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发财：历史国家化的文化迷雾【转帖】

小菜一碟

历史国家化的文化迷雾
        ——读《大辽韩知古家族》兼谈地方历史国家化问题


来源：旁观者郭发财的博客

http://qrgfc.blog.163.com


2009-07-30

论及质疑国家历史的必要性时，包弼德(Peter k·B0I)提出的“可供参考性”策略认为：可以将“地方史”单独看成一个“类别”，“从国家的内部解构主权”。包弼德的历史方法论，相对“国家主义”历史主题先行，以论代史的学术探讨路径，更加具备通过独立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中形成公众认可的“公共历史”的可能。就木叶山具体方位的探讨来说：基于历史文献“中国简典所不载”的普遍前提，当“铁笼子法则”闭锁了“专家城邦”对“统一权威说法”的预期后，借助包弼德的“地方史类别”，我们还可以对木叶山祖源地的相关情况进行再确认。这个过程，有些类似进化论关乎的从猿到人的生命演变过程。比如，北方契丹从古八部的“猿人时代”，进化到可以“直立行走”——控有“东至于海，西至金山，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的帝国“成人时代”时，我们以直观的平面视角，能够回溯性地找到古八部时代隐约可见的几点“氏族篝火”，看到遥辇氏、大贺氏乃至奇首、可敦夫妇介于半文献与半传说状态下的少量零星史料。可是，当我们耳目并举，试图再回溯地将视线投射于契丹人的祖源地——要从可靠的历史文献中确立木叶山的“丛林洞穴”时，面临的却只有笔者曾经描述过的“空白与啁哳”。只有庞大的契丹帝国的“版图存在”，惟独不见他们最初的立足之地，难免让人陷入生命对于生命的虚无，学术探讨之于契丹历史的文化体温的欠缺——这也正是笔者强调的“契丹辽人的历史总是处于被观看的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之所在。那么，根据包弼德(Peter k·B0I)提供的概念，在“地方史类别”的文献层面对木叶山的地理方位予以再确认，山穷水尽疑无路时，无论是否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结果，出于一种方法的坚持，终归还是值得我们为之一试。

包弼德认为：“地方史在学术研究中地位较低。它通常都是由处于学术底部的人或地方的学者，甚至是那些完全处于学术阶层之外的‘业余历史研究者’完成，原因是这些研究不是国家性的”。将包氏的“地方史”界定与“契丹地方史”互动，我们又发现：包弼德质疑国家历史的“地方史”，对“质疑国家历史”不但于事无补，而且由于“地方类别”意识形态极其浓厚，研究人员的构成非常特殊，“地方史”依然属于“铁笼子”中的“国家历史”。首先：“简典所不载”的文献残缺是个无法绕过的共性问题。源自北京的“国家历史”，与出自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地方史”，在关于木叶山的具体描述中，二者谁也没有，也不可能给出我们再次预期的“权威性说法”。“左旗地方史”各种版本的探讨，结果与“北京国家历史”都是互相因袭，没有超越笔者曾经概括的“五个方面”。其次：从事“地方史”研究的人员结构非常复杂。包氏认为：“地方史”研究者处于“学术的底部”，属于“业余历史研究者”范畴，这些方面不会有错。但他忽略了地方党委、政府机关、文化系统中的公务员——领取政府支付的薪水，其人其文具有明显“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倾向的“专业”与“半专业”研究，社会投机小文人——不领取政府薪水，主动迎合地方文史机构与当地媒体需求，以缺乏历史依据，类似街谈巷议的“研究文章”换取稿费的“地方史研究者”对“地方史”作为“类别”的“国家历史”渗透。仅用“学术底部”和“业余研究者”概括，难免揉杂了诸多“想当然”的因素。复次：由于“地方史研究主体”的“主流渗透”，选题讨论阶段各方把关，出版过程中“三审制”无可避免地存在，必将导致“地方史类别”对“解构国家主体”不但于事无补，而且由于“学术底部”地处非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学术信息滞后和言说尺度的僵化保守——左旗“地方史”与北京“国家史”依旧比较类似，甚至在历史意识形态的维持上，还会超出“国家历史”，最终得以形成“地方史的国家化”的历史悖论。

