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抗日大暴动暨高志远学术研讨会在北河宾馆隆重召开【转帖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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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抗日大暴动暨高志远学术研讨会在北河宾馆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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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远研究会成员：


张金水、董江、陈宝林、高小平、杨树林、陈俊忠、陈占海           



联系电话；13933333096    13363292508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中共滦南县委在北河宾馆组织召开冀东抗日大暴动暨高志远学术研讨会。 与会者： 张宝仓：原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的秘书，师职研究员，曾参与《洪麟阁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编 撰工作； 李迪：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历任云南十四军四十二师文化科战士，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编辑，司法部 法律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赴日自费留学生，在中华名人协会工作至今，任中华名人协会中华名人丛书执 行副主编。197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唐世功：原中共滦南县委书记、县长。 李成民：唐山市党史研究室副编审，曾任唐山市党史研究室处长。 陈发：滦县原党史研究室主任，曾任中共滦县党校副校长。 葛恒：原中共滦南县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劳人局局长、滦南县文联主席。 肖波：曾任滦南县文联副主席，《杨三姐》长篇小说作者，国家二级作家。 郑玉衡：原教育局副局长，县总工会副主席。 韦远东：中共滦南县委副书记，滦南县书法协会主席。 史林友：中共滦南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杜礼东：中共滦南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及滦南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中丅共滦南县委办公室、宣传部、统战部、滦南县政府办公室、信访局、原县人大主任等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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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叛变案”考实

唐向荣

   
         按照历史的结论：吴佩孚“全节而终”，并未降日。但历史上有一个人，却因为被怀疑“‘企图’投奔吴佩孚”而被定为“叛国”。这个人就是功勋赫赫的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
         1939年4月27日，高志远以“‘企图’投敌叛变”罪被处决。六十五年来，海内外呼告不止，影响很大。事关d的思想路线和统战大局，特据多年研考，撮要一述。
         一、从民间侠士到抗联司令
         高志远，原名高翔云，字腾霄，1907年6月生于河北省滦县多余屯（今属滦南县）。家道小康，自幼习武，双手双枪，百发百中。终生敬重年长20岁的早年塾师李麟声先生（任司令后仍任李为参议，人称师爷，不离左右）。李先生为他改名志远，以“礼义廉耻”时时指数，使他成为重气节、讲仁义、广结交、助危困、不贪财、远女色的一方侠士。
         1931年“九·一八”日本占我东北之后，觊觎中国腹地，必先打通冀东，而滦县恰在冀东走廊的咽喉要道。当时，gmd已奉命南退，zg地下组织遭破坏尚未恢复，日伪势力刚渗入关内；故滦河以西一度形成无政府状态，于是“土匪蜂起，兵荒马乱”。据史料一—“当时完全被土匪占据区域约三四百村……百姓含冤莫伸”。“水深火热，无人拯救1。”
         各区纷纷自办保卫团（俗称“民团”），高志远25岁被推举为三区保卫团（300人）大队长。大智大勇挫败县内最大的两股悍匪刘兰亭、胡宝山，且“不图钱物之私，不动女色之念”，甚得民心。
         1933年春，原东北抗联叛徒、大汉奸刘佐周随日军进关，驻兵滦县。高志远组织“抗日义勇军”，刘兰亭投靠刘佐周成立“忠义救国军”，依靠刘佐周的支撑，极力吞并高志远部，高不服，矛盾激化。这时，其妻之表妹随东北大学内迁，向高志远介绍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与挚友陈维前往投奔。行至康庄受阻（当局禁止投冯），返回北平，听到街头演讲抗日，甚为心服，特拜访演讲者董毓华（董必武族侄，1926年董必武介绍入d，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后“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结为终生知交，是其人生转折点。
         1934年10月4日，中国gmd第141次中常会决定纪念辛亥滦州起义，“在滦州建纪念碑纪念塔，交行政院筹办2”。日伪为摧残我民族意识，悍然拒斥；且趁机为汉奸刘佐周建“德政碑”，又精印《刘佐周先生言行录》，刘愈加骄狂，就任驻滦战区第一总队长，向各区民团派任副队长和教官以扩充实力。高志远不堪汉奸凌辱，1935年2月在附近中心集镇发动“马城起义”。刘佐周重兵猛扑，众寡不敌，高暂避渤海渔村。刘佐周将高家洗劫一空，悬赏数千银圆缉捕高志远。出于义愤，高带陈国武潜入车站，将刘击毙，震动中日朝野。“一枪存国脉，铁血正民心”，原县志即以此作为《纪事》志的压卷之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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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远的家世


