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大叔是个租家伙的,因为东西全,态度好,后来又卖菜,免费打杂、送货,所以买卖不错。因为买卖的关系,他也经常遇到需要演出的机会。好多时候,像家里老了人,麻烦事也多得很。买纸、送信儿、哭灵、停尸、火化,找车、棺材、坟地、桌席、乐队、白布……杂事多了去了。更别说好多还是急病,就是找了知宾,也难免手忙脚乱。所以,当事人往往把相关事情交给知宾、杠房,有时也让租家伙的跟着操持操持。张三大叔呢,一来想扩大业务范围,二来也满足自己的业余爱好——他喜欢唱歌;三呢,也是为了方便。有时乐队也很不好找,特别冬仨月,一开春儿。老人的多,用乐队的也就多,那些条家、琴师、喇叭忙得脚不沾地儿。有时人凑不够,操持的人也很头疼。于是,就准备从左近村找几个擅长吹拉弹唱的人,组织一个乐队。
组织乐队,说来容易办着难。村里曾经有过这种组织,唱歌、唱戏、扭会。组织者喜欢评剧,所以一般评剧爱好者多。这就有问题啦,年轻人没几个喜欢评剧的,再说,他们都一窝八口的,不可能天天和一群老头老太太泡在一起。所以,就几个老头老太太在那载歌载舞。时间不长就有了闲话,他们一开唱,有人就说,又嚎上了。而且给编了一个顺口溜:远看花枝招展,近瞧褶子满脸,不去看着孙子,活在这里现眼。组织者老薛的老婆还不理解他。晚上,他要抄戏篇子,老婆子立刻把灯关掉。在村支部老百姓嫌烦,他就自己掏钱在村外一厂子租了一间房唱。好不容易县里有个活动想用他们,结果给了演出任务,十几个老头老太太谁也弄不了。你想啊,他们小的也五十多了,有的重孙子都上中学了,站着都打晃儿,还能排练东西吗?不行。老薛这个上火呀,尿了好几天黄尿,说啥不操持了。
张三大叔吸取了教训,老中青结合,形式多样,再有演出任务激励,他还是比较乐观。他马不停蹄,东跑西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美好愿景四处铺陈。跑了几天后,人凑得差不多了,就把十几个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个小会。时间定在每周一、三、五晚上八点到十点半,地点在王五大爷家里。
想不到,才活动几次,张三大叔的媳妇跟来了,她不爱好音乐,就在那干巴巴坐着。后来才知是看着张三大叔来了,因为听传言说,他和唱歌的李四小姐关系暧昧。李四小姐今年二十八,长得如花似玉,身段苗条,小曲儿唱得也挺够味儿,到哪儿自然招人注意。据说,李四小姐曾和张三大叔借过钱。他一到李四小姐家,李四小姐男人就故意出去。后来张三大叔想要账,结果一算,他还欠李四小姐几十呢。
这种无稽之谈从哪传出去的呢?问题出在内部。其实他们里边的事,外人很难插上嘴,跟着嚼舌头而已。内部蛀虫往往比正面的敌人危害更大。王五大爷的老婆子,闲着没事,和几个老太太闲聊,也不过家长里短那点事。自己家一个大乐队呜哩哇啦折腾,当然是很好的谈资笑料。她和别人理论了这个就评论那个。街头巷尾,一说一笑,哪说哪了,随意性也就强,有时也难免添油加醋,或者发挥些想象。她说了,不过是个底本,还有边上的几个义务宣传员进行再创造,然后流传上市。谣言就这样粉墨登场了。
文艺队总是闲事多。就是在学校,也是文艺队比体育队不好领导,唱的、跳的尤甚。到社会上,唱歌和唱戏老别扭着。前不久,城市公园有人找一琴师弹琴。第一次,半天也没唱几个歌曲。刚唱一个,马上一老头便急不可耐,抢过话筒,说下边继续唱戏。第二次,干脆以会烧了扩音器为名,就是不让插琴。真实目的不言而喻,他想唱戏。团长想唱歌,可惜音响是那老头的,当不了家,你说烦不烦!有时那唱歌的也很不好打对,说你音响破,唱歌费劲,说架子鼓没气氛,说琴的过门不规范,张不开嘴,和弦配的不好,唱不下去,音色难听影响效果。至于那些上白事场子的,更是各怀心腹事。成天互相扒,谁有活没找他,他立刻就报复,见了面扭过头去,或者有事也不叫他。恨得牙根麻,气得牢骚满腹,发誓再不理他,到处包涵他的艺儿。可一旦一个电话过来,要他跟着出门,立刻就“相逢一笑泯恩仇”,这行就这么怪物。事儿多了去了。里面人自己就说这个行业是“气行”、“最不仁义”的一行。
对于这里的潜规则,张三大叔尽管略知一二,但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个好些的结果。谁知才这么几天,八字没一撇,麻烦就找上门来了。
传言有时也真的和某些事实不谋而合,或者有某些关联。也难怪人家说闲话,那李四小姐也确实不检点。一天排练完后,她把琴师独自约出来,说想探讨发声的问题。琴师是个帅哥,二十八岁,腼腆型儿。多才多艺,又一表人才。见了面,李四小姐却东家长西家短,闲扯淡。后来说,她对象对他不好,他们散伙是迟早的事。边说着,就拉着他的手摩挲:“这双手多么神奇呀,可以弹出那么动听的曲子。”琴师想抽出手,她反而拉得更紧。琴师慌里慌张地说:“和我说这个干啥?”李四小姐娇声娇气地说,“人家就想和你说嘛。”琴师一听,咋的?要整事啊。心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就问:“你不怕对象知道啊?”李四小姐说:“知道了咋的?他管不了我!敢管我就跑。”琴师问:“你对象是谁呀?”“张大鹏!”
