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南史上第一冤案【转帖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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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南史上第一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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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随高志远的部分回忆

周士亭
   
     民国二十二年春，也就是公历1933年春。高志远当时叫高翔云，他得知日本侵略军进攻山海关及长城各关口，也想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组织“义勇军”的作法支援中国军队作战。随即他就招募“义勇军”，我记得我们村当时就有李林生、李恩波爷俩，陈维、董士瑞、杨万昌和我等好多人。其中就数李林生年岁大，比我们大20左右岁，因为乡村里缺少文化人，李林生老人是教私塾的出身，为此深得高志远敬重，总称呼李林生为先生，高志远不论到哪办什么事情，总爱带着李林生老人一起去。因为高志远看李林生老人不但知识面广，还颇有爱国心，且为人正直，还常常以岳飞、文天祥的事迹鼓励我们年轻人。
     为了组织“义勇军”，高志远变卖了部分家产，用大车拉着洋钱和自己的家眷到乐亭县汀流河，共招募了约二百人，当时还没有多少枪支弹药，结果被大恶霸刘兰亭的土匪搅散了。高志远一看人单势孤，已无法重整旗鼓，只好按道路远近，给每人发了路费，自己出走他乡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
     到了民国二十二年秋天，即1933年秋天，遍地（指滦县境内）闹胡子（土匪），滦县石佛口有个张海楼组建的民团进行剿匪，有的土匪就散了。但是滦县南部（现在的滦南县）的匪患仍很猖獗，为了维护地方治安，高志远于1933年秋天组建了马城（滦县三区）民团，高志远任大队长，进行剿匪。先后除掉了胡宝山、刘兰亭等惯匪恶霸，于是高志远声名大振，确保了地方治安，而后又与倴城、胡各庄一带的联庄会首领陈宇寰及殷庄的殷焕章等人联系上了。为的是闹好了抗日，首先抓取枪支和人员。
     时至民国二十三年年底，即1934年年底，伪保安队第一总队长（即驻滦战区总队长，辖昌黎、滦县、乐亭、迁安等地）大汉奸刘佐周为了抓武装，以往各民团派驻副队长和教练员辅导训练为幌子，实则妄想兼并有武装实力的民团，以向其日本主子摇尾乞怜，謟媚取宠。仅多余屯一庄就派了四个副队长，这些人依仗刘佐周的权势，又有日本主子撑腰，所以来了后就趾高气扬、胡作非为、横行乡里，百姓无不怨声载道，纷纷找高志远诉苦：“剿匪是好事，土匪没了，这伙人（指刘佐周派的人）比土匪还可恶，不把这伙人整回去，老百姓别想好了。”高志远也早有铲除这伙人的想法，再加上老百姓纷纷告状，于是就联络了也有同样心情的小陈庄的陈宇寰和殷庄的殷焕章等，他们共同商量的结果就是把刘佐周派来的人于同一天夜里捆绑起来，进行一翻教育，退回滦县刘佐周处。
我记得，那天夜里恰好南坨子有皮影，时间是1935年的农历正月初十，高志远一声令下，马城三区、倴城四区、胡各庄五区的民团、联庄会于同一个时辰捆绑了大汉奸刘佐周派来的人，由于高志远是马城三区的民团大队长，现在史书上称为“马城起义。”过去的称谓叫做“滦县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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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飞其人


冀东任