以何振祥、曹建华主编的《大辽韩知古家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为例：除去巴林左旗两位党政首脑联合署名，“站位角度极高”的本书序言暂且不说，仅以编者在“编后记”中“(该)书的编撰工作，始终得到了旗委、旗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旗委书记汝俊杰、旗人民政府旗长徐德林亲自参与了本书的策划，提出修改意见并为之作序。旗委副书记赵会鹏、旗政府常务副旗长曹熙、原旗委宣传部长孙庆莲、组织部长姚向超、副旗长单秀林等同志参与书稿策划的同时，经常了解过问书稿的编写和进展情况”，“由主编曹建华同志写出初稿，打印成册呈给了旗党政领导”，“广泛征求意见”的有关陈述来看：包弼德(Peter k·B0I)关于“地方史类别”的界定，与他的预设的“地方史”可以“从国家的内部解构主权”的学术愿望，在左旗地方官员与“领导重视”的“豪华阵容”面前，未免显得有点“可怜巴巴”。这样说，是因为除了《韩知古家族》的编者，站在地方行政、文化官员的立场对诸上司礼节性的致谢之外，该书后记还隐含了诸多地方要员“齐抓共管”，对该书的“思想健康”的认真负责之意。那么，借助 “地方史类别”的概念，从“地方史”中寻求木叶山祖源地的确切地理位置——当我们的预期再次落空之后——巴林左旗“地方史”的其它文献参考价值，就可以因此而被我们忽略不计吗？显然又不全是。以各种历史文献对契丹帝国“行政版图”的具体勾勒为例——经过多次比较，笔者颇感意外地发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大辽国皇帝及皇后》就能位添非常难得的“内容详细”之列。

李曹两位先生对“国家主义”“以论代史”的坚持与延续，与“北京专家”的“国家历史”虽说同样明显，但由于二位的“书写身份”属于巴林左旗的“行政”和“文化管理官员”——他们提供的“帝国行政版图”这一文献资料，手泽余温的可感度，较之其它历史文献当然又会胜出他者一筹。至少，在“乡邦文献”的历史诉求点上，二位地方官员描摹的帝国“版图存在”，具有浓烈的“谁不说俺家乡好”的话语情结，而源自“国家主义”话语立场的同类历史文献，则因著者与著述对象缺乏必要的个人历史关系互动，行文过程大都处于“零度写作”的文本状态。因此这是李曹二人优于他人，尤其值得笔者的肯定认可之处。

“辽王朝的疆域是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时期基本确定下来的，到耶律隆绪、耶律宗真时期又有一些较小的变动。其疆域走向是：

南线：从今天津市海河口溯流而上，沿今河北霸县、徐水以北、永清、定兴以南当时的界河拒马河（白沟河），再向西，经易县，涞源与满城，阜平之间，再向西，经今山西灵丘、浑源、应县、朔县、宁武、五寨、偏关与繁峙、代县、原平、苛岚、保德之间，再向西，经今陕西府谷、神木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葛尔旗之间。线北是辽朝领地，线南是北宋统制区。

“西南线：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与东胜之间，再向西北，过黄河，进入巴彦淖尔市境内，再向西，在河套以东折向西北，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大体与中蒙两国(国)界平行，再向西，至中国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界附近。线东北是辽朝统制区，线西南为西夏辖地。

“西线：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大体上与中、蒙两国国界平行，再向西北，在今阿勒泰山山脉西南，进入中国新疆境内，沿乌伦古河，再向西北，在吉木乃以南，以及和布克塞尔、塔城以北，进入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到萨斯克湖以北，是为西线之一。西一线东北是辽朝统制地区，西南线是西州回鹘和黑汗国领地。从今萨斯克湖北向北，到巴尔璃尔，折向东，是为西线之二。西北二线东以南，是辽国辖区。

“北线：从西线之二的终点再向东北，又折向东，包括今叶尼塞河上游东、西两岸，及其支流安加拉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是为北线之一。北一线以东、以南是辽朝统制区内的戛斯国王府辖地，再向东，直到今外兴安岭西端以北，包括今贝加尔湖周围在内的广大地带，是为北线之二。北二线以南是辽朝统制地区的斡郎改国王府辖地。从今外兴安岭西端以北，再向东，到外兴安岭东端的鄂霍次克海，是为北线之三。北三线以南是辽朝统制地区的室韦国王府辖地。

