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越辩越明——关于曹雪芹祖籍论争的新态势【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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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越辩越明——关于曹雪芹祖籍论争的新态势


近年来，在“红学”若干有争议的问题中，曹雪芹祖籍问题的论争恐怕是最热闹的了。1996年6月王畅先生《曹雪芹祖籍考论》一书出版，这是在1980年冯其庸先生《曹雪芹家世新考》出版之后，十六年来仅见的一部探讨曹雪芹祖籍、家世问题的专著。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由于所讨论的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所以在众多的肯定、支持的声音之外，反对、指摘的声音也颇不少。这种争鸣、辩论的态势不仅至今未绝，而且大有愈趋激烈之势，除去一些有份量的文章之外，仅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就又有好几本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出版。1997年12月，李奉佐先生的专著《曹雪芹祖籍铁岭考》由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观点，即认为曹雪芹的辽东祖籍是铁岭，曹雪芹的辽东始祖即是从河北丰润出关的曹端广。这无疑是对王畅先生《曹雪芹祖籍考论》的“丰润说”观点的支持，然而，李奉佐先生在研究中又有自己的新的成果，一是他做了很多实地调查与亲身访谈工作，证明了曹雪芹的辽东祖籍为铁岭城西南四十里的腰堡村；一是他对过去资料中记载的曹振彦（雪芹高祖）“奉天辽阳人”、曹玺（雪芹曾祖）“著籍襄平”以及曹寅的署籍“千山”、“长白”、“三韩”等问题，都作了细致的考证，得出了与以前的红学家们所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以铁岭画家高其佩在《清史稿》中也记为“奉天辽阳人”为例，说明这并非是“祖籍辽阳”的证据；他又以铁岭望族李成梁族孙，著名学才、诗人李锴自署“襄平”人为例，说明襄平非专指辽阳而亦指铁岭；他还以可信的证据证明，曹寅的署籍“三韩”实指铁岭而言。这些新的考证与发现，无疑将推动曹雪芹家世、祖籍研究的前进。李奉佐先生在书中多处引据王畅先生的《曹雪芹祖籍考论》一书，这说明李著是在王著之后的新进展。
刘世德先生的《曹雪芹祖籍辩证》一书，1998年1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这是本主张“辽阳说”、反对“丰润说”的集大成之作，书中列举了曹寅自署“千山曹寅”、曹振彦在方志中记为“奉天辽阳人”，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中记曹氏“著籍襄平”、《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中载入曹锡远一支六世十一人，1923年辽阳出土的孙磐之母曹氏“圹记”、《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等辽阳“三碑”诸种资料，证明曹雪芹祖籍“辽阳说”证据“确凿”、“充分”。而刘著中所罗列的主要“证据”，王畅先生的《曹雪芹祖籍考论》与李奉佐先生的《曹雪芹祖籍铁岭考》中亦均一一予以分析、论证，认为没有一条能够成立，已有的早已尽人皆知的“证据”虽被反复使用、宣传，但多而无当，虽有而若无。至于刘著与王著、李著谁真谁假，谁是谁非，还要请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自行辨识。当然，刘著中还用了不小的篇幅对王著进行了“反批评”，这种不同观点的互相驳辩、论争，对于学术问题的探研当是有益的。
另有冯其庸、杨立宪二先生主编的《曹雪芹祖籍在辽阳》一书，也于1997年7月由辽海出版社出版土字根表论文集的书名就已亮明旗帜：主张“辽阳说”，反对“丰润说”。书中除收入早年发表的“辽阳说”者的文章之外，多篇近作也参与了对王畅先生的《曹雪芹祖籍考论》一书的“批驳”。
两说的观点明显对立，这不一定是坏事，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只要不是挟私泄愤、意气用事、以势压人、口出不逊，而是能够排除非学术因素，以“百家争鸣”的姿态进行真正的学术讨论，对解决观点的分歧当会有益。一个学说，一种观点，只有在论争中才能检验其是否正确、是否科学。至于“定论”，那是要由历史与实践来作出的。

