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文亚：饿国纪事三篇【转帖】

小菜一碟

作者小序：我写的《饿国纪事》，是“三年困难时期”（一个固定词组）的事——似乎很遥远了。我母亲爱把“饿着肚子”说成“饿着锅”。锅还饿着呢，肚子可想了。于是我就用了“饿国”。全国性的大饥馑，也可以说是“饿国”吧，既谐其音，又取其义。“纪事”也者，自是实事。


【来源：施老师新浪博客酸风眸子】

老  娘  子

           ——饿国纪事之一

人自张惶地自荒，

不知何处觅食粮。

如刀香气炊烟里，

畜内何方唤老娘？

    整个1959年冬天的白天，我都是在村外的白薯地里度过的，我的足迹踏遍了村东、村南、村西、村北。所以这样说，是按照时间、空间转换的，最后，我把精力集中于村北。现在想来，那滋味只有宋朝词人李清照最为理解，不然她怎能写得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来呢？我深以她为知音。当然那时我俩所愁苦的对象不同：她是因为精神空虚闹的，我是因为肚子空虚闹的，她是形而上的，我是形而下的。

    那时我需要每天清晨5点钟就去公社的猪圈——“抢”猪。这就是那时候开发出来的猪的“特异功能”：它们的鼻子像探雷器一样灵敏。无非探雷器是探测地雷，而我们是用它们去“探测”冻土地下被遗失掉的冻白薯。当时总共还有7头猪，其中3只与我有过关系：一只老花母猪，我叫它“老娘子”，即老太婆的意思。诗中的“老娘”指的就是它。它有一双耷拉着的大耳朵和一个长长的嘴，模样温顺随和；一只小黑猪，我叫它“毛愣子”，它生着一个翘翘的短嘴巴，一幅贼眉鼠眼的样子；还有一只也算是母的花猪——被阉割了的。这只母猪稍有一点膘，而且身手矫健，十分狡猾，故我称之为“膘子”。这3只猪中，寻找白薯最好的应该属“老娘子”。它沉稳，不事张扬，但却百试不爽。只要它在某个垅沟一停，鼻子在那里不停地嗅，那就等于告诉你：此地无银三百两，但肯定会有冻白薯一块。嗅得时间短的且拱得快的是大块白薯，反之是小一点的或是半块的。“老娘子”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脾气好，有不骄不躁的修养。每次它拱到白薯时也有点难以割舍，特别是在那冻土地里，好歹拱出一块白薯的尖尖来，它也颇有当仁不让的气势：加速拱的频率，牙齿同时啃啮着冻白薯。你轰它走时，它用它的头脸使劲地拨拉你的镐头，同进发出低沉的哼叫声，以表示它的不满。那时，你的腿需离镐头远一些，不然，经它一拨拉镐头碰到腿上，是很疼的，尽管你穿着棉裤。不过它哼出的声音，虽然表达着它的情绪，但多比较含蓄，故也可视为忍让和通融。

    那头“毛愣子”则不然。它经常表现出的是毛糙。你侵占了它的劳动果实，它最大限度地发泄出它的不满。而且，由于它可能了解到它最终不是你的对手，所以便一下子跑出老远以示抗议。而且它颇工于心计，表面上毛糙浮躁，实际上很有点城府。为了报复你，它频频传出虚假信息，或者故弄玄虚：把屁股撅起老高，像发现金矿一样激动地拱地，等你把它赶走，用镐好不容易刨开冻土，结果不过是小白薯一块或者竟然什么都没有。如果真的有一块白薯，你轰它走时，它会尖声地叫起来，“杀猪也似的叫声”，《水浒》里有这样的描写，用在“毛愣子”身上就是恰如其分——就像你把它四脚捆上，向着案板抬去准备开刀时一样。在你坚持着用镐头击打它的头脸时，它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一边嚎叫着，一边跑开，跑出老远你还听得到它的呻吟。这种状况一直会持续到它又发现一块可供开发的“薯矿”。