       从我刚刚懂事开始，我就爱听老人们讲述打仗的故事，听得是津津乐道，而老人们最爱讲的是高志远在抗日战争的一些传奇故事。比如“马城起义”、“刺杀大汉奸刘佐周”、“冀东大暴动”等等，当然也为了高志远的冤死愤愤不平，而高志远冤案的诬陷者——陈飞的名字更使我终生难忘。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在为高志远冤案寻访证据，查找资料之际，我同样免不掉一并把陈飞的是是非非寻查的比较清清楚楚，今天把寻查的实情做以表述，以便后人对陈飞有个基本的了解：
陈飞原名陈宗文，又名陈绍昌。1911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徐烧纸庄一富有之家。学生时期思想激进、头脑灵活，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据陈飞1960年自述：1926年加入g青团，1928年加入tg，为了便于工作也曾经加入过gmd。“七·七”事变后，陈飞利用gmd员的政治身份及小学教员的职业为掩护，做过一些抗日地下秘密工作。
     陈飞的tg员真实身份是在1938年7月冀东大暴动期间公开的。攻打乐亭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工人、农民、乡绅、商家、旧军人、教师和学生等各行各业的有志之士踊跃参军，高志远都一一进行了妥善安置。当时高志远非常需要文化人，陈飞是小学教员，伶牙利齿、左右逢源，博得高志远的赏识，陈飞又是tg员，高志远为了统战工作，就委任陈飞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司令部机要秘书，陈飞当时欣喜若狂，简直把高志远尊为再生父母。陈飞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以博得高志远更大的信任，就在抗联司令部移驻到滦县兴隆庄时，曾为高志远编了一首歌曲：“日本鬼子出发往西南，高司令的队伍在芹莱山……。”恰好兴隆庄在滦县城西南方向18华里，该村东北有座芹莱山，当时为抗日联军防区。
       1938年7月底，昌黎县南部有丁万有等领导的“抗日十路军”约6000人，主动派人寻求高志远予以收编，并赐番号。当即高志远派王宝三、陈飞做为代表到昌黎县境内与丁万有进行谈判。由于丁万有等诸位领导人在几年前就与高志远有过接触，所以一谈就妥，高志远委任丁万有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昌黎支队司令，”并给丁万有所部5个总队的番号，派李绍文带领自己的总队到滦河东协助丁万有部开展工作，因为李绍文曾随高志远在几年前接触过丁万有。


1938年9月初，高志远命令抗联队伍强攻乐亭县城，收复乐亭城后，高志远与王仲华任命司令部秘书长吴绍贤（吴紫阳）为昌滦乐抗日联合县政府县长，孙善蛟为警备司令。把查抄来的日本洋行及大资本家的洋钱、货币、珠宝、玉器、金银首饰等一并交给陈飞管理并造册登记，统一交与司令部军需处保管，部队撤到平西之后还有十几麻袋大洋呢。但是陈飞在1988年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冀东南部bd》中说：“……珠宝玉器，约有几百件（后由高志远、孙善蛟保存），至今下落不明。”据周士亭、董世瑞等老抗联战士说：“陈飞那小子净胡说八道，那些金银珠宝等都是经过他登记注册后，统一交给王宝三充做抗日经费了。他就是认为高志远、孙善蛟都没了，故意往人家身上泼脏水呗，谁不知道高志远把家产都变卖了，充做抗日经费，还在乎那几件珠宝玉器？”
       还有那些老抗日联军，周士亭、董世瑞等不必说了，就连解放后曾任广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副司令员的曾宪魁，广州军区政治部同和干休所的正军职离休干部李江等曾在抗联司令部任勤务兵的老抗联战士们说：“陈飞这个人会摆弄文字，识俩字，就敢胡编历史，如不叫看到陈飞的文章登在书里头，咱还真不知道陈飞这小子究竟是个啥东西，他说高志远抗日的事都是他安排的，真不知道害臊。那么说高志远剿匪、马城起义，刺杀大汉奸刘佐周咋看不着你陈飞的影呢？还说高志远刺刘受伤是他陈飞给找的大夫医治的……净是胡说八道。”如是说的何止这些老抗联战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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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远被处决的疑问

