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寻宝逸事：淘宝常有意外时 ——轩主的话：权当故事看，玩玩而已

绣墨轩主人

收藏家寻宝逸事：淘宝常有意外时

2010年11月08日新民晚报

　　近二十年来，民间收藏不断升温，但不少收藏爱好者缺乏必要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遭受不少的挫折。《像他们那样玩收藏》(沈嘉禄著)一书通过国内有成就的22位收藏家的寻宝故事，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样本。他们的经验表明，收藏一事，不能光从经济价值或投资角度刻意追求，更应该着眼于藏品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信息，通过对器物本身的研究，进而对历史与文化进行思考。有了充足的知识储备与平和的心态，才可能发现有价值的宝藏。

　　马未都：似乎是李翰祥的最后托付

　　马未都开始玩收藏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家还没醒过来。清代的官窑瓷碗搁文物商店里，一大摞，十元钱一个，这让他捡了不少便宜。北京南郊有个姓张的老头，专门收农民从乡下背来的各种瓷器，元儿八毛地收进来，加点钱出手。马未都在他那里买了不少东西。一个雍正的民窑盘子，直径一尺，才几十元。一把唐代的越窑执壶，一百元。

　　后来马未都又玩起了古典家具，但那会没有旧货市场。休息天，他跟几个朋友坐车到乡下去淘宝，一进村就找村长，把相关照片给村长看。村长马上就说，这个谁谁家里有，我带你们去。一进老乡家门，果然摆在屋里。谈价钱，成交。当时破旧家具不值几个钱，农民都向往城市里人的生活，盼着将祖上传下来的破旧家具换成那种光鲜的组合式家具。这种“城市化”的趋势给了马未都机会。但是，事情并不那么容易，人对家具是有感情的，老家具记载着生活的印记，日子长了就跟家里的成员一样，舍不得离开它。有一次马未都在一户农民家里看到一对明代的柜子，式样古朴，品相也不差。但家里最年长的爷爷，是个倔老头，怎么也说不通。跟马未都一起去的朋友是个古典家具商人，他有心眼，记下地址：某某县某某村，村口大树下某某家。回北京后写信给老人家的邻居，里面再夹了一封写着自己家里地址的信，说一旦那老头死了，就把那封信寄出，到时候我再来，给你一百元钱。后来他真收到信了：老人死了。马未都和朋友立马赶到乡下，从老人后代手里把那对柜子买回来了。

　　1998年的某一天，香港著名电影导演李翰祥突然打电话给他：“我找你好长时间了，我的那些老家具想不要了，你帮我处理了吧。”

　　那天下午马未都正好有事，双方就约在下午四点以后见面，但因为种种原因，李翰祥到的时候是半夜十二点多了。李导给了他一份清单，上面罗列了十几件有年份的硬木家具，还标了价钱。马未都扫了一眼就说：“行，那咱们谈谈价钱吧。”但李翰祥好像很急，很快就走了。马未都想反正接下来有时间谈价，下家总要还掉一点的，这是古玩界的规矩。谁知，第二天晚报刊登一条消息：“李翰祥猝死”。马未都捧着报纸觉得不可思议：哪个李翰祥？是不是还有一个李翰祥？

　　其实，李翰祥与马未都见了面后，就直奔拍摄场地了，到那儿拍了一个镜头就猝死了。马未都说：“他好像有预感，就把十几件家具交给我了。死后他儿子找我，说既然父亲生前把这些东西都托付给你了，那么这些东西跟你就有缘了。我想这就是缘分吧。我也没法还价了，照单全收，几十万美元是分几次付清的。”

　　后来我在马未都的博物馆里见到一张清代康熙紫檀螭龙三弯腿大画桌，就是李翰祥转让给他的，下料很足，工又很精，包浆很亮，十足的宫廷气派。按照现在的行情起码也得四五千万。

　　赵月汀：新瓷壶换回了一把唐代绞胎壶

　　赵月汀是古陶瓷收藏家，三十年来，为了寻觅古陶瓷，常常不惜倾家荡产。去年6月，赵月汀将自己收藏的108件古陶瓷壶拿出来办了个“百壶珍藏特展”，由于展品精彩，引起了世人瞩目。从新石器时期崧泽文化到南宋年间上下5000年的陶瓷精品，而且窑口齐全，品相完好。

