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发财：第二条长城——历史文明无法更新的根源【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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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长城——历史文明无法更新的根源


旁观者·郭发财的博客http://qrgfc.blog.163.com/

契丹辽人的神山圣域木叶山，或闪现在若明若暗的历史文献中，或藏匿于漠北地区经历了千年沧桑巨变的山川地貌背后。被尊为始祖神的奇首、可敦夫妇，同古八部构成的契丹辽人的早年生息图像，因木叶山地理方位的缺失和“中国简典所不载”，尽管藏于风雨剥蚀的山川地貌背后，但它累积的历史文化价值，依然却有值得我们预期的新鲜与丰厚。那么，学术界能否通盘研究，联合考察，将围绕木叶山地理方位确认的所有争执，都归结为合理而准确的某个“统一说法”？1995年，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陈志超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扬焕明教授牵头，成立的由刘春芳、吴东颖、刘凤翥、齐晓光、塔拉、陈棠栋、李兴盛等跨行业专家组成的“分子考古学”课题组，揭开了始于清代——具体见诸《钦定三史国语解》和《达斡尔民族志稿》就一直争论不休的“达斡尔人究竟是不是契丹后裔”的历史之谜。木叶山的具体地理位置之争，也可以从“分子考古学”的研究模式中获取有用的学术借鉴。“分子考古学”课题组采用DNA技术，将事先提取的达斡尔人、“本人”、鄂温克人、蒙古人和汉人的血样，同察哈尔出土的契丹女尸上提取的腕骨标本，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葬提取的契丹人头骨、牙齿标本，与满洲里和额尔古纳文管所提供的鲜卑人头骨与牙齿标本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最后结论为：达斡尔人与契丹人有非常相近的血缘关系，系纯正的北方契丹后裔；蒙古人与鄂温克人身上，虽然也有契丹人的某些遗传基因，但他们只是北方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混血人种；云南保山地区的“本人群落”则与达斡尔人的血样比较近似——他们也有共同的父系起源——同属于北方契丹的直系后裔。只要借鉴1995年“分子考古”的跨学科联合研究模式，改变木叶山具体地理方位确认的现状就有希望获得突破性的研究进展。甚至，我们还可以充满肯定地认为：除此以外，木叶山地理方位考古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不过话说回来，真的要让历史学家、地理学者、社会人类学专家和考古学者组成与“分子考古学”研究类似的联合课题组，以众人之力来作木叶山地理方位的通盘研究，其间面临的许多复杂因素，恐怕又会让我们这种合理的建议显得很不合理。

从课题性质来看：“分子考古学”与木叶山的具体地理方位确认，二者之间由于课题属性不同，涉及到学术权力部门的课题审批与经费划拨时，可以预想的结果当然也就无法相提并论。“分子考古学”关系到国家主义中心话语对边远省份少数民族的历史身份确认，木叶山地理方位考古关乎的却是北方契丹早年的生命火种燃烧成大辽帝国的熊熊烈焰后，契丹帝国与中土宋朝之间的南北对峙，随之而来的将会导致传统“中国概念”的土崩瓦解。因此，在学术当轴的议事日程中，“分子考古学”的联合研究可以畅通无阻，木叶山的课题申报，恐怕难免遭遇“课题与现实联系不够紧密，容待以后再议”的行政冷遇。从国家主义与独立学术话语博弈的目前现状来看：2008年与1995年的情况已经千差万别。当然，我不是说1995年的学术环境有多么优越，而是认为：2008年4月以来——独立学术表达开始面临国家主义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的强势遮蔽，与1995年相比，已经不会拥有相对而言的那种自由与宽松。