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无终山都邑”式社会理想【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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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謇的“无终山都邑”式社会理想

羽 离 子

　　


张謇不仅是一位近代的工商业家,更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在20世纪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崛起了一个由张謇为首的工商企业集团来设计经营的以“模范县”和“新世界”著称的奇特区域——南通。张謇和急剧变化的南通曾为当时国内外各界人士所关注。直至今日,张謇和南通社会,仍然吸引着海内外的一些学者继续进行研究和探索。总体来看,张謇对君主立宪式和共和式社会形态的认识,他的地方自治思想,甚至其为人父母须奉行教育及实业为社会基础等思想已有较多的研究。然而,张謇的社会理想是复杂的,进一步揭示张謇的社会理想的一些实质构成,有助于认识张謇倾心营造的南通社会为什么像一朵奇葩,虽然灿烂却很快凋谢,这对于我们认识人类自身的社会形态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着重从一个还未引起学术界普遍重视的方面,即张謇的社会模式中的“无终山都邑”的理想来进行探讨。



一、张謇的田子泰社会式的村落主义



张謇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赴京会试中进士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次年,张謇丁父忧而去职回乡。回乡之初即受张之洞嘱托举办团练,光绪二十一年,又承张之洞和刘坤一之望筹设纱厂于南通,初蹶终成。

张謇是一位对社会抱有志向的理想主义者。他主张把经营企业所赚的钱用于“济在下”,他的这一“济天下”的志向就是建设一个“新世界”。早在宣统三年(1911年)时,他就曾对通海垦牧公司的股东们说:“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13年后,他再次重申:“欲使所营有利,副各股东企业之心,而即借各股东之力,以成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张謇的“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即“村落主义”。1921年,他在答赵炎午论省自治的信中说:“謇抱持村落主义三十年矣。……埋首蓬蒿,自适己事,亦三十年,深知兹事之艰困。”据此估算起来,张謇是在1892年,即光绪十八年,就已怀有此志了。当时张謇四十岁,已在家闲赋。是年二月赴京,三月第四次应礼部会试。试卷被考官冯金鉴随意斥落。翁同和对此十分惋惜。为了抬显张謇,翁同和故意挽请张謇留京管理国子监南学。张謇谢却后于五月南下回乡。于此年萌生绝意仕途,仅着意一方的想法,应是可解之事。民国元年时张謇给袁世凯的信中提到:“謇自前清即矢志为民,以一地自效。苏人士嗤为村落主义。……而终于以村落主义自享也。”看来,“村落主义”这一名词最初还是别人用来称呼张謇的“以一地自效”的;但张謇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名称。张謇的村落主义理想产生较早,而实际推行则较晚,是在他对中央政治失望并在南通所兴办的工业有了成绩之后。

张謇所主张的“村落主义”的源头是什么?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还是释氏的“净土”?自然都不是。抑或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圣西门的“理想社会”,傅立叶的“法郎吉”,欧文的“模范新村”?也都不是。太虚和尚杂糅各家学说而议社会改良,张謇曾明确表示异议:“就太虚所引涡文(涡文即欧文之旧译)、圣西门、马克思诸人之说推之,……吾断其必不能行。”剖析张謇的思想时,我们会发现:张謇的“村落”的源头竟然是汉末田子泰经营的“无终山都邑”!在清季无比闭塞的封建王朝里,在上下求索之中,和另一位同时代的思想家康有为一样,张謇首先找到的是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而这一大同社会的范体,就是曾实际存在过的田子泰的“无终山都邑”。