“东线：从北线之三的终点，再向东，包括今俄罗斯的萨哈林岛（库页岛）、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带在内，折向南，在今拉彼鲁兹海峡（宗谷海峡），再向西，是为东线之一。东一线以南、以西、以北是辽朝统制地区的女真族等的活动地区。沿着今日本海西岸，再向南，包括今乌苏里江以东俄罗斯境及以西中国吉林、辽宁、黑龙江省广大地区，是为东线之二。东二线以西北均为辽朝统制区域。”

除了“零度写作”的文本状态，“国家历史”的文献资料对契丹“帝国版图”的勾描，史臣、文人在传统“中国概念”的话语诉求中，还存在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语焉不详的事实。史臣、文人们这样做，除了史学方向与“公共历史”的可能性探讨不同，局限了他们对契丹“帝国版图”的行文尺度，加之考证历史地理脉络的技能或许不精之外，其原因还包括：一是，“国家主义”的“传统中国”概念言说宋辽时代的“中国历史”时，史臣、文人如果将辽帝国的“行政版图”勾描清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权思想，会遭到“中国”的近邻——远比“宋朝‘中国’当局”更强大的“契丹帝国”的剥离。有关著述，不得不扒开“国家历史”的“漂亮羽毛”——露出自己的“孔雀屁股”。“国家主义”只要“羽毛”，不要“屁股”的“雄孔雀心理”，就会毫无保留地显露在世人面前。二是，还原“历史真相”的念想尽管非常稀有，也不可能如愿，但史臣、文人内心向往的源自鲁迅先生评司马迁《史记》，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构成的“信史情结”，必导致传统“中国概念”中的“那些外族国家的建立者入侵了我们”——如果为其鼓吹，必与“中国”“国家主义”的至高利益不相吻合——难逃虢射(人名，晋国大夫)式“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的犬儒思想“自我消解”。三是，“攘外必须安内”——民国时期蒋介石先生发明的语词，虽然属于“国家主义”抗日时期的军事战略，但在历史典籍作用世道人心，由上至下的“垂直型”愚民教育中，还是主流文化价值的重要诉求。故而，当“传统中国”遭遇内忧外患，以宋辽南北对峙——契丹帝国远比北宋帝国强盛的事实讨论“中国概念”的相关内含，在契丹“帝国版图”的勾描上，史臣、文人通过选择性失明维护北宋“中央帝国”的“庞大无比”——用“雄孔雀的漂亮羽毛”“鼓舞斗志，统一思想”也在情理之中。

由于这些因素在“国家主义”文献层面不同程度的存在，久而久之，便导致“国家历史”对契丹帝国“版图存在”的勾描——能不说的，大家尽量不说，可以含糊简略的，就各显其能地含糊简略。那么，当巴林左旗的“地方史”颠覆了包弼德(Peter k·B0I)的“地方史类别”后，“地方史的国家化”，又为辽人的“帝国版图”，提供了可供非“国家历史”参考的“地方文献”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第一：“左旗地方史”在颠覆包弼德“地方史”的“非国家化”概念时——基于简典不载的普遍前提，虽不可能、也没办法确认木叶山契丹祖源地的具体方位，标示出古八部时代契丹人的“丛林洞穴”——不过，为了缓解“国家历史”与“地方史类别”之间的遮蔽与被遮蔽的矛盾，不得不把左旗的地理位置存在，借助契丹帝国的“版图存在”——以“这儿历史”的源远流长，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的“我们这个地方”予以标示清晰。这样，站在“地方历史”的文化利益立场，在完成“国家历史”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指标”后，积极填充“地方史空间”，就成了“左旗地方史”的重要首选。再有，在“乡邦文献”的基础上建构“地方史”的丰腴妖娆，以“二奶心态”向“国家历史”邀宠，避免因“国家历史”宏大叙事的延宕，导致左旗“地方身份”在“国家历史”宏大叙事中遭到忽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二：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先生视察内蒙古赤峰市，明确提出“这里（巴林左旗）是辽文化的古都，要有一些人研究这里的历史，把文物整理一下，能够吸引人，至少是国内的人来旅游”的要求——为了“贯彻首长指示”，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略，“拉动旅游经济”改变“老少边穷”的落后面貌——李国、曹建华们下功夫领会朱先生的意图——“认真查阅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几易其稿”，以《大辽国皇帝与皇后》中的帝国“版图存在”，唱和“我们巴林左旗这个地方”就是朱先生提出的“辽文化的古都”的“重要论断”——为感谢朱先生的“亲切关怀”，巴林左旗“地方史”以“地方史的国家化”，颠覆了包弼德(Peter k·B0I)的“地方史”作为“类别”“质疑国家历史”的论断后，由于朱先生的“国家身份”对巴林左旗的“地方身份”的认可，“地方史的国家化”迫于旅游经济的历史文化诉求所需，契丹帝国的“版图存在”——因“邀宠”与“古为今用”的密谋术所致，于无意识中，就能修复曾被他们颠覆的包弼德的“地方史”概念。

