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面世，发帖祝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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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

顾准著

陈敏之、罗银胜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


　　这是一本写给作者自己以及中国未来的思想之书。2010年是中国当代思想家、经济学家顾准先生诞辰95周年。该书为“顾准研究书系”的一种，乃是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版《顾准文集》的基础上，经顾准胞弟陈敏之、《顾准评传》作者罗银胜修订增补而成，同时也修正了原书个别文字差错，全书结构更显完整，内容更为丰富翔实。
　　正如前贤李慎之先生所言，该书中，除了专著《希腊城邦制度》，特别引人入胜的部分，是1973年-1974年间顾准以通信形式写给陈敏之的二十来篇笔记。在顾准“被彻底孤立”的年月，陈敏之成为他少有的思想对话者。此次“增订珍藏版”增补了陈敏之致顾准的一些信札，为深入理解顾准当年艰辛的思想探索提供了背景。由此，我们才知道，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个伟大的心灵是如何工作的”。





新版书影



1994版书影



顾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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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文集》让思想浮出水面【转帖】


■ 顾准小传

　　顾准（1915—1974）思想家、经济学家。

　　1915年生于上海，1930年，15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到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1968年，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病逝。

　　顾准对经济学、会计学研究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银行会计》、《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翻译作品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约瑟夫·熊彼得）、《经济论文集》（琼·罗宾逊）。文集有《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等。

　　顾准八个方面有价值的成果

　　学者王元化认为，顾准的思想比自己超前了十年，他在八个方面有价值的成果，分别是：

　　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

　　对先秦学术的概述

　　对中国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

　　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和剖析

　　对法国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对直接民主与议会制度的评价

　　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

　　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

　　《愧对顾准》一文中谈到，有境外同行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问及中国内地学界，在上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像样一点的学者？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答对：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而“顾准热”在上世纪90年代的出现，与《顾准文集》的出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顾准文集》的出版，使得中国思想界有了一个可以无限展开的话题。学者们惊喜地发现，在艰苦的环境下，思想先驱顾准以自身的独立思考和研究，对中国问题做出了深刻的洞见和思考。而《顾准文集》也因此在30年阅读史上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出版前 王元化力推 责编的努力

　　1993年11月，贵州人民出版社社科编辑室主任杨建国收到了上海学者王元化的一封信，信中向杨建国推荐了《顾准文集》。久闻王元化大名的杨建国很快回信，让王元化把稿子寄过来。

　　在向杨建国推荐之前，王元化就和顾准的弟弟陈敏之，以及北京的吴敬琏等人多次推介顾准。起初，《顾准文集》辗转于上海的两家出版社，但未能出版。在写信给杨建国之后，王元化就让弟子胡晓明与杨建国继续接洽《顾准文集》的出版事宜。

　　这时，顾准的文章已经开始零星见诸报刊。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说，陈敏之是三联书店的老干部，他和《读书》杂志联系，使得《读书》较早发表了顾准的文章。

　　在著作方面，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1982年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文集》中的一部分）已经在香港出版，王元化还给这本书写了序。但是，《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两篇重要的文章没有收入。学者朱学勤记得，有些人从香港把这本书带回来，这样就引起一些反响。“我那时大概是最早从思想史角度分析顾准在现当代思想上的地位，1991年写了一篇《地狱中的思考》，后来，我还写过一篇《迟到的理解》，分析顾准的家庭悲剧，后来发表在《文汇报》上。”朱学勤还记得，“王元化和陈敏之商量，想把《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文集》中的一部分）首先在中国内地出版，但是没能如愿。”

　　12月，杨建国就收到了《顾准文集》的打印稿。他翻了翻稿子，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没有特别兴奋。此前，他看过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但是对作者印象不深。这时的他很忙。手上有一套16本的“中国市场经济问题丛书”，这是他的老师江平主编的，杨建国想把这套书做好。1994年元旦期间，杨建国把《顾准文集》推荐给另外一个编辑，想请他来编。这个编辑是上海人，顾准也是上海人，杨建国想他可能有兴趣。结果他不干。杨建国只好自己来做了。

　　后来，杨建国把《顾准文集》的书稿看了一遍，他觉得顾准的文字很好，观点很明确。“至于这些文字后面的思想以及理据，我没有深刻的理解，只是凭着编辑的职业本能觉得它很有价值。”

　　在这期间，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写过一封信给杨建国，授权他改动稿子。杨建国在电话里对陈敏之说，书稿不删了。“陈敏之一听很兴奋，问我为什么。我说要保留书稿的原汁原貌，以及顾准的思想锋芒，中国人自己写的书，我还没有看到这么有思想的，文字这么好的。陈敏之一听更高兴了，说，我给你15000元钱，作为对出版的资助。之后，我就和陈敏之签了合同。”杨建国说。

