涞水史上第一冤案：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转帖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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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水史上第一冤案：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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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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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远与李文彬

周士亭    李文举
   
     按：周士亭，1912年出生于河北省滦县多余屯（今属滦南县）。多次参加高志远领导的抗日活动，冀东暴动时曾任“高司令独立大炮队”队长，到平西后任抗联司令部军需副官。
     李文举,1918年出生于河北省宛平县安家庄（今北京市门头沟区）。李文彬族弟，跟随李文彬参加抗日活动，离休前任北京矿业学院党委副书记。
本文系纪东任1990年5月2日采访周士亭和1992年12月9日采访李文举的记录汇总稿，二人审阅后签字同意。

1931年9月18日，日本鬼子发动了侵占东北的事变，高志远非常忧国忧民，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3年元旦日本鬼子又炮轰山海关，继尔把战火扩大到长城各口，那时东北军何柱国部坚守山海关，曾派人到冀东各县区找当地社会名流、绅商贤达、民间侠士等筹款筹粮、筹集兵员，派个叫彭祖佑的人找过高志远。于是高志远卖了一部分地，联络各乡绅筹些款子交给了彭祖佑，春天又在乐亭县汀流河镇招募200人的“义勇军”，准备参加何柱国部，结果被刘兰亭的土匪队给缴了。后来高志远又想到张家口投奔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未果返回北平结识了共产党员王仲华。在王仲华的启迪下，高志远回到老家——滦县马城三区组建民团，先后除掉胡宝山、刘兰亭等土匪恶霸，深受当地民众拥戴。举行过“马城起义”，刺杀了大汉奸刘佐周，高志远成为远近闻名的传奇式人物。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联合各界人士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都与高志远取得联系。高志远也没闲着，为了扩大抗日队伍，获取更多枪支，冀东抗日暴动之前他就亲自到昌滦乐三县各区民团和联庄会首领家登门拜访，讲明爱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除了北宁路以南各区的民团和联庄会的首领几乎全部参加了冀东大暴动外，高志远还亲自联络了抚宁县台营乡大乡长——七家寨暴动的首领许士隆；滦县伪警察局局长张受民；秦皇岛市第三警察局局长佟明礼；乐亭县汀流河民生医院院长刘冠英；客居乐亭县城的西北军退役少将旅长肖炳仁；东北讲武堂七期毕业的高才生滦县杜峪的韩际新……。抗日联军到平西之后，高志远搞统战联络的最典型的人物就是李文彬了，这也是高志远在平西统战工作中最值得称道的成功之举，至今仍被当地人们铭记。

抗日联军撤到平西抗日根据地之后，因为李文彬久慕高志远的名声，所以就主动与高志远联系，李文彬是通过斋堂看天主教堂的聂廷礼来联系的。聂廷礼找到高志远说：李文彬早就想抗日，原来有200多人的队伍交给了邓华支队，心里头有点不顺就回了家。回家后为了扩大队伍，不得已假投降了日本鬼子，实为权宜之计，今天得知高司令的抗日联军来到平西，表示愿意把队伍拉出来全部投奔抗日联军。并再三表示是仰慕高司令的大名而来的，愿意接受高司令的领导，认为跟高司令顺心。当时高志远正发愁队伍冬季（1938年冬）棉军装及伤病员的药品等问题呢，正好司令部派周士亭负责这项工作，于是周士亭除了找宛平县七区东、西胡林弹棉花的石富太帮忙外，主要还是李文彬主动给办的。
高志远为了做李文彬的思想工作，曾通过聂廷礼请李文彬来斋堂见过几次面。每次见面都是利用夜间，为的是不易被敌人发现。高志远除了安排李文彬与司令部的其他领导见面之外，还曾安排李文彬见过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的代表刘绍襄。高志远与李文彬说：“现在山里物资奇缺，粮食也少，你如果把队伍拉进山里来，为时尚早，只会加重山里百姓的负担。不如利用你的特殊身份多为山里搞些东西，以便解决山里的困难，不到万不得已时，你不要把队伍拉到山里来。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你几时来我们都非常欢迎你和你的队伍。”

