们也是感到李程国的说法缺乏合理性，不好解释，所以才回避了这个关键的情节，不涉及“原来是按正职安排的，以后按代职对待了”这些话，从而也便掩蔽了事物的本质，错误的缘由，也就可以“确认”我的职务了。

因为得不到迁西县委组织部的具体答复和对问题的解释，我不得不直接去找李程国同志询问，他的解释却是那样的荒唐。迁西县委组织部在给我的复信中说他们的“确认” 是“经与老同志座谈”的，大概也是顺应了那位李部长的说辞。那么其他的者同志还有谁呢？是林祥同志吗？他在我询问时，对我说：“对你的任命是我在会上宣布的，那还有错。我也跟李程国说过，应该给谭忠会落实政策，恢复职务。”是李景禄同志吗？他在李程国跟我谈话时，也在场，而且也有插话，他总不能否认事实，与李程国岔了话口儿，说委任的不是办公室主任吧。他是作干部工作的，到组织部大约也有两年了，应该懂得人事规则，总不能也说委任了正职，还可以说代理，或者按代职对吧。

核实一个问题，除了悉心倾听主诉人的意见，就是听取主证人即经办人的意见，对这几个人的意见，进行综合分析，难道还得不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结论吗？为什么？同样一个问题，迁西、玉田两县的调查人员的认识不一样？如果不是无原则地迎合那位李部长的意见；如果不是主观片面，虚应故事，怎么能够得出那样的“确认”呢？

对任何事物，如果不作理性的分析，既使做了一番两番的“调查”，也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个所谓的“确认”违背了事理，也违背了逻辑思维，因而也必定是错误的。

我有一种被欺蒙的感觉。自从我到人委办公室上班那天起，我就被耍弄了。我就不明白，一个党的组织怎么能够这样的支配、使用和对待一个党员呢。

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案，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时期及其以后，我曾先后有过四次申诉，其中包括向中央组织部的两次申诉，转下来以后，都没有解决。值得指出的是，当我从李程国同志那里了解了情况以后，再次提起申诉时，得到的答复，依然是同样的一句话，依旧不做任何解释，不说任何缘由，看来他们是认准了李程国的那个“对待”，不想解决问题的。我不能说当时迁西县委组织部的经办人对我怀有什么成见，或还存在着自“文革”以来的情感纠葛，但是他们的作法，不能不让我产生疑问。他们明明知道在“文革”中原县委组织部的作法是错误的，却一再回避问题的要害——错误的情节，硬是把一个非理性的“确认”强加于我，这是为什么？然而作为一个党员，你所面对的是县委组织部对你的申诉的再次否定，你又将如何呢？

此事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以来，又延误了三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给我精神上所造成的伤害是深重的，长久的，而且在经济上也给我造成了相应的损失。由于没有落实政策，恢复正局级，嗣后，也便未能得到那个进半级的副处级待遇，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一个人，自六十年代“文革”以来，所受的压抑，竟延续了四十多年，几乎耗尽了他的大半生，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呀！公理与公道尚远，故作此文，以广视听。

小菜一碟

20.结语

《风雨山城》并没有告诉读者“文化大革命”究竟给迁西带来多大的灾难，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了。据官方统计，在1967年12月成立县“革委会”以后的3年时间里，在这个当时只有48，600多户的山区小县，制造了940起冤假错案，造成了144人非正常死亡，有45人被打伤致残，387户被抄，经法院判处的“反革命案”55起，有3起判了极刑。这些冤案，在沉积了十多年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大体上都平反了。日丽风和，河清海晏。我们终于可以安抚那些受伤的心，告慰那些屈死的亡灵了。

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给迁西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在总结经验，追溯它的源流时，是否也应该问责那些借机发难的暴戾恣睢的执柄者呢？我还没有找到这样的答案。

﹡这篇文章主要记述了我县的“文革”。像这类史料，目前难于发表，但其史料价值不可低估。按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的精神：“存史、资政、团结、育人”，这篇史料至少应该珍藏起来。只要时机合适，照样可以公之于世。我们不能等着时机合适时再收集，那时收集就晚了。我们应当鼓励这样的老同志以个人的名义发表。这样的文字越多，将来越有利。所以，对于此篇文章，现在照样纳入编辑整理，先不用管是否能够发表，先保证文通字顺。（2003年6月）


❀本文未作任何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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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 小菜一碟


    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非常难得。

小菜一碟

回复 5# Guest from 110.243.214.x


    作者谭忠惠老先生就是咱玉田人啊！本文回忆的是他在迁西工作时的文革经历。不堪回首啊！

支持！许多人所谓卫毛护毛的幌子，干的是尔虞我诈、私欲膨胀的勾当。文革就是一场以老毛为首的个人野心的大暴露，大表演。

中央有决议，全盘否定文革。文作者对自己没当上正科，几十年耿耿于怀，深受创伤折磨，令人同情。然而，过多怨天怨地是斜迷了。应多从主观找原因，反醒自心。看自己孝敬父母如何，为人处事怎样。能找到自己不足，就解脱烦恼了。没有种下正科因，当不上正科长的。文章好，一滴水见太阳，客观再现文革，醒后人之目。谏议县有关单位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