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30年——人、书籍与社会【转帖】

小菜一碟

刘苏里：30年， 人、书籍与社会


2009年02月16日 09:32:03 　来源：新京报




《顾准文集》


    《光荣与梦想》

   
《第三次浪潮》

   
《释梦》

   
《增长的极限》     

下面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30年，主题是人、书籍与社会脉动的关系。     
故事一点点展开，由近及远，直至源头。有两点发现：我们前行的距离，已经很远很远；可站在出发点向前望，目标似又模糊起来……很契合中国这30年的情形。     

1      

对大多数人来说，1976年10月之前，除政治学习之需，几乎没有其他读书生活。不是过来人，难以置信。     
但还是有人有书读，多数是“偷”来的，在人群中，到底是少数，甚至极少数。有书不能读，或根本无书可读，是普遍实情。1978年之后用了近10年的时间，“买书难”才得以缓解，证明中国读书人被饿到什么程度。1978年5月，国家出版局组织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一次性投放市场1500万册，瞬间售罄，堪比十年后深圳发行股票造成的轰动。     
那一年我在黑龙江虎林县，准备高考。     
2008年，据说是书店零售业最惨淡的一年，20年前的买书难，转为今天的卖书难，是原因之一。20年，卖书一事，天上人间。     
可30年的国人阅读史，源头大概就在1978年2月下旬到5月初的三十几种重印书上市。从大势看，这几十种重印书，恰如涓涓细流，自此慢慢形成洪流，排山倒海，一泻千里。     
1979年夏季，在我入大学前不久，李泽厚出版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的哲学奠基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据说成稿于“文革”，到1979年初才有机会与读者见面。直到1986年《古代思想史论》和1987年《现代思想史论》出版，李泽厚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精神领袖的地位，再无人挑战。     
李虽是那个时代年轻学子当之无愧的精神偶像，但却不是我的，我更喜欢日本人木村久一关于天才儿童教育法的《早期教育与天才》和《豺狼的日子》。     读所有能读之书，只要带字儿。卢梭《忏悔录》（人民文学1980）、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1980）、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1980）、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1981）、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1978）和奥威尔的《1984》等等。     

2      

八十年代，是中国开放后的启蒙时期。     
此前的四年，是中国“解冻年代”的曲折年代。人们压抑几十年，尤其“文革”十年，愤怒的火焰达到一触即发之势。“伤痕文学”正是在此背景下悄然走热。地处偏远的边疆小镇，感受解冻的热度，比之中心城市，差得很远。补上伤痕文学一课，在我，已是几年以后的事。因为我们那里，很难看到发表《班主任》、《伤痕》的报刊。读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叶文富《将军，你不要这样做》，是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     
对国家灾难的系统反思，差不多要等到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群众1982）、奥威尔《198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社科1980）和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社科1982）、《让历史来审判》（人民1983）出版以后。我们几乎是第一时间阅读到这些作品，尽管有些还是“内部发行”。顾准再次引起重视，要等到12年以后的《顾准文集》（贵州人民1994）出版，奥威尔的作品终于走出解禁之境，而王亚南的著作一版再版，直到最近。     
人民文学、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是启蒙年代的出版栋梁。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那年代读书人，谁没个十几、几十种？没有哪一套丛书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影响，比“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更大的了。     

3      

我属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代人。对祖宗遗留下的伟大作品，整个八十年代，涉猎有限，尽管此一时代，“国学”热，比西学热，差不许多。     
“国学”热，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二十几年不衰，当然有其内在逻辑。新儒家作品的引进，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杜维明，甚至有人把余英时列入其中，纷纷登陆，国内学人也陆续挖掘出境内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等。     
无独有偶，像是配合，1996年启动、2000年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2004年由季羡林、任继愈、王蒙等人牵头发起的《甲申文化宣言》，把“国学”热推向高潮。所有这一切，是否与二十多年来持续加温的“国学”热，有着亲缘关系？     
“走向未来”丛书，从1984年出版第一批书，截至1988年，可查共出版了74种。巧合的是，丛书第一本，是李平晔的《人的发现》，像是戴厚英《人啊人》三年后的回响。其实，这套影响巨大的丛书，叫丛书并不准确，因为从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作者队伍，从境内到港台，到外国，应有尽有。选题也是五花八门，政治、经济不必说，甚至还有美学、文艺理论。内在唯一一致的，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精英，集体亮相所具有的姿态了。它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虽然编委会成员二十年后各奔东西。受丛书运作模式鼓励，一批冠以“丛书”之名的套书，先后出场，比如三联版“西方学术译丛”（1986），贵州人民“传统与变革”丛书（1986），华夏版“20世纪文库”（1987），上海人民“人文研究”丛书（1988），等等。     
组成一个编委会，拥有很大确定选题的自由空间，连续出版（多年、多种），滥觞于“走向未来”丛书。1989年以后，这样的丛书，很多，但最耀眼的，是南北二刘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江苏人民）、“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译林），和“经典与解释”（刘小枫，华夏、华东师大）、西方经典注疏集（刘小枫，华夏、华师大）。二刘都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宿将，参加过多种丛书编委会，并有著作产生影响———《西方的丑学》（刘东，四川人民“走向未来”丛书）、《拯救与逍遥》（刘小枫，上海人民“人文研究”丛书）、《诗话哲学》（刘小枫，山东文艺）。   

