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对外贸易政策

邢爱民

要解释明清对外贸易政策和同期欧洲的区别，首先需要指出，明清的国内市场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大数倍。明清帝国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一向排在全球前两名。国内市场相当发达（见第四章），两省之间的贸易额往往超过欧洲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正如斯密所说，中国的国内市场等于欧洲所有国家国内市场的总和7。因此相对来说，外贸对明清就远不如对欧洲国家那样重要。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8再加上关税所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也微不足道，较英国等国家远少得多9，因此明清制定外贸政策时，政治、国防和治安方面的考虑，比经济、财政等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明清的税收一般都相当低（例如地税仅占农业产值的10%左右，远低于日本和欧洲国家的30%～50%的水平），因此政府缺乏资源来支持一支长期驻扎境外的军队。这便是为何明清倾向于利用软实力来达到地缘政治方面的目的。     朝贡贸易正是这种软实力的体现10。它是一种羁縻周边国家的政策，是在封建帝国时代私人贸易不发达的情形下，大帝国利用官方贸易来怀柔笼络邻近国家的方法。中国的唐、宋、元等朝代都采用过该方法，明清只不过是承袭了前朝的对外贸易政策。     周边国家渴望与明清贸易，以得到明清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明清的条件就是它们首先要向中国称臣，做中国的藩属，来华朝贡，承认中国是它们的宗主国。朝贡时得到朝廷的赏赐，一般比进贡品更贵重。朝贡使者可以携带其他货物在京师及地方出售，获部分免税优惠，再转购中国产品带回本国售卖。此外，朝贡使者进入中国境内以后的一切开支均由朝廷负担11。因此这是一宗获利甚丰的交易，难怪周边各国都争相入贡。     但是如果有藩属国胆敢违抗明清的意旨，明清政府就可以削减该国的朝贡次数，甚至终止彼此的朝贡关系，以中断贸易的威胁来强迫对方就范。     今天美国的外贸政策和明清帝国有相似的地方12。很多国家都渴望和美国通商，但美国却有许多选择的余地，从而可以提出很多通商的条件。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政策就是它利用开放国内市场来达到地缘政治目的的例子。“最惠国待遇”只不过是和美国通商的许可证，但美国并没有把它发给所有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和今天的古巴、伊朗等国，便没有这个许可证。1979年以后，美国每年都要中国满足某些条件，才再授予它“最惠国待遇”，直至2000年才取消这项规定。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

斯密赞成限制外国制造品的进口，借以保护国内的新兴工业。他认为这些限制需要被慢慢废除，以免国内工业因遭遇外来竞争而倒闭。他支持报复性的关税，还支持为增加政府收入而设的关税。他认为真正的自由贸易是一个梦想，在现实中是不会出现的。     斯密认为国防最为重要。如果某类工业和国防有很大关系，这类工业必须在本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而不可以依赖外国进口。在国防方面，经济效益只是次要的考虑因素。     斯密大谈“看不见的手”和自由贸易的好处，其实形容的是在《航海律法》等保护法律的帮助之下，英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以后的情形——当一个国家的产品没有竞争对手，开放对外贸易自然是这个国家的最佳政策。     既然像斯密这样的自由贸易主义者都赞成对外贸的监控和限制，我们对明清的外贸政策也许不必过分抨击。我们应该设法找寻明清政府的动机，了解当时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背景。