陈    维     周士亭     董士瑞     杨吉平


   
      高志远，原名高翔云，字腾霄。公元1907年丁未6月出生于滦县马城镇多余屯（今滦南县）一富有之家。
      高志远家是怎么富起来的呢？说起来话长，据我们老辈人讲：那还是在满清旗人跑马行圈时，有一年的春天，高家的祖老太太正在多余屯东南地里纺线，不一会儿一个满清的王爷正好骑马跑到这儿，看到一个老太太在地里纺线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停下马来问道：“你咋在地里纺线呢？”高家祖老太太说：“我一边纺线，一边看坟地。”那个满清王爷接着又问：“你们家的坟地有多大地方？”高家祖老太太回答：“我们家坟地是准一顷地。”不知道这个王爷是出于对“坟地”的忌讳，还是其它什么原因，竟然说道：“你们家这一顷地不用交租金了。”说完这个王爷扬鞭打马而去了。至今，在多余屯一提老高家的坟地有多少亩，都知道是“高一顷”。
      这就是高家过殷实生活的开始，到了高志远的父亲高贵这一辈时，由于老人家会种庄稼，懂得治理家务，又同乡亲们的关系处的非常融洽。比如：每到青黄不接的年月，只要有人借粮食，高家是有求必应，将来能还则还，不能还就免，其它东西也是如此。特别是对于行乞讨饭的，更是搭对的圆满，据我们所知，每到讨饭多的时节，高志远的老父亲必嘱咐家里人每天多蒸出几屉窝头来，以招待四乡来的讨饭者。为此，高志远的父母亲深得乡亲们的敬重和爱戴。
      由于志远的父亲治家有方，除了在过去一顷地的坟地上加以改良外（因为坟地全是沙土地），又赶上滦河发水后，大片河滩地没人敢种，老人家就白捡着种了一年，到了秋后，喜获丰收，一年打的粮食没处盛，都卖了，得了不少的钱。还有老人家熟悉水性，滦河发大水时，他不顾个人安危，曾只身从滚滚的洪水里捞过箱子、柜子之类的东西，也发了点小财。
      有了钱之后，高志远的父亲陆陆续续的置了一顷左右的地，这一顷地基本上属于好地。尽管那一顷坟地全是大沙坨子，但经过志远父亲的精心治理，也能打不少粮食了。前后加起来约有两顷左右的地，只凭家里的人手已经干不过来了，于是就雇了两个活（指长工）。
      志远是在其父40多岁时出生的。据老年人说：志远的父亲发了家之后。因为没有儿子接续香火，继承家业，所以曾到滦县城南三里庄高家本家去过几次，打算从三里庄老高家本家过继一个儿子，但是三里庄的老高家过的也不错，孩子们谁也不愿意来，其实大人们也有些舍不得，就给志远的父亲出主意，让他再娶个二房（小媳妇），志远的父亲后来也没再提此事。有一年春天，又是青黄不接的时节，忽然有一天来了兄妹两个讨饭的，高家依旧关照了他们，不但给了吃的，还安排了兄妹二人的活计，哥哥做些零活儿，妹妹做些女工。这时有人向志远的父亲提起娶个二房以便生儿子的事。志远的父亲在征得原配夫人的同意后，择日完婚。
      还好，第二年高志远出生，高家上上下下，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一齐赶来祝贺。按老高家的辈份，志远该叫高什么云，老父亲就为其起了翔云的名字，上私塾时就叫高翔云，老父亲是识文断字的人，当时给志远起这个名字就是寄于很大希望的。志远的生母生下志远后又生过两个女儿，时间不长因病早逝。
      尽管志远生就一个富有之家，而且又是其父晚年得的独生子，但他从小没享受一天富家子弟的生活。别看他父母对乡亲们那么好，但对志远的要求却非常严格，严格的近乎于苛刻，因为志远的父亲是个读诗书、讲礼义的儒家信徒，时常讲：“子不孝，父之过”这类信条，认为只有对儿孙后代要求严格了，才是对儿孙后代负责，否则，将贻害下一代。基于此，自志远懂事起就和大人吃一样的饭菜，到了8岁上私塾时，也是安排该上学的时候上学，放学后就帮家里干活，干不了重的可以干些轻的。
志远的生母过世之后，他的舅舅因是外地人，不久也回老家去了。这样，志远的家里人少地多，非常缺人手，所以志远的父母亲在他11岁时为其娶了媳妇。媳妇是滦县三区史庄史氏，选择史氏进门主要符合志远父母的两个条件:一是史氏出身贫寒；二是年龄比志远大7岁，会治家过日子。于是就早早娶进门，从这件事上也不难看出志远的父母亲过日子是多么会精打细算呀！
      斗转星移，一晃志远已长到14岁，他父亲就不再让他上学了，让他与伙计们（指扛活的）一块下地干活儿，还要求他与伙计们一块儿吃。志远从小就聪明，无论啥活计一看就会，干啥像啥，还有巧门，从不怕苦怕累。除了下地适当的干活儿外，志远抓空儿摸空儿的舞枪弄棒，勤于习武。他家原来有个老火枪，一开始他就放在对门陈秀玉家，每逢下地，他都是与伙计们一块儿走，收工一块儿回来，走时从陈秀玉家带着那棵枪，回来把枪又放在老陈家，并嘱咐陈家为其保密，这样只瞒着他父母二位老人家。
      伙计们下地干活儿从来没指望他，到了地里他爱干点就干点儿，不干就不干，反正到了收工的时候必须招呼他一块儿回家。这样以应付志远父亲的盘问，因为老人家常常观察志远是否与伙计们一块儿下地，一块儿回家，一块儿吃饭，否则，不但志远挨训，伙计们也得挨埋怨。伙计们常常说：“哪有少东家跟扛活的一块儿吃，一块儿下地的，还不就是高家老爷子家法太严了点吧，老来得子多不容易呀，也不知道珍惜着点。”其实，这些伙计们哪里知道志远老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哪！
      转眼间又过了几年，志远的枪法练的百发百中，天上的飞鸟，他不用怎么瞄准，只把枪一举，随着响声飞鸟即刻落地；地上跑的兔子，他只要把枪一顺，兔子必死无疑；有人夜里为了试一试志远的枪法，曾经点着一炷细线香，让志远在百步开外不用瞄准就打，结果志远枪响，点着的那炷香也随声音熄灭了，这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
      1931年，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三省，紧接着又于1933年1月1日进攻山海关及冀东长城各关口。高志远深深感到要报效国家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怎奈父亲年迈，无人照应，只得在当地为“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募捐并送达前线，后来又在乐亭汀流河镇招募了“义勇军”200多人，准备支援“长城抗战，”以解决中国军队后备兵员不足的问题。
      志远常和我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时困难当头，只得舍弃家产，嘱托别人照看好老父亲，自己带着家眷和卖地的洋钱，率领陈维、董士瑞、周士亭、李林生和李恩波爷俩等多人到汀流河去。无奈，大恶霸刘兰亭率土匪队缴了我们的枪，欲收编我们。志远不屑与刘为伍，只得把带的洋钱按所招“义勇军”离家远近为标准分发下去，远道的三元，近道的两元。临别时，高志远含泪向大家说：“今天高某实力不济，被坏人欺辱，无法带领大家尽抗敌守土之责任，大家暂回各家，等待有一天除掉刘贼再举抗日大旗时，望诸位爱国贤达之士群起响应，高某将不胜感激！”大家挥泪而别。高志远大志未酬，只得走出去寻求救国之道路。
      以上这些就是讲高志远的家境及他出世前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琐事，还有就是高志远由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在国难当头之际，舍家为国的事迹。自此时开始，高志远就全身心的投入到抗日的具体行动之中。

      陈维（81岁）     董士瑞（86岁）     周士亭（79岁）     杨吉平（75岁）

1990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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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远与吴佩孚之关系

陈   维     周士亭

   
     据我们所知，高志远与吴佩孚的关系并不是到了平西之后才联系的，而在前些年。
     如今追溯起来，那还是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bd8前，高志远就与吴佩孚有过书信往来。详细内容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过，但我们听说的也都是有关抗日或抵御外侮的。
     很多人都有过疑问，为啥高志远这样一个小人物能与赫赫有名、曾经统治过数省的吴大帅有联系呢？这还得从根本上说起。我们长凝镇所属的木梳庄子有个叫赵云昌的人，与高志远同龄，因为仰慕高志远是个行侠仗义、乐善好施、性格豪爽之人，于是就主动与高志远交朋友，一来二去，他们就成了挚交。这个赵云昌经常向高志远谈起吴佩孚的事情，说吴佩孚当权的时候一不敛财，二不纳妾，三下野后不住外国租界地，四不为日本人干事，颇具民族气节。这四条，特别是这第四条，深受高志远的敬佩。
     那么这个赵云昌又是怎么认识吴佩孚的呢？据年长点的人及赵云昌自己的回忆：赵云昌的父亲赵作林是一位商人，在北平（今北京）开买卖，在吴佩孚第一次下野落魄时，赵父时常接济吴，因此赵父与吴佩孚两个交情甚好。后来吴佩孚重新撑权，念念不忘赵云昌父亲赵作林这段情谊，所以吴佩孚一有闲空儿就到赵家拜望。
     有一天，吴佩孚到北平的赵家去串门，无意中看见了赵云昌。当时赵云昌还是个小孩子，况且时常在滦县（今滦南县）老家住，原来与吴佩孚不认识，所以也未答理吴佩孚。可吴佩孚却一眼看中了赵云昌，此时的赵云昌却毫不知道，净顾了玩耍。吴佩孚见过了赵作林，顺便寒喧了几句，紧接着就指着刚跑走了的赵云昌问赵父：“赵兄，这个小孩不知是谁家的公子？”
     赵云昌的父亲赶忙回答：“回大帅，你指的刚跑出去的小孩乃是犬子。”
     吴佩孚长叹一声：“赵兄啊，我戎马一生，老来无子实为憾事，今日得见赵兄贵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甚是吉人天相，吴某欲收为螟蛉义子，不知赵兄意下如何？”
     赵云昌的父亲真可以说是喜出望外，高兴地说：“回禀大帅，犬子不才，承蒙大帅怜爱，真乃我们赵家三生有幸！”
说完命人找来赵云昌，赵父赶紧按着赵云昌连着给吴佩孚磕了三个响头。就这样，赵云昌就成了吴佩孚的义子。
高志远从瑞云观拜访回来后不久，抗联队伍打下了房山县的十八台，高志远把司令部设在了龙门台，这时高志远的机要秘书陈飞（陈绍昌）的表弟，一个姓侯的下级军官强奸妇女，被人告到司令部，陈飞向高志远求情未获批准，其表弟被处决，陈飞怀恨在心。队伍移防到涞水县时，陈飞就向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告发高志远与吴佩孚来往，想把队伍拉走等等。
     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得到密报，就以请高志远赴宴为名，行扣押高志远为实的方法，把高志远扣押起来。随去的人员，也被隔离起来，并缴了武器。当时同去的有王仲华、张受民、王宝三、陈国武等，王仲华和张受民回来后把抗联司令部的卫队集合到一块儿，说老高犯了点错误，审查一下，等问题查清楚了再回来，大家不要从思想上有波动。然后让卫队把枪都放在一起，坐在当院里，一会儿八路军来人把枪全部取走了，以后我们就被隔离审查。
     当时八路军几千人，抗联也有几千人，而抗联的武器净双套的。因为1938年秋天往平西撤退时抗日联军有好几万人，日伪军围追堵截，抗日联军死伤和逃亡的太多，剩下的人就把好枪带到平西去了，所以说抗日联军的武器又多又好。高志远被扣押时手枪队的郝绍先大队长他们的枪还没收呢，郝大队长因心情不好喝了点闷酒可能有点醉了，连喊了几句：“抢出咱们的高司令，咱们拉回冀东打日本去！”结果也被隔离审查，缴了他的枪。
     当时派到外边与八路军联合作战的抗日联军战士听说高司令犯了错误被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扣押，为了减轻对高志远的处分，抗日联军战士在攻打敌人的据点时曾提出口号：为了减轻对高司令的处分，豁出命去也要攻下据点。结果伤亡不少，特别是咱们多余屯周围几个庄的，都是为了高志远才这么干的，周士亭的二兄弟周银亭就是那个时候牺牲的，结果到后来还是无济于事。
     把高志远扣押起来的当天夜里，我们听山南村的人说，一夜之间就把高志远换了好几个地方，都是用布把眼蒙起来，总共在山南村也没呆上多长时间。一个多月之后，在如何处理高志远问题的会议上，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同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肖克说：“咱们从冀东把高志远的抗日联军接迎过来为的是啥呀？还不是等把抗日联军整训好了再打回冀东去？高志远在冀东挺有威望，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将来要想在冀东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还得用人家高志远呢！我认为高志远就是有问题的话，可以让他到延安学习学习，受回训不就行了吗？”可是身为抗日联军副司令的李某某却极力反对宋司令的意见，他说：“高志远这个人得罪不的，他枪法准又心狠手辣。昔日刘佐周如何，威风八面卫队随从无数，还不是被他高志远刺杀了吗？咱们如果把高志远放回去，就等于放虎归山，后果不堪设想！”虽然邓华、王仲华等人也同意宋时轮的意见，但是肖克却说：“我就不信冀东抗日没他高志远就不行！”因为当时肖克是冀热察挺进军的最高首长——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所以谁也说服不了他。因为在如何处理高志远的问题上，宋时轮与肖克有分歧意见，结果把宋时轮解除军职送到阜平聂荣臻哪儿去了。宋时轮走时想带棵手枪和带走他的警卫员，肖克都没有答应，而是让抗日联军的二十名战士送的宋时轮，其中有乐亭县姓唐的哥俩儿。唐家哥俩儿回来说：“只把宋时轮送到紫荆关，聂荣臻派来接迎的人就在哪儿等着呢。”
     在1939年五一节前两三天处决了高志远。罪名是“私通吴佩孚，企图叛国投敌。”自从高志远被扣押至被处决，我们一直没看见过他，同他一起被处决的还有抗日联军司令部的参谋处长李荣久。他们被处决时，所有抗日联军的战士都没让参加会，只有八路军和山南村的老百姓。会后还给每个抗日联军战士发了一份高志远的罪状宣传品，上边主要写的也是：私自勾结吴佩孚，企图把队伍拉走……。