4  

    1983年，《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出版，限国内发行。1984，奈斯比特《大趋势》（社科）面世，同年，商务出版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直到1996年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卡斯特“网络时代三部曲”（社科文献2000）、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社科文献2007）、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大2008）问世，出版界紧紧抓住了信息社会从预言到现实，这一至关重要的脉动。可以说，中国开放，大国崛起，经济持续增长的步伐，都与这一轮信息－网络技术、观念传播，有着太密切的关系。二十多年来，至少在此方面，官民上下同欲，收获之丰硕，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但不能忘记，迎头追赶信息化，是在另一更大背景下展开的一条副线，主线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当年讨论现代化时，争议少，共识多。等到全球化来临，———这一现代化的衍生物，却争议不断。还好，在拥抱全球化一点，官民主流，又一次意见一致，“全球化”在中国登堂入室，修成正果。     
1983年，《第三次浪潮》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随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1985）、海尔布罗纳《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1988）、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1988、上海人民1989），相继上市，迈开了现代化历史与理论研究的步伐。从1990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连续推出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1990）、《现代化新论》（1993）、《东亚现代化》（1997），加之1996年，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出版，掀起新一轮现代化研究热潮。25年来，以此为题的作品数以千计，前赴后继，绵延不绝，蔚为壮观。     
这不正是中国人一百六十年来现代化梦想的写照么。     

5      

1989年，出版了几种颇受关注的书，包括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贵州人民）等。30年来，有一批作家秉承了何博传这一风格写作，比如赵瑜（《兵败汉城》、《革命百里州》）、卢跃刚（《乡村八记》、《大国寡民》）、胡平（《千年沉重》、《禅机》）、王军（《城记》）、马立诚、凌志军（《蛇口风波》、《交锋》）。     
此一写作风格，学者们也有发挥，且写出的作品，大都风靡一时。仅我个人读到的就有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1994）、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2000）、章立凡《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大2004）、杨显慧《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2007），等等。     
台港作家中，此一风格非一人能为，在大陆形成巨大影响的有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1986）、龙应台《野火集》（湖南文艺1988）。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当时社会脉动或早或晚的折射，因而留在了读者的记忆中。     

6      

盘点30年有关书籍的人和事儿，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下面这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按时间排序，他们（它们）分别是：     
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1979）；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1979）；巴金：《随想录》（人民文学1980－1986）；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1981）；劳伦斯：《儿子与情人》（人民文学1982）；斯蒂尔：《李普曼传》（新华1982）；欧文·斯通：《凡高传》（北京1983）；任俊明等：《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人民1983）；段若非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论文集》（人民1984）；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84）；费正清等“剑桥中国史”系列（社科1984至今）；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1985）；颜月君等编《朦胧诗选》（春风文艺1985）；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1986）、《寻找家园》（花城2004）；波伏瓦：《女人是什么》（中国文联1988）；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1988）；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1992）；霍金：《时间简史》（湖南科技1992）；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1993）；洛伊宁格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山西人民1993）；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社科1994，译林2007新译）；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1998）；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国社科1998）；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社科2003）；金耀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大2004）；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社科文献2006）；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湖南科技2006）；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科文献2008）……     
相信漏掉的比所列的多很多，但我无法穷尽，况且篇幅也不允许。就此打住。  

    文/刘苏里（万圣书园总经理）

小菜一碟

刘苏里：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30年


刘苏里，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以经营人文社科类图书著称。生于1960年，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1993年10月，创办北京万圣书园，从此万圣成为北京“文化地标”之一，它也是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书店之一。作为万圣书园经营者，刘苏里的另一个身份是声名远播的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1.??《1932—1972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译组译，朔望、??乐山、关在汉校，商务印书馆，1978

    2.?《早期教育与天才》，木村久一著，河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所教育组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

    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

    4.?《忏悔录》，卢梭著，黎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让历史来审判》，罗伊?梅德韦杰夫著，赵询、林英译，人民出版社，1981

    6.?《官僚主义的弊害》，佩雷菲特著，孟鞠如、李直译，商务印书馆，1981

    7.?《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8.?《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

    9.?《古à?格群岛》，索尔仁尼琴著，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1982

    10.?《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著，??乐山译，中国对外??译出版公司，1983