　　特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把二里头文化时期灰陶壶，从外观上考察，陶壶腹下部以三个带有原始生殖崇拜含义的乳状空足稳稳立地，上部是一个人首形，以人首后脑作壶口，突出的小嘴作流，颈部以锯齿状项链作为装饰。壶的正面则是一张人面，锯齿状的鼻子夸张生动，挖空的两个小洞是眼睛，嘴角边还各有几根胡须，栩栩如生。考古学家张忠培教授认为这是“夏朝二里头文化最完整、最精美的古陶壶”。

　　赵月汀的收藏品中还有把唐代黄釉绞胎壶，购得的经历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1989年底，赵月汀在五台山参加全国警卫工作会议，会后他闲逛至附近一个小村子里，临近中午时闻到从老乡家里飘出的饭菜香，凑近一看，一户农民摆好了小桌子要开饭了，桌上搁着的一把油壶引起了他的好奇。打过招呼后，他拿起来一看，嗬，原来是一把黄釉绞胎壶，再看器型，像是唐代风格。可惜在使用过程中，壶盖已失，只剩一个壶身。赵月汀对老乡说：“壶盖没了，这样盛油不卫生嘛，我是画画的，喜欢这把壶的造型，再买一把新的跟你们换如何？”老乡一听脸色发光：有这等好事？欣然同意。

　　赵月汀马上飞奔下山买了一把新瓷壶跟他们交换，又加了一点烟酒钱表示友好。回到机关后一番洗刷，历经千年磨洗的唐壶发出熠熠的光彩，似乎会说话一样。通体施黄釉，深褐色的木纹绞胎展现出奇妙的纹理，自然清晰，生动灵异。后来赵月汀经过查找资料得知，全世界像这样的绞胎唐壶也只有三把，堪为稀世珍宝。

　　孙海芳：从香港追回越窑兵马俑

　　坐落在鲁迅故居附近的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是一家规模较大的民间博物馆，馆长就是以收藏越窑而名扬天下的孙海芳。1997年，孙海芳得知有一个朋友收到两件好东西，但转手卖给了广东人。他估计那人还滞留在浙江境内，就驱车赶到杭州，在华侨饭店的大堂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那人在确定安全之后，才出来见他一面。

　　孙海芳进了客房，对方拿出两件东西给他看，一件是越国开国皇帝允常使用的青铜戈，上面有12个铭文。另一件是拳头大小的青铜鼎，属于春秋晚期。经过讨价还价，以96万元购得。后来孙海芳才知道，对方手里还有一件体量更大的允常戈，铭刻文字更多，最后流到了澳门。为此，孙海芳一直耿耿于怀。

　　后来孙海芳拿这两件宝贝给浙江省考古所专家曹锦炎和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鉴定，两位老前辈一致认为：允常的戈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王权，而且历史信息饱满；那只青铜鼎工艺精美，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最让孙海芳得意的收获是购藏了一套唐代兵马俑。2001年，绍兴某建筑工地发现了一座唐墓，一大批珍贵文物见光后很快“鸟兽散”了。孙海芳得知消息后赶到现场，获悉已经有一批越窑青瓷兵马俑被人卖到了香港。他知道越窑人物俑非常难得，而况数量巨大，就下决心要买回来。

　　他通过关系与那个香港文物商人通了电话，真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几番商量之后，香港商人就将其中18件瓷俑出让给他，但要求他严守秘密，不得将此消息透露出去。因为像他这样身价的古玩商人，将到手的东西再转让给大陆的同行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孙海芳表示理解，遂以250万元成交。

　　此后，孙海芳经常与那人保持联系，增益感情。直至2007年越国文化博物馆开馆在即，孙海芳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一定要将另一部分兵马俑购回，让它们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孙海芳晓以民族大义后，那个商人才同意转让剩余的15件，至此，孙海芳为这组唐代越窑兵马俑砸进去500万元。

　　“有了这套兵马俑，整座博物馆就有了压得住的分量。”孙海芳还说，“来参观的专家一致认为，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没有这样的东西。耿宝昌说了，这远远不是500万的事。过去，国家博物馆将关注点放在宋、元、明、清的官窑上，而事实上，高古陶瓷是极具价值的，现在他们也加强征集和研究了。”