张謇常常向周围亲近的人说明他效法田畴而行事的真实心意。他曾赋诗言志:“雄节不忘田子泰,书生莫笑顾亭林。井田学校粗从试,天偎无终与华阴。”[6](P319)1901年,张謇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他为公司的大堂题写了“慕畴堂”的大匾。“畴”即田畴。田畴是东汉末年人,字子泰,好读书,善击剑。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变乱。幽州牧刘虞欲派人冒险去见已被董卓劫持的汉献帝以示慰问和忠心。田畴自愿经北方朔漠取间道以往,至长安见到了汉献帝。献帝大为高兴,封他为骑都尉。田畴坚辞后返回,却惊知刘虞已被军阀公孙瓒所杀害。田畴因哭祭刘虞而被公孙瓒拘捕,只是在别人劝说下,公孙瓒才释放了田畴。“畴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北拒卢龙,南守要害,清静隐约,耕而后食,人民化从,咸共资奉。”张謇为慕畴堂撰写的对联的上联有语谓:“食苟简之田,立不贷之国”;下联中则谓:“韩愈为天下所笑,犹将求国家之事”,申明了张謇对田畴式邦土家国的追崇往慕。
田畴率领族人和附从者数百人进入附近的无终山(即徐无山)中后建立了田畴式社会即无终山都邑。《三国志》卷十一对此有记述:“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原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皆曰:‘善。’同佥推畴。畴曰:‘今来在此,非苟安而已,将图大事,复怨雪耻。窃恐未得其志,而轻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时,无深计远虑。畴有愚计,愿与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袁绍数遣使招命,又即授将军印,因安辑所统,畴皆拒不(当)[受]。绍死,其子尚又辟焉,畴终不行。”后来反复无常的乌丸常来袭杀无终山都邑的绅长,田畴不得不领引曹操的军队打败了乌丸。曹操封田畴为亭侯,给邑五百户,田畴先后辞却而仍归无终山。曹操当年所撰与田子泰事有关的《表论田畴功》、《决议田畴让官教》、《听田畴谢封令》、《爵封田畴令》和《下田畴令》诸文,今日还可见到。
     张謇之子张孝若也记张謇对于唐宋以来的贤士文人,直到明末清初的朴学诸老是如何崇拜,然而:“我父在古人中最崇拜而奉为师法的还有田子泰。他名畴,是后汉人氏。董卓之乱,他率了宗族和随从几百人到徐无山中种田养亲,百姓都很敬重他的德义,听他调度。曹操请他出来做官,他怎么也不就,后来魏文帝赐爵于他的后人。我父立志不做官,办厂种田兴教育,处处以田子泰自况。垦牧公司厅堂就题叫‘慕畴堂’。”古代的贤人不胜数,而张謇所仰慕的也不少。但他“最崇拜而奉为师法的”只有田子泰。张謇甚至多次要求通州师范学校和南通农业学校的学生作文探讨田畴的政治及其今用的问题。张孝若抄记了几条张謇亲自出的文题,有《田子泰不受爵赏与余之不官同异论》、《田子泰何以不守—徐无山论》、《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志业与田子泰孰近论》、《田子泰施行条教与垦牧公司治地人法难易论》。从仅存的这几道命题,就可一见张謇的心意。张謇很在意田子泰和自己不受官的共同志趣,也留意从田子泰的行为中获取启示。