从哪儿之后，高志远说为了保密，除了聂廷礼之外，就派周士亭直接与李文彬联络。时间一长周士亭就了解到李文彬假投降是与日本鬼子讲了条件的：第一不准日本人随意向他管辖的地盘征粮纳税；第二不经他本人的同意日本人不得随意到他的地盘里胡乱抓人；第三他所开的路条由他自己负责，日本人必须放行。由于当时日寇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也是为了拢络住李文彬，就全部答应了他所提出的条件。周士亭当时是司令部里的军需副官，在1938年秋冬季节根据地物资奇缺的时候，抗联队伍就是通过李文彬利用日本鬼子给他的特殊条件办了好多事情，解决了很大困难。
周士亭说每次与李文彬联系时，李都说：“现在高司令占了这个地方，只要缺啥东西，你勤打听着点，我想法搞到。”有次周士亭说：“现在主要缺的是棉花、布匹、办公用品，特别是药品，更缺。”李文彬满口答应，都给办妥了。他利用白天的时间用车从北平城里的西直门、三家店、六里居等处把筹集到的物资拉到安家庄自己家里，到了晚上李就安排与自己关系好的乡亲们往抗日联军驻地送，从安家庄到斋堂也不算远，虽然是山路，往返几个小时也足够了。每次接到往山里送东西的人，高志远都让按东西价值多少加上运费给付钱款。这些人回去就和李文彬说：“抗日联军真好，从来没白要过咱们的东西。”从此，李文彬对高志远更加从心眼里头佩服了。就这样，在1938年底之前抗联最困难时期的给养问题就是通过这个渠道解决的。

好景不长，李文彬的队伍里真出了汉奸，把李文彬给抗日联军送给养的事情报告给日本鬼子了，说李文彬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吃着日本人的饭不给日本人干事，反而给抗日联军购买私运了不少奇缺物资，于是日本鬼子就要抓捕李文彬。安家庄紧靠浑河，东西都是大山，日本鬼子不敢轻易进村。有一天大清早，日本鬼子上了山，想抢占制高点，李文彬接到报告后知道不好，心想准是日本鬼子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李文彬当机立断对手下的人说：“先把队伍拉进山里投奔高司令去吧，告诉他我随后就到。”
     李文彬那时50来岁，爱抽大烟，安家庄不算大，但他们叔伯哥们就13个。除了留下他们哥几个外，其余的人都投奔抗日联军去了，其中有个兄弟问：“二哥，日本鬼子都快下山了，你咋还抽大烟呢，快走吧，晚了恐怕要麻烦呀！”李文彬说：“甭着急，抽足了烟再走也不迟，谅他个小鬼子也咋的不了咱们。”于是，李文彬过完了大烟瘾，他们哥几个才顺着河沿往北走，走到离庄半里地有块大卧牛石的哪儿，李文彬说：“天快大亮了，咱们先别走了，等小鬼子下山了打他们几下，别这么不声不响的走了，太便宜他们了，让他们撂下几具尸体再走吧。”
李文彬临走之前，让他兄弟们把自已家的房子烧了，有的兄弟说：“二哥，你要烧自家的房子干啥呀？”李文彬说：“咱们不烧，小日本鬼子也得烧，咱们自个儿烧了还看个热闹呢！”说话间，看见一队日本鬼子沿着羊肠小道下山来了，此时也能看清楚了，李文彬往大卧牛石边一靠，一枪一个打死了好几个日本鬼子，过后就奔山里投靠了抗日联军。当时，高志远举行了比较隆重的欢迎仪式，讲了一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李文彬也说了几句表示抗日决心之类的话。高志远把李文彬的队伍编为一个大队，并委任李文彬为大队长，还带原班人马，驻防在宛平县与敌伪接触较多的抗日根据地边缘区域，利用李文彬是当地人的有利条件，扩大影响面。从此，李文彬对高志远真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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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布告