什么?琴师一听,吓了一激灵。张大鹏是他的高中同桌,两人好得很,现在有机会见了面也总是难舍难分。
“告诉你,我们俩可是要好的朋友。”
“和咱们有啥关系!你该和他好和他好呀。”说着就向他脸上摸。
琴师脸一歪,心说,脸皮还挺厚的。
“都结过婚的人了,大老爷们,还这么害羞呀?”说着,又抱他。
琴师没见过这场面,一时意乱神迷。但时间不长,碰见有个熟人过去,他们赶紧分开了。
不久,琴师对象知道了此事,他怎么辩解也不行,就是不许他去弹琴了。婚外恋,不得了。所向无敌。上至大国总统,下到普通百姓,男女老幼,名人、老板、大款,倒下无数,他一个琴师能例外吗?
几个吹喇叭的也老是吹不到一块,连调都不和。唱歌的希望他们吹几个新曲,喇叭们都不认可。他们岁数大了,学东西记不住。再说,那些乌七八糟的流行曲,他们都不喜欢。有的吹了大半辈子,连“1、2、3”都不认识,他们是听了别人的,学会了,然后到喇叭眼上摸音。所以,音准难免出错。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音。
几个吹喇叭的人里只有王五大爷识谱。王五大爷又高又瘦又黑,小脑袋,小眼睛,脸上总是带着笑。他喜欢吹喇叭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因为在半山腰住,独家独院,所以基本不影响别人。有时半夜犯了瘾,也爬起来吹一阵,老太太居然不烦他。他精神可嘉,可跑调严重,没板儿,还丢字落句,有时一下接过好几句。
还有一位赵六大爷,也是高个。国字型白脸,爱戴一鸭舌帽,五十多岁,脸上一堆褶子。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小脸总是绷着。他家里什么乐器都有,二胡、电子琴、架子鼓、萨斯、唢呐、调音台、音箱等等。全都专门放在一个小屋里,简直成了乐器店。不过,除了二胡,他哪样也不会。
很快,他们形成了几伙。张三大叔、李四小姐喜欢流行音乐,王五大爷几个吹喇叭的喜欢喇叭曲。唱歌的说,老吹那几个白事曲没意思,喇叭们说,唱歌哪有喇叭、唱戏有意思,流行歌不教人学好。喇叭又分为两派,王五大爷主张夯实基础。因为《鱼分水》、《柳河阴》、《六字开门》这些都是必备曲目,行奠时必须要用。这些都搞不好,学啥新的,不会站着就想跑!赵六大爷主张学新曲创新。老的要学,可总是老一套大伙也早看腻了,没有创新就没有活力。老曲不是不要,也不能老抱着几个老掉牙的东西糊弄人,还没拿出喇叭人家就知道吹啥,没意思。一撅屁股,人家就知道你要拉啥屎,贼没劲,长不了!唱歌的认为啥喇叭曲也没个听,哇啦哇啦的,尤其那大喇叭的麻子尖,难听死了。喇叭不过是接客、行奠、接魂、送路,而且里外那几个曲,来回吹。唱主角的还得歌舞。有时唱歌时间长了,喇叭等得不爱烦,就吹了起来。有时喇叭吹起来没完没了,唱歌的又着了急,又唱起来。歌舞嫌喇叭烦,就把扩音器音量调大,喇叭嫌歌舞干扰吹喇叭,又把音量调到最小。喇叭呢,王五大爷说赵六大爷啥也不会,调都搞不准,滥竽充数;赵六大爷说王五大爷只管自己瞎吹,丢三落四。
总之,几个人互不服气。
乐队很快分为三拨。张三大叔和李四小姐是一伙,王五大爷依旧和几个老相好吹老曲,赵六大爷还到家里摆弄那堆乐器。他们都信誓旦旦,要干出个样子来。
张三大叔能揽到活计,带李四小姐唱歌有便利条件,可过不了老婆那关。
王五大爷在村里算元老,一年半载的有个伙计干,而且半价。啥意思没有。赵六大爷也不服气,又是找老师,又是添家具儿,又是联系活计。
终于有一天,赵六大爷联系到一处活计,是他的亲戚,白事。好容易找到一个活计,当然要精心安排。他从外地找了个琴师,据说是从县文化馆退休的,找了个敲架子鼓的。
出殡那天热得人浑身难受,最难受的,还得属赵六大爷。他找那个弹琴的也不知怎么回事,一句话不说,要啥啥没有,就脑瓜子往键盘上一耷拉,一个劲摆手。好容易有一个会的,和唱歌的、敲架子鼓的还弄了三样出来。唱歌的气得不唱了,说敲鼓的,怎么该敲架子鼓的地方没敲,架子鼓说,琴的过门还没弹呢。弹琴的就怪唱歌的:“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唱歌的说,“你是干啥吃的!”弹琴的说,那个过门他从来不弹,唱歌的说,没那个过门她就是不唱。弹琴的说唱的跑调,唱歌的说弹琴的还不如幼儿班的小孩儿。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窝火坏了敲架子鼓的,他是个老艺人,敲架子鼓远近闻名,没想到今天轮到走麦城了。架子鼓觉得没脸见人,气得扎花秸垛里去了。东家不干了,说把你们找来挣着工钱却在这拌嘴,像什么话!几个人横眉立目,又开始合作。架子鼓有气无力地敲,电子琴磨磨唧唧地弹,歌手稀里糊涂地唱。最后众人忍无可忍,不知是谁,愣是把电线给掐了。
这件事对赵六大爷打击很大,又是恼火,又是难堪。自那之后,再不操持了。王五大爷乐得喘不过气来,可他自己也没啥事干,何必五十步笑百步!张三大叔呢,接着租他的家伙。其他人等,也都该干嘛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