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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的小学叫初级小学，只四个年级。十几个村子设一个中心小学，离我们村三里路，那里除初级小学外，也有高级小学，就是设有五年级、六年级。到了一九五八年，一切都乱套了，我们村的初级小学也有了五、六年级。学生没经过升入高小的考试，直接升入五年级。学生基础相对于中心小学就差很多。老师跟学生一样，不如中心小学的正规，属于“杂凑儿”。给我们代课的最好的老师，是因病休学的初中生。有时生产队的会计也来应急当老师，一位马老师就是。他教我们数学，讲着讲着，就到“珠算课”去了，他算盘打得好。我们就这样凑合到了五年级。
学生年龄相差也大。我最小，十二岁，最大的是韩老师带来的他们村的两位同学，十八九岁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不属于一个公社的邻村也来了十几名同学，基础多不好，还有个脑瘫的残疾人，年龄也都偏大。这四十多人，老师在时还好些。老师不在，即使是上课时间，也可以吵翻了天。大些的同学常开这样的玩笑：那个年龄最大的同学老捂着一顶全是汗渍的破帽子，有的同学“嗖”地给摘下来，戴在一位女同学头上。那位女同学有十五六岁，长得很秀气。她脸红着把那顶帽子一甩手扔出去了。兴许那帽子经年不洗，有点分量，一下扔到房梁上去了。在哄笑中人们取那顶帽子。我的前桌则在课桌上拿大顶，他可以稳稳地倒立在课桌上十几分钟。于是我们争相效仿，在教室外面练倒立贴墙，墙根儿有一个被我们的脑袋顶出来的窝窝儿。后来，我就看闲书。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敌后武工队》（那时叫《保定外围神八路》）就是上课时看的。老师都是临时的，都不深管。
六年级上学期，来了一个正式的老师。是位女老师，黑灰色的国字脸，细细的向高挑起的眉毛下面是一双细长的经常眯缝着的眼。身材高高大大，走路一摇一摆，两条大辫子也甩来甩去。她来那天，可能校长给她接风了。下午我去得早，见她“哈哈”大笑着，从厨房跑出来，脸是紫棠色，手里攥着个酒瓶子，里边还有少半瓶酒。校长扒着门框跟她嚷着什么。我想，这个女老师差不多是个酒鬼呢。其实，她也是个烟鬼：自卷“锥子棒儿”旱烟也比别人大一号。
上第一节课，她往讲桌后那么一站，眉毛扬着，眼光轻蔑地扫射着我们，许久不出声。然后一回身，在黑板上写了“赵金华”三个大字。字丑，像她这人似的，飞胳膊尥腿。“我叫赵金华！”声音粗哑又干利。说完侧身，用粉笔在她的名字下面划了条线。她用足了力道，粉笔折成三截。“听说你们是个乱班。正对我的撇子儿（胃口），我就爱调理乱班，尤其喜欢跟‘刺儿头’打交道。希望你们谁也别藏着掖着，本事都给我亮出来！”这堂课，没讲课，只训斥，全班同学都被唬得跟小鸡子似的。最后，她语气稍有和缓：“你们就要毕业考初中了。都给我集中精力把学习整上去。咱们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她把这歇后语说差了，应当是“不快也光”。当然爱给老师提意见的我，早被她震住了，只剩下这小小的腹诽。而且这句歇后语，她经常说起，每次我都觉得“唉，又错了。”但却没有给她纠正的愿望。
我们的班风变化得出奇地快。从课堂纪律到作业完成，连坐姿站姿都一改过去的斜腰拉胯。当然我成了她最为得力的干将。时间长了，觉得她一点也不厉害，甚至让人依恋。
六年级下学期，不知哪儿来了一道令儿：我们六年级这个班，迁到中心小学。那里六年级有一个班，学生是全公社各村初级小学毕业考到那里的，当然要比我们学习好。老师姓郑，是抓毕业班的能手。板书漂亮，全班学生的字都随了她了。他们是“六甲班”，我们这“杂凑儿”，自然是“六乙班”。可以感觉到，他们从老师到学生都是瞧不起我们的。赵老师把我叫到宿舍，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得拚一下。”我点头。这种竞争的心理迅速传遍全班，使我们杂凑的六乙班空前团结，士气高涨。到中心小学的第一次考试，我们班虽整体上不如六甲班，但我们几个尖子生的成绩，与他们的尖子生并驾齐驱，我的语文全年级第一，他们班班长数学第一。赵老师非常兴奋，似乎走路摇摆的幅度更大了。那以后，我们整体提速较快，小学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们班。赵老师抓得也更紧了。晚上，我们跑三里路回家吃点饭，再返回学校，每人预备一盏小油灯，在教室里复习，赵老师一直陪着我们，到九点多，我们才回家。
就要出发到县重点中学——车轴山中学考初中了。这天，赵老师把我们五名比较优秀的同学叫到她的宿舍。她很温情，给我们每人倒了碗水，慢慢地说：“你们五个是老师最放心的，考上车轴山中学不在话下。老师这一年来，在你们身上花的心血，你们是知道的。明天你们就出发了。老师不能陪你们去，学校有带队的老师。你们都给我精精神神地拿个录取通知书回来。”说这话时，我看她眼角有了眼花。我低下头，嗓子有点堵。哽咽着说：“老师你放心，，我们不会给老师丢脸。”同学们都纷纷表态。赵老师声音颤抖着说：“老师怎么会不相信你们，老师相信你们的。你们去吧。林孟秦你站一下。”老师情绪稳定下来，嘱咐我带好全班，千万别出什么意外，特别要注意伤啊病的。临走，赵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老师就看你的啦！”我点点头，心里有点悲戚，更多的是神圣的沉重。
当天晚上，我领着全班同学住进十几里外的车轴山中学校，明天就考试了。
然而，一切都颠倒了！