    11.?《世界面临挑战》，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著，三联书店，1984

    12.?《兴盛与危机》，金观涛、刘青峰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13.?《宽容》，房龙著，迮卫等译，三联书店，1985

    14.?《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86

    15.?《圣雄甘地》，à?皮埃尔、克林斯著，周万秀、吴葆璋译，新华出版社，1986

    16.?《大国的兴衰》，保罗?肯尼迪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7.?《白鹿原》，陈忠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8.?《顾准文集》，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19.?《民主新论》，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

    20.?《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1996

    21.?《历史深处的忧虑》，林达著，三联书店，1997

    22.?《沉重的肉身》，刘小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3.?《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4.?《圣经：从神话到历史》，戴维?罗尔著，李阳、沈师光译，作家出版社，2000

    25.?《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6.?《风?烛?灰——思想的旋律》，金克木著，三联书店，2002

    27.?《自然权利与历史》，施特劳斯著，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

    28.?《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9.?《丧家狗：我读》，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30.?《国民党的“联共”与“###”》，杨奎松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急用先学”贯穿30年阅读史

    这30年的阅读，我先做个现象描述。个人感受到三个状况，一是起伏特别大，二是急用先学。由于30年中国社会的变化太急速，起伏跌宕，阅读也深受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人们已经很难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去阅读了。一是闲暇式阅读，完全本着个人的兴趣和兴致去阅读；二是持续关注某一个或几个问题。因此，很像前10年的改革状况“摸着石头过河”，读书也如此，“摸着脉动找答案”的阅读方式一直贯穿在30年中国人的阅读史中。

第三个状况更加严重，那就是阅读总趋势一直在下滑。这也非常契合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就像“大国崛起”式的跨越发展不能深究一样，阅读状况的表面繁荣这扇门也不能轻易推开。如今，每年图书生产的总量很大，其中确实不乏好书，整体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在不断提高。但仔细一辨别，就会发现虾兵蟹将，鱼目混杂。图书生产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知识生产、思想生产的状况。而中国目前的图书生产太缺乏有价值的原创，低水平的3?袭、重复生产反倒数不胜数。由此也造成读者阅读疲劳、购买疲劳的现象。

    另一方面，目前大多数所谓“能看”的书，几乎无一例外是引进版。而真正中国原创的，包括30年以前成就的学者、30年以来成就的学者，在整体图书品种的生产总量中，占的比例都非常小。目前中国内地每年生产20万种图书，30年以来生产的图书总量约150万种至200万种，我推测，其中真正的优秀原创学术书大约只占千分之一，大概一两千本，可能都还不到这个数。

    “社会标准第一，价值标准第二”

    谈到“30年30本书”的评选标准。我认为社会标准第一，价值标准第二，技术标准第三。首先应该是产生过巨大社会影响的书。在此基础上，再来检视它的品质。最后一步才是文本、创新程度、文笔等相对技术化的细节。因为真正影响力大的书，在价值方面不会太差，无非是过时了，比如《第三次浪潮》，你不能说它没有价值，确实是开启了两代中国人的眼界。

    此外，还要兼顾一下高端阅读界的口味。中国30年的阅读是分了很多档次的，虽然有《大趋势》、《第三次浪潮》这样的书，波及面从公务员到自由职业者，但在相对比较高的知识界影响较大的书，如《顾准文集》，也应该适当照顾一下。因为这个层面产生的影响，往往难以估量。在精英阶层产生巨大影响之后，会最终作用于知识生产，甚至整个国家的政策走向。出于这个理由，我建议在30种书中，应该给这类书百分之十五的容身之地，即四到五种。

    “1997年是一个分水岭”

    1997年是一个截然的分水岭，它把30年中国阅读史划为两段。中国到了1997年，才开始真正??天覆地地告别传统社会。1994年、1995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我把它称作“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分子已经敏感地感受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这个新时代就是彻底的商品经济——所有价值被重估，标准只剩一个：金钱，理想主义崩溃，是非观念开始丧失。

    再细分起来，1992年到1995年是一段决战期，经过一次激烈的人文精神大辩论，最终以传统知识阶层的边缘化、理想主义的败阵而告终。而1978年到1988年，则是一个完整的阶段。

    1997年之后，由于价值观的彻底颠覆，大众阅读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的流行阅读，呈现出十分单一的状况，玄幻、鬼故事、小情小调的青春文学，这种流行让我忧虑。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流行读物，但“50后”、“60后”流行的是卢梭的《忏悔录》、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王蒙的小说；“40后”流行的是《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70后”流行的至少是金庸、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三毛。纵观中国30年阅读史，却没有一条一贯不变的价值取向“金线”贯穿其中，从雷锋到郭敬明，从李谷一到李宇春，时代偶像的变化找不到一丝共同之处，这其实才是最大的问题。