高志远和李荣久被处决后，任命原政委王仲华接任抗日联军司令，王仲华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释放了因高志远受牵累而被隔离审查的全部人员，亲自为高志远擦的身子，穿得新衣，买当地最好的棺材装殓的。随后王仲华和刘冠英把周士亭和陈维招呼到一块儿说：“老高同你俩是一个村的，关系又挺好，你俩把老高他们埋了，立块碑，等日后他们家人起灵时，你们也好带个路。”我们记得高志远他们的具体埋葬地为涞水县三坡区山南村。王仲华和刘冠英给了两块石碑，大约一尺半宽，三尺长，上面刻着“高志远之墓”和“李荣久之墓”，还有他们的出生年月及籍贯。
     说起来话长，我们等着埋葬高志远和李荣久时，看到肖克的管理员雇来的民工只在山坡上打了一个墓子，当时周士亭就不干了说：“我们冀东有个说法，只有两口子才可以埋在一个墓子里叫并骨，高志远和李荣久这么安葬不行！”肖克的管理员说：“山坡上不好开冻土，只能这样凑合着！”于是我们就同这位管理员吵了起来。这个时候王仲华正在不远处转悠呢，听到这么争吵，就走了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周士亭跑到王仲华跟前说：“王司令你评评理，他们非把老高的尸首同李荣久的尸骨埋在一块儿不可，我们冀东有个规矩，不是两口子不能埋在一起，你看咋办呀？”这时我们看见王仲华的双眼还噙着泪水呢，我们也想到王仲华对高志远的感情非同一般，肯定对老高的死是非常痛心的。王仲华走到肖克的管理员哪儿说：“按冀东的规矩安葬老高他们俩。”后来一看费了不少劲，山坡上实在不好再开一个墓子，于是，王仲华让把原来的墓子往大里开，把安葬的两个棺材中间夹上厚厚的一层土做为界墙。肖克的管理员也没办法，只好规规矩矩的照着王仲华说的办了。
     安葬完了高志远，王仲华和刘冠英把陈维叫去，给了他一封信，让他到天津去一趟，把这封信交给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且负责供给抗日联军在津家属生活的领导人路秀三。信的大意是让天津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仍按以前的待遇照顾好高志远在天津的家属，其标准不变。
     说到高志远被处决一事，在抗日联军内部可出了不小的波动，当时有的借派回冀东的机会回家了，有的遛号了，有的去了大后方。还有一个是滦县马城三区兴旺庄叫刘生的战士，是专门给高志远背匣子枪的，听到高志远被处决的消息，心里非常难过，自卑感特别严重，认为活着也没什么奔头了，于是就用高志远的匣子枪自杀了。
     我们都是八十岁左右的人了，认为把当年高志远司令员被处决的事实真相及高志远与吴佩孚的关系是如何联系的前后过程如实讲出来，对以后人们研究冀东抗日联军的战史及研究高志远一生的历史或许有些帮助或益处，如果达到这一点就能使我们心满意足了。
     不过，随着党和政府不断地对历史人物做出公平而客观的评价，我们已经知道中央对曾是北洋直系军阀首领的吴佩孚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吴佩孚既然不是卖国求荣的汉奸，那么高志远就算是与吴佩孚有书信往来，怎么就是“企图叛国投敌”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同时我们也相信，高志远的问题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谁之罪？定由后人评说！

     1990年10月14日-----摘自陈    维      周士亭的文章《高志远与吴佩孚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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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后背景

