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在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兴衰史【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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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在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兴衰史




【在中国的汉字情况不用说了，而且中国的不能说，要不会被删帖】



日本

    汉字自唐朝传入日本后，被曾奉为“正政之始”、“经艺之本”，但随幕府至明治起，中国由盛转衰、日本民族意识抬头、和学兴起、西学传入，日本人开始思考汉字的优劣。
   
    新井白石最先提出西方的表音文字，优于中国表意文字。1713年至1715年，他写成《采览异言》及《西洋纪闻》两书，在《纪闻》中说：“字母仅廿余字，贯一切音，文省义广，其妙天下无遗音...汉之文字万有余，非强识之人，不能背诵；且犹有有声无字者，虽云多，有不可尽所，徒费其心力云云。”往后他在《东雅》一书中，进一步批评日人过份使用汉字，令汉、和字主客颠倒。1719年，西川如见亦在《町人囊底拂》批评：“唐土之文字，其数多、甚难，为世界第一。外国之文字亦通达人用万事，无不足。”   
   往后数十年，带有日本民族主义色彩的反汉字声音陆续浮现。从1785年起，本居宣长宣称中国、印度话乃不正之音，有别于由五十音构成的“皇国正音”，这些言论又披上神秘色彩，提出日本本语得自神传。这段期间，日本文化界正争论遣唐使之前，日本上古是否已出现神代文字，以此力证日本文化并非在汉文中孕育，这些争议持续近百年，最后虽然神代文字多视为虚构历史，但反汉学的思潮已漫延。
     连串言论在当时并未引起回响，直至明治时代，这些论说才被视为先知先觉。到了1855年，大庭雪斋翻译《荷兰文语》时，在序中更扬言，日文本是优秀语言，因掺入汉字而被搅乱。


    在废除汉字问题上，日本各派势力的斗争


    假名派（假名也就是现在日文中，大家看不懂的那些面条符号）

       1866年，前岛密透过开成所（今并入东京大学）的负责人松本寿太转奏“汉字御废止之议”，他说：“值此国事多端之秋，大家都在讲求救国之策，我的议论好像有点儿迂远，其实不然。救国之本在于教育，教育应不论贵贱士庶、普及到全体国民。普及教育就需要简便易学的文字、文章。如今使用的汉字、汉文，难学难用，因而学习的人很少。有限的学生，又不得不把少年时代的宝贵光阴耗在认记汉字的音形上。少年时代应该是讲求事理学问的好时光，如今却为学习这种无用的古学而磨钝了精神感性，这实在是件可惜的事。”

        前岛密说，这种想法是来自一位叫威廉的美国传教士，威廉在咸丰年间曾到中国、日本，在中国时看见许多孩子高声朗诵古贤的道理，孩子虽然看不明，却仍死记这些艰深文字。中国本应地大物博，却落得国势萎靡、风俗野蛮、受西洋欺侮，他声称根源正在汉字。来到日本长崎后，威廉氏又指日本人弃用原有假名，转用艰深汉字，“顿觉不可思议”。
     前岛密在该封上书，除了批评汉字“繁杂不便，宇内无二”，但他亦进一步批评日本的崇汉思想，指责日人历来只学四书五经，把日本古籍视为末学，呼吁国民抵制“魔语贼言”，他提出废除汉字救国，改用言文一致的假名。
     不过，前岛密呈上这封公文后，1867年，日本天皇重新接掌朝政，结束幕府时代。1869年5月，前岛密转而向明治政府的集议院呈上《关于语文教育之议》的建议书，再次提出废除汉字；1872年，明治政府公布立西式学校，一年后，前岛密再提出要采用表音文字，制定新文法。（这个前岛密拼命上书，但是没人理他，主要是日本贵族并不喜欢把汉字废除掉）
    1873年，他眼见上议无效，决定直接上书天皇，他与山田敬三、平野荣等人起草《兴国文(日文)废汉字之议》，提出废汉的步骤，包括以两年时间，召集学者，编订文法辞书；继后设立师范学校，为教师提供一年培训；之后派他们到各地推行普及教育。同一年2月15日，他成立启蒙社，发行一份叫“每日片假名新闻”的报纸，强调以假名报道新闻，只有其数字仍以汉字编写。该报于翌年5月停刊。[4][5]（计划最终流产，因为天皇当时自己的诏书也是汉字写的）
      虽然前岛密的思想并无落实，但他1866年主张的“言文一致”，成为日本文化界的主导思想。文字改革者纵然提出不同改革方法，但均认同言文一致。1886年，集高见出版《言文一致》一书，提倡我口写我手，列举大批文例，称为“言文一致体”，进一步掀起“言文一致”运动；继后还有林瓮臣在1900年组成言文一致会。1910年，已有八成出版物用“言文一致体”。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1919年在《国文之将来》就说：“日本维新初年，出版的书多用汉字，到近年，几乎没有不是言文一致的。”     