杨文长

     一九三八年，余正在村塾读书，是年正是八年抗战的头一年，日寇侵占东北后，长驱直入我省，素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中华儿女怎能受得异国入侵，在多少个爱国民族英雄的倡导下纷纷扔下锄头参加抗日队伍，村村户户有枪的出枪，有物的出物。兴隆庄有枪的人家经过几次起收，把枪支都献了出来。初有几个小股抗日支队，此后编成为抗日联军。
     在旧历七月份的一天，听说抗日联军的大部队和司令部进驻我村，司令是高翔云，由老里庄来，百数匹马，由段家胡同入村，经过大街，东行至张宅司令部所在地，全村男男女女，人山人海，争相一睹高司令风采，余亦参加其中，只见司令身穿一身银灰，头戴农家细凉帽，黑色子龙带，腰佩硬盒枪。人散后余亦回家，一进家，见到全家人都很着急：骡子叫队上牵去了，牵到老尹家去了。当时我心想，见见高司令，要一要去，如果要回来更好，要不回来也就算了。我立即去张宅司令住所，门口有双岗，不叫进去，我冒充是村中安排的勤杂人员得以入院，直抵第二层房东屋，只见高司令其重入山，其温如玉，二目神光四溢，一表天姿。我先说：“司令累了吧？”司令说：“不累，你有啥事？”我说：“我家一骡子一马，马上次被李玉喜（刘守仁）的部队使用去了，全家人很着急，只剩下一骡，刚才又被我队牵来了，全家人很着急，愁着庄稼没法往家拉，司令您看看是不是可以把骡子给我们留下？”正谈到这里，有一个背手枪的，头戴草帽，手执蝇甩子的人进屋来，向高司令汇报部队安置的情况，司令说：“马副官，你先带这位到饲马处，把骡子归还给人家”。我连连称谢而去。到了老尹家（饲马处），马副官与他们说：“司令有令，把骡子归还给人家。”我认出来后，把骡子牵回。
     紧接着就是攻打老站，打了一夜，战斗结束后，司令部又回到兴隆庄，我家的骡子又被某一部分部队牵走，我们说这头骡子是经司令批准留下的，左说右说都不信，空口说白话不行要执照。我当时又涌现出了再见司令的念头。我再去见高司令，因大门是双岗，说什么也不叫进，我又转到后车门，后车门并没有岗，一进车门后，只见一个体貌魁梧，身背双枪的人，问我有什么事，我具以要骡子的事相告。他很同情，并说高司令打了一夜仗，现在正小睡，我一直走进司令的住室。一进屋，见到屋中有十多个人，西柜、北柜上都坐着人，东柜上坐着两三个人，其中有殷焕章。炕上坐着好几个人，高司令靠着被摞子小睡，一个戴眼镜的人对我很严肃的说：“抗日是全中国人民的事，有枪的要出枪，有人的要出人，有东西的要出东西，你因为一头骡子三回两回地来找高司令。”一通话，说得我脸发红、耳发热，无话可答，正在这时，高司令由偃卧坐起来说：“你怎么又来了？”我说：“骡子今天又被牵去了，我说是经司令留下的，人家不信，要执照。”司令很和蔼地对一个夹着黑文件夹的年青人说：“X秘书，去给他开一个执照。”我又称谢而出，随着这位秘书到头层房屋里，铺上毛边纸，秘书濡笔沾墨，上写：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军区司令部通知：
     为通知事，查兴隆庄杨文长有骡子一头，业经为本部服勤多日，仰我各部队勿再临舍捐借，特此通知。
     司令员：高志远
     副司令员：陈宇环    李润民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
     一九三八年八月
     执照一到，又第二次把骡子牵回。
     大部队向西北转移后，留守人员（系长凝人叫鲁凡魁的），曾一度要把骡子牵走，我拿出执照叫他一看，他很客气的就走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司令的音容，每一念及犹历历在目，内心就情不自禁的令人起敬。

199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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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司令处决抗联下级军官亲历记

杨宝珍    李万芝


     我们是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龙门台人，我叫杨宝珍，1920年生人，抗日战争时期上过民族革命中学，毕业后留在专署工作。我老伴叫李万芝，比我大两岁，1918年生人，没参加什么工作。回忆起1939年春节后高志远的抗日联军在我们这儿驻防时候的事来，最值得称道的是高志远处决抗联队伍里的下级军官强奸妇女的事。
     清楚的记得：那是1939年春节前后的一天，从四马台的鱼骨寺来了两个胖胖的妇女，每人都穿着紫红袄，到龙门台抗日联军司令部找高志远司令告状，说有一名军官强奸了妇女。李万芝爱看热闹，就和几个同伴说：“咱们看看热闹去吧！”于是好几个姐妹就偷偷的跑到抗联司令部的门口和窗户外头往里看，就见到两个胖胖的妇女在炕上坐着呢，正向高司令等司令部的人诉说被强奸的事呢，那个年轻的梳着头发盘子，留着头发帘，她俩都是穿着紫红色的上衣，被强奸的就是那个年轻的，她是小姑，岁数稍大一点的是嫂子，听到这姑嫂二人的哭诉，高司令挺有气，让她们认一下究竟是谁，要按军法处理。
     据后来一查，知道强奸妇女的抗联下级军官姓侯，高志远下令处决在我们这儿的山脚下。听说处决姓侯的下级军官时，司令部还有人求情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咱们抗联几万人真正到了平西的也没多少人了，最好留他一条性命……”高志远说：“如果留他一条性命，那咱们的队伍还怎么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呢，跟土匪有什么两样呀！”这个说情的还是高司令的一个秘书呢，那个姓侯的就是这个秘书的亲戚。这个事情我们这儿的老百姓都知道，都夸赞高志远的抗日联军能打仗，纪律好。     抗日联军是从金鸡台、四马台那边打过来的，先到的我们龙门台就把司令部设在这儿了。过去杨成武的部队总挨这儿的土匪打，仅在王家台杨成武的一个整连一下子就被土匪董凤海所部消灭的一个也没剩。当时杨成武开辟地区时先派来三个连的部队，没集中在一块儿，所以被土匪们消灭了，如果这三个连在一块儿，可能就不至于被消灭掉一个整连了。为了报这个仇，杨成武带队伍打了几次都没打进来，后来邓华带队伍也没打进来。只是高志远的抗日联军从东面先打进来的，邓华才从西面也打进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房山这片的土匪就分多少路，一路一个司令。一路司令是陈东来，二路司令是白秀伍，三路司令是胡振海，四路司令是张海，五路司令是董凤海，六路司令是杨天沛，七路司令是靳汉臣……这一部分人也说是打日本，其实是各自为了保住地盘，不管是谁，进了他的地盘，他就打你，为啥打八路军呀，就是因为八路军在平西开辟地区，占了他们的地盘，把他们从涿县、涞水县等地方打得跑到房山十八台的大山里来的。高志远的抗日联军来了以后，土匪们也曾杀害过他的通讯员，最终这伙土匪还是被高志远打跑了的。
高志远的抗日联军司令部有个秘书处，秘书长叫吴绍贤，高志远打下十八台之后，成立了房、涞、涿抗日联合县政府，吴绍贤就当了县长，按习惯的叫法，我们一开始还管吴绍贤叫秘书长。抗日联军在我们这儿驻防时对老百姓非常好，没乱杀过一个人，说了就算。可是邓华、杨成武他们恨透了十八台的人，曾说过一旦打下十八台，就杀他个鸡犬不留，后来果然来了个血洗王家台，把土匪和跟土匪跑的老百姓逮住一个杀一个。我们村一开始住着高志远的队伍，啥事也没有，对老百姓和和气气的，后来高志远的队伍走了，八路军一来可就坏了，把我们这几个村子的粮食、牲口全部拉走，真是鸡犬不留，不过也情有可原，因为当时土匪们把八路军杀的太惨了，还胁迫老百姓这么干来着。当时我们这儿跟着高志远参加抗日联军的就好了，我们村杨怀堂家哥俩都给高志远征粮筹款来着，杨怀堂任过粮秣委员，抗联在我们这儿过的1939年春节，过了节就往涞水那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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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司令的抗联队伍在北庄