     高志远一案至今未得平反，其政治背景可按四个阶段叙述。
一
     案发后的同年6月，mzd在延安高干会上作了《反投降提纲》的报告，发表《反对投降活动》的文章。tg在政治方面掀起大的攻势，阻止投降潮流的漫延，在这个浪潮中，产生了一些“左”倾倾向。同期，冀热察挺进军粉碎了敌人五路围攻，开辟了涞（水）房（山）涿（县）三县平原地区的工作，主力军和游击队扩大到三万三千人。
     此后，是连续二年反围剿斗争，在两次反围剿过程中，毛mzd于1940年3月在延安高干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mzd回顾总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的情况，特别是抗战以来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经验教训，全面地阐述了tg人巩固两d合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同时，批判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错误，也批判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错误。高志远、高敬亭之案，就是发生在这次“左”倾的开始。主要背景是，自1941年3月30日起，日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华北地区抗日斗争形势严峻起来，而且，这个“治安强化”运动一次接一次，到第四、五次“治强”，冀东地区抗日根据地已缩小了许多，抗日军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冀东d组织对高志远一案采取的态度是不公布、不宣传、对外称阵亡，以免影响抗日军民的情绪。
     而国民政府方面，则由路秀三在上报南京政府，追认高志远为抗日烈士，对其亲属给予抚恤。关于这一点，南京第二档案馆有档案可查。另有1948年任滦县县委社会部部长兼滦县公安局长、离休前任密云水库d委书记的刘正舟（原名司梦麟，滦县鲁新庄人）同志，曾对我讲过tg冀东第四地委书记兼专员丁振军曾给高志远的家属送过抚恤金一事。从这一点看来，在gg合作的抗日斗争时期，在冀东，无论是tg还是gmd，都未把高志远视为叛国投敌，所以也就谈不上平反不平反的问题。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8年冀东全境解放，这是10年。
二
     从1949年建国后，到1960年，11年里，这个问题在滦县没人提起。建国初期，恢复战争创伤，百废待兴，直到1956年，无论政治形势还是经济形势，都达到有史以来的高峰，人心和顺，政治昌明，生产大发展。
     1957年tg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掀起了阶级斗争的序幕，从此以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1959年的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1959年2月，因为高志远之子高继云入d外调，到肖克处了解高志远的历史问题时，肖克同志就做出了对高志远的证明：“高志远野心很大，他投靠了gmdCC分子，并与原北洋军阀吴佩孚联系（当时住北京，与日寇有联系）。我们发觉后，冀热辽挺进军军政委员会将其逮捕，后组织特别法庭，在平西军民大会上公审枪毙。”李运昌也做出类似的证明：“在冀东大bd前参加了gmd，受CC领导反g，企图将队伍带出投敌，被八路军发觉扣押，经他的秘书陈飞供出他叛国活动实情，在公审大会上，高志远坦白承认叛国罪状，群情愤慨，即处决。”这两位老前辈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竟毫无根据地给高志远戴上“gmd”“CC派”的“桂冠”，这就使高志远一案脱离了抗日背景，永远与以后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挂上了钩。但是，它只涉及其子入党问题，尚未与抗日斗争史、d史发生联系，造成的影响只是极小的范围，这又是11年。
三
     1960年，唐山地区开始写历史，高志远案提到史学领域研究。d史工作者多次采访李运昌同志，其结论不变，“叛国投敌”。六十年代初期，三年经济困难，唐山市及各县的d史班子先后中止工作，无力再从事继续调研。这项工作一停，停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黑白颠倒，高志远的问题有肖克、李运昌作证，已成为老牌的“叛徒”，不被人提起了，就连李运昌这样的老革命也受了批斗。混浊的时代，本无黑白之分，这20年中，高案更无人提及。
四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tg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掀开历史新的一页。这次全会做出五项重大决策，其中第一条是“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第二条是“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
     1979年11月，滦县筹建“d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后称d史办、d史研究室，开始建国后第二轮的历史工作。
     在《建国后d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指引下，本应对高案有个重新认识、历史地考察，区别对待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tg唐山市委d史研究的诸位研究人员也曾去访肖克、李运昌、李楚离等老前辈，但得到的答复依然是“叛国投敌”。
     慑于李运昌同志在冀东地区的影响，1993年版的《冀东革命史》，不得不对此做“存异”处理。
     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我们已经认定jjs是抗日的，吴佩孚没当汉奸，怎么高志远企图投靠吴佩孚就成了钢打铁铸的叛国者呢。
     如果说前40年由于d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有问题，改革开放后这30年，就是某些领导的思想意识有问题。他们既没有对此案做深入细致的调查，更没有做深刻公正的研究。唯恐一触此案，给主管领导添了麻烦，自己的乌纱难保。我认为，这是近30年来高案冤情未申的主要背景。

     200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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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远案的时代背景和冤不得申的政治思想背景

陈   发

     1939年4月27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司令员肖克）召开公审大会，宣布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犯有“叛国投敌罪”，主要罪证是“企图投靠吴佩孚”。将高志远、李荣久枪毙于涞水县山南村外的娘娘渠，高时年32岁。
     这一案件，从发生之日起，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军政委员会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并且按照司法程序，召开公审大会，有举证，有控诉，合情合理合法。另一种是，高志远企图投靠吴佩孚未成事实，他抗日是坚决的，以投敌叛国罪论处实在冤枉。这个争论一直持续了七十年。本文拟从该案的发生背景和七十年来的政治背景做一分析。
案发背景
     1938年10月8日，“九间房会议”决定冀东抗联西撤平西抗日根据地。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三位正副司令都提出过反对西撤的意见，但因八路军四纵d委坚持错误主张，抗联从维护大局出发，服从了四纵d委的主导决定。在西撤过程中，高志远担当了先锋部队，潮白河一战，高志远本部副司令陈宇环阵亡，副总司令洪麟阁牺牲，李运昌率残部返回冀东，高志远率残部到达平西。高志远残部到达平西时，所部只剩1200余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高志远仍任司令，王仲华任政委，朱其文任政治部主任。冀东抗联与平西八路军并肩战斗，恢复、巩固了以斋堂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2月，平西根据地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编为冀察热挺进军，肖克任司令员，统一指挥平西、冀东、平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冀东抗联部队在冀热察挺进军指挥之下。
     就在冀热察挺进军成立，冀东抗联刚刚到达平西休整之时，中国抗战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1938年10月，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方改变原“速战速决”、“武力征服”的策略，实行“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政策，对gmd正面战场停止战略性进攻，改以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逐渐把军事进攻的重点转向解放区战场。
     1938年11月3日，日本内阁提出所谓“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国策和“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引诱国民政府向日妥协，分化gmd营垒。这一策略对gmd当权集团产生了重大影响，以wjw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加快了对日投降的步伐。12月19日，gmd副总裁、gmd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长wjw从昆明潜往河内，投靠日寇。同期逃往河内的还有wjw夫人陈璧君、gmd中央候补执委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曾仲鸣、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1939年4月中旬，wjw秘回上海，先后与日本首相平沼次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主席汉奸王克敏、华中维新政府主席大汉奸梁鸿志等密谈，达成一系列投靠日本的条约。与此同时，jjs也在日本人策反的目标之内。gmd当局既抗日又妥协的两面性尤为明显，jjs处于抗日投降的两难选择之中。
     在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汉奸王克敏、殷汝耕等频频派人游走于吴佩孚寓所，就连梁鸿志、wjw也派员来策动吴佩孚出山。他们对吴佩孚采取拉拢和威胁的手段，但终未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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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两次跟随高志远除霸

