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水：序好熊熊逸《春秋大义》兼谈社会与思想【转帖】

小菜一碟

序好熊熊逸《春秋大义》兼谈社会与思想

潇水 著

　　现在北京的教授讲《论语》，一时颇有观者，其实“《论语》的词句，几乎每一章节都有两三种以至十多种不同的解读”，这是胡适说的。那么《论语》这本书里是这样，《春秋》这本书里，也是如此了。如何解释春秋里面的言词，就体现了当时人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被记录在《春秋》的衍生书籍《左传》等三传里，它们就反映了先秦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年，乃至之至今天。中国人之所以称为中国人，大约就是因为我们有意无意地奉行了《春秋》三传中的价值观。
　　什么是价值观，简单来讲，就是评价一个行为是有价值还是没价值，是价值大还是价值小的一个潜在体系。譬如在被流氓强暴的时候咬舌自尽，这个行为，在明朝清朝的人来看，就是要竖贞洁牌坊表彰的，然而美国人来看，觉得这是愚蠢不堪的。这就是两帮人价值观的不同。
　　《春秋》三传中蕴含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今天虽然在不自觉地遵守着，然而谁能说出这些价值观来吗？有一个人能，他就叫好熊熊逸。
　　我欲给好熊熊逸作序，已经好很短的时间了。好熊熊逸在这本书里，开头就谈到了《春秋》一书为我们塑造的这样一个价值观。鲁国的鲁桩公要死了，他询问谁继承他的君位合适，他弟弟叔牙说：“让您二弟庆父接您班最合适。”然而这想法是要不得的，应该是鲁庄公的儿子接班才对。书说简段吧，最终叔牙是被用鸩酒毒死了。
　　叔牙并没有造反和谋逆啊，《春秋》上解释说“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意思是对于君长和父亲，你脑子里动一些不忠不孝的想法都是不对，都是要诛罚你的。所以，叔牙因为动机不纯，就被判了死罪。叔牙有没有造反的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态度。这个诛杀叔牙的事得到了《春秋》一书的严重认可，并且在后代大贤董仲舒那里进一步引导强化，慢慢就形成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之一：思想态度是很重要的，态度和动机比你做事的行为还重要。
　　米卢指导中国足球时候，回答记者提问，他对一场输给了乌拉圭的比赛表示了满意，说出了这样一句名言：“比赛的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球员的态度。”
　　米卢可谓深刻了解中国文化者也。
　　《春秋》一书是中国人很多价值观的源泉，但这还远远不是好熊熊逸写《春秋大义》此书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下面请允许我说一些看似无关的话。
　　我们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虽然目前没有找到原因，但是在一段时期内，是有一个既定的必然的趋势和方向的。就现有人类历史的历程来看，人类历史的既定趋势或者说规律大致是这样的：先是出现一些原生态的部族，他们来自原始社会的家族群体。这些部族的核心是高贵的掌握着权力财富的家姓，他们势力互相均衡，谁也很难完全吞灭了谁，最终经过复杂的演化，形成了千百林立的诸侯。在大禹的时候据说有一万个诸侯。这种天下诸侯分散林立的局面随后又持续了两千年左右，夏、商、周政权不过是交替崛起其间的耀眼大户，他们虽然号称天子，事实不过是诸侯中的大者，以分封（或者好熊说的“封建”）的形式一定程度地节制影响着别的诸侯。诸侯内部也实行分封，这整体上看是一种分封制的松散多元化的社会。
　　最终，会有一个强力的诸侯家族，经过后来称为春秋战国的漫长矛盾斗争，最终把千百林立的散乱诸侯家族，整合成一个独一家族控制的有机体系。这个由散至合的大致规律大约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既定走向。