    结语：虽然假名派的计划没能实现，但是也给日本的文字改革开了头。





罗马字派
1869年，29岁的南部义筹当时在昌平阪学问所修读汉学时，但同时修读过兰学，认为罗马字易学易用，并以文言文发表《修国语论》的论议：“学问之道，西洋诸邦为易，皇国支那为难，而皇国为甚，夫西洋之为学也；唯知二十六之字，解文典之义，则无不可读之书，是其所以为易也，如支那不然，非读数百之书，通于数千之字，则不可，是其所以为难也。”

在崇洋、崇汉心态中，他指“和学”已沦为“歌词之具”，日本会被汉、英、佛（法国）、兰（荷兰）所磨灭；救国最简捷之法，是“假洋字、而脩国语”（以罗马字撰写日语），并大量把西方典籍融入日本语，日后国人必先修国学，而后或汉、或洋，以国学为本；如此，就算用了洋字（罗马字），亦不伤国体

主张罗马字的意见在今天虽然并非主流，但受欧化风潮影响，当时罗马字会的势力较假名会更大，1887年会员人数达6800多人，其中300人是外国人。



转用洋文派

日本人从崇汉走向崇洋思想后，文字改革也走向另一极端：转说英语。其中最著名是日本驻美外代大臣森有礼，1872年他发表公开信，希望以简化英语，变成日本的语言，并批评日语是“无法通用于日本列岛之外的贫乏言语”，应予废除。这封信发给当时不少学者及教育家，其中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以较详细的回复建议，他应先考虑日本国情，并建议用欧洲文字（罗马字）以音标书写日文。

   此人后来经常被日本国内各阶层所责难


  
中间派（仅减少汉字用量，穿插假名于其中，就是现在看到的日文）

各派意见争持不下，由福泽谕吉提出的减少汉字说，成为一种折衷方案。1873年，他编写小学教科书《文字之教》，在序言中指明，虽然汉字难学，但日文已累积不少汉字，难以一下子废取。他认为3000个汉字就可应付日常环境，提出先限制汉字运用，往后时机成熟，就可废除汉字。当时他在自己的教科书中，仅用了802个汉字。

1886年，他的学生矢野文雄继承有关学说，他承认假名虽然易学易懂，但日本八成知识分子都会认为汉字较易辨认，他因此建议只要限制日人采用3000个汉字，就可解决汉字问题。他出任《邮电报知新闻》的主笔后，1887年表明该报除了小说和公告外，只会采用3000个汉字，并在汉字旁标上假名注音。
     

汉字不可废派别
    在一片废汉声音中，反对改革的论说亦不乏于耳。早于前岛密提出改用假名后，明治初年的大臣大久保利通批评，这些支持保留汉字的一大批贵族支持者，他们掌握汉字知识，朝廷上下以至士农工商都要听命他们，若废除汉字，犹如打倒贵族。

   1900年，井上圆了多次发表论说，整理成《汉字不可废论》一书。他质疑假名派或罗马字派忽视日本同音字多，唯有靠汉字才可消减当中的问题，就如“忠、孝”二字，“忠”（チュウ）音可解作丑、纣、诛；“孝”（コウ）音也可以是攻、降、考，西方自古采用表音文字，才得以免除此一问题。他又指日本根本就是汉字之国，不少洋学家只到东京学了三年外语，就可招摇过市，但汉学正因为普遍，汉学家才要饱读诗书。