陈维
   
      我叫陈维，又名陈震华，1910年生人，与高志远同村——滦县多余屯（今属滦南县）。高志远原名高翔云，字腾霄，比我大三岁。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只隔两个门口，论辈份，我称呼高志远为叔叔。因为我俩年岁差不多，所以自幼就经常在一起玩，我记得高志远从小就不说谎话、聪明；尽管家里比较富裕，却从来不摆富家子弟的架子、疏财仗义、广交朋友。15岁起就好武练枪，到20岁时他的枪法已是练得百发百中。比如看见天上的飞鸟，他不用瞄准，只把枪一顺，飞鸟即刻落地，这是我们村里的人都亲眼见过的。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北三省之后，1933年1月2日进犯山海关和长城各口，中国山海关驻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当时叫做“长城抗战”，全国都震动了。这时候，驻在唐山的一个军人叫彭祖佑的告诉高志远说：“不能等着当亡国奴，要组织‘义勇军’支援‘长城抗战。’”这个彭祖佑就是吴佩孚部下军官彭寿莘的孙子，彭寿莘过去曾在滦县驻防，当时挺有名望，滦县曾经立过他的全身铜像（后来被日伪毁掉了）。为此，1933年春，志远带着我们几个人到乐亭县汀流河刘冠英处招募了约200人，准备参加“义勇军”，支援“长城抗战。”刘冠英是个医生，在汀流河镇上开医院，为人仗义，早就跟志远相识。当时这部分人的吃喝开销都是志远家的，志远的家眷和洋钱都用马车拉到了汀流河。
这时候，滦县城南司营有个大恶霸刘兰亭，他听到高志远招募“义勇军”的消息后，带领着一伙土匪宣扬要包围我们，缴我们的枪，不让成立“义勇军。”由于刘兰亭是地方上一霸，当时他人多势众，迫于无奈，高志远只得把洋钱按道路远近分发给大伙做路费，遣散回家了。他只身出走，到唐山找彭祖佑。
不久，中国军队何柱国“长城抗战”也失败了，撤到滦河以西驻防，时间不长又向西撤去。于是昌、滦、乐地区就没有中国军队了，而汉奸李际春的队伍又刚刚随日寇由东北进关，还没站稳脚跟，一时也没有力量顾及广大的农村。于是各地土匪乘机四起，老百姓为了保家安身，各村相继成立了联庄会和自卫团。此时恰好我与高志远投奔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未成，在北京（当时叫北平）结识了tg人王仲华，是王仲华向高志远提议：如想抗日，必要抓武装，只要有了队伍，打日本鬼子才算是有了本钱。高志远听从了王仲华的建议，于1933年秋开始组建自卫团。
      我们多余屯和郝庄、大李庄为自卫团的一个队，共有50多人。每人每月可领七块大洋，这些开销都是从地亩税上抽的。志远当时变卖部分家产给自卫团购买枪支，许多绅家富户也出钱买枪，那个时候买一棵枪要花一百二、三十块大洋，枪的来源大多是mg十七年军阀张宗昌的队伍在滦县被打“哗啦”时，流散在民间的。由于志远为人和气，办事公正，枪法又好，所以大家推举他为队长。
      我们这几个庄成立自卫团以前，附近就起了一股tf，头子叫胡宝山，他依仗自己身大力不亏，纠集一伙人为非做歹，经常对临近各村骚扰、绑票，无恶不做，群众恨之入骨。当时，tf头子胡宝山惧怕的就是高志远，扬言说：“只要收拾了高志远，我就谁也不怕了。”为此，他总是在寻找向高志远下手的机会。1933年冬天，高志远的义父袁昆山去世，举行“大开吊”隆重发丧，tf头子胡宝山知道高家与袁家世代相好，志远又是个讲“忠孝”的人，必定到老袁家陪灵吊孝，认为这是消灭自卫团的好机会。
      于是，胡宝山向其它f徒说：“袁家办丧事，高志远必定吊孝去，他若不在，只自卫团那几十个人都是庄稼人出身，根本不值得一打，咱们先围住他们的‘团局子’（指队部），再抢他们的枪。”这话被大郝庄的团丁知道了，急忙到多余屯报告，高志远一听就立即召集人马，傍晚包围了还在小郝庄开会的胡宝山一伙tf，并将 他们活捉。
      当时胡宝山一听高志远带人围住了村子，心想真要用枪打，他自己肯定不是高志远的对手，所以就跑到郝庄一个叫王章的老爷子家的炕洞里猫了起来，并叮嘱王章老爷子不要走漏风声，一旦走漏了风声，只要他胡宝山有一口气在就绝饶不了王章老爷子，说要是躲过这一劫的话，将来重重有赏。于是王章老爷子就按胡宝山的吩咐，把炕席盖好，屋里屋外，炕上炕下无一处破绽。
      因为别的tf没啥太大的罪行，逮住后他们表示往后要改恶从善再也不办坏事了，所以高志远就把他们放了，只是土匪头子胡宝山没逮住。高志远判断胡宝山不可能出村，恰好有人报告说看见胡宝山往王章老爷子家去着。于是志远就带我们几个人到王章老爷子家里去搜，一进王章老爷子家屋，志远就问：“胡宝山没来呀？”王章老爷子一边回答：“胡宝山没来，根本就没来过家里。”一边用手指炕洞里。结果高志远把王章老爷子叫到外边说：“没你的事了，我们自个儿搜查！”说着高志远走到炕沿边上猛的一掀炕席就发现了胡宝山，志远用枪逼着胡宝山说：“出来，你要不出来我毙了你！”胡宝山早已吓傻了，像筛糠似的哆哆嗦嗦的，一听让出来，就乖乖的举起双手出来了。
      我们先把tf头子胡宝山押往多余屯大庙里——自卫团队部所在地，计划第二天送往马城区公所或是县里。志远让我们大伙儿先核计一下，有人提议说：“送上去不把握，胡宝山这几年发了大财，他们家人拿钱上下活动一下，还不是赎出来？汉奸头子刘佐周正需要这样人呢。还不如及早除了他，免除后患。”我们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于是当天夜里，我们说押送他走，我牵着捆胡宝山的绳子，故意把绳子留个活扣，我记得那天晚上是个月亮地，志远他们把胡宝山押到村北，说把他送往马城区公所。走了不一会儿，志远示意我把捆着胡宝山绳子的活扣儿抽开，我心领神会假装摔了一跤，手往下一扑，拽胡宝山的绳子也随着开了扣儿，胡宝山撒丫子就跑，等跑出去老远了，志远就照胡宝山开了一枪。
胡宝山当场毙命，死时三十多岁，高志远二十六岁，我二十三岁。除掉了胡宝山，马城三区及附近邻村的乡亲们可乐坏了，都奔走相告说高志远积了大德，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铲除了一大祸害，从此马城三区一带就安定多了。这是我第一次跟随高志远除霸，时间是1933年的冬天。
-----摘自陈维的文章《我两次跟随高志远除霸》