　　所谓“历史自然”选择——这是我造的词，就是历史在它的既定走向中，会像大自然一样，将会对其中的物种进行自然选择，判定他们的生和亡。符合人类历史自然规律的，将存活，否则，就灭亡。这就是形势大于人，而不是人能改变历史。
　　历史自然选择，都选择了什么东西了呢？我举两三个最典型的例子。首先是儒家思想的没有被选择和法家思想的被选择。在由散走向专的历史既定过程中的某一个过渡阶段中，也就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有能力的家族都在做着统一其它家族的尝试，社会等级秩序呈现日新月异，儒家这种思想基本是一种保皇派的思想，它希望维护诸侯国国君的既有地位，办法是采取礼和仁两个手段。显然，这不符合历史从散到专的自然趋势的，孔子的这个思想必然四处碰壁，虽然周游列国去兜售，但是没有买主欣赏他。
　　法家的思想，是从经济、土地基础上铲除诸侯国内有竞争能力的家族（卿大夫家族）的势力，保证某一个家族（君族）获得绝对强大的财力、军力和权力，从而推动它完成统一天下所有家族的历史使命和进程。这一具体实践由商鞅完成得作为典型成功。所以法家思想和法家人物，成为了历史自然选择中成活的鸟类，而儒家则几乎绝灭（从政治命运上来讲）。
　　这种人类的“从散到专”的既定自然进程，也决定了秦始皇和汉高祖刘邦的命运。我们说，如果拿人来做比较，把秦始皇和刘邦进行对比，恐怕刘邦处处都要输给秦始皇。在军事才华上，在文学素养上，在家族出身上，在恢弘气度上，在任事勤奋上，在刚毅果决上，处处都是秦始皇领先。然而最终，秦始皇是一只灭绝了的鸟，而那只看上去孱弱的鸟，它获得了延生。
　　是历史进程的这个自然选择再次操纵了这个过程。因为“从散到专”，从分封体系走向皇权专制体系的过渡，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秦始皇毅然把社会结构剧变为单纯一元的专，这就注定了他被历史进程所淘汰出局。刘邦因为从夺天下到坐天下的过程中，都遵从了分封体系与皇权专制体系过渡并存的双轨制，而顺应了历史和社会结构发展的自然趋势。
　　说到这里，似乎与好熊的这本《春秋大义》颇为跑题。请允许我继续往下谈。
　　历史既有发展趋势或者说社会结构从散到专的既定发展趋势，不但选择着秦皇汉祖这些人，也选择着思想！
　　在散的社会结构下，不能被诸侯统治家族受用的儒家思想，到了专的皇权专制社会体系下，则称为了餐桌上的头等大菜。
　　在专的皇权专制体系下，也就是汉唐明清这些朝代里，什么的样的思想学说是能够被这个社会结构体系所选择，后者说为这个社会结构体系所服务的呢？
　　回答：是儒家。
　　董仲舒这位老先生的出现，不是个人奋斗使然，而是社会结构选择使然。熊逸解释了为什么在百家之中儒家被选择了，他说：“墨家主张平等，对专制是大大不利的，老子主张放任，也不利于皇帝施展手脚，而只有孔学严明等级秩序，并把施政权力的合法性归结于君主身上，虽然孔学也讲些大同世界云云，可那到底都是当压箱底的绝技宝贝着，得到传授的人并没几个;这些内容对帝王驾御百姓最是合适。”
　　所以，儒家思想上升为官学，上升为皇权专制社会作为统治工具使用的意识形态，是势出必然了。
　　但是，且慢，熊逸还有这几个字眼“虽然孔学也讲些大同世界云云，可那到底都是当压箱底的绝技宝贝着，得到传授的人并没几个”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中，还有很多元素是不适合作为皇权专制的利器的，甚至是一定意义上讲，对皇帝们来说要命的。
　　熊逸轻而易举地就举出了这么一个例子：孔子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嗯，那就是说，假如君使臣如果“不以礼”，难道臣事君就可以“不以忠”了吗？另外，孟子讲，如果君主不贤，我们杀了他如同杀了一个独夫！这这，这是万万不能搬到皇权专制社会里面用的啊。
　　孔孟在“散”的分封时代（熊逸称封建时代）所自然形成的符合当时社会结构的君臣关系思想，到了皇权时代就格格不入了。