二

“辽阳说”指责“丰润说”：有什么证据说曹锡远是曹端广的后人？根据什么把曹端广与曹锡远连接起来？六世空白呢！不错，“丰润说”认为曹雪芹的上六世祖曹锡远却是从丰润出关到铁岭的曹端广的后人，但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可靠的谱牒资料把他们连接起来，而这正是我们所要研究、考证的问题。当然，如果现在根据可靠记载，已经能够把曹端广与曹锡远连接起来，那曹雪芹祖籍问题不就已经确切无疑地解决了吗？哪里还会有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呢？哪里还会有“证据确凿”的“辽阳说”置喙之地呢？其实，像“丰润说”中的这种“弱点”在“辽阳说”中不是也更多地存在着吗？《五庆堂谱》中被硬行安排在“三房”曹智系下的曹锡远（及其一支），距曹智不是也存在五世空白吗？冯其庸先生能将他们连接起来吗？不能的话，你又凭什么说曹锡远是《五庆堂谱》中曹智以及曹俊的后人？
“辽阳说”又指责说：丰润《浭阳曹谱》上并不见曹雪芹上世曹锡远一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说曹雪芹祖籍与丰润有关是毫无根据。但是据以“考证”出“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五庆堂谱》上，可有一字记述“五庆”曹族的祖籍在辽阳吗？可见，两说都存在各自的“弱点”，不能只抓住对方的“弱点”，就指责为“毫无根据”，而把自己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弱点”不提，偏说自己是“证据确凿”。
事实上，自从王畅先生《曹雪芹祖籍考论》一书出版之后，就连许多原来持“辽阳说”观点的学者，也对据以立“说”的《五庆堂谱》表示疑虑了。而且也认为原来被说成“石证如山”的辽阳“三碑”对于曹雪芹祖籍的“辽阳说”是不足“为证”了。而李奉佐先生的《曹雪芹祖籍铁岭考》一书出版后，“著籍襄平”和“奉天辽阳人”也难以再成为“辽阳说”的证据了。这样一来，“辽阳说”的“确凿证据”安在？关于“著籍襄平”问题，王畅先生的《〈上元县志.曹玺传〉中的“著籍襄平”问题》一文，或者可以解答一些人的疑难。