第二次跟随高志远除霸就是除掉刘兰亭。刘兰亭是滦县小司营人，大约比我们大二十多岁。刘兰亭这个家伙跟胡宝山可大不一样。胡宝山不过是趁着天下大乱发黑财，他的手段是绑票、讹人、抢东西。刘兰亭也“绑票”，手也黑；但他政治上野心大得很，他投靠大汉奸“救国军”驻滦战区汉奸头子刘佐周，拉起一拨队伍，也打出了“忠义救国军”的旗号，滦县城南至沿海一带的地痞、土匪聚在他的名下，抢男霸女，搞得人家死去活来，啥横事都干，早就在我们家乡一带留下了民愤。后来，刘兰亭为了收钱，还搞了个很大很大的赌博，起名子叫“说会”，共37门。收买了不少地痞、流氓为他在方圆数十里以内“跑风。”谁想“着会”，就把钱交给“跑风”的，并且说明自己赌哪一门，然后据说就可以赢钱了。
      “跑风”的能说会道，把很多人都说转了，也都败了家。我父亲本是个过日子的老实庄稼人，省吃俭用的没乱花过一分钱，我们庄里有个人让刘兰亭收买了，给他“跑风”，我父亲经不住这个人的宣传，也花钱“着”了“会”，一回没赢，下回还“着”，就这么败了家。当时有个顺口溜“着会好，着会好，先当裤子后卖袄。”老百姓恨得没法，刘兰亭还嫌发财慢，竟公然从民户掏人（绑票）当“人质”，让被掏的户用重金往回赎人。
      有一天夜里，马城东南二里多地的兴旺庄枪响的很厉害，第二天一早我就听说刘兰亭抢走了人，留下了话：“要钱别要命，要命得花钱，如果想要人，就拿钱去赎。”当地的老百姓纷纷找自卫团告状，并且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刘兰亭离这儿不过十来里地，就这么手黑，连个兔子都不如，你们要是不除掉他，还叫啥自卫团呢？”志远听了很生气，联想到刘兰亭于1933年就曾仗势解散过我们成立的“义勇军”，更为气愤，于是高志远决定除掉刘兰亭这个大恶霸。
      除掉刘兰亭的日子是1934年旧历七月初七。在这之前，因刘兰亭势力大，又有大汉奸刘佐周撑腰，所以要除掉他可不是容易的事。为此，志远带着我在小司营附近侦察了四、五次，都是在吃完晚饭后走十几里，来到小司营村边的铁石山下，访刘兰亭的行踪。然后我们就住在田疃于仓家，于仓是志远的大姐夫。我们摸清了刘兰亭白天总在铁石山上“说会”聚赌，晚上有时回家，所以说我们每次都要顺着铁石山的山坡道来回观察。
      那时候，刘兰亭也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好，名声臭，而高志远的人品好，深得人心。所以刘兰亭总想与高志远接头（拉关系），消除以前的“结子”，还想拉拢住高志远，别跟他为仇做对，因此经常捎信让高志远我们去做客。志远我们一开始是不理他，后来一想不如来个将计就计，利用这个机会除掉他。当时，志远跟我商量一下，拿定了主意，但别人不知道。
      我记得除掉刘兰亭的那天是马城集日，上午高志远带我们几十个自卫团的人去赶集。中午，志远跟大伙儿说：“咱们到司营办点事儿。”于是，大家就都跟着来了，到了大司营的东南方向就停下了，志远与东坨子的杨万昌说：“我和陈维先进庄里去，你带大家在庄稼地里猫着，如果我们发生了意外，你们就赶紧接应。”说完我就随志远去了铁石山下的小司营，一直走进了刘兰亭家的大院。刘兰亭恰好在家，他一见我们俩又惊又喜，因为七请八请总算把高志远请到家里来了，而且只来了两个人，于是他非常放心。他把我们让进屋，志远顺势把双枪摘下来随便往柜上一扔，刘兰亭此时更加安心了，他们俩就攀谈起来。一边说一边互相摆弄对方的枪，有时拆下来，有时又装上，越啦越近乎。随即刘兰亭命家人准备了酒菜。我清楚的记得酒席是摆在刘家的东正房屋里，炕上放的是八仙桌子，刘兰亭坐在西南角，志远坐在东面，我坐在东北角。
      刘兰亭一边吃饭一边向高志远表示歉意：“以前有对不住兄弟的地方，别计较啊，今后咱们还要多联系，互相关照着点儿。”高志远问：“听说你们这儿‘着会’盛行，四乡百姓都有怨言，你看咋办哪？”刘兰亭推脱说：“那都是下边的人干的，小小赌博，以后改了，不让下边的人再干就是了！”吃饭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吃完了，我们说走，刘兰亭一边挽留，一边下炕穿鞋，就在刘弯腰提鞋的时候，志远从怀里掏出第三棵枪，“叭”的照刘兰亭头部打了一颗子弹，我怕他不死，从刘兰亭的后腰又补了一枪，大恶霸刘兰亭一命归西。

当时刘家的西正房屋和厢房屋有六七个刘兰亭的保镖的，高志远双手握枪抢先守住正房东屋门口大喝一声：“我们今儿个是专找刘兰亭算帐来的，跟别人无关。是朋友的走开，是冤家的就上来！”刘兰亭那几个保镖的一个也没敢出来，院里院外一片静悄悄的，高志远我们俩就扬长而去，顺势我还把刘兰亭屋门旮旯放着的那棵小马枪也带出来了。不一会儿我俩到了大司营庄东南汇合了那几十个猫在庄稼地里的弟兄们，简要讲了打死刘兰亭的经过，顺公路回到了多余屯自卫团队部。
      高志远刺杀刘兰亭事件很快轰动了全县，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加上以前除掉的胡宝山，百姓们都说高志远给滦县除了两个大“镇物”，大祸害。过去地方上有不少趁乱打劫的、绑票截道的、欺行霸市的、强占民女的，一时都受到了震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就连倴城胡各庄一带的tf头子也不得不把队伍解散了。
      民国24年旧历七月初六（按公历为1935年8月4日），高志远在我们村陈国武的配合下，只身潜入滦县火车站刺杀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重要人物——伪保安队驻滦战区总队长大汉奸刘佐周，其间高志远使用的那两颗日本香瓜式手榴弹还是我从抚宁搞来送给他的。高志远刺杀大汉奸刘佐周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冀东乃至华北各地，天津《冀世报》、《大公报》等报刊纷纷报道。从此高志远声名大振，成了传奇式人物，gg两d抗日爱国人士不断寻访高志远。1937年9月高志远应邀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第一次“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会议，并当选为领导成员之一，1938年5月高志远在第二次“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会议上当选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司令员。在tg员王仲华（原名董毓华、北平一二·九学生yd领袖）的协助之下，高志远带领我们于1938年7月9日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bd，率领我们征战冀东各县。

1989年7月8日-----摘自陈     维的文章《我两次跟随高志远除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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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问题的探讨

原tg滦南县委d史办主任         田益廷


按：田益廷，笔名浩然，河北省滦南县新庄子村人。生于1930年2月，1948年中学时代即投身革命，1949年唐山建国学院毕业，同年秋加入中国tg。1958年任秦皇岛日报社记者、编辑，1960年调任秦皇岛广播电台办公室主任、副台长，1961年至1979年历任tg唐山地委秘书、tg乐亭县委秘书、tg滦南县委秘书，1980年任tg滦南县委d史办公室主任、tg唐山市委d史学会理事。于1986年1月离休。

一、高志远其人其事
             立志报国           破产御侮
             高志远，原名高翔云，字腾霄。1907年6月生于滦县三区马城镇多余屯村（今属滦南县）。其父高贵，拥有耕地198亩，是个富贵之家。高志远幼年读过6年私塾。弃学后，他在劳动之余喜欢玩枪打鸟。20岁时，即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有“举枪飞鸟落，枪顺逃兔亡”之功。仅玩枪一事，在马城、长凝一带颇有名气。
             青年时期的高志远，不仅喜欢玩枪，而且善于勤学好问，求知性很强。他在漫长的生活和处世过程中逐渐养成了遵德重义、善结良友、扶贫济困、见义勇为的好思想和强不惧、弱不欺的独特性格。与高志远同龄之人都赞誉高是个“懂礼义、知廉耻、有志气、有胆量、生死不怕”的硬汉子。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九·一八”事变后，高志远强烈的爱国思想与日俱增，时时刻刻关注着祖国的安危。他认为，“国人必先爱国。国家有难，必须救国，这才是真正爱国”。从此，“爱国”二字便成了他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柱.

民团、联庄会起义始末
             日本侵入冀东后，成立了两个战区，冀东西部为蓟密区，东部为滦榆区。随日军进关的大汉奸刘佐周当上了滦榆区保安总队长，总队部驻滦县。
             刘佐周，辽宁凤城人，是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毕业生，分配到东北军中任下级军官。1932年春投靠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汉奸。刘佐周任保安总队队长后，见到昌、滦、乐三县民团实力雄厚，便一心想把民团大权抓到手，以扩充他的汉奸队伍。于是，便选派他的亲信、爪牙到各地民团任副职或教练官，一旦时机成熟，将民团取而代之，实现他“一统天下”的美梦。
             高志远洞察力很强，早已识破了刘佐周妄想吞并民团的阴谋，坚决不服收编，不当日本侵略者帮凶。高志远、陈宇寰等民团首领奋起反抗。
             1935年2月19日，高、陈等人共同商议：定于21日将民团、联庄会成员全部拉到奔城。宣布起义，开到山区打游击。这天下午，高志远先发动马城民团举事，并把刘佐周派来的一名教练官绑押到奔城。当晚，陈宇寰率300名“联庄会”成员，与马城民团会师于奔城中大街。会师后，将刘佐周派驻到奔城的督察处和警特队全部缴械，活捉了督察处长李拱之。
             刘佐周得知马城民团起义和李拱之被活捉的消息，大吃一惊。遂派其叔“刘三阎王”率300余骑兵追剿起义民团。对此，高志远、陈宇寰早有准备，他们把起义队伍埋伏在古城之下，正当“刘三阎王”的马队尖兵刚一接近牛东庄石桥时，就被起义民团打得人仰马翻，后边的骑兵见状，拨马而逃。起义民团初战获胜。
             打退了“刘三阎王”的骑兵队伍，高志远带着民团队伍回到奔城中大街，他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现在我宣布民团起义了，明天就要开到路北山区打游击。起义的目的是消灭汉奸、日寇”。高志远并对李拱之等俘虏官兵们说：“我姓高的为人豪爽、礼义为先，我们起义民团，一不要你们的枪，二不要你们的人，现在我决定马上放你们回去，奉劝你们回去后不要为刘佐周卖命了，要走光明正大之路。并请各位替我给刘佐周捎个口信，告诉他不要当汉奸了，再当汉奸没有好下场”。俘虏们回去后，将高志远说的这翻话，一字一板地向刘佐周作了汇报。
             刘佐周一听，勃然大怒，立即率兵千余，急驰奔城，围剿起义民团队伍。在古城之下，双方激战多时，终因起义民团弱不抵强，南撤沿海，疏散他乡。高志远、陈宇寰带着部分民团骨干潜于沿海渔村李八廒，不久，高、陈二人转赴天津、北平等地潜伏。
这次起义虽未成功，但却沉重地打击了刘佐周的嚣张气焰，粉碎他妄想吞并昌、滦、乐三县民团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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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高志远课题的几个片段