为恢复西海固地区回族民间密教“哲合忍耶”的“地方史”，作家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写到：“他(马明心)否定什么乾隆盛世。他为我树立了以人的心灵自由为唯一判别准则的，审视历史的标准。经济不等于时代。经济统计数字的表象，使学者变成病人，使书籍传播肤浅，使艺术丧失灵魂。经济使男子失去血性，使女人失去魅力”。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20世纪，张的这个论断一度被人喻为坚守人文精神的论说经典。时值2008年，由企业垄断，政府行政垄断构成的中国“寡头经济”喧嚣尘上。“以公正公平为纲”，赋予每个人“立足点的平等”，作为源于经济学，也可以作用“公共历史”关于“传统中国概念”批评的“郎咸平经济话语”，正在逐渐被人们认同。我们再来谈论张承志的“历史经济观”，有趣并且值得人们注意的现象却是：经济作为“国家主义”的“当下意识形态”，使赤峰市巴林左旗已经“国家化的地方史”，同样也能僭越原本牢不可破的“传统中国”的“国家历史”意识形态。“国家主义”迫于当轴在全球化经济强国的俱乐部里，渴望用GDP激活“一个中国身份”的世界认同，与之有关的“朱镕基左旗经济学”、张承志西海固的“心灵自由”，乃至“质疑国家历史”的包弼德“地方史类别”——各种看似各不相干的经济问题和历史问题，在本文的话语内部，其实倒也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因果矛盾。

我们知道：阐述了作为“类别”的“地方史”，可以解构“国家历史”的话语“主权”之后，包弼德继而认为“地方史有得到援助而发展的趋势，即以一些方式不加批判地促成某些特定地方的地方史编写。它通常是由诸多文献资料编撰而成，缺乏历史分析”。包氏的“援助”是指围绕“地方史”编撰过程而展开的人财物配置。意思是说：研究“国家历史”需要钱，编撰“地方史”也需要钱。没有相应的“经费援助”，无论“国家历史”，或者还是“地方历史”，在当下的“寡头经济”社会都将寸步难行。“人财物配置”背后的经济指标，就这样成了决定或影响历史的关键。于是，“左旗地方史”在完成“国家历史”意识形态不确定的“份额定量”后，虽然留有“国家历史”赋予它对非“国家主义”的“公共历史”的排斥，但得到“经济援助”的“左旗地方史”，在“国家历史”与“寡头经济”时代的“经济意识形态”之间，基于郎咸平的“立足点的平等”的坚持，同样也可让人看到可供“公共历史”讨论之需的“文献真相”。仍以《大辽韩知古家族》为例：在“经济意识形态”高于“历史意识形态”的阅读语境中，《韩知古家族》的出版价值因不属于畅销之列，经济回报在国家出版机构面前，与民营出版机构一样都要大打折扣。左旗地方当局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按经济逻辑的游戏规则，对该书进行“联合出版”，成了半遮半掩的“公开的秘密”。从《韩知古家族》“后记”所附的——编撰者对巴林左旗财政局、发展计划局、畜牧业局、农业服务中心、政府办公室、交通局、民政局、国税局、国土资源局、建设局、教育局、环保局、水利局、交警大队、公安局等政府委办局和白音偌尔铅锌矿、世纪隆大酒店等企业单位的“鸣谢”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本书的出版——在“为了提高我旗的知名度，开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的某个“文件由头”的“鼓舞下”——他们为《韩知古家族》的出版既给予的积极赞助，也暗合了包弼德(Peter k·B0I)的“地方史有得到援助而发展”的论述。