学术当轴的实用主义原则，出于权力体制本身在全球化时代遇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尤其围绕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和8月份开幕的北京第29届奥运会前后——国内外时局的变化与影响——为了把“已经松动的总发条”在后极权的机器上拧紧一点，再拧紧一点——势必将不利于国家主义文化利益巩固的独立学术予以排斥，或者干脆消除在“防患于未然”的“萌芽状态。退一步讲：假如木叶山地理方位确认的联合考古课题申报，因后极权体制的“螺丝钉”本身出现的松动，迫于学人的批评与吁请，当轴可以作出国家主义文化利益的暂时让渡——木叶山课题能够准许立项，“专家城邦”的联合研究也势必处于体制的严格制衡之下：由主管机构/经费配置/课题组/具体研究/成果审读/学术出版等各种假以学术名义存在的非学术因素构成。本可以“自主的”、“不受限制的”和直接介入历史文化讨论的独立学术联合研究，最终还是无法抵达布迪厄预设的“专家城邦”的乌托邦彼岸。

前些年，几位北京学者发起的“边疆地缘政治学”课题获得了当轴的学术经费支持。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谁也不能否认“专家城邦”中的各位学者为此付出了足够的智慧与辛劳。可从他们出版的——据称代表了“某主义”、“某思想”、“某理论”和“某代表”的“边疆地缘政治学”的 “最新成果”来看：他们付出的智慧与辛劳又的确让人不敢恭维。从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在《政治地理学》中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K·豪斯霍弗提出德国缺乏足够的生存空间，主张通过战争重新分配世界的地缘政治论点后，“地缘政治学”就被沦为专替德国法西斯张目的“问题学术”。这种曾经遭到欧美地理学者普遍反对的源于德国的“问题学说”，无论是后来美国A·T·马汉在《海权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提出的“制海权论”，或者还是英国H·J·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提出的“陆权论”——作为有违当今人类和平共处基本准则，并且充满争议的“问题学术”衍生的“中国边疆地缘政治学”——在中国业已加入WTO组织，正在逐步跟上全球化的历史步伐时，当轴却把“某主义”、“某思想”、“某理论”和“某代表”的“万能标签”贴上各位学者的“最新成果”刊布于世——尽管这是名声不佳的——非常古老的“问题学术”，显然它也并非全是“专家城邦”中的各位“问题学者”的学术初衷。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凡与国家主义关系胶着的任何学术研究——哪怕它是国家主义的外延——顺利获得了研究经费支持的“中国地缘政治学”——乌托邦彼岸的“专家城邦”获准建立之时，正好也是现实学术此岸的“专家城邦”开始分崩离析之际。这类“中国特色”构成的众所周知：不但将“专家城邦”粗暴地置换成国家主义历史语境中的“翰林编修”，而且从这个例子的现实语境中我们还会看到：“猴子吃苹果”的那个古老寓言在当代中国依然还很有市场。

很久以前，有几只猴子离开森林，被某人关在铁笼子中。某人在笼子里悬挂了一个苹果，饥饿的猴子跳起来，都想去吃。结果猴子刚一动作，某人就向笼子中的猴子身上倒开水。猴子被烫得皮毛脱落，惨烈不堪。等到伤势刚有好转，猴子们跳起来，又想去吃苹果，某人见状，于是又向猴子身上再倒开水。结果猴子们虽然个个饥饿难耐，但面对笼子里高高悬挂的苹果，却再也不敢有兴趣了。后来，某人又从森林中捉来一只猴子，将其关进铁笼子中。刚开始，新来的猴子也不懂规矩，看到其它猴子都不动作时，自以为很聪明地跳起来，伸出胳膊又要去摘苹果。然而，笼子中的其它猴子见状，出于曾被开水烫过的恐怖记忆，面对震慑却联合起来，一起惩罚了刚被关进笼子的那只新猴子。遭到猴子们的集体惩罚之后，新来的猴子逐渐也对吃苹果失去兴趣。再后来，铁笼子里又陆续关进了许多某人从森林中特意捉来的猴子。有意思的却是：铁笼子中的猴子们竟然再也没有谁被某人的开水烫过！因为挂在铁笼子中的苹果都腐烂了，所有猴子始终都在互相警惕，随时都在彼此制约彼此想吃苹果的冲动。