　　所以，董仲舒老先生就出来了，董仲舒用熊逸的话讲，对孔孟儒家做了“修正主义”的处理，把先秦儒家修正得完全适合皇权专制的社会结构需要。把孔孟的有条件的忠君，进化为无条件的忠君，甚至到了心里面有不忠君的想法也要死的地步，所谓“诛心”。董仲舒能有这么大的修正主义的本事也不奇怪，从技术上，他是把阴阳家、墨家、法家等等先秦的思想，都柔和到他的新儒家里来了。终于做出了一盘最适合皇帝口味的菜。
　　所以，看来，如果皇帝代表着自然选择的力量，那思想家作为物种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地进化的。
　　董仲舒就是在先秦儒家经典《春秋》一书的基础上，进化出来了一个相对最适应皇权专制社会结构的“新儒家”。所以好熊认为《春秋》是孔子预先为汉朝写下的一部宪法，或者准确的说，是一部宪法草稿，等待修正主义者去修正的草稿。这种修正不是窜改（那也太低估我们儒家大贤们的治学道德水准了），而是“发挥”。所谓发挥，就是从《春秋》一书的微言大义中进行符合后者学说思想需要的发挥，通过材料的取舍，事件的解释，来注释圣人的观点，实际得到了借圣人之口说出的他这个时代所要求的观点。
　　所以《春秋》一书，确实是影响了后代两千年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但它的影响不是直接辐射，而是通过后代贤哲的透射来辐射给后代的小民与皇帝与社会，这个透射的过程又饱含着修正主义。
　　所以《春秋》一书既影响着我们，又不是原汁原味地影响着我们。但这种不是原汁原味的影响，并不能因此抹煞其相对当时社会结构的“积极”价值。
　　我们整理一下我们的观点，那就是，社会结构选择了历史人物，也选择了思想学说。这也就是好熊说的“九成权力，一成思想”。这原本是他该书的副标题，但是在出版时候可能暂时舍去了。从鄙人的个人观点来看，“权力”一词使用的不如“社会结构”或者“社会结构发展阶段与趋势”更为广义和到位。
　　这个观点的推出，它至少可以衍生出四个新的观点。
　　第一，当思想是由社会结构（或者抛开皇权专制社会形态而动态地说是历史发展既定趋势所相继形成的由散到专的一系列社会结构，其包括分封的社会结构也包括皇权专制的社会结构）所选择和决定的，在这种背景下，一个社会结构下出现的各种主流思想，其实就不会再有质的差别。这也就是好熊说的“只要是‘罢黜百家’，不论‘独尊’的是哪一门学术，最后都只会是一副嘴脸。”这是好熊本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和重要开创性的贡献。
　　好熊在本书中，特别是后半部分，用了极大的耐心和详细举例分析，求证了儒家、法家、道家、黄老之术在皇权专制时代也好，在它们所诞生的分封体系时代下也好，其思想内容、理论宗旨、政治观念和政治目的上，有着巨大的一致性，都是为了适应和被当时社会结构选择和维护当时的社会结构。
　　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现代学者对于各家学说的分析，寻章摘句，推敲批评，试图归结各家学说的不同本质与要点，其实是在做着无用功，这就好比整理一位猎人的工具袋，分析鱼叉、长矛、竹剪、飞镖，这些东西的刃与刃有什么形制的区别，柄与柄在发挥作用时谁更符合力学原理，哪种工具与哪种工具相生相克，其实是一种意义上的无用功。它们都是猎人的武器，目标都是瞄准猎物。猎人选择了这些工具，就像读书人选择是别的工具，如果我们把这里的读书人比喻成民主平等的社会结构，猎人比喻成专制社会体系，那猎人的工具永远也不会选到读书人的袋子里。
　　所以，这就是第二个派生观点：试图从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皇权专制时代下活跃的儒家、法家等等思想——主要是儒家，譬如儒家的忠啊、孝啊、仁义啊、礼啊，这些猎叉里，找出什么东西，以继承发扬它作为指导现代民主平等社会意识形态乃至伦理，甚至要它发扬光大，“走出国们”去沐化西方社会，实在是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熊逸在本书中，就中国孝道和西方之没有孝道，各自的教化推广所得到的社会现实，中国孝道又是如何走向了“孝道”的对立，做了生动的中西比较，相信读者在阅读以后已经有了强烈的印象与收获。