因此我们说：在“寡头经济”时代，“经济成了决定或者影响历史的关键”，其实一点都不缺少事实依据。这些“左旗地方史”，因编撰出版而获得的“援助”，在2008年的“寡头经济”中国，基于它的“国家历史”诉求，在“公正公平”的前提下，探讨我们预期的“公共历史”——由于它的“援助”不能脱离“国家主义”的地方背景，故而严格地说：《韩知古家族》的出版，的确有它不一定“非得如此”，可往往也只有“非得如此”的地方。然而，在包弼德强调的“地方史类别”质疑“国家历史”的方法论，与笔者所作的解读分析中，它却可以为我们提供寻求“公共历史”认同的部分文献基础，显然“这样的经济援助”又是非常有意义的。笔者赞同《心灵史》作为西海固“地方史”对“乾隆盛世”的“国家历史”的批判，反对张就经济逻辑所作的过度诠释的相关考虑正在于此。

“韩知古家族是辽朝的第一汉族显贵，他们在辅佐辽朝九帝二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为大辽王朝的建立，发展和强盛，为辽文化的形成、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韩知古家族与大辽王朝是同兴衰，共荣辱(的)。但在《辽史》等文献中对韩知古家族的记述则粗略不详。近年来出土的韩知古后人的多方墓志，特别是巴林左旗白音汗山出土的韩匡嗣及其夫人的墓志，其子韩德威墓志，耶律隆佑墓志，德威之子耶律遂忠、耶律隧正(韩昌)墓志，之孙耶律元佐墓志，韩特略、韩高十契丹小字墓志，不但为弄清韩知古家族的世系罔替及在辽朝的作用提供了准确的佐证，而且为辽史研究特别是探索辽朝的民族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和文字资料。

“《大辽韩知古家族》一书，汇集了散记在史籍文献中有关韩知古家族的历史资料和近年出土的韩匡嗣等韩知古后人及亲属的十四方墓志资料，互相佐证，互相补充，科学分类，融为一体，不仅增强了史料的准确性，翔实性，而且有补史之不足，证史之谬误的作用。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韩知古家族世系，追溯了韩知古家族七代84人的世系关系及在辽代九帝相传历史中的职官和地位；第二部分从韩知古及后人与大辽王朝的朝政国策，兵戈征战，与皇族、后族关系三个不同角度，综述了韩知古及其后人文治武功方面的才智和在辽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作用；第三部分收录了韩知古、韩匡嗣、韩德让等韩知古家族及其近亲十六人传略；第四部分附录了韩知古后人的十四方墓志资料和四篇已公开发表的墓志考释文章。全书把韩知古家族的成败荣辱同大辽王朝兴衰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既追溯了韩知古家族的世袭罔替，又记述了韩知古家族在辽朝历代所起的作用，又寓记了大辽王朝的兴衰成败。”

在我看来，“左旗地方史”提供的“韩知家族”的林林与总总，归纳起来，可供“质疑国家历史”与消解传统“中国概念”的覆盖在“地方史的国家化”阴影中的参考文献主要有：韩知古家族的国籍问题。左旗白音罕山出土的韩瑜墓志有云：“韩之先，与周同姓，原号韩武子，后与魏灭范，贞子迁平阳，安王始为六国，自韩之后，因生赐姓”。据此，我们得以知道：韩知古家族因出生地而姓韩，祖源地在一个名叫“平阳”的地方。此为一。第二，根据《韩匡嗣墓志》记载：“曾祖讳懿，不仕。王父讳融，任蓟州司马”。就是说：韩知古的先人，不曾做官，只有他父亲，在唐代大约做过“从五品”的“公务员”。第三，《全辽文》收录的《韩瑜墓志》有云：“近代起家于燕壤，仕禄于辽庭焉”。综合前述三条资料，我们能够看出：韩知古的祖籍在今山西临汾西南的“尧都平阳”与今津京地区。这两个地区，在唐帝国时期，“燕壤”虽被长安中央帝国控制，但由于“燕壤”与“平阳”类似，在群雄争霸的“五代时期”——耶律阿保机趁势崛起的时代，属于形同虚设的“传统中国”与北方契丹边界的“有争议地区”，故不能简单地把辅佐契丹“九帝二百多年的历史”的韩知古家族的国籍视为“中国国籍”。从《维基百科》提供的“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一个国家的国民的法律资格”和“国籍是个人对国家的绝对服从”的常识来看：韩知古家族的“七代84人”的国籍应该属于北方契丹帝国。