三

“‘丰润说’不是考证”；“‘丰润说’弄虚作假”；“曹雪芹祖籍与河北丰润根本不沾边儿”。那么，“辽阳说”是什么样的“考证”呢？单说“辽阳说”据以立“说”的《五庆堂谱》，本来与曹雪芹上世无关，但却偏偏被“考证”成“曹雪芹家谱”；谱记“始祖”曹俊与辽阳出土“圹记”曹俊无关，竟被“考证”为一人；谱记中记该曹族为扬州仪真人，并无一字记其籍贯为辽阳，却硬是把该曹族祖籍“考证”为辽阳人。特别是这些问题被指出后，广大学人大都渐明真相，而冯其庸等极少数先生却坚持己见，不肯放弃误说，并利用自己尚能控制的学坛与讲坛，对别人的驳难不予解释，却喋喋重复旧说。并无一点新意，真个要使“谎言重复一千遍，也就成为真理”的架势，这其实是徒劳的！
至于“弄虚作假呢？《五庆堂谱》早已影印出版，人人可得观看，其中曹士琦“叙言”中，有论其家族“后因辽沈失陷，阖族播迁”字样，冯其庸先生却要在自己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中收入经他“校”改的“校本”全谱，而经他一“校”，上引的“辽沈失陷”四字，竟变成“辽阳失陷”了。你能说这是“辽阳说”确立者冯其庸先生的偶然失误，而不是弄虚作假？如果说，《新考》1980年初版时确是“校改”失误，那么，十七年后，1997年八月再版“增订本”时也一仍其旧，又如何解释呢？此其一。
其二，同是在曹士琦《叙言》中，说到曹士琦称之为“叔”与“兄”的丰润伯曹义的第九、第十两代后人，有句原为“叔丰润伯匡治及兄勋卫鼎盛俱尽忠死难”的话，经冯先生“校改”，这句话变成“叔丰润伯匡治及兄勋卫、鼎盛俱尽忠死难”，这样，一个顿号，就给只有一子的曹匡治增加了一个儿子。单单这样标点，错误也不算大，但在所绘《五庆堂曹氏宗谱世系表》中，第十一世曹匡治名下的第十二世，又把“勋卫”与“鼎盛”并列为兄弟二人，这错误就太明显了，而且这一错误还贻误学界，非同细事。其实冯先生真要认真作“校”，这一错误是不该出现的，因为在《宗谱》正文中，曹匡治下明明写着：“生子鼎盛”，何来“勋卫”一子？而且按照常识，兄弟排名，也不该成为勋卫、鼎盛的。“勋卫”本来与“丰润伯”一样，在此分别为鼎盛与匡治的职位之名，怎么竟被“校”为人名？长于考据与校雠的冯其庸先生，大概不会是有意识地造假作伪吧？
其三，奉宽《〈兰墅文存〉与〈石头记〉》（发表于《北大学生》第一卷第四期，1931年3月1日出版）一文，作为一份较早发表的“红学”研究资料，自有其价值，但奉宽此文，倾向于《石头记》为高鹗所作，说“于以知《石头记》出之高兰墅手为不虚矣”。对于前八十回是否为曹雪芹所作，他也表示怀疑，甚至“疑雪芹或非楝亭之后”。奉宽并无探讨曹芹祖籍问题之意向，只是因为对有人说《石头记》出自曹雪芹之手，“且有撰为《曹雪芹生卒年表》”者，表示不以为然，他这才提到曹雪芹上世一支载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事，亦无一字谈到曹雪芹祖籍问题，只是在文末小注中，将《通谱》所记雪芹上世一支记载列出，并稍加说明。但就是这样一篇文章，竟被冯其庸先生反反复复地引为“确证”，说是在1931年李玄伯提出“丰汪说”的同时，奉宽就已提出了“辽阳说”。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奉宽文章中连“辽阳”二字的影子也没有，他如何能成为提出“辽阳说”的始祖？而此种谎言，竟被不明真相的“红学”“曹学”家们在论辩中争相引述，这岂不悲乎！要说红学界有人“弄虚作假”的话，这恐怕是一桩彰明昭著的公案了，不知冯其庸先生将作何答辩？
