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和诸葛亮

邢爱民

　

　　屈原和诸葛亮，两个不同时期的人物，因为共同的社会背景、共同的官场际遇走到一起，两人一样处在群雄割据时代，一样怀有抱负，一样超凡脱俗，一样有经天纬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计。
     屈原在青年向上时期，就满怀“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的热爱宗国的理想和抱负。在他从政得意酣志之时，更是“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为极力扭转逐渐衰弱的国势，以重整楚国昔日之雄风，在他一再受到群小忌恨、陷害和君王贬弃、放逐之后，仍如司马迁所说：“眷顾楚国，……不忘欲返”(《史记•屈原列传在《国殇》中，为卫国保家顽强战斗、英勇献身的将士沉痛悲歌，倍加赞颂：“身既死兮诚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这既是一篇强兵卫国的施政宣言，亦是一篇强兵卫国的战斗号角。
　　诸葛亮，“躬耕南阳”，隐居隆中之时，就以“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感于刘备的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而决定出山，辅佐刘备济世安民， 具体而言，就是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发自肺腑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于蜀主的赤诚忠心和“兴复汉室” 的坚强决心。明确表明了“开张圣听”，“赏罚严明”和“亲贤臣远小人” 的治国治军之思想。特别是在五丈原临终之时，手书“遗表”之中，还再次“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天皇，布仁恩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 并明确表明：“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嬴财。”
     但屈原是可为而不能为造成的悲剧，诸葛亮是不可为而为造成的悲剧。屈原初任左徒，颇得怀王信任，为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起草了许多革新社会的“宪令”，严重地触犯了反动腐朽的旧贵族的既得特权利益。旧贵族统治势力深感恐慌，从一开始，就反对和嫉恨屈原。楚怀王及后来的顷襄王身边的党人、群小，均是一批权势显赫，炙手可热的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郑袖系怀王宠姬，子兰系怀王小儿子、顷襄王之弟，后任令尹，上官大夫靳尚亦是重臣，他们都极力维护既得的特权利益，并且对于权势和财货贪婪无度，精于钻营：“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根本不察民心，不顾国家利益，多次接受“虎狼之国”秦国的贿赂，因而，把屈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屈原极尽诬陷、谗害之能事。他们无中生有，编织种种罪名，打击而谗害屈原。昏庸骄矜，刚愎自用而又不辩忠奸的怀王，还将其降为三闾大夫。当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与齐绝交，失地商於，兵败丹阳、蓝田之后，又用屈原使齐重修盟好。不久，在党人群小的蒙蔽之下，怀王再次受骗而二次“绝齐而合秦”，屈原竭力反对，却被流放汉北。后来，齐、韩、魏伐楚，秦又不顾联姻之约而乘机攻楚，怀王不得已又召回屈原，命他第三次使齐，恢复盟好。在屈原尚未返国之前，怀王又一次在党人、群小的谗害之下，“远迁臣而弗恩”(《惜往日》)，竟将屈原放逐江南而永不召还。
　　面对上述一切，屈原并未惧怕、动摇、妥协和灰心，而是坚守节操，坚持理想，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甚至还在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的迷茫而漫长的坎坷艰辛的道路之上，顽强拔涉，坚持奋斗。结果，仍然找不到“两美必合” 的信任自己的圣君，找不到善辅君王的美女——贤臣，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支持自己实现美政的知己。为免遭敌人虏害，为了自己的宗国、人民、节操和理想，更为了激厉楚人，感奋天下，重振楚国，以忠直先贤为类，从容而自觉的，地在当地民俗夏历五月五日图腾祭祀节于与楚国同祖的楚之古附庸国——罗子国的汨罗投江殉囯了，正如蒋骥所说：“夫终生悟其君不得，卒以死悟之，此世所谓孤注也。”(《山带阁注楚辞》)。
　　诸葛亮则不同, 根据他所处的时代和具备的条件, 亦是有望辅佐刘备父子实现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的政治理想的。可是，他却基本上被对刘备的知遇之恩和托孤之义的愚忠私义所左右，在毫无理想的刘禅面前，尽管不被重视，但由于自身影响力非同寻常，无人敢于和他叫板，尽管内心苦闷，但没有自我彷徨，二是请命出征，拥有自己的主动权。但在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往往是用感情代替理智，以致壮志未酬，理想破灭，英年早亡，成了后人扼腕叹息的悲剧人物和中国封建社会中“士为知己者死” 的楷模。
     一样的雄才大略，一样的遭遇昏君，一样被人遗忘，一个以身殉国，一个鞠躬尽瘁，想来，都是为了别人的基业，而那个“别人”并不理解，并不赏识，何必为此葬送送自己。屈原和诸葛亮，两种食品因他们而起，粽子，是为了保护屈原的尸身不被鱼虾蚕食，馒头，是为了弥补诸葛造下的冤魂。想起来，一样青史留名，却一样活得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