王福用


     我叫王福用，1919年生于河北省涞水县罗古台乡（今九龙镇）山南村，**战争时期是村里的治安员，1939年入的党，当年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就设在我们村里，过去的司令部旧址现在已改成了山南村小学校。**联军司令员高志远当年被八路军挺进军司令部扣押、审查以及被处决就是在我们山南村，时间虽然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当时的情景至今仍不能使我忘怀。如今让人说话了我才敢说真话——高志远是冤屈呀。可是在1939年春天那个时候，谁也不敢议论，因为村里每天夜晚都有八路军安排的人到各家各户去听声，谁要是议论高志远，不管好事坏事，都得军法从事。
     说起高志远来，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没有不赞成的，都知道他的队伍能打仗，守纪律，他本人也没架子。处决高志远时，我们村的老百姓都让参加会着，罪名是高志远“私通吴佩孚，企图叛变投敌，”当时我们谁也不信。后来私下里我们也常议论：高志远想投敌时还带着那么多的队伍和你八路军钻千八百里的山沟干啥呀，不会在冀东平原上投敌吗？再说，当时我们这一带只有肖克的军部和政治部，没多少队伍，周围全是高志远的队伍，高志远想投敌的话，收拾你肖克也用不了一个时辰就把事办完了。
     而肖克不是这样了，那是1939年3月初吧，肖克请高志远赴宴，等高志远他们来到挺进军司令部，先把高志远的警卫员请到别的屋，进屋八路军就把这几个警卫员的枪下了，吃饭后把高志远也扣了。其实就在高志远他们一进村时，八路军就封锁了各个路口，把机枪架在了几个山头上，村里的人只许进庄，不许出庄。当晚把高志远换了好几个地方，都是用黑布蒙住眼睛，生怕**联军去劫人。负责审讯高志远的是军法处长洪涛，高志远当时的生活很好，我父亲在村里开个小饭铺，高志远的饭菜都是从我们那儿取，由洪涛的警卫员乔宽负责。乔宽当时只有十七、八岁，一天三顿饭，每顿饭总在三个菜以上，有时还加一个菜，都是拣最好的菜点，饭也是最好的，有时我们问乔宽：“高志远每顿都那么多好菜好饭他吃得了吗？”乔宽说：“有时吃点，有时一点也不吃，都让我吃了。”
     处决高志远时，还让他在会上说说，他说：“唉，还有啥说的呀？！过去我是满脑子浆糊，今天我才清醒过来了……”往下说的啥话也记不清了。只记得高志远个头挺高，也挺魁梧，穿一身黑。就在他说完了话往前走的过程中枪响了，高志远应声倒下了。他不是个平常的人，他的脑子很大，比与他一同处决的李荣久的脑子大得多，溅得老远，近处还有一大滩，看见的人们都说：“高志远这个人确实不是一般人。”事后人们还是偷偷议论高志远死得冤屈，但太详细的情况谁也不知道。为此，我们村的老百姓把处决和埋葬高志远的那条沟，由过去的娘娘渠改为高志远渠，一直到现在我们这儿的大人小孩还这么叫呢，究竟是谁第一个改名叫的不知道，反正几十年来这儿的老百姓一直这么叫着。
     说高志远“投敌叛国”，就是到了今天大家的心里也没服过，明摆着的这么几件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其一：就是高志远的**联军始终打日本鬼子呢，也没坑害过老百姓呀？！其二：给高志远立碑，假如高志远真是叛徒的话，新接任的抗联司令会给他这么高的待遇吗？！其三：当年日本鬼子在离这儿三十里外的地方安了据点，1942年日本鬼子扫荡时，高志远的墓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日本鬼子埋了炸药炸毁的，设想一下，如果高志远确实“叛国投敌”，那日本鬼子还专炸他的墓碑干啥！

1993年4月8日