《忏悔录》让我们学着“诚实”

    谈谈我的个人阅读史。我1979年上大学，在那之前住在一个边疆小镇，几乎没有书读。我真正的阅读是从1979年开始的。最早给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卢梭的《忏悔录》。这本书给我的震动是，一个人还可以这样诚实地对待自己的经历。其实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解决“诚实”这个问题，当时的青年人也是如此。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人，在谎言中一路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会“诚实”是第一个大问题。

    阿兰?佩雷菲特《官僚主义的弊害》对我影响也非常大。这本书一般人不注意，但我从中看到了，原来一个欧洲中心国家法国和中国这么像，它的文明道路、民主进程也可以走到今天。看到了法国毛病的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与之相关的是1982年前后风靡知识界的两本书，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和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前者带给我们民主社会的常识，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后者则让我们认识了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我最初读《圣雄甘地》，是在1986年，一直到1991年，我持续阅读这本书五年。那是一个剧烈的变动时代，到底应该取一种什么姿态来应对，甘地教会了我们“非暴力”。我个人的阅读，一直紧扣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看看我现在读的书，《从战争中走来》、《高岗在北京》、《想像的共同体》、《极权主义的起源》、《以色列史》、《权力与自由》，口味一直没变。

    《白鹿原》一定入选小说前五

    上世纪80年代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日本人木村久一写卡尔?维特的《早期教育与天才》、《戴高乐回忆录》。最让我震惊的书是《豺狼的日子》，写职业杀手受雇暗杀戴高乐总统的一部纪实小说。此外，还有《让历史来审判》、《第三条道路》、《第三次浪潮》、《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灭亡》等，都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作品。

    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不能忽略李泽厚。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李泽厚时代”，不论他的“思想史三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还是《华夏美学》、《美学四讲》、《美的历程》，李泽厚都领导着整个80年代的思想界。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书慢慢多起来。对我震动最大的，当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对整个精英集团影响很大，也是“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决战一方的“炮弹”。1992年，我开始开书店，也有更多机会接触学术思想类图书了。萨托利的《民主新论》当时在知识界影响极为广泛。更偏一点的，还有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都在1994年前后被引进。

    上世纪###十年代之交，有两本小说我印象特别深。一本是《废都》，一本是《白鹿原》。后者尤为重要，很少能见到这种史诗般的大作品。如果要评30年的小说作品，前五本中一定会有《白鹿原》。

    这十年可称为“林达时代”

    2000年以后，阅读趋势变得多元了，好书也为数不少。像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的真》、《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沉重的肉身》，承续了他早年的学术思考。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给我震动也很大。其中有几种特别重要的书，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最终受到人们高度重视，一版再版，但这本书仍未走出知识界。此外，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林达几乎以一年写一本的速度，对知识大众持续产生影响力，有些书的影响力甚至蔓延到普通读书人。从1997年夏天的《历史深处的忧虑》到2006年底的《当彗星划过夜空》，其思考水平一以贯之，行文酣畅淋漓。某种意义上，这十年可称为“林达时代”。

    还有两本书也十分关键，戴维?罗尔的《圣经：从神话到历史》和《传说：文明的起源》，这是关于人类起源的考古学著作。它论证了《圣经》是一部严格的历史，而不是神迹。“人类起源”实际上是近15年来读书界持续不断的热话题，从最专业的考古学著作，到比较通俗的《走出非洲》，在“寻找人类根源”这个话题上一脉相承。

    有一个人需要特别注意，就是李零。从《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到《花间一壶酒》、《兵以诈立》，再到去年推向**的《丧家狗：我读》，他已经持续五六年在阅读界产生影响。冯象也不能忽视，他的“圣经”??译系列和法学随笔，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说到历史，还有几本非常关键的书不能漏掉，像《万历十五年》和《潜规则》。要注意吴思的研究，《潜规则》开启了“吴思时代”，至今也已八年，经过2004年的《血酬定律》，近年他可能还会有一本更重要的学术著作面世。不能忽略的还有茅海建的历史研究，从《天朝的崩溃》到《戊戌变法史事考》，其影响也在十年以上了。

    有影响力的书，举出来还真不少，但无论如何不该漏掉这么几种，它们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陈敏编??的《傅雷家书》、莎士比亚的几部作品、索尔仁尼琴的《古à?格群岛》、奥维尔的《一九八四》、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罗尔斯的《正义论》，还有《荒漠甘泉》、《天路历程》、《伊利亚随笔》等等，都是顶尖作品，这30年来，各自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今天没法展开了。对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和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别给落下。

    最近，我正在写一篇较长的文字，回顾30年的阅读生活，起名《三十年：人、书籍与社会》，其中我尽可能全面地给出我的体会和书目。

    （笔录?刘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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