  他一反其道，认为当时正是汉学带领日本走向维新。支持大政奉还的藤田东湖、佐久间象山、吉思松荫，全都是汉学出身；即使是伊藤博文（这人很厉害，相当于明治时代的孔明，当时日本的二把手），也是以汉学为根，办理洋务。在各众反论中，他把天皇权威、忠君体国与汉字连成一线，并指否定汉学，等同动摇天皇权威。

这种论说触动了日本社会的神经，当时日本天皇的诏敕仍是以汉字书写，文化界虽有部分人士力陈平、片假名或罗马字的好处，但对于诏敕上的汉字一直避免。直至多年后，诏敕与汉字更牵起政治风波，其中最知名为1936年5月9日的平生釟三郎事件。平生釟是二战时日本文部大臣，他在帝国议会贵族院上表示废除汉字，但这一论说引起贵族不满。
  当时日本步入二战，平生釟的废汉论被指有违大东亚共荣圈的任务，而且是否定日本精神。最后，平生宣布收回部分言论，但不久众议院委员深泽丰太郎亦责难平生釟，他被迫当众宣布：“至今为止（废汉字）的主张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还要继续研究。”同一年，多份杂志出现批判废除汉字论的文章。这件事距离前岛密上书《汉字御废止之议》，经已70年，但日本人对应否废汉字，仍未达到共识。

   （所以，日文经历了这些过程后，最终变成了又有汉字，又有假名）




朝鲜   

李氏朝鲜时期，汉字的认识被视为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的界线。李氏朝鲜末期，一部分的韩国民族主义团体开始了训民正音（谚文，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韩国字）的振兴运动，这个振兴运动直到西元1910年8月22日日韩并合后才结束。

在日本统治时代，总督府所颁发的朝鲜教育令规定了一个星期中朝鲜语的教育时数，使之普及。但朝鲜语文并不被当作官方语文或文字。此外，谚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后被禁止使用。

独立后，由于民族主义和脱汉运动的影响，朝鲜对于日治时代汉字的使用与中国古代的册封体制非常不满，汉字被排斥，将谚文提升为国家文字的声音则逐渐高涨。 1948年施行的谚文专属用途法（简称：谚文专用法），是汉字被依法废除的法律依据。法律全文如下：“大韩民国的公文必需使用谚文书写。然而，在过渡期间，可以在谚文后方以括号形式插入汉字”。但公文的定义、过渡期间的定义、施行细则、违反者的罚则皆没有明确规定。法律学家认为此法仅是一项宣示而非法律。

李承晚时代，又施行小学的汉字教育。朴正熙则倾向废止汉字，1970年发表汉字废止宣言。完全废除了普通教育中的汉字教育。但是舆论强烈反对废止汉字，1972年撤回汉字废止宣言，中等学校以及高等学校的科目汉文（即汉字教育）复活。然而，由于汉文被列为选修科目、几乎不需要考试、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实用导致学生对于汉字没有学习动机。另外，韩国又禁止在小学阶段进行汉字教育，私下进行汉字教育的小学老师会因为“不配合国家教育政策”被惩戒、免职等处分。

1980年代中期，韩国的报纸、杂志等，开始逐渐降低汉字的频率。这是因为几乎没接受汉字教育的世代（谚文世代）占了多数，使得使用汉字的出版物无法卖。谚文专用派不是简单地禁用汉字改用谚文，而是采取停止汉字教育以产生一个不认识汉字的世代的“安乐死”战略。实际上，朝鲜语中的汉字只有一个音节，照理来说，谚文不会像日文的平假名一样需要好几个符号以表示汉字，汉字的废止一般认为是可行的。

但是，因为韩语单词之中近六成的单词是汉字词，使用谚文来理解文章脉络是很没效率的。另外，抽象的学术用语不用汉字的话，要做到正确理解是非常困难的。在1990年代后期，完全不识汉字的世代刚刚形成，在自己的切身体验和一连串的讽刺声中，要求汉字复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1998年，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发表汉字复活宣言。这次，在总统的指示下实现了道路标志和火车站（韩国国铁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用汉字标站名）、公共汽车站的汉字并记。但是，由于谚文专用派的抵抗也根深蒂固，希望规定小学的汉字教育为义务教育与年轻人应用汉字于日常生活中的两项诉求并未实现。因此，现在感受到汉字的必要性的韩国国民只能透过付费给汉字补习班来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汉字。