唐向荣

        1995年1月，我将《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叛国案”考实》一文呈送中国史学会审阅，历经诸般风险之后，2003年底答复：“此文在立场、胆识和治学方法上均得到肯定”。问我有无补正，我回答：没有，只是建议标题前面添加一个正标题《让六十五年的沉冤者与我们共享盛世中华》。2004年2月19日回信同意，并告知：
        “鉴于该文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拟全文刊入为迎接建国55周年而编辑的大型历史文献巨著《盛世中华·功臣谱》中……”
        如今，又过了五年，高司令的家乡也将编印专集并收录了该文。这是党心民心的体现，是实事求是的回归。
回望风雨，太长，写几个片段。

一、1948年:初闻高志远
        1948年农历四月十八，我家由锦州逃难回到滦县城南李兴庄老家。腊月滦县解放，接着操办土改，西邻李增富大伯任“财粮”（类似会计），实际早已是秘密党支部书记，他发展我父亲入党，“组织公开”以后，李增富专任书记（后任县委档案馆长），我父亲任“财粮”。有一天，大伯带着区委书记爱群同志找我父亲，似乎是研究什么统计数字。当时我7岁，正按父母所嘱“写做”（把父亲写好的字帖放在毛头纸下边，在纸上做写毛笔字，叫“写做”）。他们谈得很热烈。这时，在我家南院操练的民兵们忽然比赛唱歌，其中有一句是：
        “李运昌带大队十一二三团……”
        李增富大伯一听，就说：“李运昌带三团三千多人就这么受尊敬，高志远是20万人大暴动的领袖，他要不出事，该多受尊敬啊！他咋就叛变咧呢！”区委书记爱群原籍不远的柴各庄，这一带都曾是抗联范围，他说：“咱们仨都是党员，党员不能乱说话，可党员又得说实话，要不咱们咋共事呢！我说句话撂在这儿：老高这案子早晚得甄别、纠正过来！高司令也是人，人就兴犯错误；他啥错误都可能犯，唯独不能犯‘叛变’的错误！因为啥？因为不可能！好比一匹马，再犯错误，它也不能跑到树上去！……”他越说越激动，突又戛然而止，小声说：“这话哪儿说哪儿了，啊！”又摸摸我脑袋：“大小子，刚才的话不兴你说，记住！”
其实我根本听不懂，只是后来父亲多次与人讲述这件事，我就记住了，也渐渐明白事情的严重性。这就是我接触高案课题的开始。

二、1958年：宋局长的嘱咐
        1958年我在滦县一中上学时，爱群同志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到一中任书记，由于父辈相熟，我又任校刊主编，列席支部会和校务会，所以与他接触比较多。一天我看到一本杂志有一篇李运昌同志访问记，称他曾任冀东抗联司令，我拿给他看，他沉吟一时，说：“反常。冀东抗联司令是高志远，不是李运昌。当时国共合作，领导冀东抗联的是华北自卫委员会，王仲华（董毓华）、高志远、洪麟阁都是委员，李运昌不是委员，咋能当司令呢！李运昌是副司令，副司令已经很伟大了！大小子，你当校刊主编，将来应该是拿笔的文化人；你记住：篡改历史，赶时溜髦，这样的文化人最不值钱！”
        当年，省委布置“歌颂大跃进，回忆革命史”写作运动，县里指定一些人为老同志写回忆录，给我定的是县兵役局（武装部）长宋春山同志，他是一位传奇英雄，也很健谈。1958年5月我第一次去座谈，他从20万人抗日暴动谈起，自然要讲高志远。一讲高志远，他就眉飞色舞沉浸其中，滔滔三个半小时，我记了一大本。居然全是高志远，没有他自己一个字。
        回校向爱书记汇报了这个情况，他说：“这可不中！这是不能写的！把记录给我，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收回吧。”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又去，宋局长正拿着那本记录。他说：“你们爱书记让我收回，我琢磨不收回，还是交你保存！我修改了几处，都是人名地名，其余都对。只是有一条：现在千万别写，一个字也不能写！不过我敢说：总有一天要大写特写冀东抗联与高志远！我已经在后面签了字，表示我完全负责，你收好吧！”
        他双手交我，一脸严肃；我也双手接过。本页果然有他写的三行字：
        “以上是我现场座谈所讲，由唐向荣同学记录。情况属实，有几处小修改”
                                                             宋春山      1958.5.17
字写得不怎么好，但一笔一划很认真。



四、1993年：萧克将军邀见
        1993年春，接萧克将军办公室电话，说将军看了辛亥滦州起义研究的报道，很关心，想见见你，请您来一趟。
        见面后，萧克同志详细询问了孙中山李大钊相关新发现的细节。然后讲：他现任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以后为筹建纪念馆，还曾邀见两次。
        见面多了，说话就随便了。1939年萧克同志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驻平西涞水县山南村，高志远一案就是由萧将军处置的。第二次邀见结束我就提出此事。他听了，显得十分疲惫，低头，合眼，没力气地说：“当时，不杀也可以，杀也就杀了。”我说：“可这件事影响太大。20万人bd，每人按5名家属，当时就牵涉100万人；经过半个多世纪，人就更多了。心不平则鸣，民心不可违呀。我认为那是特殊环境下的紧急处置，可以理解，但事后总该有个善后。”萧克说：“你讲‘特殊环境下’，这五个字提得很对。不过，今天不说这个，还是说说滦州起义纪念馆的奠基，那是大事！”
萧克主办《炎黄春秋》杂志，一再强调“秉笔直书”，高案的研考是秉承这一原则的。

     五、1994年：李运昌同志交谈
        1994年秋晨，县委办公室电话：老一辈革命家李运昌同志给辛亥滦州起义纪念馆题了词，要见见你，正在宾馆的房间等你。
        我就去了。李老面色红润，对起义研究倍加鼓励。又说：“研究滦州起义，两岸欢迎，千秋不朽，多好啊！可有些人净整外国溜的，整什么高志远平反，没事找事儿！”我说：“李老，跟你说实话，我也曾研究过高志远课题。他是统战人物，政协‘文史办’是无法回避的！”李老立即追上一句：“无法回避也得回避！你有个过硬的理由：我是滦州起义研究会主管副会长，别的顾不上嘛——昨天下午的会你参加啦？（是李老召集各有关单位数十人讲高案不能动），”我说：“参加啦，正有个问题要跟李老请教：你昨天说，处决高志远的时候，您就在现场，亲耳听见高志远认罪伏法；可我过去从史料上看，抗联在西进途中遭到日伪截击，为保存革命实力，您是率部队从潮白河返回了冀东。那么，请教李老：您究竟到没到达平西呢？”李老一笑，说：“咳，我那是随便一说，是让他们死了心别再鼓捣翻案嘛！”
人在建功立业阶段，往往都是唯物主义者；但功成名就之后，就有可能滋长“唯意志论”。毛主席力倡“实事求是”，但晚年却发动“跃进”和“文革”，其心路历程有一定代表性。孔子讲：“及其老矣，戒之在得；”既得的权威影响、心理需求和惯性思维，有可能使人背离实事求是。我们永远敬仰前辈的光辉业绩，纠正失误无损于他们的伟大.