景桂荣


     我是河北省涞水县北庄村的坐地户，叫景桂荣，1918年生人，认识高志远是在1939年过了年之后。高志远率领抗日联军从房山十八台移防到了涞水县北庄，当时北庄在山里算是个有名的村子，司令部就设在现在王俊昌住的院子里，由于当时抗日联军人马有好几千人，所以北庄附件十几个村子里全住满了。抗日联军的战士非常勤快，每天一清早就给住宿的房东挑水扫院子什么的，对老百姓也挺有礼貌。
     我是比较思想开放和要求进步的人，我的脚也曾经被裹过，后来一接受新思想我就放开了，所以说那叫解放脚。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后，全民族进行抗战，我就积极的参加了有利抗战的一切活动。八路军平西挺进军成立被服厂，我就报名参加了，当时也有二十岁朝外了，自古都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已经到出嫁的年龄了，我有个姨兄叫王振友，他和区里的大队长姜国忠，还有给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当勤务兵的殷海楼是盟兄弟，所以我姨兄王振友和姜国忠出面做媒，把我许配给殷海楼。我认识高志远就是通过殷海楼的关系认识的。
     我认识了殷海楼以后，我们除了干完公事就有机会见面了。那个时候再开放也不象现在这样，我们见了面只讲讲各自单位的事。深入了解高志远司令的一些传奇故事，就是殷海楼讲给我听的。殷海楼是河北省滦县殷庄人（今滦南县），和高志远住的村庄不远，相距也就十来里地，在冀东抗日暴动前，殷海楼就知道高志远刺杀过冀东一带的大汉奸刘佐周，1938年夏季高志远领导冀东二十二县举行抗日大暴动时。殷海楼就参加了抗日联军，夺取过乐亭城和参加过攻打滦县城等重大战斗，后来撤往平西，在路上遭到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多次截击，最后高志远的队伍由好几万人马，死的死，伤的伤，逃跑的逃跑，到平西时只剩二千多人了，经过几个月收拢的部队和在平西发展的人，抗日联军又有了好几千人马。当时抗日联军挺有钱，因为打下乐亭县之后，查抄了日伪的银行、商行得了不少大洋钱，往平西撤退时，这些钱用好几匹骡子驮过来的。武器装备也好，抗日联军战士除了每人都有棵枪外，还净有双套家伙的（指长、短枪各一支）。
     1939年春天，殷海楼正在抗联司令部听从日本鬼子那缴获的收音机，当时司令部的卫队大部分都到河西村打靶去了，没留下几个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来人说请高司令前去赴宴，殷海楼因为爱听收音机所以没跟去。当时高志远只带了几个警卫员去了，从北庄到山南仅三里地一会儿就到了。挺进军司令肖克出面请的高志远，吃完了饭就把高司令给扣下了，当时还说没啥大事，过几天高司令就回来。没成想，高司令一去就再没回来，过了一段时间在肖克的司令部驻地山南村开大会把高志远枪毙了！
     处决高志远的大会上，没让抗日联军的一名战士参加，连消息都封锁了。后来抗日联军得到高志远被处决的消息后，好多战士哇哇直哭，殷海楼哭得更伤心！我大侄女儿的亲表姑在大泽村，离俺们这儿几里地，她亲眼见到一个抗日联军战士（后来查明叫刘生，是滦县马城三区兴旺庄人），是专给高司令背枪的，一听说高司令被枪毙了，心里很悲痛，早晨就没到食堂打饭，自个儿从房东借点面烙的饼，熬了点菜，吃完饭后，就连声说：“高司令死了，我也就没啥活路了”。说完，把枪插进嘴里自杀了。我们殷海楼是高司令的勤务兵，每次谈起高司令来，心情都十分沉痛，直到他前几年死之前还念叨这个事呢。唉，那个时候真残酷哇！
高志远死后，王仲华接任司令时间不长一药针打死了。抗日联军就被编为八路军了。王俊昌他们编为七团，我们殷海楼他们被编为九团，剩余的被编为十团。我们殷海楼后来在战斗中受了伤，就留下来养伤。实行退伍了，我们殷海楼就复原到北庄，在地方上干一些行政方面的事，到逝世前一直享受荣军待遇。