我们冀东文坛有个无耻文人----阎瑞庚，在1990年前后秉承其主子李运昌的旨意写了一部《冀东大暴动》的长篇小说。几十万字的长篇里，除了大肆吹捧其主子外，还大肆污蔑抗日民族英雄----高志远，其恶毒语言达上百处之多，简直无以复加，可恶至极！！甚至连老一辈革命家宋时轮、邓华及王仲华、洪麟阁、陈宇寰等为国捐躯的先烈们也予以贬低，阎瑞赓的出发点就是把李运昌高、大、全的形象突出出来，俨然一个救世主！！也许阎瑞赓得到了李运昌的什么好处？不然的话阎瑞赓为何如此不遗余力的无限量的吹捧李运昌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也许 阎瑞赓是出于对李运昌的敬仰？！从而达到盲从的地步？！李运昌说啥就写啥？！要是这样的话，阎瑞赓还要重新把冀东大暴动的历史认真、系统的加以研究、分析。对自己的作品重新改写，从而达到传世之作的目的。

李运昌一直在领导冀东地区的抗张，为什么不应该颂扬？

陈飞其人
冀东任

        从我刚刚懂事开始，我就爱听老人们讲述打仗的故事，听得是津津乐道，而老人们最爱讲的是高志远在抗日战争的一些传奇故事。比如“马城起义”、“刺杀大汉奸刘佐周”、“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等等，当然也为了高志远的冤死愤愤不平，而高志远冤案的诬陷者——陈飞的名字更使我终生难忘。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在为高志远冤案寻访证据，查找资料之际，我同样免不掉一并把陈飞的是是非非寻查的比较清清楚楚，今天把寻查的实情做以表述，以便后人对陈飞有个基本的了解：
        陈飞原名陈宗文，又名陈绍昌。1911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徐烧纸庄一富有之家。学生时期思想激进、头脑灵活，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据陈飞1960年自述：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共产党，为了便于工作也曾经加入过国民党。“七·七”事变后，陈飞利用国民党员的政治身份及小学教员的职业为掩护，做过一些抗日地下秘密工作。
        陈飞的共产党员真实身份是在1938年7月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期间公开的。攻打乐亭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工人、农民、乡绅、商家、旧军人、教师和学生等各行各业的有志之士踊跃参军，高志远都一一进行了妥善安置。当时高志远非常需要文化人，陈飞是小学教员，伶牙利齿、左右逢源，博得高志远的赏识，陈飞又是共产党员，高志远为了统战工作，就委任陈飞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司令部机要秘书，陈飞当时欣喜若狂，简直把高志远尊为再生父母。陈飞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以博得高志远更大的信任，就在抗联司令部移驻到滦县兴隆庄时，曾为高志远编了一首歌曲：“日本鬼子出发往西南，高司令的队伍在芹莱山……。”恰好兴隆庄在滦县城西南方向18华里，该村东北有座芹莱山，当时为抗日联军防区。
        1938年7月底，昌黎县南部有丁万有等领导的“抗日十路军”约6000人，主动派人寻求高志远予以收编，并赐番号。当即高志远派王宝三、陈飞做为代表到昌黎县境内与丁万有进行谈判。由于丁万有等诸位领导人在几年前就与高志远有过接触，所以一谈就妥，高志远委任丁万有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昌黎支队司令，”并给丁万有所部5个总队的番号，派李绍文带领自己的总队到滦河东协助丁万有部开展工作，因为李绍文曾随高志远在几年前接触过丁万有。