20世纪50年代,通海的中学教师秦延海告诉郭士龙先生,他年幼时听张謇训导,讲的正是张謇仰慕的《桃花源》的世界和田畴的都邑。桃花源是幻想的,而田子泰的都邑是实际存在过的;但两者都是同类的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都与老子所钟爱的小国寡民有着渊源关系。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张謇在日本考察期间,在大阪写了一封信给朝闻社的内藤湖南和西村天囚。信中说:“下者年逾五十矣,丁兹乱世,曾不知韬晦之得计。顾念今世,乃无桃源,又既自任一方之教育,若不力求农工业之进步,则后此必见窘相。世无助我之人,益不得不求独立此等支离之境,绝非贵国之伊达邦成及福泽谕吉所能料也。”此信由日本关西大学的陶德民教授于前年在内藤文库的未经整理的书信中发现。张謇叹惜其时的乱世乃无桃源,决计“自任一方”,发展教育、农工业而独立于纷攘支离之世。张謇心目中的善世就是桃花源。1922年,张謇等人规划建设了南通城西南的新商业区,将其中的主干道命名为“桃坞路”,正是张謇对桃花源式世界的憧憬所致。桃坞路上有张謇创办的更俗剧场,何恩溥曾撰联吊张謇,其上联之首为“化俗辟桃源”,与之呼应的下联之首是“归真返蓬岛”,②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张謇都锲而不舍地想实现他心中的田子泰式,也就是桃花源式的自我治理的蓝图。张謇将他为之所作的努力称作是“小试井田与学校并进”,并作歌称赞这样的社会:“田里有井疆,小学家家上,……新世界,垦牧乡!”。他心中的“村落”,是包括城乡在内的大地区。他谓:“南通一下县,其于中国直当一村落。謇不自量力,粗有所营。”
张謇将田子泰的无终山都邑演绎成自己的“村落主义”和地方自治。他正是依照如此的“村落主义”来开始实现他自治南通的“新世界”的。这是因为张謇受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很深;且由于晚清社会的封闭,张謇还无法深入接触除了军舰、大炮、机器、日用品以外的西方更深层次的社会学理论。对张謇来说,抛弃大清的“祖宗之制”的“盛世”制式而自行田子泰式的都邑之制,已经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叛逆行为了。远在他的《变法平议》写出之前,张謇能奉为偶像而师法以求脱离清朝专制的还只是田子泰。张謇后来随着自身资本主义人文化的加深和对海外世界的进一步了解,对他的田子泰式的都邑之制增添了新的来自于西方的内容,但对他早年奉为圭臬的田子泰式的村落主义则始终没有被放弃。
1926年,郭守纯曾写一副挽张謇的联:“狼奔豕突,伤心尽属伟人;寂寞荒江,畴肯作村落经营,为乾坤整顿。虎逝龙忘,张目更无余子;摩挲遗迹,我徒负十年知遇,付百感苍茫。”在联语中索性把张謇和田畴比作一人。同年,李国庆则誉张謇的治绩规模更大于田子泰之所为:“力谋地方福利,如公宏远谟,聿成钜业;田子泰入山治绩,逊此规模。”
张謇在经办各项事业时,多次提到要“沟通中西”,及恳言“而彼之学可为我学,彼之法可为我法”。张謇还解释自己经营南通是:“有所法,法古,法今,法中国,法外国;亦不必古,不必今,不必中国,不必外。察地方之所宜,度吾兄弟思虑之所及,才力之所能,以达吾行义之所安。”[15](P468)然而,西学也罢、西法也罢,都没有能使他抛弃田子泰式的理想。张謇在法古、法中国中继承了田子泰的无终山都邑,从法今、法外国中拾起了“自治”学说;将其结合在一起,充实了他的村落主义。