2005年，李在田的死去使得汉字复活运动的力量开始减弱，谚文专用派反扑。同年一月，国语基本法规定公文书的汉字以括号使用，当法律制定后，总统令的力量变得有限。在那之后，汉字混用的法律改为谚文意译，道路标识用汉字也被改为对象是中国人的简体字。公共汽车站的汉字并记也宣告中断。

另一方面，也有韩国人肯定汉字教育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力。如果可以写汉字，那么中国大陆、台湾、日本、新加坡之间即可用笔谈的方法来沟通。丢掉东亚的共同文字“汉字”，就等于是减少国际竞争力。

目前韩国政府已经计划从2011年开始，将汉字学习列入小学正规教育课程。而在民调方面百分之83的韩国家长赞成恢复汉字学习。

无论过程如何，总之现在大家看到韩国字里已经几乎没汉字了，虽然日本改革在前，但是改的最不干净的就是日本，朝鲜改革在后，但是彻彻底底。


越南


汉字是越南封建时代官方的主要采用的文书系统，贵族、知识分子也多使用汉文写作。汉文（文言文）也是古代东亚诸国的共通文书系统，在中国、韩国、日本也同样被使用。然而，它完全由汉字组成，与越南本民族的越南语差异较大，在书面上与越南人的口语上难以达到统一。

随着希望书面表达本民族语言的意识的提升，喃字最晚在13世纪被发明。喃字的出现，完成了越南语书面文同口语的统一，表记越南语的汉喃文也因此出现。汉喃文的出现，加快了越南国语文学的发展，很多优秀的文章也多也汉喃文，如，15世纪的阮廌，他的很多汉喃诗歌至今仍被人们欣赏。越南文学在18世纪迎来了一个高峰，涌现了阮攸的汉喃文著作《金云翘传》以及胡春香的汉喃诗等。由于是用汉喃文写作的，便于越南人理解记忆，这些文学作品在越南民间以口头的形式广泛流传（DeFrancis 1977:44-46）。

另一方面，表记越南本民族语言的汉喃文出现以后，官方的正式文书仍然多沿用汉文。其中的一个例外是胡朝（1400年—1407年）时，汉文被暂时废止，官方启用汉喃文。然而，由于后来的越南第三次北属时代的到来，汉喃文的官方地位被终止。黎朝时，汉喃文成为了社会异见的首选传播媒介，黎朝政府因此在1663年、1718年和1760年颁文禁止汉喃文的使用。汉喃文最后一次被越南官方采用是在西山朝（1788年—1802年）。但在后来的阮朝，汉喃文的官方地位再次被终止。阮朝（1802年—1945年）的初代帝王嘉隆帝阮福映在成为皇帝以前曾支持过喃字和汉喃文的使用，但他掌权后即开始采用汉文（Hannas 1997:83-84）。
19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殖民者开始禁止阮朝官方文书汉文（文言文）的使用，并废除了1915年以及1918年至1919年的科举考试。汉字、汉文地位的降低，也导致了与汉字关系紧密的喃字的地位下降（DeFrancis 1977:179）。在20世纪上半叶，喃字和汉喃文逐渐没落，而法国殖民者推行的拼音化文字国语字和国语字文开始标准化并在越南通行。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正式废除了汉字，使用了称为“国语字”的拼音文字。现在的越南文已经看不出汉字的痕迹了。


新加坡


新加坡仍然使用汉字
新加坡曾进行过汉字简化。新加坡使用的汉字可分为三个时期：

1969年前：使用传承汉字
1969年～1976年：颁布《简体字表》，不同于中国之《汉字简化方案》。
1976年后：全盘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制订之简化字。但在二简字推行时期（1977年，唯以失败告终）并未跟进，免除二简字造成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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