外贸对不同国家的重要性有很大差别：面积狭小、物资短缺的国家，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较高；相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能够生产多种类的产品，因此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就较低。但是，很少有国家能够完全自给自足，不需要和外国通商。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对外贸易政策还有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后两者和经济同样重要，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更为重要。     由于外贸对小国的重要性超过大国，小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便不及大国，因此外贸政策可以被大国利用，作为其达到地缘政治目的、羁縻周边国家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有效工具3。它是一种可以软硬兼施的工具，也是今天所谓的“软实力”的一种。大国的地缘政治目的之一便是争取更多小国和自己通商，而不和敌对国家通商，这样既可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亦可削弱敌国的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另外，还可通过制定外贸政策来保护本国工业——为了培植国内新兴工业，在一段时期里禁止外国工业产品的输入、限制本国原料的输出。     在一般人心目中，亚当·斯密是一位自由市场的信奉者，他自然会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该开放市场，进行自由贸易。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国富论》，我们就会发现，斯密其实认为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要视国情而定。在有些情况下，对外贸易应该加以限制4。     斯密并不反对保护主义。他十分欣赏英国在1651年开始制定的《航海律法》（NavigationActs）。这是一系列保护英国航运业的律法，它们授予英国商船垄断英国进口贸易的权力。斯密认为《航海律法》可能是英国最明智、最具远见的商业律法。

这就带到梁柏力的《被误解的中国》。我认识作者多年，知道他有学问，客观，观察力强，但我从来没想到他读过那么多的书。他心系神州。《被误解的中国》是我见过的引用外间之见最详尽的书。这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看中国：外间的学者们怎样看。主要从明、清时代说起，外间的中国专家们的看法不是那么一致，提供的经济的数据也往往有别。然而，综合起来读者不难得到这样的看法：从不太古的历史衡量，外间的学者怎样看中国是有其一般性的。客观吗？他们是客，当然“客”观。正确吗？作者的书题是《被误解的中国》。     是个有趣的角度，所以是本有趣的书。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柏力的书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方面，知道外间的学者历来怎样看神州，多多少少可教炎黄子孙应该怎样发奋图强。另一方面，这本书是从一个此前没有人提供过的角度——或提供过但没有那么全面——来衡量在风雷急剧演变的今天，炎黄子孙究竟是站在哪个位置。     几个月前一位芝大的旧同事RobertFogel在美国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前途的文章，乐观得西方哗然！这位十七年前与诺斯一起拿诺奖的经济史学家，推断三十年后地球上四成的财富在中国！我没有细读该文，但一位朋友说该文的思维是基于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两年前科斯举办的中国研讨会议，Fogel老兄与蒙代尔评论拙作）。     我自己的水晶球怎样说呢？两年前我推断，只要北京不大步行差踏错，以实质收入算，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会等于十个日本。不久前报道说，中国的总国民收入开始超越了日本，在地球排行第二。那是以美元算。日本的物价奇高；利益团体的压力所在，日元奇强。以实质的总国民收入衡量，中国早就超越日本是没有疑问的，超越很多。到今天我的水晶球还没有失灵。     我没有问梁柏力他的水晶球怎样说。这些日子每个看中国的人都有自己的水晶球，此球之价非暴跌不可。贝克尔等大师的中国水晶球三十年前就跌到一文不值，频频更换此球的君子无数。三十年来我只用一个中国水晶球，从来不失灵的水晶球是不需要更换的。不知拍卖值多少？     是为序。张五常　     二○一○年九月

