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乃全：糠菜半年粮【转帖】

小菜一碟

糠菜半年粮


     “三年困难时期”开始，我正上小学四年级。
　　城里发了粮食本、副食票、油票、肉票，一切入口饱腹的东西一律定量供应。不光如此，有工作的进工人食堂，上学的进学生食堂，在家的进街道食堂。一开始倒没饥饿的恐慌，可慢慢地出现了变化，肚子老找不到吃饱的感觉，以后，白面变成了麸子，玉米面变成了白薯面，白薯面变成了豆饼面……豆饼，在故乡，可是人们拿来喂牲口的饲料，如今……食堂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增量法”，以量取胜糊弄人。所谓“增量法”，无非是糕、汤、粥里多加水，分量是多了，可热量会增加么?
　　一个学期没下来，我的肚子空了，整天“咕噜咕噜”叫；脖子细了，费劲地挑着脑袋；脸变绿了，像放了血的窦尔敦；走起路来，像是没了脚跑，身子不由自主地打晃儿。渐渐地，课桌的空位多起来，顶不住的同学纷纷加入辍学谋生的行列，按照家长的指使，上山采石，下地拾粮。
　　坐在椅子上，趴在课桌上，我眼冒金星，看不清带着草节的书本上的铅字；耳朵鸣叫，听不进老师有气无力的讲授。我一天一天掰着手指头数着，盼望着星期天，盼望着寒暑假。到了那时我就可以回故乡，那里总能找到塞饱肚皮的东西……
　　回故乡的路有十几里，靠两腿大量。手里提着书包里装着两包点心——一种方方的、硬硬的、带有甜味的、玉米面做成的“糕点”点心，是母亲用商品票买来的，对饥肠辘辘的我，有着极强的诱惑。母亲看着我不停地咽着口水，一边说着，“这是孝敬你叔和你大伯的”，一边不是很情愿地解开系住纸包的纸绳儿，从每一包里抽出一块儿，一块给我解馋，一块留给了父亲，接着重新按原样包装如初。我右手捏着那块点心，左手五指并拢，在下巴底下接着，轻轻一咬，没咬动，再用力，“卡嘣”，香甜立时在口中蔓延，几点碎面儿，掉落在左手掌心，舌头伸出，舔碎面儿卷入口内，连同咬掉的一小块儿点心，慢慢咀嚼，细细品味……
　　一个半小时，我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村里的情形见和我的想象大不一样，少了鸡鸣狗吠的欢畅，少了炊烟袅袅的祥和，少了休憩闲谈的悠然，多了眼睛灰蒙的无精打采，多了肢体浮肿的病病怏怏，多了农作草率的有气无力。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不切实际，故乡人也饱受其害，人均不足六两粮，“低标准，瓜菜带，比城市好不哪儿去。……
　　但农村总归是农村，生长粮食的土地，不仅打粮，而且，长树，长野菜，长蚂蚱，有田鼠……哪样不可以果腹?
　　春天，我和漂亮姐姐、玉敏妹妹，提着篮子，拿着铲子，去地里剜野菜，什么苦麻(一声，音：奶)子、曲曲芽、车轱辘圆、婆婆英、马牙菜，见什么剜什么。赶上桑葚红儿了，摘桑葚儿，赶上“米口袋儿(一种野生植物，果实如玉米粒儿大小，荚壳内一兜小米粒儿)熟了，摘“米口袋儿”；我和稳哥、石柱弟弟提着篮子，拿着绑着铁钩的秆子，钩榆钱儿，钩杨树狗儿，钩柳树蛾儿。中午回家，洗净的野菜拌上一捧玉米面或豆面或白薯面，炒疙瘩，蒸菜娘子，不管菜多粮少，肚子落个滚瓜儿圆，总不会像学校食堂那样一人一份儿——管了不管饱。
　　夏天，我放暑假，整个假期都在故乡度过。我和伙伴儿，去沙河边捉青蛙；去柳树行逮知了猴；把蜘蛛网卷在树枝一头，去粘知了；大雨之后，裤腿一卷，拿着筛子去村南车道沟儿扣鱼……一切能吃的小动物，都成了我们一群小哥们儿扑捉的对象。
　　秋天，就更不用说了。
　　紫狗奶儿，圆圆的果实像野葡萄，只是个头儿小了些，一撸一捧，灌到嘴里，嘴唇被染成紫黑紫黑的；老鸹瓢儿，白白的瓤，吃起来，软软的，甜甜的；玉米秸，当甜杆儿嚼；刀螂、老扁儿、蚂蚱，满肚子的好，逮住一个，用谷谷莠草一串，再逮、再串，回家，正好赶上三婶做饭，扔进灶膛，在柴禾灰里烧熟，吃起来最过瘾……
　　除此之外，我更愿意与稳哥一起去沙河打(割)草，因为，打的草，交到生产队，可以换回工分儿，不管多少，那也是我具有劳动力、不是白吃饱儿的明证。沙河边儿，荒地多，长满野草，很多可以用来喂牲口。稳哥的镰刀用了多年，刀刃儿磨下去不少。我的镰刀，比稳哥的要小，柄也短，那是稳哥替我新买的，楔好柄后，为使镰刀不致脱落，还特地找了一根铁钉儿，钉在镰刀头的箍上。
　　第一次打草时，稳哥总是将长得茂盛又容易割的地方让给我，并一再嘱咐：不要贪多，一把一把割，不在乎多少，千千万万别把镰刀往手上砍。我学着稳哥的样子，小心翼翼，一把一把地割着。扭头再看稳哥，唰——唰——唰，手到擒来，一会就撂倒一片。我也算个男子汉么?于是，我加快了速度，一镰刀下去，耍到了左手上，食指下节中间位置被砍开一个大三角口子，肉皮翻开，露出了白骨，血流如注，我“哎呀!”一声，右手扔掉镰刀，紧紧攥住受伤的指头，血仍从右手指缝儿里涓涓流出。稳哥疾步流星地跑过来，不容分说，立即从我的球鞋上割下一节鞋带，在我的食指根部缠了两圈儿，系了死扣。血总算止住了，草地打不成了。