从学者话语权与学者个人文化利益的实际分配情况来看，谁都知道：学者话语权与学术荣誉和学术利益互相等同的事实。面对这个人人心知肚明的游戏规则，木叶山地理方位的联合考察，学者们谁该说，谁不该说，谁该怎么说和究竟谁来说等等……这些问题表面看似可以游离当轴的权力制衡，但是，只要通过对“猴子吃苹果”的寓言进行必要的延伸解读，我们还是不难发现：闭锁在这个寓言故事中的依旧还是每个学人随时都要面对那套“铁笼子法则”。历久弥新的“铁笼子法则”的隐喻层面包括：联合研究的学术炼金场近似活动范围极其有限的“铁笼子”；话语权等于“猴子吃苹果”的原始冲动；文化利益的最后分配与猴子们吃没吃到苹果的具体性质相等——这些现象与问题的普遍存在，无疑是2008年的学术环境与1995年的学术环境可以构成明显年份差异的重要原因之所在吧。故而，木叶山具体地理方位的学术确认之所以长期悬而未决，以我的个人陋见来看：最终恐怕还是与“铁笼子寓言”关涉的那个“某人”有关。“某人”，除了具备国家主义历史意识形态的能指，还关乎到2008年的商业逻辑、媒介逻辑对来自“专家城邦”的独立学术构成的综合制约：独立学术走向大众文化，二者之间的对话途径本身的逼窄；商业文化势态凌厉，针对“专家城邦”无孔不入；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学人刊布论文要自掏“版面费”诸如此类……这些“拦路老虎”的四面伏击，不仅严重干扰了学者个人文化利益应有部分的合理分配，而且“铁笼子法则”构成的——以2008年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具体学术语境为例，还会对那些“想吃苹果者”造成民族主义唯我独尊，学术思考被爱国话语禁锢的令人无法回避的文化戕害。无疑，这也正是笔者针对木叶山具体地理位置确认，试图寻求来自“专家城邦”的“权威说法，提出以“分子考古学”为木叶山课题研究的参照——本来属于“合理的假设”——因为这些“拦路老虎”的处处存在，最终又显得“很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从学者个人洞见融入社会文化共识的学术转化过程来看：由于我们借用布迪厄概念预设的“专家城邦”无法摆脱“铁笼子法则”的严密操控，与之相关的“审查与自我审查”——这种国家主义话语中心的外延部分，还会随时左右木叶山联合研究的学术质量和学术研究成果。“审查”系当轴针对“专家城邦”的“他者权力”的间接在场——意识形态植入独立学术领域，无处不在的国家主义之于独立学术研究的强行入侵；“自我审查”则属于学者的“个人在场”——基于“他者权力”的被迫承受之后，学者对国家主义作出的发生在独立研究中的普遍性个人妥协——那些“想吃苹果者” ——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个人学术风险规避。正因为如此，当他者/个体共同构成的“专家城邦”的学术场——间接在场的国家主义作用于学者“想吃苹果”的具冲动之后——木叶山的地理位置确认与北方契丹帝国解构传统“中国概念”构成的联合研究，就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或者重蹈前述“边疆地缘政治学”课题研究的覆辙：“专家城邦”以“自我阉割”的学术苛酷——被迫迎合国家主义的“万能标签”之下的“喜闻乐见”！而这些，恰好又是“铁笼子”中的“猴子们”，“彼此制约了彼此想吃苹果的冲动”后，猴子/笼子/苹果得以相安无事的基本情状。其实，“铁笼子法则”引发的“相安无事”与庸常不堪倒也并非属于偶然，它是《辽史》文献/传奇小说/影视传播，基于“铁笼子法则”的具体存在得以古今延续的“学术传统”。具体地说：这是由史臣文人、说书艺人和影视演员构成的“专家城邦”直接或间接地“受雇”有司以后，对国家主义的文化利益——源于自身文化利益分配的被迫敬畏与自觉维护。因为学人的个人文化利益，只有建立在个人对国家主义文化利益事先认可前提下，自己的“那一部分”才会得到保障，才会被社会体系认为是“有价值的”。