    至于那只“膘子”，简直像某些妙龄少女，中看而不中用。它的两只耳朵小且尖，嘴巴不长不短，身材修长匀称。但它不爱干活，整天像逛庙会的，东走走西看看，把你引得晕头转向，然后它跑得远远的拱白薯吃，使你“镐”长莫及。更重要的是，它的脾气很大，让人不敢小觑。一次它发现一块比较大的白薯，我竟然赶它不走，情急之下我用小镐头打了它的屁股一下，它像受到奇耻大辱，掉头咬住我的小镐头，而且顺势一拧，就将我轮一个跟头。所以自那之后，我尽可能地不同它打交道。

    当时的工作程序是，清晨把猪先抢到家里，给它一点泔水喝，不单有安抚之意，主要的是当时对它们已经无“饲”也无“养”：饲养员已经没东西可“饲”它们了。几头猪实现了从思想到肉体的彻底解放，连口水也没人给喝了。因此我们把它们抢回家中，一方面拿它们当工具寻找白薯，间接地也起到挽救它们的作用，对于后一点并非是欺骗猪们，因为没用很长时间，它们便消逝了，人们只是从村子上空飘浮的肉香得知它们魂归何处了。

    猪喝完水就会自动地走出院子直奔村外的白薯地。我拿起一把小镐头和一个黑灰色有一些红色暗格的破书包跟在猪的后面。到地里后，猪低着头嗅来嗅去，寻找着冻白薯的气息。发现后它会用力地拱那块地方，这时我就毫不客气地将它轰走，这时绝不会有一点协商或讲一点“猪道”的余地。然后我再用小镐头刨，一般来讲猪不会欺骗你——除去“毛愣子”以外。在我奋力地刨开冻土，挖出那块白薯时（这需要几分钟有的十几分钟），它可以找到另一块，它的嘴比我的镐头好用得多。就这样，我们两个在呼啸的北风中其乐融融地度过几小时。1960年的春节这一天，我就是和“老娘子”在村西北的一块白薯地里度过的。那时我已经找不到“毛愣子”和“嫖子”的身影了。我和“老娘子”各得其所：它吃了多半饱，这从它的肚子的形状可以看出；我获得了多半书包的冻白薯。回到家以后，毕竟是过年，母亲为我们准备了可以吃饱的高粱粥，什么菜已不记得了，也不记得我吃了多少碗，总之吃得母亲直瞪眼，生怕撑死我，实际上我仅仅是吃饱，却没有吃够。

    哦！我那憨厚的“老娘子”呢？我那漂亮的“膘子”呢？我那只会小题大做的“毛愣子”呢？我们共同拥有的那些日月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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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之 恋
                  ——饿国纪事之二



问君产量有几何？

万顷良田草唱歌。

秸杆暖心诚赖汝，

疗饥籽粒一碗奢。

   

    在拾完白薯的日子里，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扫草籽上。这也是一项十分有意思和有着近似秋天收获喜悦的劳动。此时，野草遍地，如同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这种状况到第二年也没有多少改变。那时的玉米为单一品种，叫“华农四号”。它的籽粒饱满，紫红色的晶莹剔透，像粒粒玛瑙一样。只是它身材矮小，玉米棒如同小香蕉一样。在二尺多高、密不透风的野草中只露出一点稍头，可怜巴巴地像即将沉没在大海之中的船桅。那时满地的野草最多的也只有一种，我母亲告诉我说叫“鸡爪子草”，有的地方管它叫“热草”。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们的学名，实实辜负了它。到了秋天，它抽出一根箭，箭顶分出五至九个叉不等，像伸开的鸡爪子，也像撑起了没有伞面的伞架。每个叉上对称地挤满密密麻麻的草籽，像小猪崽一样头对头地拱着，毛绒绒的，有小米粒大小。到了冬天，草秸已经被人们收走，那时成为社员的主要烧柴。我曾多次用草耙子搂草。那时的草都干透了，用草耙子一搂就下来了。一次，我只用了小半天，就搂了一大垛草。可是却为把它们背回家犯愁：我捆上一大捆，直径两米，可是却背不起来。直到母亲踮着小脚来找我，这才开始了运输。我把两个胳膊插入捆草的绳子里，身体努力后仰，然后猛地往前一弓，母亲在后边一扶，一座小山就稳稳地被我驮起来。母亲在那里捆，我往家里背，直背了19捆。垛在后院里，看着就让人高兴。