其四，改窜文物内容，欺惑世人。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作为“石证如山”的“辽阳说”之“重要证据”，能否成立，还待另议，但此碑记与碑阴题名内容，从冯其庸先生引用之初，就是被改窜过了的。从冯先生发表《〈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题名考》的1978年算起，此一被窜改的碑记内容欺蒙世人已有二十年，现在该是还其历史真面目，记红学界与史学界重新分析讨论的时候了！
此碑碑文与碑阴题名，在《奉天通志》卷二百五十九.金石七.石刻六及《满洲金石志》中均已载入，碑阳除“宝记”正文末尾白喇嘛、佟养性、蔡永年、大海、杨于渭五人落名外，尚有“都元帅也有德、总兵耿仲明、尚可喜三人之题名，但这三人的名字在冯文是引述时被删去了；碑阴题名，前面的“喇嘛门徒”、“侍奉香火看莲僧”、“西会广祐大宁慈航寺僧”等栏目人名不计，仅“总镇副参游备等官”以后，上述两《志》所收录的均为87人，而冯文引述时却仅剩了73人，特别是在“总镇副参游备官”之后，与之并列的“皇上侍臣”栏目字样也被删除了，这样，就把人数众多的“皇上侍臣”，全部变成了“总镇副参主产游备官”栏目下之人，且又把两《志》中的一人“敖官”改成了官职栏目的“教官”，另一个字迹难辩的人名“囗囗”被改成了官职栏目的“千总”。当然，曹汛先生在《文物》1978年第5期上发表《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件碑刻史料》一文，对上述情况有他个人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认为此碑所题刻制年代为“大金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而碑阳落名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三人分别为天聪七年和天聪八年才归降后金的，故此三人之名可能是后来补刻的，进而又认为碑阴题名上的“皇上侍臣”字样与“库滴、必马哈、龙十、偏姑”等十余人也可能都是后来补刻的。作为个人的文章，曹汛的分析应该允许，但即使是天聪四年以后来补刻的，也不过是当时三、五年以内的事情，对于距今已有三百五、六十年以上的碑刻，而且内容早已著录于史志、金石志等文献资料中，冯先生在引用时，竟丝毫不加说明地删削、窜改，致使文物内容原貌大变，难道这是一种忠于文物、史料的客观、老实的治学态度吗？当然，对原有文物内容有看法，是可以通过分析、论证来说明的，但出于己意，擅自窜改、增删原有文物的文字内容，这是尽人皆知所不能允许的。
至于给“五庆堂”曹族造了一个“山东定陶”的祖籍，甚至以此给曹雪芹的祖籍造出一个“山东定陶”说，那更可以算入“弄虚作假”之列了。