韩知古家族的民族问题。依照“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排列，韩姓位添第十五之列，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把“韩知古家族”的民族属性视为“汉族中国人”。因为韩的后人到了孙辈韩德让时期——辽景宗耶律贤，圣宗耶律隆绪的时代，其家族因尽心辅佐契丹帝国，屡建功勋，与北宋达成“澶渊之盟”后已被辽帝赏赐国姓耶律。这种赏赐，北方契丹虽说是从隋唐中土的帝王们那儿借鉴来的，但作为国家之于国家话语——《宋史》明显区分的“宋人”与“辽人”的对等，隋唐王朝在北方契丹弱小可欺时，可以在皇权统制的边州“羁縻制”下，对大贺氏联盟给予“孙姓契丹”，“李姓契丹”的分封——将“孙万荣”、“李尽忠”等看成中土治下的契丹臣民；“澶渊之盟”缔结以来，太阳契丹如日中天，耶律家族也有资格将“韩知古家族”的后人“耶律隆佑”(韩德颙)，“耶律涤鲁”(韩涤鲁)视为“佐命功臣”与“耶律汉人”。何况903年，太祖耶律阿保机任迭刺部夷离堇，攻下河东与怀远诸军后，又对蓟州用兵，与之征战的述律平之兄欲稳将韩知古掠离“燕壤”，带入大漠为奴时韩知古年仅6岁。当时，唐帝国早已分崩离析，哀帝李柷沦为北方藩镇的傀儡。唐帝国连它治下6岁孩童的身家性命都难保全，面对这样的“中国历史”背景，跟随官方考古新闻与“国家历史”学者的论调，将“韩知古家族”看成“第一汉族显贵”，以及“辅佐辽朝的汉族大地主阶级”，明显是对历史本身的蹂躏。

韩知古家族的政治指涉。出于“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当代历史文化研究的目的”——巴林左旗旗委书记汝俊杰、政府旗长徐德林先生在《韩知古家族》的序言中说：“辽文化是契丹族和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辽文化是契丹族和汉族在政治上互相依存，经济上互相交流，文化上互相吸收融合的历史文化成果，也是各民族团结进步的象征”。李国、曹建华先生的看法是：“为建立、巩固、发展大辽基业，契丹贵族统制集团同历代封建统制者一样，采用以武备而固疆土，以文才而治国家的治国谋略，接纳和依靠中原汉族地主阶级的文武人才”。地方官员们对“韩知古家族”文献资料的提供虽说功不可没，但他们的对该家族政治身份的评论却难以自圆其说。其一：“契丹族和汉族”尽管是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可以服务“中国是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现实“中国历史”意识形态的需求，却无法弥合宋朝历史——传统“中国概念”中的“中国是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国家历史”意识形态需求，因为在“中心国家”宋朝之外的番邦——契丹军力与幅员的辽阔已经超越“北宋中国”——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巴林左旗“地方史”对现实历史意识形态的确立过程中，契丹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已被移植到传统“中国概念”之中，原本居于“中心国家”正位的“北宋中国”，实际已经被“左旗地方史”边缘化，或另一种意义的“番邦化”了。其二，出于“古为今用”的考虑，“韩知古家族”在契丹帝国“九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说他们与耶律家族在“政治上互相依存”倒也说得过去，但是，因此而把北方契丹与“北宋中国”看成“经济上互相融合”，“各民族团结进步的象征”，则是“以论代史”，掩盖历史真相不说，而且这种论调，也与“爱国样板戏”《杨家将》抵御外侮——“碧血青天”的“国家历史”存在“左右手”的意识形态互搏。因为，既然宋辽已经“经济共荣”，民族业已“团结进步”，《杨家将》的抗辽故事，就可能成为破坏“经济共荣”与“民族团结进步”的“罪证”。其三，“封建统制集团”与“地主阶级”的类似言论，学者罗建在《招魂》已经中有过反驳。罗的主要看法有三：第一，封建意为“封土建国”，特点是天子对领土享有所有权，王权以世袭传至子孙；秦统一后，废封建立郡县，郡守为地方长官，并非前领主与王者，所属大权乃中央赋予，无土地使用权，子孙继承权无从谈起。第二，与封建有关的词语皆属贬义词，本属清白的“封建”说，被用于皇权一统的社会形态，成为专制暴政和愚昧落后的象征，几成万恶的渊薮。“岂知封建之世，诸侯竞争，百家建说，士者游之，远人来之”。始自秦汉以后的“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与“独尊儒术”绝非封建之属。第三，上个世纪以来，严谨学者以“feudalism”“feudal-system”对译西周的封建形态是说得过去的。当下，国内外学者中的恪守正道者，已经不用“feudalism”“feudal-system”描述秦汉后的皇权专制社会。第四，马克思有了“五形态”说之后，信徒们一律宗奉从原始到奴隶、从奴隶到封建的公式化教义，连马克思本人的修正与纠偏也视而不见。当年，某人不惜篡改家谱，阉割中国历史，将“奴隶”植入，“封建”挪后——使之迎合于马列之说，为“革命”正名，以便夺得“革命”的领导权；其后为了掩盖劣迹，永固史册，居然侵害社会文化遗传机制，施行反教育”。伪词“封建”之所以大行其道，要拜行政手段统一教本，教授后人的结果所赐。因此，“封建”不但与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毫不沾边，与北方契丹更是八杆子都打不着。“左旗地方史”因“韩知古家族”个案而下“封建统制集团”与“地主阶级”的结论，实际与当轴要求“将中国历史讲成阶级斗争史、“儒法斗争史”、路线斗争史，将世界史讲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使历史课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张桂芳《中学历史学科课程教材改革趋势研究》)，实为一脉相承。