联想到诸如“个人服从集体”，“大河涨水小河满”的那些大行其道的“喜闻乐见”，究其本质：不外乎还是国家主义背靠权力体制与民争利的——“铁笼子法则”的制定者——“某人”隐藏在“铁笼子”背后的诸多冠冕堂皇说词之一种吧。在那个久尔弥笃的古老寓言中，“某人”的脸色是沉默而阴郁的。但是，“某人”对“猴子”的窥视与惩戒，与倒在“猴子”身上的“开水”，在“铁笼子法则”的话语内部，却无不包含着“牺牲自我”和“以集体利益为重”的隐形告诫。通过这些告诫来实现的“审查与自我审查”的“铁笼子法则”，又惯常以幽灵般的手段，循环往复地警示那些从事独立研究的历史学者，传奇作家和影视工作者：国家主义的历史意识形态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阁下的言论与作为，必须符合它的喜好与厌恶，否则，你便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面对这种警示，我们借助布迪厄概念预设的木叶山课题研究的“专家城邦”不仅难以为计，而且勾连到《辽史》文献/传奇小说/影视传播诸多环节中的有关人士——人们最终也只能落下个“猴子”已经不会“吃苹果”，失去学术创造力的可悲下场。

自宋人叶隆礼、欧阳修等前朝史臣开始，明代文人熊大木以《杨家将演艺》——根据欧阳修《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和宋遗民《烬余录》提供的观点、事例杜撰——前后呼应的“爱国等于爱皇权”的“历史观”秘密成型以后——现代大众文化的电视剧《杨家将》——根据“铁龙子法则”又将前世史臣、文人的“历史观”非常机械地予以全盘复制以来，相对契丹辽史历史文化价值诉求的本来面目——属于“专家城邦”自主范畴中的——本来可以预期的独立学术研究——因“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经过国家主义背靠“中国概念”的文献语系的发酵，文化价值的公共认知系统便将宋将杨业抗击契丹“体现出来的群体爱国忠勇精神”积极主动地“发扬光大”。以至于“爱国并不等于爱皇权”的基本常识——通过学者“审查与自我审查”的风险规避，也会导致涉及契丹辽史的众多著述，彰显的始终只有“爱国忠勇精神”之于国家主义挟持大众文化的“喜闻乐见”，乃至被国家主义历史观刻意改写，并经过历代“爱国主义团队”联手杜撰的所谓“正史之音”。2007年3月，笔者与四川画家周宾鸿造访绵阳安县白水镇的“踩桥会”。返回江油含增途中，于一农家小息。曾经耳听目睹一位道筒艺人为办理丧事的农人演唱《杨家将·哭孝歌》。我和周兄发现：待农人和其亲友披麻戴孝，跪在死人的灵柩跟前，吃饱喝足的盲艺人领取了大约两到三百元的“礼封”后，他才坐在他们面前，以亡灵的名义告诫死者的子嗣与生前亲友：“说古人来道古人/要唱杨家父子兵/杨家坐在天波府/大堂山上是家门/祖代公公杨高望/父代公公杨救贫/三代公公名杨滚/你说无名却有名/杨滚生下杨继业/继业就是令公身/令公生下七个子/八郎原是抱来的/此来就是忠门事/看是假来却是真……”办丧的农人出于孝心（让死者走得不太寂寞）和面子思想（将葬礼办得很有排场）的考虑，请来长期活动于乡间的职业“歌师”在丧葬仪式上演唱《杨家将·哭孝歌》。除去仪式本身的“实际需求”之外，还应该含有办丧者对“以歌载道”的“盲歌师”——以死者名义完成的人生在世，应该如何和不该如何的源自国家主义话语诉求的被迫敬畏与主动尊重。这是“歌师”或“哭孝者”受雇农人演唱《杨家将·哭孝歌》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据此，杨家将“满门忠烈”折射的“爱国忠勇精神”就该属于两点之间的国家主义“中心面”了。那么，如果这个“中心面”是成立的，“哭孝者”的话语诉求，就能形成“杨家将的历史”与“2007年的丧葬”之间的“爱国忠勇精神”的时空扣结：办丧农人的父亲临去地府之前，特别委托“歌师”来作“临终的遗嘱”——农人只有将《杨家将·哭孝歌》流布的“爱国忠勇精神”都铭记在心，死者的阴魂才会在“歌师”的吟唱与嚎哭中了无牵挂地上路。反之，死者因其遗嘱没被他的后人尊重，其魂魄就会赖在阳世不走，子嗣们就要“家坟不稳，霉运当头”。