    那年头没有庄稼秸杆，然而却有的是草。我母亲好说：“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鸟。”真是这样。没有那些草，冬天烧什么是很成问题的。草秸杆被人们收走了，草籽却散落在地上，最厚的可达四五毫米。我想，这些东西怎么着也比玉米骨头好吃吧？回来就跟母亲说了。母亲说：“你试着弄点来。”我就用苕帚扫了一书包回来。母亲将它淘了几遍，滤去了土，晾干，再上碾子辗细，合着冻白薯、干菜，蒸成团子。由于当时吃的东西少，因此一般来讲是将草籽仁儿和草籽皮，也就是草籽那毛绒绒的外衣是蒸团子的主要成分。它不算好吃，也不香不臭的没滋味。放到嘴里“沙沙”地糙得难以下咽——咽一口，就伸一下脖子。弄不好就噎住。上边不好进，下边也不好出：大便时它不顺顺当当地出来，磨磨蹭蹭，弄得不好还会把肛门拱出血来。后来在学语录时有一段可能是这样的：“枪杆子，笔杆子，搞革命离不开这两杆子。”我就偷偷地把它改成我吃草籽时的感受：“嗓子眼子，屁股眼子，我最怕就就是这两眼子。”当然只是自己编排，连最好的朋友也不能给他说，倘若传扬开去，恐怕我是否还存在都需要大打折扣了。

    我的这个发现，很快被推广开来，地里扫草籽的人越来越多，直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为止。

    扫草籽是一个细致的慢活儿。要备有苕帚，把这些草节草叶裹着的草籽扫在一起；还必须备有箩子，把土筛下去；再有就是筛子，把土坷垃和大一点的草梗留在上面。扫草籽的程序是先把草屑在草茬中用苕帚抠出来堆成一个个堆，然后用筛子先过一遍，再用箩子过一遍，就可以装袋了。到家以后的程序由母亲完成：淘、晾。然后我和母亲去碾子上去轧。

    客观地说，草籽要比其它代食品要好吃得多，而且营养价值也丰富得多。比如带着浓重的汗油味的枕头皮子；用水泡几遍仍苦不堪言的柳树叶子等等。何况我们还吃了一次真正意义的纯粹的草籽粥，我想不是谁都有如此口福。

    那次可能是草籽扫得多了，有二十多斤。我母亲便忽发奇想：将草籽碾成米，那米有长有一毫米，宽不过半毫米，雪白的，像缩小无数倍后的大米。熬出粥来又粘又滑，有一点泥土的香气，到了嘴中还有一点甜丝丝的感觉。我们三口人一人分得一碗，仿佛过了一个年。我母亲一边吃着，一边说着：“奢侈，这就叫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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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食堂
                      ——饿国纪事之三

食物从来民至天，

无食无物自堪怜。

果然尚有公平在，

腹内饥肠也坦然。



    1958年“人民食堂化”时，我吃饭的食堂在原地主贾家的宅院里。两扇大门用白铁皮包着，上面缀满了钉子，由于年深日久而明光锃亮，仍然洋溢着往日的辉煌。门框上的一幅对联十分醒目。上联是：“粗粮细作花样多”，下联是：“吃饱喝好干劲足”。这幅对联挺白，但对得挺有意思。不过，上联也罢，下联也好，都与事实相反。真正“花样多”时，就没有多少粮食了，包括“粗粮”，到1960年，就只有人均0.3市斤粮食，其它叫“瓜菜代”。没有“瓜菜”，就剩下一个“代”了，它们是玉米骨头、玉米皮子、白薯秧子等物。至于“吃饱喝好”云云，只能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干劲足”呢，就近乎胡说了。人们走路还打晃儿，好多人都得了浮肿，哪里还有什么“干劲”？那时我十多岁，正是看见什么字都想念一念，以显示自己认字很多的年龄，所以对我们食堂门口的对联记得很牢。不过，这幅对联远不如那首民谣广为传唱。

一进食堂门，

稀粥两大盆。

盆里照进碗，

碗里照进人。

    人民食堂给我的印象不好，不只是吃不饱，它也不怎么公平。虽然不公平现象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而发现得更多，但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像心灵上结下了厚厚的茧子。而这第一次见到的不公平，却是在这个食堂。它像在我年少的心灵上撒上一把蒺藜，使我想起来就不舒服。