若兰堂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列宁。
学习啦。

·文献·
中共冀热边区委员会
致朱德、彭德怀请转蒋介石电（注）

朱、彭总副司令请转蒋委员长钧鉴及全国将士，抗日团体公鉴：
        自八路军宋、邓纵队进入冀热边，不断打击敌人，收复兴隆等县后，掀动了冀东抗日浪潮，民众成群结队的欢迎国军，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又在冀东飘扬起来。年年在日伪铁蹄下的民众已忍无可忍，于是在我党的邀请之下，当地的国民党员及无党派的抗日分子进行了和衷共济的协商，解释了过去一些不应有的误会，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坚决的团结起来，组织起抗日联军，并推举无党派的高翔云、国民党员洪麟阁、共产党员李运昌为起义的总副司令。乘宋邓纵队继续向南伸展并与敌人残酷战斗之际，于七月九日爆发了昌黎、滦县、乐亭、迁安、遵化、丰润等县抗日大起义。起义后，抗日联军曾以无限的英勇牺牲精神，在民众帮助及伪军反正的配合下，屡次击败了日伪军的进攻，收复了大部分的县城。有许多县城是得而复失了。某县起义领袖张树畹同志，亦于攻占丰润县城之役，作了光荣的牺牲。 经过一礼拜的苦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攻，破坏了铁路、汽车站、桥梁、电线。北宁路直至半月后尚未正式通车。炸毁了敌人的铁矿全部，给了敌人开发冀东计划以严重的打击，并求得了与宋、邓纵队的会合。这一伟大胜利，更加兴奋了冀东热河民众，于是在七月十八日又爆发了唐山矿工七千人的抗日起义。参加的有唐庄子、林西、赵各庄等矿工，亦为共产党及一位国民党同志所共同领导。发动后，曾与日伪军作了两次激烈的战斗。领导者有几个共产党员、一个国民党员和一个民先队员作了壮烈的牺牲。在矿工起义中，曾与厂方进行了友谊的谈判，并取得了厂方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其后的一部分也与抗日联军取得了会合。最后各方面的形势都在开展着。各部分的队伍都在发展中。国共两党及无党派之同志的合作是很亲密的，一切作战方针及民众运动取得了一致的见解。正因为对敌人的威胁很大，所以斗争的环境是很艰苦的，几乎每天都在激烈的战斗中。但是在这里有着国共的亲密合作，有着广大群众的拥护，有着坚强的八路军与抗日联军，有着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三千矿工队伍，所以他的发展前途，特别是给予日寇的打击是不可限量的。我们庆祝冀东的初步胜利，庆祝冀东国共两党及无党派同志亲密合作，我们并以坚持的努力，为创造冀热边抗日根据地配合全国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最后谨向
        蒋委员长及全国将士、各抗日团体致热烈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冀热边区委员会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1938年8月22日）
                               
        注：本文原载1938年9月9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一期

中华民国史料选辑（注）
        1938年7月9日冀东昌黎、滦县、遵化、乐亭、迁安、丰润、兴隆七县，举行抗日大起义，成立抗日联军，由滦县民团负责人高志远任司令，国民党员洪麟阁和共产党员李运昌任副司令，共辖六个总队。经过十余天战斗，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大量破坏了敌人的铁路、桥梁、汽车、电线以及矿山，给日本掠夺冀东的计划以沉重的打击。
                           
        注：本文摘自1980年7月中华书局排印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二十四辑·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第104页。