       六、1997年：曾司令员的训斥与痛哭
        1997年大年初一晨6点，电话铃声骤响，是开封空军干休所的曾宪奎老人打来的。他原籍滦县张各庄，曾是高志远的勤务兵，以后北战南征，任广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副司令员，离休后在开封安度晚年，但他的晚年并不心安，原因是“高案”一直是禁区，他无处申诉。1994年听家人讲我治史经历，就给我打电话，说南下的几十位老同志都为高司令鸣不平，让我去开封，他们有重要第一手材料面交。我被前辈的赤诚正义所感，就答应了。
        但事后我这里连遭坎坷，一没经费，二没时间，无法前往，致使老人在大年初一就在电话里大声训斥：“你不是挺耿直吗？你不是心肠热吗？你不是敢坚持真理吗？怎么三年都不来呀？我们顶小的都七十五啦！你是不是欺负我们不会写呀？”我惭愧透了，想解释一下，就说：“曾司令，是这样，……”不料，曾老立即用极高极高的声音训斥了我一句：
        “别跟我叫曾司令！一听司令这俩字，我心里扎得慌！我们高司令毁了家，舍了命，人家才配得上‘司令’这俩字儿！我一个勤务兵，庄稼孩子，是高司令带出来的，结果，我当了副司令，他连‘人’都没当上，他是被当成叛徒枪崩的呀！现在我在干休所享受着，可他在坟里还顶着‘叛变’的骂名！妈呀，我心里腌得慌啊！……”他在电话里竟呜呜哭了起来，哭得我肝肠如绞，哭得我热血腾流！电话里听得家人在劝他，他声嘶力竭又喊了一句：“向荣啊！我敢举着d章向全世界起誓：我们高司令决没叛变！决没有！”

刘佐周（1907~1935），辽宁省凤城县兰旗乡立新村人。其父刘长新，地痞讼棍出身。刘佐周高中毕业后投考东北陆军讲武堂，因有病被淘汰。其父以重金收买当事人，使其顶替营口考生刘炳禄而被录取。学习期间，刘佐周受到日本教官是永的赏识，从纨绔子弟堕落成一个叛国叛族的汉奸奴才。讲武堂毕业后，被是永 推荐为讲武堂教官，后又出任伪汉奸李寿山“ 大同部队”参谋长及东边道镇守使。期间，与侵华日军合围邓铁梅、苗可秀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自卫军”。1933年5月，日军进犯冀东地区，为配合汉奸殷汝耕组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经是永推荐刘佐周招募河北省战区保安队，授于少将军衔。刘佐周通过种种手段，瓦解东北抗日队伍，使一些人叛变投敌。后又招募各地匪徒2000余人，组成保安队第三总队，刘为总队长，由日本关东军供给弹药、武器、服装。该部于1933年分两批由凤城进入滦县，成为日军侵略冀东地区的第一支汉奸队伍。刘佐周进驻滦县后，积极效忠日本，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表面却装成正人君子，欺压群众。配合日军大搞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宣传，麻痹群众的民族意识。他还令各学校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学习日文、日语。并且，利用各种手段瓦解具有民族意识和抗日倾向的各民团组织，从而，遭到各区民团的反对。三区（马城）民团团长高志远率先起义，扣押捆绑了刘佐周派入该团队军教官，刘佐周恼羞成怒，率队镇压该民团，将高家洗劫一空，高志远被迫逃亡。1935年8月4日，高志远化妆成厨师，混入滦县车站，从伪滦榆专员公署开会回来的刘佐周刚下下火车，即被高志远开枪射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可是身为抗日联军副司令的李某某却极力反对宋司令的意见，他说：“高志远这个人得罪不的，他枪法准又心狠手辣。昔日刘佐周如何，威风八面卫队随从无数，还不是被他高志远刺杀了吗？咱们如果把高志远放回去，就等于放虎归山，后果不堪设想！”

糊涂了吧，李当时在平西吗？

我们冀东文坛有个无耻文人----阎瑞庚，在1990年前后秉承其主子李运昌的旨意写了一部《冀东大暴动》的长篇小说。几十万字的长篇里，除了大肆吹捧其主子外，还大肆污蔑抗日民族英雄----高志远，其恶毒语言达上百处之多，简直无以复加，可恶至极！！甚至连老一辈革命家宋时轮、邓华及王仲华、洪麟阁、陈宇寰等为国捐躯的先烈们也予以贬低，阎瑞赓的出发点就是把李运昌高、大、全的形象突出出来，俨然一个救世主！！也许阎瑞赓得到了李运昌的什么好处？不然的话阎瑞赓为何如此不遗余力的无限量的吹捧李运昌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也许 阎瑞赓是出于对李运昌的敬仰？！从而达到盲从的地步？！李运昌说啥就写啥？！要是这样的话，阎瑞赓还要重新把冀东大暴动的历史认真、系统的加以研究、分析。对自己的作品重新改写，从而达到传世之作的目的。

1939年4月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根据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的秘书陈飞（陈绍昌）揭发高志远有与军阀吴佩孚私通书信的问题，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就召集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冀东抗日联军领导全体会议，主要讨论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的处理问题。李运昌当时是冀东抗联副总司令必须参加此次会议，所以李运昌和李楚离及丁振军化妆到了平西专程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和政委邓华及冀东抗联政委王仲华极力主张让高志远到延安学习去，而李运昌却说出了：“高志远这个人得罪不的，他枪法准又心狠手辣。昔日刘佐周如何，威风八面卫队随从无数，还不是被他高志远刺杀了吗？咱们如果把高志远放回去，就等于放虎归山，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肖克未经请示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情况下擅自将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错误的处决了！！从而酿成了冀东第一大冤案！！！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撰者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编研室师职研究员张宝仓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撰写军事卷冀东大暴动条目时，不可避免的要提到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由于冀东大暴动的条目是李运昌撰写的，涉及到高志远叛变的问题，编撰者经请示中央军委的领导得到的答复是：1939年处理高志远案时有分歧，现在仍有争议，故把该条目缩短到600字左右，参加冀东大暴动的领导者高志远、陈宇寰、洪麟阁、杨十三等非党人士均未写入释文只在备注中做以说明。由此可见，高志远的问题，中央高层一直存有争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曾有人提到为高志远平反昭雪时，肖克、李运昌坚决不同意。当时碍于肖克、李运昌的面子【因为肖克1939年处理高志远时过激，曾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批评，而后肖克始终没受到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的重用，毛泽东曾评价肖克：“肖克这个人政治上一贯不正派。”李运昌也屡屡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批评，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说过：“李运昌这个人不堪大任，只可利用，不可重用”】只好待肖克、李运昌百年之后再提为高志远平反昭雪之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关领导对高志远的后人说：“刘少奇的平反昭雪只有待毛泽东去世之后才得以解决，高志远的问题与刘少奇的问题大同小异，所以说只有待肖克和李运昌去世之后才能解决，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就是如此.........”如今肖克、李运昌均已与同一天去世，高志远的平反昭雪工作才刚刚启动。

来自日本的材料
       
        本年8月4日[指1935年8月4日]，战区保安总队长刘佐周被暗杀，唐山守备队队长温井亲光少佐也负伤，因追查滦州事件责任，北平市长袁良辞职。11月16日，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调任北平市长，肖振瀛为察哈尔省主席。
                               
注：摘自《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田淇之 译，宋绍柏、郭 林 校。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