    1959年，麦收时节。那年麦秋贼热，地干得裂纹儿。当时收麦的方式是传统的“拔麦子”。这种拔麦子是绝对的力气活儿，麦地被称为“好汉场”。作为小孩子，我们只有跟着捡麦穗的份儿。那年的上半年，好像还可以吃个七八成饱儿，下半年就变成“八七五”了，就是每人每天平均0.875市斤粮食定量。所以，在拔麦子时大家还有一定的精气神儿，小伙子们一溜排开就像打擂。等拔到地中间时，人们都吆喝起来了。我一看，原来有一个人麦子拔得飞快，很快就超过所有的人，像刮起的一团小旋风。他的两只脚有规律地向前捣动着，两只大手“咔、咔”地把一把把麦子从干硬的土地上拔起来，因为地硬，很多麦子都不是连根拔起，而是从根部用手“割”下来。到了我也能拔麦子时，我才体验到了那种滋味：它需要的不仅是力气，还需要一双铁一样的手。更惹人注意的是，他一边拔着，一边往地上扔着麦个子。就是说，这个人不仅手快，而且还有一手绝活儿,叫 “手出腰儿(音要)”，就是把拔下的麦子托在胳膊上，待到可以捆成一个麦个子的时候，就托着麦子打腰儿，并把麦子捆起来，直到这时麦子才从手上“啪”地一声戳到地上。众人不干活了，地里响起一阵阵“呜啊呜啊”的起哄声。他就是“余三”，一个疯子。当时想：疯子才真正是“干劲足”呢！

    中午到食堂吃饭时，别人连累带饿已经不大说话了，只有余三依然兴致很高，嘴里念念有词：“老贾家拔麦子不用提，黄瓜凉粉鸡蛋鱼。”以后我才明白，这句顺口溜，说的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大地主老贾家即使在麦收这样最累人的时节，都不肯给长工吃肉，你老贾家实在也提不起来了。可是说实话，我在生产队劳动也有十几年，在所有的麦收季节，吃的竟不如老贾家——这也是实情。于是我们一边拔着麦子，一边念着这个顺口溜，那里早已不是讽刺地主老贾家，分明是在嘲弄着自己。

    余三就是这样用筷子击打着海碗，念念有词地排队走向饭口。像战国时期的那位“弹铗而歌”的冯谖，那“不如归去，食无鱼”的侠客风范，与我眼前的余三竟毫无二致。我排在他后边，由于知道他是疯子，尽管他没有殴打小孩子的历史，也有意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天的午餐给拔麦子的青壮劳力每人两块白面发糕，大头菜做的菜汤管够，没有参加拔麦子的青壮劳力和老人妇女儿童是每人一块发糕。

    队长姓郭，一个长着半脸胡须的人，看也不看余三一眼，大声的：“一块！”

    从饭口递出一块发糕，一块发糕2两面。发糕放在余三的海碗里。

    余三翻着眼睛，嘴里哆哆嗦嗦，竟说不出话来了。

    “下一个。”队长叫着。

    “应当我两块。”余三终于说了出来。

    “你没去拔麦子，还想吃拔麦子的饭？”

    “你没见我拔麦子么？大伙还直给我叫好儿呢！”说着，余三向后扭了一下头，我赶紧把头低下，装出一幅什么也没听到的样子。我的后面，那些大人们也无人搭腔。

    “我真的拔麦子去了。”他已经是哀求了。

    “反正我没看见。”队长依然傲慢。

    “我见他拔麦子了！”突然，不知为什么么，我一下子跨出半步，嚷了起来。

    “他拔得最快！”我又补充了一句。我的声音在这个三间一明的餐厅里稚嫩而又尖锐，队长、余三和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疯子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看到他眼里涌出了泪花。可是，我后边的人们仍然保持着缄默。

    只一会儿，队长就缓过神儿来：“你算什么？以我看见为准。站后边去，别影响别人打饭！”

    我又嚷了一句：“你看见的。我看见你也跟着‘呜呼儿’了！”

    队长一下子乐了，指点着我说：“谁的裤裆破了，把你给露出来了，啊？”餐厅里一片笑声。

    “你不讲理！”我咬紧嘴唇，可是眼泪仍然流下来了。

    “我让你他妈的讲理！”他掐住我的后脖颈，一半拎，一半推地把我弄到队伍的最后边。“等着，人们都打完饭再给他！”