对高志远、陈飞、李荣久、魏福昌的回忆
        王福怀
        我是河北省涞水县九龙镇山南村人，名叫王福怀，1922年生人，自从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就参加了革命，1942年为正式脱产干部，为八路军搞地下情报工作，隶属公安局管辖，我的领导有李殿林、商起、杨永广、鹿满，解放后鹿满曾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安处长。我解放后也走了几个地方，1985年办得离休手续。离休前几年我历任过乡镇长或乡镇的党委书记，所以说我对自己的话是负责任的，下面我就对高志远、李荣久、陈绍昌（即陈飞）以及我们这儿的反动地主魏福昌回忆一下：
        想当年，1939年春天的时候，肖克先把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设在我们山南村，当时除了司令部（也叫军部）外，还有个政治部，其余就是一科、二科、三科、四科的办事机构。一科可能是民政科，二科是锄奸科，……后来人们管锄奸科也叫军法处。当时的锄奸科长（军法处长）是洪涛，大约四十来岁，现在这人不一定还活着呀，还有个叫方国的，没听说有什么职务，有个勤务兵叫乔宽，岁数比我大不了，是专门服侍洪涛的。我之所以知道这么清楚，是因为挺进军的锄奸科（军法处）就在我们院。高志远出事被扣时，还有抗联司令部的参谋处长李荣久和高志远的秘书陈绍昌也被扣，李和陈也住在我们这个院。当时锄奸科的洪涛和方国住的西南房，是我哥王福斌的，李荣久和陈绍昌住的西北房，是我的，原来我们这个院共是亲叔伯哥弟兄四个，都是一家子。
        肖克来了后就住在现在的小学校那儿，过去是个大地主的院子，门口的牌子是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我们管肖克叫肖军长，也叫肖司令，高志远被扣就是肖克请他到挺进军司令部吃饭时扣的，当时高志远是抗日联军司令。扣了高志远以后当夜就换了好几个地方，等把抗日联军都安排到外线配合八路军作战之后，关押高志远先后换了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王福喜家，第二个地方是在王友金家，第三个地方就是王德友家，当时是乔宽送饭，听乔宽说，高志远的生活比肖克还好，每顿饭就好几个菜，还时常有大米白面啥的，现在关押高志远的房子早就没有了，日本鬼子先后炸了几次，早没原样了。
        李荣久和陈绍昌在我们院始终没离开，也没换地方，李荣久还会剃头，后来我们处得熟了就给我剃过头，有时候他们俩把从食堂打来的饭给我们吃，他们也愿意吃我们的饭，所以我们经常换着吃饭，这样一来二去处的太熟了。有一天陈绍昌和我母亲说：“大嫂，借我菜刀用一下。”我母亲没想别的就随手给了他，可是这个老陈拿起菜刀就朝前额连砍三刀，边砍边说他不想活了。后来别人把他的刀抢过去了，把他送到医务室进行包扎，没过几天陈绍昌也就好了。其实李荣久和陈绍昌在这个院里挺自由的，既没捆也没绑的，干什么都可以。这个院还有个女的叫陈萍，整天画图纸，从没出过这个大院一步。
        李荣久当时看起来身体比较壮实，比陈绍昌岁数大点。锄奸科一开始有四个人，除了洪涛和方国外，还有个叫陈雷的和一个姓宋的，乔宽除外，因为他年岁小，只是个勤务兵，不管啥事，平时爱说爱笑爱逗的，总管我们叫大哥大嫂的，说高志远吃得饭菜好没粗粮啥的都是乔宽讲的，他还说过总让高志远写交待材料可是高志远也没写过，每天给他的纸笔他连动都没动过。
        有一天早晨，大约八点左右吧，有人叫李荣久来，论节气来讲也就是谷雨至立夏之间，说是开会，我当时到北庄下边浇地着，回来后就听说挺进军把高志远和李荣久处决了。陈绍昌砍完头好了后还和我们说：“我的伴（指李荣久）没有了。”后来陈绍昌和洪涛他们一块转移到马各庄去了，再往后就听说陈绍昌被安排到挺进报社工作了，以后就没音讯了。
        关于魏福昌这个人，我们这一带凡是我们这个岁数的人都知道，魏福昌是涞水县庄里乡柏林城村的大地主。因为在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杨成武的部队到这儿开辟地区时，曾和魏福昌要东西，他不给。后来八路军趁魏福昌不在家时把他家的门窗、粮食等东西及牛、羊、骡马等牲畜全部拉走，一直拉到罗古台八路军的政治部。魏福昌怀恨在心，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魏有宾，二儿子魏有浦，小儿子魏吉元，他二儿子是当地保卫团大队长。魏福昌为了向八路军报仇，策划了“罗古台事变”，他纠集了当地有名的土匪头子董凤海（北边桥人），九区的保卫团头子安吉云等，还有她二儿子控制的保卫团，一夜之间包围了杨成武在罗古台乡安排的工作队，打死了不少八路军战士，最后工作队被迫撤离。后来魏福昌又在紫石口发动了“紫石口事变”，专门攻打八路军及八路军派出的工作人员，连当时杨成武安排的县长都让魏福昌打跑了。总之魏福昌就是怕共产，反对共产党，打八路军。八路军为了建立抗日根据地就集中力量狠狠地打了魏福昌一下，八路军打下了奴才岭，魏福昌的队伍才哗啦了，八路军终于在这儿安营扎寨了，那是1938年夏天的事了，只可惜让魏福昌跑掉了。
        抓住魏福昌是1939年秋后，当时魏福昌逃跑出一年多的时间了， 以为八路军抓他的事放松了，所以偷偷潜回到北庄他开的烧酒的锅房看看，想取点钱，不料一下子被八路军逮住了，也是由在我们这儿住的洪涛他们审问的，于1940年春天被处决在涞水县罗古台乡的桑园涧村，也开了宣判大会，主要罪状是他反对共产党，攻打八路军。他与日本人也没联系，和高志远更没来往，因为那是不可能的。首先人家高志远是抗日联军司令，刚过来也得了解清楚了对方的情况才能有来往呀！怎么会和一个地主去来往呢？再有高志远和魏福昌根本没时间接触呀？高志远是1939年过了年才来的北庄，魏福昌早被八路军打跑了；高志远是1939年5·1前被处决的，魏福昌是1939年秋后才从外地潜回被逮捕的，这怎么能联系呢？！
以上就是我的回忆，这些事儿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们只要和我岁数相当的几乎全知道。至于高志远的问题不知怎么到现在还没落实政策呢？！今天看起来，当时处理高志远是“极左”路线造成的，因为战争年代残酷吗，部分好人受冤枉的事也是常有的。