        1988年陈飞在《纪念冀东人民抗日暴动》专辑中写的《我所知道的冀东南部暴动》一文中有一段：就在陈飞与王宝三到滦河边准备渡河时抓住了“冀东剿共军总司令金鉴……”。引起了老抗联战士们的强烈不满，周士亭、董世瑞等许多知情人在中共滦南县委召开的纪念冀东暴动座谈会上当着省、市、县的领导说：“当年活捉金鉴的是抗联38总队魏恩荣大队的功劳，陈飞怎么写在自己的头上呢？不信咱们可以与陈飞对质，看谁说的是假话。魏恩荣因为活捉了剿共军总司令金鉴立了大功，高司令提拔他为司令部的督察处长！”为此，中共滦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在《滦南革命斗争史料选一》刊载陈飞那篇《我所知道的冀东南部暴动》的文章中删去了有关陈飞活捉金鉴的文字，由党史办的吴春民经过专门调查核实后，写出专题《活捉金鉴》，还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暂时平复了老抗联们的愤怒。
        2005年魏恩荣的独生女儿王英辉老人为了给自己的父亲讨回个公道，曾多次从天津赶到河北找省、市、县有关部门的领导。功夫不负有心人，王英辉老人及其子女们历经千辛万苦与种种磨难，终于在2006年为牺牲68年的魏恩荣烈士讨回了公道。同时，陈飞的所做所为再一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王英辉老人说：“因为陈飞与我父亲同在司令部，1938年10月份抗联撤往平西时我父亲牺牲的事，陈飞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几十年后他把活捉汉奸冀东剿共军司令金鉴的功劳揽在自己头上，自以为别人是无法对证的，没想到还露了馅。”
        1938年9月初，高志远命令抗联队伍强攻乐亭县城，收复乐亭城后，高志远与王仲华任命司令部秘书长吴绍贤（吴紫阳）为昌滦乐抗日联合县政府县长，孙善蛟为警备司令。把查抄来的日本洋行及大资本家的洋钱、货币、珠宝、玉器、金银首饰等一并交给陈飞管理并造册登记，统一交与司令部军需处保管，部队撤到平西之后还有十几麻袋大洋呢。但是陈飞在1988年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冀东南部暴动》中说：“……珠宝玉器，约有几百件（后由高志远、孙善蛟保存），至今下落不明。”据周士亭、董世瑞等老抗联战士说：“陈飞那小子净胡说八道，那些金银珠宝等都是经过他登记注册后，统一交给王宝三充做抗日经费了。他就是认为高志远、孙善蛟都没了，故意往人家身上泼脏水呗，谁不知道高志远把家产都变卖了，充做抗日经费，还在乎那几件珠宝玉器？”
        还有那些老抗日联军，周士亭、董世瑞等不必说了，就连解放后曾任广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副司令员的曾宪魁，广州军区政治部同和干休所的正军职离休干部李江等曾在抗联司令部任勤务兵的老抗联战士们说：“陈飞这个人会摆弄文字，识俩字，就敢胡编历史，如不叫看到陈飞的文章登在书里头，咱还真不知道陈飞这小子究竟是个啥东西，他说高志远抗日的事都是他安排的，真不知道害臊。那么说高志远剿匪、马城起义，刺杀大汉奸刘佐周咋看不着你陈飞的影呢？还说高志远刺刘受伤是他陈飞给找的大夫医治的……净是胡说八道。”如是说的何止这些老抗联战士呀！
        1938年底，抗日联军到平西后，边收拢部队，边进行整训。高志远还当司令，王仲华的政委，张受民的参谋长，朱其文的政治部主任，陈飞还任司令部的机要秘书。整训间歇时间，陈飞随高志远及司令部的其他人员曾两次到房山县金鸡台附近的莲花山瑞云观拜访过道长，询问救国良策。因为瑞云观里的道士曾是吴佩孚的老部下师旅长等，他们追随吴佩孚多年，吴下野之后也一同退出军界，出家当了道士，仍经常与吴佩孚有来往。第二次陈飞还随高志远一同住在了道观的上房，会面商谈的详情陈与吴佩孚的义子赵云昌都很清楚。赵云昌在冀东人民抗日武装暴动中被任命为38总队长，到平西后任司令部副官。因赵云昌亦善书法写文章，且与高志远同庚又是盟兄弟，所以高志远更加器重赵云昌，这在当时使陈飞非常忌妒，后来赵云昌去了北平吴佩孚帅府，陈飞才把悬着心放下来了。
        1939年初，抗日联军打下了龙门台、四马台等，司令部移驻龙门台。有一天，鱼骨寺来了姑嫂二人找到司令部告状：抗联下级军官侯某强奸村姑。经审讯侯某供认不讳，高志远要以军法从事，急坏了陈飞。因为陈飞是侯某的亲表兄，陈飞求情未准，侯被就地正法。当地百姓非常高兴，纷纷踊跃参军，为部队筹粮筹款。几十年过去后的1993年还有很多知情者仍清清楚楚的记得此事呢。