四

在“丰润说”与“辽阳说”的论争中，除去一些玩弄手法以及一些意气用事的非学术因素之外，有些问题是可以回到冷静、客观的学术讨论中来的。然而目前这样做的确很难，有人以“霸势”治“学”，在其所能控制的“学术会议”与刊物上，只有“围剿”与“缺席审判”，不给对方以发言、答辩的机会。而且由于搞的是“一言堂”，其污言秽语、讥讽攻讦、肆意谩骂，一轰而上，这哪里还能有什么客观、公正可言？
曹峙乃（秉桢）是不是曹秉政，曹鋡是不是曹寅在《东皋草堂记》中所说的“吾兄”，曹寅幼年时期是不是作过康熙皇帝的“伴读”？是不是到丰润去住过？这些问题当然都是可以讨论的，但讨论的目的应在于弄清问题的真相，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说曹秉桢不是曹秉政，其中一条最重要的根据就是：康熙《丰润县志》就已记为“曹秉政”，这不存在曹秉桢因避雍正之名“胤禛”讳的问题。其实，到了雍、乾时期，任何康熙间的史志、谱牒资料谁还敢保留犯讳的字样？那是有砍头的危险的，所以都进行挖改或重印，以今天所见的所谓“康熙”县志，那是不能作为曹秉政肯定不是秉桢为避胤禛讳而改名的证据的，何况秉桢改名为秉政之后，再未改回，不像李煦之父李士桢，到雍正年间早已故世，所以他的名字在史志谱牒中改为李士政后，过了多年，他的名字就又恢复为李士桢，或者两名互见了。改后不复的例子也很多，河北真公定县因同样避讳改名为“正定”后，至今犹然。说曹秉政“无疑是丰润人”，那不会错；但说他不可能也是奉天人，那却不对了，秉政祖父曹邦入辽，全家入旗，秉政生在奉天，后来又从奉天出外作官，《爵秩全览》“理藩院主到”记载其名（为秉政），《贵州通志》与《安顺府志》也记载其名（为秉正），他本来就是改名前的曹秉桢，说什么字、号不同，其实字、号是可以随名而改的；至于出身、履历，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根本的矛盾；说什么“年龄不合”，妻与妾所生之子年龄相差四十岁者也不鲜见，何况二十岁之差；至于排行不同，连曹鋡何以被称为“四公”、“四兄”尚且不明白，“峙乃二弟”就“不合”了？“秉政祖父辈有曹桢，故其原不可能取名为秉桢”。其实曹桢是在关内丰润之名，他出关后之名乃是曹邦彦，这又与他的胞弟曹邦之名有不合之处，秉桢之名亦是关外出生时所取，与关内先辈之名有无触犯，那都无可避免，这种取名的情况较为复杂，岂可简单视之！刘廷玑与曹秉政，不仅有舅公与妹倩关系，且他们早已是世交。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载：“先君与刘公（斗）、曹公（邦）同为部属，一日并马而行，曹问刘曰：“‘君马何其肥也？两股真如柳（刘）斗’。刘笑曰：‘可恨他近来不食草料，只啃槽（曹）帮（邦）。’相与大笑，可为雅谑。刘后为浙闽总制，曹降阜城知县。”此或可为秉桢即秉政作一佐证。
曹寅《东皋草堂记》中之“吾兄”是否为曹鋡，许多学者都进行过思考，终未得确解。 邓绍基先生与陈毓罴先生切磋结果，认为即是曹鋡。有人在未研究出新的结果时，以曹鋡本文职，不合曹寅所说的“吾兄”之经历，轻予否定，殊为不妥。曹寅《松茨四兄远过西池……成诗十首》之八：“曩年拓强弓，齿牙一何少，肠肥脑复满，猛敢过鹰鹞。”即是写少年曹鋡的。曹鋡非文弱书生，其经历中亦合曹寅文中之意，此点邓绍基先生已在《圹志.挽诗.葬地》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了。
说曹寅与曹鋡的“况从卯角游”等少年交游，只能在南京而不可能在丰润，理由是曹寅少年随父在南京读书，他不可能有机会去丰润小住。但曹寅说“争似苹婆双院里，挥毫日日醉东风。”说“频拈柔翰怜生事，枉忆茅斋款段留。”说“苹婆花卸看青果（大兄有苹婆书院），浭水鱼枯好掷竿。”说“何日对床听漉酒，疏花零叶绕东篱。”说“伯氏（指曹钊）值数奇，形骸恒放浪。仲氏（指曹鈖）独贤劳，万事每用壮。”说“交游山水间，町疃罗松茨。”难道这都是曹寅与曹鋡两家“互认同宗”之后发生在南京的事？曹寅与曹鋡的少年交往不是在丰润而是在南京，除去主观臆断之外，可有任何一点实证？说曹寅从六至十七岁一直随父住在南京，不可能作康熙伴读，更不能去过丰润，但在这漫长的十一年间，少年曹寅不知会有多少次回京探亲、居住的机会，需知江宁织造府每年往来于京、宁间的船只、车辆频繁之至，怎么知道曹寅一直呆在江宁未出行一次呢？中小学生每年还有寒、暑假可以串亲访友，外出游憩，少年曹寅就一直在南京被周亮工“抱置膝上”吗？这都是缺少常识、于理不通的事。