这些年不少朋友向我指出中国农民的行为的多种不是，我知道，响应永远是多给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态度的改进大家不用操心。中国的贫困农民的感受我怎会不知道？我曾经是他们的其中一个。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比“二战”期间我在广西农村见到的好很多，而这些日子到内地讲话，天南地北，遇到的农村子弟不少的智商与学习态度皆大有看头。     人类历史的经验说，艺术与学术永远是由经济发展带动的。不是穷而后工，是富而后工。中国的经验这样；我教过西方艺术史，他们的经验也这样。另一方面，倒了下去的文化难以复兴，皆因艺术与学术的发展跟不上经济上的繁华。     让我来一次沙场秋点兵吧。开放改革以还，艺术上中国的发展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艺术家的收入二十多年前就开始急速上升；今天弹得一手好钢琴的中国孩子数以十万计。继续下去，我的水晶球说，凡是要讲手指灵活的乐器，有朝一日炎黄子孙必雄视天下。继续向前看，在地球一体化的发展下，东归东、西归西的意识已是日暮黄昏，中、西结合的发展无可避免。这方面，中国占了先机。说过了，读书识字的中国青年没有一个不知道有莎士比亚这个人，但西方的学子却找不到几个听过苏东坡。结论是明显的：只要学术的发展跟得上，三十年后中国雄视地球是理所当然的事。     今天看，我认为中国继续发展的主要困难，是学术的进度太不成话，跟不上。雷鼎鸣今年七月十九日在《信报》发表的《中国应严厉打击学术腐败》，是大文，八月三日我以《腐败不是学术失败的原因》作回应，力陈中国学术发展的不足处，网上的读者没有一个不同意。几位朋友说，在鼎鸣老弟发表该文的同时，英国的《经济学人》也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学术上的腐败。     改善教育制度及提升学术气氛是千山万水的艰巨工程，我不想在这序中多说不愉快的问题。我要指出我们有乐观的一面。那是如果北京真的要客观地推广学术，中国的资源非常足够。这是指炎黄子孙的能耐了。有厚而纯的古文化为基础是大着数，更重要是中国人的先天智慧是大本钱。中国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我不怀疑从搞学术的天赋衡量，地球上一半以上的天赋在中国：赋高五斗也。换言之，如果中国的学术发展能有经济发展的势头，人类历史将会打开新的一页。

梁柏力要出版一本题为《被误解的中国》的书，请我写序。我问他：要长的还是短的？长的两三千字，短的几百字。他说要长的。老朋友，他要怎样就怎样。我想到不久前在成都讲的一个要点：文化搞不起，一个发展得很好的经济早晚会塌下来。今天经济发展得大有看头的中国，学术上的发展令人尴尬。学术是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何况是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地球一体化，文化的发展不仅重视学术，也要把西方的学问引进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是大难题。     不久前美国的一些老人家朋友，震撼于中国的经济奇迹，认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已成定局，是更大的奇迹。他们指出人类历史曾经有五个重要的古文化，皆曾雄极一时的：巴比伦、希腊、埃及、罗马帝国、中国。他们指出除了中国，其他的倒下去后没有一个复兴。中国显然是唯一的例外。我认为中国的文化正在复兴没有疑问，但离“定局”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最头痛是学术上的发展太不成话。学术搞不出大成，中国的经济奇迹不可能持久。     中国的文化曾经倒了下去吗？我认为是。唐、宋的骄人文化可以不论，元代是倒退，明代是复兴，清代的十七世纪中国的艺术发展了不起。乾隆后期开始走下坡，那是二百多年前。跟着炎黄子孙多灾多难，伟大的古文化变得梦里依稀了。今天回顾，我不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灾难。将来的历史学者回顾，客观的，可能认为“文革”是中国文化复兴的起点！从讲道德伦理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到民不聊生到今天的以科技挂帅的地球一体化，中国竟然一下子成为主角，近于不可思议，但谈何容易哉？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见到的地球一体化是由中国带动的。然而，如果中国没有出现过那代价高得令人流泪的“文革”，我们要怎样看才对呢？“二战”时我在广西的一个小村落住了一年，是几十户人家的小村，村与村之间口音不同，不交往，不论婚嫁。时移世易，三十年前深圳的人口只十多万，今天一千四百万，没有谁管你来自哪里。没有“文革”这样的现象多半不会出现，于是无从“现代化”。我没有说那高代价是值得的。我不知道。     曾经倒了下去的中国古文化正在复兴有几个原因。其一是这文化倒了下去的时日不是那么久。其二是我说过几次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纯而厚。其三是中国的文字是好的，今天可在计算机打字，打得快，有大助。其四是中国人的先天智慧了不起，肯拼搏，刻苦耐劳。我不怀疑炎黄子孙有其劣根性，无知的行为鲁迅等大师们批评得多了。但我认为这些行为上的不幸，只要能吃得住得好一点，多受一点教育，会改进。

小菜一碟

回复 1# 邢爱民


    张五常，中国的一位值得重视的当代经济学家。
    菜疙瘩读过他早期的《卖橘者言》，当年的《走向未来》丛书之一。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