        1939年春节过后，抗日联军移防到涞水县北部，司令部驻在北庄村。此时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已经成立，肖克任司令员兼政委，肖的司令部驻在离北庄三里地远的山南村。当时抗日联军已经整训完毕，按照去年（1938年）中共河北省委、八路军第四纵队党委与抗日联军各位领导人联席会议的决议：1939年开春，抗日联军整训完毕即可返回冀东。高志远即向肖克提出返回冀东的要求，请八路军予以配合，肖克不同意抗日联军返回冀东，并要求抗日联军继续留在平西。
        高志远说抗日联军的主要战场在冀东，况且我根据联席会议的决议曾向广大抗日联军战士们承诺过：平西整训完毕后（指1939年开春）返回冀东，因为那里还有一部分留下的抗日联军战士在等着呢，再有冀东的老百姓还企盼着抗日联军解放他们呢。我高志远不能言而无信，男子汉大丈夫要“言必信，行必果”，否则我无颜面对冀东父老乡亲和抗日联军各位弟兄。很明显，肖克与高志远的分歧产生了。
        作为抗联司令部的机要秘书陈飞很会把握时机，他认为扳倒高志远的时候到了，于是就向肖克诬告高志远想把抗联拉回冀东去的真正目的是投靠吴佩孚。说的是有根有叶，因吴佩孚之义子赵云昌确实去了北平帅府，适逢日寇大造舆论吴佩孚要出山为日本人组阁，且高志远又曾两次到瑞云观会见吴佩孚的属下当了道士的师旅长们。肖克鉴于这种情况，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把高志远按“私通吴佩孚，企图叛变”的罪名处决了。
        陈飞的挟私诬告引起了广大抗日联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形势所迫，陈飞在抗日联军再也无法呆下去了，要求调到平西《挺进报》社工作。“1941年秋，陈飞所在的《挺进报》社在涞水县福山口，赶上日寇扫荡，八路军的各个机关都已撤离，可陈飞却在后头躲着，那时他可能有了家口。他说他与白涧区的不少老百姓被日寇抓到东北做劳工——这是他在后来中共滦南党史资料第二辑《千万不要忘记昨天》一书中找个叫王柯的朋友写的，纯粹是假话。你想想，陈飞的口音不是本地的，手上没老茧，只要被日寇和汉奸逮住，一听口音不就露馅了吗？他还怎么能到东北做劳工呢？！他要是不当叛徒早被日寇和汉奸杀了，还能去东北吗？！”以上是1941年时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七团排长的王俊昌于1993年4月5日的采访记录。还有1968年2月29日北京铁路局房建处长李毅（李恩波，原抗联司令部副官）给哈尔滨市民政局彻查办公室调查陈飞的证明上写的：“1941年大扫荡的时候，扫荡结束后陈少昌（陈飞）就未回报社（当时听说是投敌了），不知哪去了。”
        《冀东大暴动》一书的作者闫瑞庚在该书525页“（高志远派陈飞到北平见吴佩孚）到了北平的陈飞，既未去会见吴大帅，又因看重多年共事的义气没有把此事向上级报告。在他极度矛盾的处境中，作出了走为上的选择，因此，日后他流落到东北某大城市，解甲归田，创办了一份抗日报纸，从事笔墨抗战的事业。”闫瑞庚与陈飞是朋友，闫瑞庚的纪实小说《冀东大暴动》的资料大都出自冀东那个老革命和陈飞之手，所以闫瑞庚秉承陈飞的意思编出了上述那段文字，这也看出陈飞对诬告高志远还是讳莫如深的。
        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王仲华的独生女儿董继烈想为自己的父亲写一部电视剧，搜集素材时听说哈尔滨有个叫陈飞的人，曾经参加过冀东抗日暴动，并且还担任过司令部的秘书，是个有文化的人。董继烈很高兴，于是就不远数千里专程到哈尔滨拜访陈飞。因为董继烈本人是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的调研员，丈夫曾任湖北省政府副省长，所以陈飞对董继烈的来访欣喜非常，简直把董继烈奉为上宾，使尽陈飞之所能来投董继烈之所好。