五

由于“丰润说”提出曹雪芹上世的籍地演变为“灵寿——南昌——丰润——铁岭——沈阳——辽阳——北京”的问题，于是有人说：“丰润说”研究的是“曹雪芹祖宗的祖籍”，而“辽阳说”是研究的“曹雪芹的祖籍”。说一个人的祖籍，是指此人祖先的籍贯；说曹雪芹上世的籍贯演变，是说曹雪芹上世多代人的籍地变迁，这不存在任何矛盾。什么叫“祖宗的祖籍”？这个人们闻所未闻的提法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为了把曹雪芹的祖籍“定”在辽阳。因为这样，曹雪芹祖籍就与丰润无涉了。但是，正如邓绍基先生所说的，辽阳是曹雪芹上世的“占籍”，“意谓原先不是辽阳人。由此就涉及追溯曹雪芹的世系问题。曹雪芹是一位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研究他的世系，当然是有一定意义的，而且这也是传统文学史研究中常见的研究课题。”（见邓绍基：《〈曹雪芹祖籍辨证〉序》）但是有人却说，这种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是关于“祖宗的祖籍”的研究。近来更有人说，这种研究是“连祖籍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一个人的祖籍只能有一个呀，定在上五世（正好曹雪芹的上五世曹振彦曾寄居辽阳）就够了，怎么能追溯出七个、八个祖籍来呢？其实，如何给一个人定祖籍是一回事，关于某一个人的上世数代的籍贯变迁又是另一回事。即使给曹雪芹一个人定祖籍，定在他的上世哪一代祖先的籍贯，也从来没有谁有过明文规定，所以你不能在曹雪芹祖籍问题存在激烈争论的情况下，只按自己的一要厢意愿来给他“定”一个祖籍，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是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的。一方面说别人研究的是“祖宗的祖籍”，一方面你又说曹雪芹的祖籍是“指曹俊是辽阳人，同时也是指他的子孙入庆关以前也仍在辽阳”，不用说曹俊根本不是曹雪的芹的始祖。就算是，那也距曹雪芹有十三代之远了，这该早已“不再算血统关系了”，这岂不正是说的“祖宗的祖籍”？要说“连祖籍的概念都还搞不清楚”。这“祖宗的祖籍”的提法倒的确是如此。
曹雪芹祖籍问题讨论了六七十年，现在居然又回到要弄清“祖籍”概念的问题上来了。这倒也好，那个山东“定陶说”，那个“始祖”曹俊说，既然都说不清楚，也根本不能成立，那就退回来吧！你们研究你们的“曹雪芹的祖宗的祖籍”去吧！我研究的才是正宗的“曹雪芹的祖籍”，但是，曹雪芹的祖宗的祖籍“是指曹俊是辽阳人，同时也是指他（按：指曹俊）的子孙入关前也仍在辽阳”，这是一个多么前后矛盾和混乱的说法！首先，《五庆堂谱》中的曹俊即使能和曹雪芹上世挂上勾，他也和辽阳没有关系，他又何曾“是辽阳人”？况且这种说法已属于“祖宗的祖籍”的范畴了。其次，曹俊的“子孙入关前也仍在辽阳”吗？不对了。《五庆堂谱》记载得清清楚楚。“从龙入关”的曹仁先、曹义先、曹德先以及曹士琦等皆沈阳人，不是辽阳人，若说是曹锡远以下一支呢，曹锡远是“宦沈阳，遂家焉”，是“世居沈阳地方”，何曾与辽阳有瓜葛？若说其子曹振彦曾“著籍襄平”（权且把襄平说成是辽阳）吧，但有位“辽阳说”的先生又问道：“曹玺是在包衣旗人家中长大的，成年以后就为皇家当差，他怎么会到襄平‘著籍’？”（见《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1辑：《何谓“祖籍”》）这就是说，即便曹振彦曾寄籍辽阳，但他的儿子又已不在辽阳而到沈阳为皇家当差去了。那么，说曹俊的“子孙入关前也仍在辽阳”，这究竟该是指的谁呢？请看，这种“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说法能够成立么？何况，即使曹振彦曾“著籍”辽阳，邓绍基先生已经说过，那“著籍”是“占籍”的意思。“意谓（曹氏）原先不是辽阳人”，即曹雪芹的祖籍不是辽阳，这还能有什么疑问么？
所谓“石证如山”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与《重建玉皇庙碑》，因碑阴题名中有曹振彦之名，过去一向被认为是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石证”，连“丰润说”者也有人认为，至少在建碑前后曹振彦是在辽阳“著籍”的，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是不能成立的。上述两碑，是在后金太祖努尔哈赤于公元1621年攻陷辽阳、并决定建都辽阳后，太祖皇帝下令为大金喇嘛法师翰禄打儿罕、囊素“敕建”宝塔，并“镌石以志其胜”，这就是《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建碑的动因；同时太祖皇帝因见毁圯的玉皇庙神像“全身暴露”，“恫乎不自安”，“于是命下”，“更立殿宇”“重建其祠”，这就是《重建玉皇庙碑》的来由。但至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都城又从辽阳迁至沈阳，至二碑落成的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已是太宗皇帝皇太极登基盛京奉天以后的事了。但两碑皆“先帝”敕建，故碑上留名之人，皆朝廷所属的文开官员，因此这些题名人物的籍贯，与辽阳并无直接关系，以此二碑上有无姓名而定其“祖籍”或“著籍”，都是没有道理的，这对于曹振彦来说当然也是一样。
既然原来的“家谱为证”和“石证如山”已不能成立，而今“著籍襄平”与“奉天辽阳人”也又有了新解，千山、长白、三韩又均非指辽阳，那么，“辽阳说”者要想坚持曹雪芹祖籍“在辽阳”，恐怕需要拿出新的证据来了。
既然是学术争辩，最好还是放下“一贯正确”“真理在握”的教训人的架子，回到平等、公正、实事求是的学术讨论中来，庶几可以求得真理。


来源：http://q.sohu.com/topic/46230101

这个“学者”直言不伪攻击冯其庸先生，用心叵测。请先学会看地图再发表意见,荒唐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