高志远被处决的疑问
王福用

        我叫王福用，1919年生于河北省涞水县罗古台乡（今九龙镇）山南村，抗日战争时期是村里的治安员，1939年入的党，当年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就设在我们村里，过去的司令部旧址现在已改成了山南村小学校。抗日联军司令员高志远当年被八路军挺进军司令部扣押、审查以及被处决就是在我们山南村，时间虽然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当时的情景至今仍不能使我忘怀。如今让人说话了我才敢说真话——高志远是冤屈呀。可是在1939年春天那个时候，谁也不敢议论，因为村里每天夜晚都有八路军安排的人到各家各户去听声，谁要是议论高志远，不管好事坏事，都得军法从事。
        说起高志远来，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没有不赞成的，都知道他的队伍能打仗，守纪律，他本人也没架子。处决高志远时，我们村的老百姓都让参加会着，罪名是高志远“私通吴佩孚，企图叛变投敌，”当时我们谁也不信。后来私下里我们也常议论：高志远想投敌时还带着那么多的队伍和你八路军钻千八百里的山沟干啥呀，不会在冀东平原上投敌吗？再说，当时我们这一带只有肖克的军部和政治部，没多少队伍，周围全是高志远的队伍，高志远想投敌的话，收拾你肖克也用不了一个时辰就把事办完了。
        而肖克不是这样了，那是1939年3月初吧，肖克请高志远赴宴，等高志远他们来到挺进军司令部，先把高志远的警卫员请到别的屋，进屋八路军就把这几个警卫员的枪下了，吃饭后把高志远也扣了。其实就在高志远他们一进村时，八路军就封锁了各个路口，把机枪架在了几个山头上，村里的人只许进庄，不许出庄。当晚把高志远换了好几个地方，都是用黑布蒙住眼睛，生怕抗日联军去劫人。负责审讯高志远的是军法处长洪涛，高志远当时的生活很好，我父亲在村里开个小饭铺，高志远的饭菜都是从我们那儿取，由洪涛的警卫员乔宽负责。乔宽当时只有十七、八岁，一天三顿饭，每顿饭总在三个菜以上，有时还加一个菜，都是拣最好的菜点，饭也是最好的，有时我们问乔宽：“高志远每顿都那么多好菜好饭他吃得了吗？”乔宽说：“有时吃点，有时一点也不吃，都让我吃了。”
        处决高志远时，还让他在会上说说，他说：“唉，还有啥说的呀？！过去我是满脑子浆糊，今天我才清醒过来了……”往下说的啥话也记不清了。只记得高志远个头挺高，也挺魁梧，穿一身黑。就在他说完了话往前走的过程中枪响了，高志远应声倒下了。他不是个平常的人，他的脑子很大，比与他一同处决的李荣久的脑子大得多，溅得老远，近处还有一大滩，看见的人们都说：“高志远这个人确实不是一般人。”事后人们还是偷偷议论高志远死得冤屈，但太详细的情况谁也不知道。为此，我们村的老百姓把处决和埋葬高志远的那条沟，由过去的娘娘渠改为高志远渠，一直到现在我们这儿的大人小孩还这么叫呢，究竟是谁第一个改名叫的不知道，反正几十年来这儿的老百姓一直这么叫着。
        说高志远“投敌叛国”，就是到了今天大家的心里也没服过，明摆着的这么几件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其一：就是高志远的抗日联军始终打日本鬼子呢，也没坑害过老百姓呀？！其二：给高志远立碑，假如高志远真是叛徒的话，新接任的抗联司令会给他这么高的待遇吗？！其三：当年日本鬼子在离这儿三十里外的地方安了据点，1942年日本鬼子扫荡时，高志远的墓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日本鬼子埋了炸药炸毁的，设想一下，如果高志远确实“叛国投敌”，那日本鬼子还专炸他的墓碑干啥！
1993年4月8日