        董继烈想要了解其父亲在冀东暴动前后的一些活动时，必然谈到高志远与王仲华的关系。陈飞听话音董继烈是通过多方了解：高志远不像冀东那位老革命讲的那样是叛徒，而是一个毁家纾难的民族英雄，竟被冤枉了这么多年。陈飞紧接着说：“你父亲王仲华与高志远的关系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没有你父亲高志远不可能与共产党合作，如没有高志远对你父亲的百般体贴照顾，往平西撤退时，你父亲身体太弱，恐怕很难过潮白河，别说到平西了。当时处理高志远是太左了，根本没什么事实就定了罪，而且还牵连到我本人……”董继烈不止一次的向我谈起陈飞的这个说法，让后人们消除对陈飞的怨恨，谅解他的苦衷。
        陈飞为了向董继烈表白自己的能力，特意写了一篇纪念王仲华的文章《深切怀念我们的政治委员王仲华同志》。董继烈甚为满意，并问陈飞有何要求需要帮忙的，当尽力去办。陈飞说：“别的要求啥也没有，只是想恢复组织关系，得到应该享受的政治待遇。”董继烈满口答应下来了，并尽全力为陈飞去办。
        陈飞为什么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呢，这还得从陈飞在平西《挺进报》社被俘谈起。陈飞自己说1942年日本鬼子对平西大扫荡时，不幸被俘，押解到东北本溪战俘营服劳役，这就与离休干部王俊昌和李毅等很多人的说法大相径庭了。陈飞说自己是被乐亭县在本溪经商的乡亲用钱买出来，逃到哈尔滨以晒大粪干为生的。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滦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任田益廷等曾经专访陈飞，了解滦南革命斗争史料，一住就是13天。陈飞每天都滔滔不绝的讲，讲到冀东人民抗日武装暴动时更是眉飞色舞，但一涉及到抗联司令高志远为何头落平西时，陈飞却缄口不语，似有难言之隐，想法避开或往别人哪儿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陈飞认为来了发迹的机会。恰逢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决定成立东北局。随即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向八路军、新四军下达了挺进东北的命令，冀热辽李运昌部、晋绥吕正操部、冀察张学诗部、冀鲁万毅部、山东滨海杨国夫部、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正在延安抗大学习的全部学员及延安炮校的学员都相继挺进东北，加上原东北抗日联军各部。当时头绪繁多，组织手续一时尚难理清，陈飞瞅准机会就粉墨登场了。据曾到哈尔滨市搞外调的原中共滦南县委党史办主任田益廷说：“陈飞这个人胆子可真够大的，日本投降后，他竟敢冒充接收人员接管了哈尔滨市政府，自任哈尔滨市副市长，没过多长时间就露了马脚。经查陈飞一没组织关系，二没任命书，刷了下来。因为当时缺乏有文化的人，所以陈飞当了一名一般工作人员，不怪陈飞在历次运动中都是挨整的典型。”
        董继烈是个说到做到热心肠的杰出妇女干部，因为她是革命先烈王仲华的独生女儿，所以从童年起就受到彭真、姚依林、肖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宠爱，而她答应陈飞的事情是一定想办法办成的。返京后，董继烈找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姚依林，提出了陈飞的要求，并替陈飞说了不少好话，姚依林就嘱托有关部门尽快为陈飞落实政策。
        为陈飞落实政策期间，中共滦南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田益廷说：陈飞先给田主任来了信，委托田主任速到滦南县葛代坨打个前站，找几个老年人出证，证明1933年之前陈飞在葛代坨组建过中共农村党支部，陈飞任支部书记。田主任办妥后立即给陈飞回信，不多日子中共哈尔滨市组织部来人调查。调查人员回去后很快就恢复了陈飞的组织关系，享受13级干部的一切待遇。有人曾议论过：陈飞既然1928年已经入了党，又多次写回忆文章，李运昌一直都是他的直接领导，那解放后几十年了为什么不找李运昌接上组织关系呢？！真耐心寻味！