二、张謇的无终山都邑式自治新世界的主要内容



至迟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张謇终于为自己的村落主义找到了一个西方化而又时髦的名词——自治。1920年,他在苏社成立的开幕式上,铨释了村落主义与自治的关系:“治本维何?即个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在张謇心目中,地方自治和村落主义是一回事,地方自治就是抽象的村落主义的具体内容。1921年,张謇在《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的一开头陈述:“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同年,张謇在将别人向他贺寿的财物移助于地方自治的一则启事中称:“明年春夏,行开地方自治报告会,为前此二十余年村落主义,作一结束。”[18]纵观张謇的作为,可确知张謇毕生企求实现之的“新世界”,有时被他称作“新村落”,立志使它可以抵作“文明国村落”。在张謇有所成功后,又称它为“自治模范”、或“模范县”、或“全国模范之雏型”。无论如何称呼,其实质相同。

张謇垂老之年,尤不弃舍村落主义。他念念于心:“謇老矣,为地方而死,完我村落志愿,浩然无憾。”
那么,张謇始终不渝地梦绕魂牵的这一雏型的新世界、新村落是什么样子的呢?如前所述,它有“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综合张謇在各处的陈述和努力实践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在这样的理想世界里,有初在君主立宪后在共和保障下的地方自治;有体现民权与自由的“民治精神”;有“忠实不欺,坚苦自立”的道德精神;有作为“自治之本”的实业;有作为“实业之母”的教育;有为“教育之先”的“文化事业”;有“保存古迹”;有“博物苑”、“图书馆”、“剧场”和“影戏制造公司”;有“阅报社”和“公共体育场”;有“为通民生计”的经略;有采“外洋富强之术”的“百工之化学、机器、开采与制造”;有“电灯”、“电话”;有“本利具盛”的“农工商务”;有“果园”、“桑园”;有现代化的“道路桥梁”;有“城厢之改良厕所”和“戒烟会”;有“医院”和“医学堂”;有“大抵划一”的行政机制;有“议事会”和“市会”;有“警察”和“民团”;有“改良监狱”和“罪犯习艺所”;有“新市场”和“公园”;有帮助孤寡妇女婴幼而“恤嫠、保节、育婴”的场所;有“义仓积谷”;有“全国模范之雏型”,等等。张謇总结道:“要知人在一方,事业在一方,则其地之事业、教育、慈善,皆吾责也。”以上所举者,即张謇所称的“世界公益”。张謇自认为他设计的这一“新世界”是可为模范的,并希冀将其推及全国。

为了这样的新世界,张謇“握紧了两个拳头,抱定了一个主义,认准了一个方向,只是望前走,总想打通这条路”张謇自述:“仆为世界公益至弃家不顾,舍儿不顾,亦与释迦之割肉喂鸟兽无异。”他宁愿“为世界牺牲”,“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

于是,一个自治的新世界的理想,一个折射了古代的无终山都邑和桃花源的指导思想,体系复杂而奇特的东方乌托邦,一个为建设这一世界的百折不挠地努力的故事,便在历史的画卷上渐渐展现。以张謇为首的工商资本集团于上世纪前二十年里在南通实现或基本实现了。



三、南通式“新世界”的活力被窒息



然而,张謇的村落主义最终未能被其他社会改革家们所接受,他呕心沥血地缔造并经营了近三十年的一个看起来非常摩登、气象很新的理想社会,也终于未能被其它地区所移植。在张謇去世以后,他所经营的世界迅速沉落了。理想的“新世界”终于只是个东方的梦幻。

学者们对张謇事业衰落的具体原因已有过探索。然而,除了诸如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西方工业品的来华倾销、本地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的负担过重、本地产业的资金不足、设备老旧、经营的决策性失误及自然灾害等因素,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张謇的社会理想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即张謇的自治包含了太强烈的田子泰式的自治。而田子泰式的自治早已落后于时代。

无终山都邑没有现代民主。“至节高尚,……研精味道,百姓从之”和田子泰“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的政治理想,潜在但又无从清除地存在于张氏兄弟的内心深处,阻碍了他们完全接受现代的民主自治。张謇虽然口称民主,也说过“自治之贵,匪在一人”,但他所理解的民主,事实上与无终山都邑里不可能有制度保障的、抽象而虚伪的“推择”贤长者的理想更为接近。无庸讳言,南通的民主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张謇的个人资望和活动,带有强烈的“绅治”的特性。在清末民初,鼓吹自治的人摩肩接踵,各式自治的内涵大相径庭,光怪陆离。除比较接近民主理念的观点外,有以为自治就是商民自行组织起来守夜巡肆,捕贼防盗的;有以为自治就是修身养性,治己治人的;有以为自治就是反封建,反对家长包办婚姻,要女权,放大脚的;甚至大小军阀也吵吵嚷嚷地要自治而拒不接受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税收等的干预。南通的自治就其实质而言,只是资产阶级精英集团绅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早在1901年,张謇撰《变法平议》大力呼吁在中央和地方皆行议会制度时,他心目中的良善的议会制是竟然不要人民群众参予的。他阐述:“选举之人、被选举之人,均以有家资或有品望者充之。”不用说被选举的,就连有资格去当选民的,还必须是士绅!而非普通老百姓。他解释道:“选举之人、被选举之人,必绅士也。绅士虽不尽晓新法,而有文告已谕之,权限以示之,必与蚩蚩者有间。”南通的自治理念,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不充分民主的指导思想,认为社会治理,要通过资本家绅士代表人民来议行。