　　稳哥带我回到他家时，受伤的手指已经开始变得青黑，大伯母一看，紧忙将系紧的鞋带松开，端来凉水，洗净伤口，然后在伤口上噗上牙粉，用干净的白布裹好，余下的一截儿布条，一剪两开，顺热系了一个不松不紧的扣儿。一切停当，伯母生气地埋怨起稳哥来，没等稳哥争辩，我把责任全都揽过来，“全怪我毛手毛脚，不关稳哥的事。”
　　有了那次经历，我似乎找到了打草的门道。开始的战果只有稳哥的四分之一，慢慢的就到他的半一儿。沉甸甸的一捆青草，从河边，背到生产队的饲养处，上衣后背，早已浸透了汗水，染上了草绿。到吃饭时，看看手上的血泡，肩膀的血印，心中只有成为已和稳哥一样的劳动者的亢奋，或糠，或菜，塞进嘴里，别提有多香甜了!
　　冬天是漫长的，对于农民来说是最难熬，尤其是1960年，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记得，那一年大伯和三婶家都没有多少存粮。枕头里的谷秕子，倒出来了，洗净晾干，上石碾一串，或蒸或炒，以填肚皮。接着玉米骨头、花生皮子也被粉碎，筛出稍细一些的“面面”，赖以充饥。要说，枕头皮子只是垫牙，不能消化，那么，花生皮子“面面”做成的饽饽，就不仅仅是垫牙和消化的问题了。早上起来，跑到茅房，花生皮子堵在屁股眼儿，想拉屎，却拉不出来，憋得你难受，只有咬紧牙关，用足丹田元气，一节塞子一样的东西才会慢慢挤出，但是，却要付出血的代价。
　　初冬，我和稳哥常常干的有两件事儿，一是拾柴，二是挖田鼠。拾柴很简单，就是用小镐儿刨玉米、高梁的茬子头，用耙子搂茅草，回家烧炕取暖，吃的不好解决，总不能再挨冻，混一个饥寒交迫吧?说起挖田鼠，那可是件有意思的事儿。故乡的田鼠，有两种，一种叫瞎鼢鼠，一种叫耗子。瞎鼢鼠不偷粮，不储藏，专在沙土地表层拱来拱去，拣些埋在地下的残余的白薯或花生吃，与此同时，为地表凸起一道道隆起的松松的沙土。而耗子则不同，比瞎鼢鼠奸多了，可是一群地道战的好手。它们的洞穴，拐拐弯弯，曲曲折折。这还不说，它们住有住的卧室，藏有藏粮的仓库，就连撒尿拉屎都有厕所。有的耗子还打造两处洞穴，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我和稳哥挖田鼠，实际就是挖这种地耗子。
　　冬季，为了节省粮食，故乡人家通常是两顿饭，早饭要在九点之后吃。我总不理解：这顿不吃，下顿找，人需的热量是一定的，少吃一顿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们扔下饭碗，稳哥背上粪箕子，我扛着尖锹，就下地了。一场西北风刮了一夜，沙土地一道道像水面涟漪的波纹。清晨，风停了，出来散步或觅食的耗子，在沙地上留下一行行浅浅的踪迹。稳哥的经验很老到，顺着耗子的踪迹，一路寻找，不用多久，总会找到耗子洞穴的出入口。之后，他围绕着出入口再低头寻觅，确定有无第二出口，确定耗子的用以通风的洞口所在。最后，撅三两节树枝儿，分别插在洞口处，以做标志。
　　一切准备完成，正式开挖。耗子洞一般深约一米，最长的耗子洞有时竟达二十米左右，所以挖出来的土方可想而知。稳哥和我，歇人不歇马，尖锹在我们俩手中轮换着，潮潮的沙土，一锹锹落到干干的“波纹”上。挖到洞穴分叉时，稳哥自然要接过尖锹，清理坑口浮土，小心地铲切挖掘方向的土壁，细细地观察每一洞穴，再看看与标示的距离，判断有无耗子的粮仓。稳哥的判断总有八成胜算。(当然，失算的结果，只有俘虏，而无战利品，我方同样消耗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挖掘的进度就快多了，如再发现一个岔口，距离粮仓的位置就接近了。一锹下去，新土翻上来，再一锹，洞口的口径显然渐大，“到了!”稳哥兴奋起来，我也紧张起来，稳哥抢起膀子，尖锹变挖为铲，一锹，一锹，洞穴上的表土被翻到一边，渐渐地，耗子的粮仓，从顶部揭开。
　　嘿!算我们好运，你就看吧：一颗颗白玉米粒儿，一粒粒花生荚儿，都那么子粒饱满，像经过精选一般。稳哥一捧一捧，将战利品捧进粪箕子，好歹就是多半下儿。此时，两个小伙伴儿，笑容洋溢，背上收获，一溜轻快，回家请功，单等大伯、伯母的犒赏……
　　从故乡回到城里，尤其是暑假和寒假期间，我总能带回故乡亲人的馈赠和自己的劳动所得，只不过是一些稍瓜、干菜、白薯、野绿豆之类，弄得好，或许还有几斤破米渣儿，这些饱腹救命的玩意儿，生生喜杀我的父母亲，还有刚刚会跑的弟妹。而我那些没农村亲戚的同学听说之后，立时油生一种令我自豪的艳羡。

　　(作者系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