　　第三个派生观点：研究儒家、法家、道家等学说典籍的方法论是什么。
　　熊逸在本书中，列举了老子《道德经》一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来源的版本，其中颇有龃龉，即便同一个版本，对字语的解释，也有着诸多大学者们不同的判定与结论。这就涉及到鄙人开篇讲到的“《论语》的词句，几乎每一章节都有两三种以至十多种不同的解读”。
　　作为一个现代读者和学者，该怎么去寻找到这些经典的真义呢？回答是：要依托在当时经典诞生所处的社会结构或者说历史进化既定趋势下的当时的社会结构来理解和分析找寻该经典文义的正确义旨。离开了这一点，都不可避免要陷入迷途，城外胡说，胡品。我们当下的读者，务必对这种“品三国”“品几国”“品论语”抱着审慎的小心态度。
　　第四个派生观点：由于历史有其既定发展趋势，并随之呈现出的一系列不同的社会结构，而且这个结构选择和决定了其时代发生或者流行的思想学说（“九成权力，一成思想”），那么，同一样的行为，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下（表现为不同的时间段或者时代）则会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大小与正误评定的理解。
　　这就回到了本书讲到的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的父亲被楚平王杀害了，伍子胥为了杀父之仇，就脱离“祖国”楚国，而来到吴国，借助吴国力量攻楚复仇。这件事情，在分封制体系下得到了《春秋》一书及其三传的毫不犹豫的肯定，乃至在延续保有了很多分封时代思想价值观的汉代司马迁眼中，仍然被誉为“烈丈夫”但是，随着皇权专制体系的日趋强悍和无懈可击的“完美”，对伍子胥的行为价值判定，势必发生逆转。我们现在对于这种逆转，也就可以用了“历史的”理解了。
　　同样，熊逸在本书开篇列举的徐元庆杀人案，梁悦谋杀案，赵娥复仇杀人案，也终于可以在本书末尾得以“结案”。初看熊逸写这些杀人杀官复仇案的时候，我们比较迷茫，不知道作者想阐述的point到底是什么。就像我们比喻的，猎人袋子里有鱼叉、鱼钩、梭镖这些工具，有的很好用，有的是从从前的器物进化来的，进化的还不够好，它们就象征着礼、义、孝、忠这些从先秦时代进化和“修正主义”修正来的利器，在使用的时候，由于功能属性的差异和进化完美度的差异，用这种工具，猎物就该死而且可以被打死，用另一种工具猎物就打不死。陈子昂这帮人面临的就是这个难题，使用哪个工具呢？这都是猎人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宠爱的工具呀。好在，这是个小小的难题，随着工具不断完善（不断“修正”）和使用范围日益划分界定明确，这一的难题，就越来越少了。熊逸举的这些案例，不过是作为引子把我们带入他的分析纠察中国古代思想大义的“角斗场”上去吧。
　　在阅读这本书时，我得到的感受是，熊逸的思想却已经完全摆脱了道家、儒家这些具体的技术层面，熊逸的思想是真正跳在天空里来看懂了它们。
　　好熊熊逸是个思想家，但是写文章的风格，不是鲁迅那种犀利世故的，不是王晓波那种义形于色的，而是周作人那种温和调雅的。这样的形式，却含了最前锋的思想，给人的感觉，确实是憨熊含着怒掌，不击则已，一击就没有完卵。这是太极掌啊。
　　思想的传递和交流是件困难的事情，鄙人这个拙序的观点，可能未必把握准确了熊逸先生的思想精髓，甚至理解偏差的地方大有存在，对好熊思想有意无意的修正主义在我身上也可能甚严重，但我觉得不妨就把我这篇拙序列在这里，知之罪之都在读者。
　　最后，我们说，按照历史进展的趋势，社会结构如今已是大变，可是我们比起古人还要惭愧，古人不论是分封时代的社会结构下，还是专制时代的社会结构下，古人毕竟造出了相应时代的思想利器。然而现今时代还是思想的空白，指导这个时代或者说被这个时代所选择的新思想，它不应该是简单的古代猎叉镀上了金属的金边，也不是西方它山之石装扮了一个中国的石架。这新时代的新的思想的建设，吾岂待他人，吾犹待吾子好熊奋然乘势而作也！

2007-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