不过，颇具反讽意味的却是：农人父亲的死，却在“我爱国，国也应该爱我”的民间叙事经验中成就了《杨家将·哭孝歌》始终无法填充圆满的国家主义的“逻辑黑洞”。我和周兄知道：死者是由于利益集团在通口河边修电站，赖以生存的土地被人假以国家之名强占，所得的“土地征用费”又被官僚机构无端克扣，想不通才喝农药寻短见的。此为其一。其二，据陪同我和周宾鸿出行的当地青年张波娃介绍：死者生前的本意是“少花钱，俭省点。就是不吃不喝，也要请‘焦点访谈’来我们这儿拍电视”，把受到的委屈和亏欠，在中央电视台“演”出来，“让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都能看到”！然而，在“杨家将的历史”与“2007年的丧葬”构成的“时空扣结”中，“歌师”却违背了死者之愿，用瞒天过海的小人手段把死者的“揭黑遗嘱”，改写成了丧葬中的“爱国忠勇精神”针对底层农民的国家主义说教。我这样说，对仅仅为了混碗饭吃的职业“哭孝者”而言，多少都有那么一点“不够公平”。但是，通过更进一步的 “文本分析”，我们又可以发现：爱国主义在职业“嚎丧者”这儿原来还可以“当饭吃”！而且随着延伸解读的继续，我们还会看到：四川西北地区含增镇的这位盲眼“职业歌师”——就控制死者灵魂与办丧农人思想的职业角度而言，他的身上，除了携带的有“铁笼子法则”中“某人”的影子之外，在我基于历史文献的个人想象中：他的职业身份与活动在内蒙古漠北地区——契丹人祖源地上的那些年代久远的萨满巫师还很类似。这个想象，同样在办丧者与其亲友的潜意识里可以得到应征：“歌师”为死去的亲人送终，可以作为天地人神的指代；“歌师”用《杨家将·哭孝歌》的“爱国忠勇”替代死者的“揭黑遗愿”，表明他具备了萨满巫师的一些通灵本领。因而，基于国家主义话语中心的“历史讲述”：从熊大木根据欧阳修提供的文献资料杜撰的《杨家将演艺》到四川民间丧葬“哭孝歌”的秘密话语通道，二者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爱国忠勇精神”古今互为本源的巫术同归。况且，由于“嚎丧者”在通灵过程中对“孝子贤孙”的话语控制，“爱国等于爱皇权”的“爱国忠勇精神”——基于君主与国家主义话语中心的隐秘裂隙：国是国，君主是君主的逻辑常识，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历史文化价值谱系中，原本属于个人尊严范畴的日常认知，就轻而易举地被国家主义中心话语取代。哪怕《杨家将·哭孝歌》的爱国诉求服务的君主是个窃国大盗，误国害民的罪魁，但由于他在当轴理国，数不胜数的“嚎丧者”们便会替他转移官民矛盾，遮羞护短时，而早已不堪承“爱国忠勇精神”之重的宋将杨业、“杨门十二寡妇”们，就会以比“嚎丧者”更蛮横、更不讲常识地的形容在“哭孝歌”里出现，并为窃国大盗、害民罪魁以及官僚利益集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摆平一切。

“……中国与世隔绝；它的文化是由君主和朝廷由上至下灌输的；君主制的政府是专制的、独裁的；它的教育体系是建立在死记硬背指定参考文章和摧残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的基础上；个人必须服从集体。中国的文明是不能自我更新的，但是中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死胡同。”

在《全球化时代的历史研究：还存在‘中国史’吗？》的专论中，哈佛历史学者包弼德(Peter k·Bol)教授也看到了“中国与世隔绝”的“铁笼子个案”。就政治改革与中国传统的更新问题，包弼德虽然在援引的学术资讯中表明：曾有人对“一些领导人”的“改革”寄于“希望”，但在“君主制”的“死记硬背”和“由上至下”的“教育体系”面前，他还是看到了中国历史“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的“铁笼子法则”，将历史带入“文明无法更新”的死胡同的尴尬处境。所以，在辽史的文献层面和学术研究的成果范围中，杨家将的“爱国忠勇精神”引发的“爱国等于爱皇权”的国家主义中心话语，基于有司的“喜闻乐见”才作为“正史之音”而得以震人耳膜和“深入人心”。