进入考场，我不知怎么的就慌了。语文是我的强项，可是我竟然失去了判断能力。一道十二分的默写《农家》诗的题，我愣是写了《悯农二首》。命题作文，文题两个自选：《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和《学习刘文学》。复习时，年级曾印发过一篇范文，就是《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那是以一个同学作文为主，吸收了几个同学作文中的精华修改成的。可是，我却选择了议论文《学习刘文学》，就是那个少年英雄。至于数学就更不要说了。我不知道怎样走出的教室，怎样回的家。
《农家》，作者颜仁郁。“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这首诗一下子楔进了我的记忆深处，再也抹不掉了。
我们班有八名同学考入车轴山中学和一个外县重点中学，比六甲班少四五名。有近三十名同学考入其它普通中学。
我，名落孙山。
此前我只是开玩笑地填了第二志愿：一个大山里的中学，而那里从不在我们平原招生。我掐断了自己的后路，因为我的眼里，只有车轴山。
同学们的录取通知书都到了，我知道，我的上学梦从此破灭。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也是最为沉重的打击，我甚至把它看作我人生中最让我心灵滴血的耻辱柱。我一个月没有走出我家的院子。也是从那时开始，自卑，就像灰色的影子，亦步亦趋地追随着我的灵魂。
一个月后，听说有个半农半学的农中招考，我带着自暴自弃的心情参考。此处考题我不记得了。但它的难度远超过车轴山中学。然而，我以总分第一名被录取。这个几乎天天下地劳动的只“农”不“中”的中学，一年后也解散了，我就当上了真正的农民。这一年，我十四岁。
我无颜去见赵老师。但是，我越是苦闷，越是想去见赵老师。
那天，在中心小学附近劳动，我偷偷地溜到学校。正上课，校园很清静。到了办公室，隔着竹帘，只见教导主任周老师埋头读着什么。我轻轻地喊了声“报告”，周老师头也不抬地“进来。”我叫了声“周老师”，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哦，林孟秦！有什么事？你不是在车轴山中学么？”我红着脸含糊了一句，就问赵老师在不。周老师说，她调走啦。回她们村教学啦。
我怏怏离开了这个中心小学，从此没有再踏进她半步。
一九七四年底，我们县文化馆正组织一场全县的文艺调演。那是汇演完了搞的调演，都是优秀节目和几个全县最好的文艺宣传队。虽然我的工作主要是创作，但这样大型的活动，文化馆就得全力以赴。演出开始前，我和几个同事台前台后地忙碌。演出开始，我就轻松了，坐在后台帮着督场。演出结束后，正收拾间，听有人叫我。抬头见一男一女站在我面前。
“赵老师！”我手足无措。
赵老师旁边站着的，是她的爱人，商业局的干部。她还在老家教学。
赵老师头发花白了，叼着大烟卷子，嘻嘻哈哈地跟我说：“给我弄几张票，前几排的！”我不停地点着头，忽然想起来，伸手从兜里掏出了一叠入场劵递给她。那时是一票难求的。又说了些什么，不记得了。反正没提考中学的事。
从那以后没见到赵老师。
赵老师在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时遇难了，是一年后听说的。
我有许多亲友在大地震中走了，赵老师的遇难我也没有惊奇，何况是以后听说。但我心里却有点小小的庆幸：我到底见了赵老师一面。而且让她看了几天全县最好的文艺节目，其中有两个节目是我创作的呢。
（2010-3-3）
耿宁推荐理由：相识这两年来，施老师的文字我常读，他每次在博客中更新的散文、小说、杂谈，我都看。这一篇《马老师》尤其打动我。这是一篇经过岁月洗涤和沉淀的作品，马老师，这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可以说是跃然纸上。她抽大烟，喝大酒，写字支楞八叉，在第一次给他们乱班上课时大声喊话。而就是这样一个女老师，作者再现了她内心温情的一面，在女人难见的粗犷里，她爱教育，爱孩子，向他们倾注她的热情，这在她的个性的对比下，显得尤其感人。作者更立体的再现了这个女老师。而她的命运也是悲凉的，唐山大地震，她走了，作者两年后才知道，也并不显得惊奇，这样的结尾就更显得有力量，不过两句，却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情愫。作者是敬佩他的女老师的，他一直觉得辜负了她，所以心有愧疚。女老师最后的出场，描写她的句子也不多，却仍给我们深刻的印象，隔着二十年，她头发斑白了，批着件大衣，依然是男人做派，开朗着大声说话……这篇散文，语言洗练，人物个性鲜明。我们的一生，经历的人是很多的，马老师，是活着与死去的芸芸众生里的一人，若不是作者找到了她，掸去了她身上的尘烟，她也是很平凡的，容易被人混淆和忘掉的。是作者使她变得鲜亮，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就真见着了她。这篇散文是成功的，给人以清晰隽永之感，典型画面可以做成铜版画。而且，这篇文字通篇闪动着灵动的光泽，而这样的功夫，先天的天分占三分之一，后天的修炼占三分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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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0-10-23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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