　　张雄雄：白木家具也有非凡价值

　　收藏一事，最诱人、最刺激的就是买卖双方斗智斗勇，拼的是知识与胆量。张雄雄是杂件收藏家，在文房家具收藏上就有多次意外的收获。有一天，张雄雄与一位朋友来到上海西区一家古典家具店，他的朋友喜欢硬木家具，询价后发现这路东西价格高得离谱，这几年楼市有调控，而紫檀、黄花梨、红酸枝等家具似乎一去不回头。正欲怏怏离去，张雄雄突然眼睛一亮，一具榉木香几很委屈地缩在一堆老家具中，几面上压了一块笨重的金砖，下面还塞进了一些不中看的杂物。但即使如此，还能看到香几的四条腿线条挺拔，内翻马蹄足和霸王枨毫发无损，素净的风格足见其本是文房用品。他询价后觉得店主并不当它一回事，就马上击掌敲定。随身带去的现金不多，他就前往银行取钱。店主在他走出门时对张雄雄的朋友说：那位先生大概是刚刚入道的吧，怎么会对白木家具如此感兴趣？而且也不还价。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具榉木香几是从一个名人家中流出来的，不仅器型典雅，而且文化含量也相当丰富，以材质来衡量肯定是低估了它。

　　让张雄雄自豪的还有一件清康熙年间的黑漆底彩绘香几、一件清早期红木香几。前者得来也有故事，四年前他与朋友在北京一家古董店里看到，张雄雄跟朋友说，这是一件山西大户人家仿宫廷的香几，值得收藏，但这位朋友没吭声。回上海后，他一直惦记着这件香几。前不久逮着机会再访北京这家古董店，看到那具黑底彩绘香几还蹲在角落里，于是以四年前原价购得。“看来北京人也没认识到这具香几的历史文化价值。”他说。至于后者，他是在上海一家店里买的，店主刚从外地收来，翻一个倍出手。

　　张雄雄买下后，前脚到家，后脚有一个台湾商人跟来了，愿意加倍请张雄雄转让，张雄雄说：我不是为了钱而玩收藏的。

　　樊建川：一麻袋废纸中拣出了宋子文签名的支票

　　距成都不远的历史文化名镇安仁古镇上，有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但更吸引人的是由樊建川打造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其亮点是抗战文物系列陈列馆，包括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飞虎奇兵馆、不屈战俘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等分馆及抗战老兵手印广场和中国壮士群塑广场。

　　樊建川收藏抗战文物时还在部队当兵，而后考大学、毕业教书，然后从科长干起，最后官拜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就在他“官运亨通”时，居然乌纱帽一掼，“下海”了。然而就在生意越做越大时，他将巨额资金投向了文物收藏，决定以一己之力打造一个抗战博物馆。

　　为了征集抗战文物，他把日本作为收集的重要市场，数渡东瀛，与日本的收藏家争夺藏品，并在日本发展了几十个“线人”为他递送拍卖会和旧货市场 “情报”。在国内，他的消息则更加灵通。2007年7月，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拍卖一批抗日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缴出的机密公文，上面列有113个驻华部队番号等，显然是日军侵华的罪证。拍卖目录刚一寄出，咨询电话一个接一个，海内外买主从四面八方赶到京城。樊建川闻知后，心急火燎，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抗衡海外的富豪们，于是四方打听卖主的地址，让物主开价转让给建川博物馆供陈列展览用。樊建川赶赴北京、天津寻访，终于在拍卖前一天找到卖主，经过一番谈判，樊建川用真情与激情打动了卖主，卖主同意撤拍。而樊建川也以高于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

　　2007年年底，樊建川偶然得知重庆有一收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战前线的支票。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与对方磨蹭，半年后，那收藏家终于将几麻袋的支票打包作价数万元卖给樊建川。运回成都后，樊建川花了好几天对数十万件支票进行鉴别，选出了二十多张“意义非凡的支票”，其中有一张是宋子文的亲笔签名，资金额是357万美元，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天文数！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现在，樊建川成了200万件文物的拥有者，为研究抗日战争史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档案资料。他将这些文物呈现于社会，实现了文物的公共价值，也就是最好的归宿与终极目标——保管、教育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