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如此，“专家城邦”中的各位学者，除开个别遭到开水烫过的“猴子”，克服源自集体的恐惧记忆之震慑后，依然保留了“想吃苹果”的基本愿望之外，笼子中的“猴子群体”绝大多数已经噤若寒蝉，根本无法摆脱内心潜藏的“曾被开水烫过”的“历史文化忠告”。谁要对木叶山课题与契丹辽人构成的公共历史文化价值，予以“专家城邦”的独立学术僭越都可谓难上加难！个人让位于集体，集体作用于个人——不但是国家主义中心话语强势推行“中国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基本原则，也是“铁笼子环境”因为“某人悬挂的苹果”，可以为“猴子”提供“身份利益”之保障的有效前提。许多年以来，正是“铁笼子法则”在告诉我们：学者的身份利益固然与学者的实际利益分配没有直接关系，可当“铁笼子”中的“猴子吃苹果”的个人利益分配被“某人”宿命般地恶意操控时，至少还能保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源于身份候补象征的内心安慰。相反，如果连学者的身份利益也被“某人”剥夺——当“猴子”被赶出“铁笼子”之外时，那么，在“铁笼子”的学术利益分配场——“猴子”或学者的利益分配的最终结果，哪怕它只是关于利益实分配的 “乌托邦预期”，可能也要因此永远而被“某人”横加剥夺了。所以，木叶山问题联合研究的“专家城邦”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成了：保留“猴子身份”，绝对比“吃到苹果”本身还要重要。“某人”基于国家主义强势逻辑的内外秩序的稳定考虑，也决不允许总是处于“想吃苹果”状态的学术“猴子”真的能把“苹果”吃到嘴里。随着全球化步伐的日益跟近，公共历史文化价值将会越来越被人们视为：它像人类生活需要空气滋养一样尤为重要，它不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还与人之所以为人，能够在历史真相面前保留不被欺骗，不被侵害的个人尊严而鱼水与共。然而当下中国的历史学术语境，国家主义话语中心倡导的受众历史文化价值观，却依然还是爱国的/体制的，思想的/体制的，民族的/体制的之“铁笼子现实”。在国家主义思想资源板结，学术逻辑漏洞百出的历史诉求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之陈年未改的民族主义高调，也可以将木叶山课题的联合研究被类推为：越是契丹的，越是中国的；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相反，越是世界的越是中国的；越是中国的越是契丹的之逆向思考，往往要被国家主义中心话语一律斥为“崇洋”，事关木叶山契丹祖源地与北方辽王朝的历史文化累积的真实探讨，就要么维持隔靴挠痒的目前现状，要么被列为“那些外族国家的建立者入侵了我们”(包弼德(Peter k·B0I))的民族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雷达预警。而且，由于个人价值长期让位集体价值，公共利益始终服从“国家利益”需要的意识形态的监禁——根据布迪厄对二元对立观念的拆除，笔者就契丹辽史学术研究的基本现状，试图恢复作为“中间人”的批评者立场，但因我不符合国家主义的历史文化利益所需，故而我的书写身份，也会受到深受国家主义话语长期淫浸的读者的质疑。一位网友通过我的工作博客留言：“估计楼主是契丹后人。整篇文章都是贬汉仰辽”！可见人们对国家主义的文化利益的维护，不仅属于当轴的职能统辖，而且还有广泛持久的“综合治理”基础。根据这种“学术群防人士”或“含增镇的嚎丧者”留下的网络信息，笔者访问了他的名为“中华文化”的私人博客，读过他的“历史文化研究”之后，我才意识到：国家主义中心话语已在大众的内心深处，构筑了抵御契丹辽人的“第二条长城”防线。秦嬴政用第一条长城圈建了“家天下”的君主专制暴政乐园，爱国主义“嚎丧者”们用“第二条长城”抵御批评针对“传统中国概念”学术质疑。而长城作为国家主义的超载的符号能指，或许正是中国文明迟迟无法更新的铁笼子事实的具体所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