刘佐周（1907~1935），辽宁省凤城县兰旗乡立新村人。其父刘长新，地痞讼棍出身。刘佐周高中毕业后投考东北陆军讲武堂，因有病被淘汰。其父以重金收买当事人，使其顶替营口考生刘炳禄而被录取。学习期间，刘佐周受到日本教官是永的赏识，从纨绔子弟堕落成一个叛国叛族的汉奸奴才。讲武堂毕业后，被是永 推荐为讲武堂教官，后又出任伪汉奸李寿山“ 大同部队”参谋长及东边道镇守使。期间，与侵华日军合围邓铁梅、苗可秀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自卫军”。1933年5月，日军进犯冀东地区，为配合汉奸殷汝耕组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经是永推荐刘佐周招募河北省战区保安队，授于少将军衔。刘佐周通过种种手段，瓦解东北抗日队伍，使一些人叛变投敌。后又招募各地匪徒2000余人，组成保安队第三总队，刘为总队长，由日本关东军供给弹药、武器、服装。该部于1933年分两批由凤城进入滦县，成为日军侵略冀东地区的第一支汉奸队伍。刘佐周进驻滦县后，积极效忠日本，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表面却装成正人君子，欺压群众。配合日军大搞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宣传，麻痹群众的民族意识。他还令各学校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学习日文、日语。并且，利用各种手段瓦解具有民族意识和抗日倾向的各民团组织，从而，遭到各区民团的反对。三区（马城）民团团长高志远率先起义，扣押捆绑了刘佐周派入该团队军教官，刘佐周恼羞成怒，率队镇压该民团，将高家洗劫一空，高志远被迫逃亡。1935年8月4日，高志远化妆成厨师，混入滦县车站，从伪滦榆专员公署开会回来的刘佐周刚下下火车，即被高志远开枪射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杨成武他们恨透了十八台的人，曾说过一旦打下十八台，就杀他个鸡犬不留，后来果然来了个血洗王家台，把土匪和跟土匪跑的老百姓逮住一个杀一个。我们村一开始住着高志远的队伍，啥事也没有，对老百姓和和气气的，后来高志远的队伍走了，八路军一来可就坏了，把我们这几个村子的粮食、牲口全部拉走，真是鸡犬不留，不过也情有可原，因为当时土匪们把八路军杀的太惨了，还胁迫老百姓这么干来着。

该杀！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撰者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编研室师职研究员张宝仓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撰写军事卷冀东大暴动条目时，不可避免的要提到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由于冀东大暴动的条目是李运昌撰写的，涉及到高志远叛变的问题，编撰者经请示中央军委的领导得到的答复是：1939年处理高志远案时有分歧，现在仍有争议，故把该条目缩短到600字左右，参加冀东大暴动的领导者高志远、陈宇寰、洪麟阁、杨十三等非党人士均未写入释文只在备注中做以说明。由此可见，高志远的问题，中央高层一直存有争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曾有人提到为高志远平反昭雪时，肖克、李运昌坚决不同意。当时碍于肖克、李运昌的面子【因为肖克1939年处理高志远时过激，曾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批评，而后肖克始终没受到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的重用，毛泽东曾评价肖克：“肖克这个人政治上一贯不正派。”李运昌也屡屡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批评，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说过：“李运昌这个人不堪大任，只可利用，不可重用”】只好待肖克、李运昌百年之后再提为高志远平反昭雪之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关领导对高志远的后人说：“刘少奇的平反昭雪只有待毛泽东去世之后才得以解决，高志远的问题与刘少奇的问题大同小异，所以说只有待肖克和李运昌去世之后才能解决，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就是如此.........”如今肖克、李运昌均已与同一天去世，高志远的平反昭雪工作才刚刚启动。

我们冀东文坛有个无耻文人----阎瑞庚，在1990年前后秉承其主子李运昌的旨意写了一部《冀东大暴动》的长篇小说。几十万字的长篇里，除了大肆吹捧其主子外，还大肆污蔑抗日民族英雄----高志远，其恶毒语言达上百处之多，简直无以复加，可恶至极！！甚至连老一辈革命家宋时轮、邓华及王仲华、洪麟阁、陈宇寰等为国捐躯的先烈们也予以贬低，阎瑞赓的出发点就是把李运昌高、大、全的形象突出出来，俨然一个救世主！！也许阎瑞赓得到了李运昌的什么好处？不然的话阎瑞赓为何如此不遗余力的无限量的吹捧李运昌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也许 阎瑞赓是出于对李运昌的敬仰？！从而达到盲从的地步？！李运昌说啥就写啥？！要是这样的话，阎瑞赓还要重新把冀东大暴动的历史认真、系统的加以研究、分析。对自己的作品重新改写，从而达到传世之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