        1988年7月，经过董继烈的努力，陈飞有幸被中共河北省委邀请，到唐山参加河北省委召开的纪念冀东人民抗日暴动50周年大会。时值盛夏，陈飞患有肺气肿的老毛病，不得不在唐山住医院治疗，董继烈到医院探病时，陈飞曾委托董继烈向李运昌要求住进高干病房医治。董继烈向李运昌提及此事，李运昌很生气的说：“老毛病住啥高干病房呀，真不知时务！”当董继烈向我谈及此事时还说过：“陈飞还有两次委托我向李运昌提出要求：一次是陈飞想在纪念大会上到主席台就座；一次是想与李运昌照张合影，以作留念。李运昌均没有答应。陈飞当时很气恼的说：‘真是用着人朝前，用不着人朝后！’你说说，我咋摸不透陈飞这句话的意思呢？”
        按年龄我得称呼董继烈为长辈，我说：“您接触陈飞的时间太短了，陈飞的品质究竟怎么样您还没十分了解，高志远的冤死就是他诬陷的，抗联都知道，现在您说高志远冤枉，他就赶紧说：‘高志远不应该死，没什么事实就定了罪，太左了，我还受牵连……’他以一个同情高志远、本人又是受害者的口吻来讨得您的欢欣，所以您为他办了不少好事，他本不该得到的待遇得到了。他还想得寸进尺，以博得李运昌的赏识，只不过李运昌早已用过他了，往后也没啥用处了，所以陈飞才说的这句：‘用着人朝前，用不着人朝后。’解放之后，特别是在1960年左右全国第一次整理党史、军史、革命史的高潮中，李运昌曾授意陈飞写回忆录寄往冀东有关部门，并要求突出党的领导。陈飞心领神会：突出党的领导就是突出李运昌，于是先后给市、县党史部门均写了类似的回忆录或信件，特别是关于高志远与王仲华的亲密关系在冀东党史、抗战史、革命史上几乎没有人写过，过去冀东党史、抗战史、革命史总写高志远参加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是李运昌推荐的，有意删去了王仲华的真实功绩。”董继烈听我解释完后，才如梦方醒，似乎明白了陈飞说话的意思了。
        1989年初，陈飞在懊悔、愧疚与疾病中逝世，享年79岁。在哈尔滨市离休的原冀东抗联的老战友们无一人到场吊唁。但是陈飞是文化人且头脑灵活，他曾利用手中的笔不论是出于自愿或是秉承某个长官意志而留下的回忆录或文章、信件有很多不实，甚至是歪曲或篡改之处，尚需冀东革命史、军史、党史、文史的研究者们耗费巨大的精力去考证、辩析，予以澄清，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2008年11月3日
                               
        附：本文资料来源：
        1、《滦南革命斗争史料选一》。
        2、《滦南革命斗争史料选二·千万不要忘记昨天》。
        3、陈飞1960年写给中共滦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信（存滦县党史办）。
        4、《陈飞谈高志远刺杀刘佐周》（存滦南党史办）。
        5、《冀东革命人物——董毓华》（1988年）。
        6、参加冀东人民抗日武装暴动的老战士周士亭、董世瑞等访谈录（1992年）。
        7、抗日联军司令部副官李毅（李恩波）于1968年给哈尔滨市民政局彻查办公室调查陈飞的证明。
        8、冀东人民抗日武装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仲华（董毓华）之女董继烈的多次谈话及电话、信件。
        9、原中共滦南党史办主任田益廷的回忆及谈话。
        10、吴佩孚义子赵云昌夫人及子女访谈记录（1992年）。
        11、《我随高志远到平西的经历》老抗日联军王俊昌1993年的回忆文章。
        12、《高司令处决抗联下级军官亲历记》北京市房山区龙门台离休干部杨宝珍及夫人李万芝的文章（1993年）。
        13、《对高志远、陈飞、李荣久、魏福昌的回忆》，河北省涞水县山南村离休干部王福怀的文章（1993年）。
        14、《李运昌给李越之的复信》（1981年）。
        15、《李运昌关于高志远的证明信》（1959年）。
        16、老抗联战士曾宪魁的电话（1992年）。
        17、老抗联战士李江的访谈录（2005年）。
        18、抗联司令部督察处长魏恩荣之女王英辉的谈话（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