进入民国以后,虽然封建的思想与势力仍然存在,但与辛亥革命以前相比,国家与社会已毕竟有了巨大的变化。民初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较大的解放,社会活力大增。但南通的资产阶级自治不仅没有趁势完成自身进步的演变,一些人以为自治就是一两个缙绅的事。例如有人说:“南通以自治名于国,所以成事业类,有张退公、啬公兄弟设法建置之;所谓一、二人之功,支支节节程功者也。”张謇在谈及领导南通邑政之辛苦时,也只是说“謇兄弟一二人”所担之责之艰难。1915年10月,南通属县如皋的刘县长因拨款二百元给县议会,“俾资挹注至市乡自治”,而被人们称道为“对于地方自治,颇为热心”。以致于城市区议会的十四个区的代表一致决议要求恢复自治。可见在当时的南通各地,自治早已是徒具其名。

张謇式的自治经历了二十多年已大有成就,张謇也很为此自得,而他的绅治即自治的老观念则丝毫没有改变。但留学过美国的儿子张孝若却看到了南通自治的深刻危机。他记述:“我在美国时候,就感觉到民治事业的维持永久,一定要大家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回到南通以后,就和我父说:南通事业,我家只能处于领导开创地位,要他发展和永久,还是要使地方上人明白这些事业不是一人一家的,要大家起来努力,我家也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由参预而后接办下去,就主张组织一个县自治会。曾经有人到过南通回去说:‘南通是倒置的金字塔’。他的意思是说难乎为继有点不稳。我想这么多的地方事业,靠着一人一家确是不稳,那么,要他稳要这金字塔正置过来,也只有照准我这条路走去,因此我创立县自治会的主张,更加坚决,更加积极。”当张孝若向张謇建议创办广泛代表人民的自治会时,张謇心中十分不愿意。他疑惧的是:“众人知识才力一与否?不一有憎与忌否?有能涵覆而救济之者否?非一日而先后左右其行者,有他变他患否?是皆可虞而当计及者。”对张孝若的欲行西方式自治会的想法很担心:“吾为吾南通自治会惧焉!”
当地方精英集团及其自治断绝了接受民众智慧的渠道,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与合作时,这一精英集团所主导的事业必将难以为继。

无终山都邑自有其法,史记:“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还有可以捍卫都邑的武装人员。张謇的“村落”里也有法,还有武装的工团、民团、实业警备队、警察、法院和改良监狱。但无终山都邑的法只不过是些简单的刑事和民事的法律,而非约束规范“主”的决策与施政的法治。在这一方面,张謇的“村落”恰恰类似无终山的都邑。南通的自治正是缺乏法治的人治。