    “不讲理！你就是不讲理！”我在排队打饭的最后，一边哭一边嚷。

    队长也不理我，继续站在饭口指挥打饭，根据他的指令，人们领着两块或一块发糕。

    余三领了一块发糕，嘴里念念有词：“日头月亮不能总晌午，日头月亮不能总晌午......”走到我前边，认真地看着我的眼，嘴里发出“喔喔”地哄小孩一样的声音。突然，他掰下少半块，放在我碗里。立起身，怪笑一声：“哈哈！”就把那发糕揉进嘴里，一伸脖儿，咽了。我赶紧把那少半块发糕又放回他的碗里，他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站起来，又一下把它揉进嘴里。然后，就到大盆那里喝汤去了。

    下午的麦地里我再没有发现余三那矫健的身影。在最困难的1960年初，余三就被铁链子捆在一个冷屋中死去了。我记住了那支歌谣：“老贾家拔麦子不用提，黄瓜凉粉鸡蛋鱼。”更记住了那句颇带哲理的谚语：“日头月亮不能总晌午。”

    人民食堂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人民”、“公平”这些模糊的概念，给了我耻辱，更给我以切肤之痛。我胸口连上肚皮有一长条疤，就像一个证明，证明着人民食堂，证明着着我们经历过的大饥馑。

    冬日的清晨。那时，已经可以把饭打回家去吃了。因为母亲患病，于是我和大人们一道到食堂打饭。饭是用被石灰水浸泡过的玉米皮的水和玉米骨头渣滓再掺上一点玉米面熬的，上面浮着几条菜叶。母亲、我和小妹算两个“人份儿”，就是说，母亲一个“人份儿”我和小妹各半个“人份儿”。所以给两马勺——这些早就像口诀一样烂熟于胸，决不会差的。

    我带的是那只褐色粗瓷的盆子，两勺稀汤它就满满的了。汤很稀，也很烫。我用两手捏住盆沿，小心翼翼地提起这个盆。由于力气小，腰不得不弓着，勉强走出食堂大门。食堂门外是一条沟，沟上有一条不足两尺宽的石桥，桥的北面是街道，街道北面是一排人家。我迈着小碎步，好歹走过小桥，可是手酸酸的仿佛再也没有气力了，就把这盆放在小桥对面人家门口的石头上。我想，凭我的力气用两只手提，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提回家的。于是我开始尝试用两条胳膊搂着它，把它抱回家，我为我的聪明暗自高兴。

    我们可以想见一幅画面：冬日的清晨，太阳刚刚冒嘴儿，农村街道上，一个男孩蹒跚地走着，他胸前紧紧搂着一个汤盆，盆里的汤水晃荡着，随着步履的节奏，汤水也外溢着。男孩发现后愈发着急，唯恐汤水烫在手上会不由自主地将盆子扔掉，就将双手向上移了一点，盆口也就开始向里倾斜。他的步子越发踉跄起来，汤水就更多地从盆口向胸前溢出，顺着男孩子的对襟棉袄流进去，流到他搓衣板儿一样的胸脯上。男孩觉得有人在用火烧他的胸脯，开始像是用香火在炙，后来就像胸脯自己在燃烧一样，他的步子也就更加急促，一百多米的路途一口气跑回家。

    我把汤盆放在炕上的时候，眼泪就控制不住了，好像不是因为痛，而是一种隐隐约约的委屈。母亲见状就问我怎么了，我越发抽泣起来。母亲这才发现我胸脯上洒着汤汁，就解开我胸前的钮扣，发现胸脯到肚皮有巴掌大一片已经鼓起来了，像白色的装了水的塑料袋贴在了胸脯上，而且已经破了淌着黄水。母亲见到后一下子把我搂进怀里，她的眼泪滴到了我的头顶上。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母亲流泪。

    从此以后，我的胸脯上留下了手掌一样大小的烫疤。它亮亮的，像一面小镜子。

小菜一碟

以上这些文字被施老师归入“散文随笔”类。它们是文学性的文字，可它们不是历史吗？它们就是历史啊！
十足的“三亲”史料啊！但愿有更多的文学作家和作者投入到历史写作中来。留下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