韩知古家族的文化隐喻。当辽宋历史沦为评书艺人、戏剧演员、“含增镇的嚎丧者”(见笔者《第二条长城》)和影视娱乐艺人的“谋生口粮”，“爱国文艺”“杨家将”的忠勇抗辽故事，许多时候都是他们的首选。伴随契丹“虏主”和“虏主婆娘”左右的，屡犯“北宋中国边关”的那些身着“胡服”的铜锤花脸、青面獠牙、牛头马面们中间，始终没有“韩知古家族”的身影。“杨家将”“爱国文艺”的传播者，屏蔽老韩家的历史存在，是因为韩氏家族的“七代八十四人”的服饰模样与“爱国历史”的讲述者、表演者乃至“杨家将群体”本身的模样没有区别，言行举止远远不及“铜锤花脸”、“青面獠牙”、“牛头马面”那样容易引人仇视，形成同仇敌忾“枪口一直对外”的“浩然正气”。如果将老韩家位添“虏主”和“虏主婆娘”左右，“爱国文艺”抵御外侮的“国家主义”诉求，就会因“汉奸韩”的模样与己无差而难达到“举国动员”的“国家主义”的目的。因而，“韩知古家族”在传统“中国概念”累积的文化土壤中，因文艺对历史的取代，无论这个家族在契丹帝国“九帝二百多年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如何居功至伟，他们的真实形容还是被“萧天佐”与“萧天佑”(《杨家将》与《辽史》互相指涉的“敌对人物”)——诸如此类的总爱哇哇乱叫的“番邦强盗”遮蔽。因而，通过巴林左旗的“地方史”“类别”在其“地方史的国家化”的文本诉求中，我们可以从《大辽韩知古家族》一书中拨开“爱国文艺”的历史迷雾，近距离地看到“韩知古家族”的真实形容，甚至聆听到他们的怦然心跳。不过需要说明的却是：笔者通过对“古为今用的”《韩知古家族》的“公共历史”解读，又有一个极为意外的发现：“左旗地方史”出于“历史为现实服务”的目的，被遮蔽的“韩知古家族”又因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契丹帝国的国家属性的率先定位，继而成了辅佐契丹“完成了北方民族的统一”，最终促进了“中华民族中国”“统一”的“国家主义”诉求而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先进模范群体”，与杨家将群体一样，他们都是一些推动历史进步的“民族英雄”。于是，本是属于同一“国家主义”历史谱系的话语表达：“爱国文艺”与“左旗地方史”竟然诉说了两个“中国概念”，而“国家主义历史”理应依托的“北宋中国”实际上已经被人抛到九霄云外。

似乎事实就是这样：根据包弼德(Peter k·B0I)“质疑国家历史”所提的“地方史”作为“类别”的学术概念，依赖“左旗地方史”，我们试图寻找契丹辽人的祖源地的愿望虽然再次落空，但以“左旗地方史”的个案为例，采取依靠与修复并举的文本策略，我们可以发现包弼德概念的漏洞，在“左旗地方史”中确立契丹帝国的“版图存在”与“韩知古家族”对于北方契丹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独立存在的“历史事实”——于“公共历史”之于“国家主义”传统“中国概念”的质疑，笔者所作的这个名为《国家化的迷雾》的文本解读，或多或少地能够恢复一些辽宋“中国历史”之外的“契丹帝国历史”的本来面目，相关的心血付出倒也还算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