张謇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地方自治者,人各有其地方,人各有一自。先明白自何事,地方何在。欲治与否,则在各人。”在张謇看来,自治并非是新时代法规法令的兑现和落实,而只是“欲治与否,则在各人”,凭个人能力而为之,治大治小皆可,只要不矜不馁便好。在此之前的1918年时,他更宣称:“法治亦非吾国近世所能几及。民治亦法治之一,即自治也。”公然摈弃法治,而将自治曲解为民治。但他所主张的民治实际上是缺少法制约束的人治而已。所以当时就有人讥讽张謇所领导的南通自治是“个人自治”,并非全是恶意攻击,而与事实相去不远。1922年来南通调查的日本人驹井德三发现:“今江北一带,仿佛以张公为元首之国。”张公即张謇。章开沅先生提到1912年3月7日的《天铎报》还载文讥刺张謇的哥哥为“通州土皇帝”。早年在南通生活工作了十多年,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的朱东润先生在其遗稿中也记谓:“南通是江苏的一个县,在当时以地方自治著名。 有时只称南通,有时更称为通崇海泰,这就包括了南通、海门、崇明的外沙和泰县等地。这不是国家的行政专区,而是南通的张季直和他的三兄张叔俨所控制的区域。是怎样地控制呢?不是武力控制,因为张家没有军队,而是经济力的控制;因为张家兄弟已经形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他们控制了这个广大地区的经济命脉,垦牧、纺织、盐、棉花都在他们操纵之下,地方官吏和武力都要仰承他们的鼻息。通过特殊形式的推举,张叔俨是通崇海泰总商会会长,控制了当地的司法权,甚至平民百姓分家立嗣,有时竟以商会会长的名义出示立案。什么地方自治?简直就是地方张治;是那个特殊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晚年到了台湾的徐白先生也记述:“当时南通有些乡下人不明大礼,有什么纠纷,往往不到县公署,而到三先生主持的农、商两会去告状。三先生一见公事便批,批起来还洋洋洒洒一大套,颇有樊山判牍的味儿。地方上有什么问题,三先生主持时,大半不凭事理解决,而是闹意气的居多。因此,南通大多数地方人士,对于张先生武断乡曲,意气自喜的作风,都极反对。”三先生就是张督俨,他曾先后当过贵溪、宜春和东乡县的知县,1902年辞职回南通助张謇经营实业和地方自治。张氏兄弟是南通自治的领袖人物。
南通政治、警察、金融、工商、文教等方面的要员多由张氏宗亲、姻亲、门生、密友等充任。1926年,葛端曾称说张謇“遣长子办外交,倚叔兄理内政,故乡成铁瓮。”[33](P573)邑政已几乎是家政,而法治实是人治了。诚然,“是以南通自治事业,从无倚赖政府,亦未予以分毫之助”,从中央到省,未有分文挹注南通的自治,也是南通自治不得不依赖实业资本集团的客观原因。

南通自治的问题相当严重,重绅治轻民治、重人治轻法治的情况以及绅治和人治的飞扬跋扈逐渐成了困扼南通社会活力的绳索。在南通,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促成了意识形态的发展,催生了资产阶级自治的思想与要求;但由于南通资产阶级的精英分子多由封建士官转化而来,他们仍留有扎根较深的旧思想、旧意识的残余,因此他们的新旧混合的意识形态反作用于其经济基础时,其革命性的意义就大大打了折扣,对社会的积极意义迅速衰退。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南通资产阶级的自治带有强烈的绅治和人治的特性,使习惯于在垄断性的绅权和个人意志的覆盖下运行的南通的区域经济,在中国更大的经济领域里缺乏自主和自由竞争的能力。

张謇于1926年去世以后,南通式的自治终于崩溃,再也无人着力鼓吹和经营了。张謇最初以自治来抵制封建皇权,大力推动了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工农商业经济发展,推动了区域现代化的成功历程曾让世人惊叹;但改造南通而使之现代化的大规模实验又终于失败,其根本原因之一应是以张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没有及时完成自身的政治改革。它一度推进了社会变革,却没有使自治民主化和法治化。而专权式的自治窒息了南通社会的生命力,最终影响了南通的经济基础,阻碍了上世纪之初即开始的南通现代化的进程。
无终山都邑式的“新世界”无论被多少新式的、西式的事物来点缀和修补,它终究还是远离现代民主社会,而且是不能适应当代的市场经济规律的。张謇自觉或不自觉地仿效这1800年前的无终山都邑来建设今日的社会,自然是道路渺茫,难达彼岸。


文献转载自《史学集刊,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ical Science, 2004年 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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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ntdx.gov.cn/ntdx/NewsView.aspx?ID=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