　　送交其他人审稿时，杨建国把顾准原来的上级、原国务委员张劲夫的一篇文章作为主要的审查材料，并将经济学的文章放在前面。就这样，《顾准文集》连过了复审和终审这两关。

　　出版后 北京热卖后 全面受关注

　　出版环节通过之后，就是印刷环节了。由于当时还是铅字印刷，加上纸张的生产量很小，1994年9月，《顾准文集》在湖北襄樊首印了3000册。当年10月，全国书市在武汉举行。杨建国让印刷厂赶在书市前把书印完，并送到了武汉。在书市上，他首先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杭州三联书店总经理叶芳，让她拿回去好好看看，看完以后给自己打电话。此外，他还给很多书店推荐了这本书。由于当时畅销的书很多都是剪刀加糨糊搞出来的出版物，学术书不好卖，很少有书店要货。

　　10月22日，北京要开一个顾准逝世20周年的纪念会。北京三联书店门市部经理郝杰有一天给他打来电话，说要300本《顾准文集》。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沈昌文有意安排的。很快，300本书从湖北发到了北京，书到了北京的第二天，郝杰就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添货。她告诉杨建国，书头一天上架后，很多人都来买，有些人第一天买了之后，第二天又来买了送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事。就这样，这本书在北京卖开了。

　　《顾准文集》的畅销很快引起了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的注意。此前，他已经通过《希腊城邦制度》知道了顾准。杨建国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景。“刘苏里从三联拿了一点货，他后来联系我，说老子到处找这书，原来是你做的，这书在北京我全包了！”杨建国的另外一个印象就是，“当时，北大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武汉有一个大商人，他说《顾准文集》让他看得痛哭流涕，一下子就买了400册送人。”

　　刘苏里对于《顾准文集》的火爆记忆犹新：“当时的万圣书园位于已经被拆掉的成府街。这本书我们店在北京就卖了三四千册，最多的时候一天卖出了近200本。很多人都是五六本、七八本的买，还有人几十本的买。”

　　而长期关注民间思想史的丁东了解顾准较早。1994年年底的一天，他正好路过朝阳门人民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门口一个小黑板上写着“《顾准文集》已到”，他二话不说就买了一本。“实际上，很多高层领导全都看了这本书，他们对顾准评价也非常高。只有他们这一代参加过革命的人，才知道顾准的高明之处。因为他们是一块儿过来的，但是顾准比他们觉悟得早。”丁东说。

　　但是《顾准文集》的火爆并没有给贵州人民出版社带来巨大的利润，杨建国说，“这本书我们印了四次，销售了近五万册。但是，盗版销售的有八十多万册，北京、上海都有人盗印。因为我们社的版本是9.8元，盗印的版本是二十几块。”

　　《顾准文集》出版之后，王元化把这部书推荐给海外著名华人学者、殷海光的学生林毓生教授，后者他来信说从序中读到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横逆中的艰苦卓绝精神而流泪了”。

　　学者朱正琳当时身为一家杂志社副主编，“老一辈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对顾准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位和判断，这种信息很快传递到了我们这里。我们觉得，‘顾准与《顾准文集》’是一个好选题，就请了几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写顾准。我开始约了王元化，朱学勤去跟他说了之后，他说还是让朱学勤来写。1996年第2期，我们杂志发表了朱学勤的《愧对顾准》、徐友渔的《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等四篇文章，这期的‘人物春秋’栏目还发表了陈敏之写的《顾准的最后十年》。”朱正琳说。

　　时至今日，杨建国依然对于当时媒体谈论顾准的情形记忆犹新。“那几年（指1994年到1997年），几乎所有的纸面媒体，包括香港媒体都谈论过顾准。绝大部分学者都对顾准的思想给予了很高评价，我只看到一篇文章，认为对顾准评价过高，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我本人收到了一麻袋的读者来信。”

　　1995年春，顾准80诞辰纪念会在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所召开，王元化、朱学勤从上海赶了过来。张劲夫、徐雪寒、骆耕漠、杜润生、吴敬琏、雍文涛以及孙冶方的夫人洪克平，顾准的次子高粱等都参加了。

　　在杨建国的记忆中，张劲夫在发言中说顾准是非常有学问的人。杜润生在发言中说，我现在非常遗憾的是，在顾准生前没有多向他请教学问，他在经济学、数学、历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是我没有见到过的，他至少可以拿经济学和数学两个博士学位。而王元化的发言则很长。

　　吴敬琏的发言非常正式，他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就是顾准。其后，青年学者俞可平、朱学勤等以及顾准的儿子也发了言。这次会议之后，杨建国对顾准的认识更深了一些。吴敬琏的文章后来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产生了很大影响。

　　学者丁东记得，第一次会议没过多久，社科院再次召开了有关顾准的研讨会。此时，《顾准文集》已经引起了巨大反响，由文学所的钱竞牵头，用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在中国社科院再次开会研讨顾准思想。参加者有自己和王蒙等人。丁东说，“一年之内给一位学者在社科院连开两次研讨会，这样的现象是很少的。”

　　杨建国所做的工作，后来还是得到了承认——民间给杨建国评了一个“金钥匙奖”第一名，全票通过。此外，这本书还入选了“影响中国百年的书”。

　　老中青三代 思想引路人

　　在《顾准文集》出版之前，上海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在《读书》杂志上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在一篇题为《把顾准还给历史——顾准的诞生与争论》的论文中，作者蒋贤斌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说，人文精神大讨论延续了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热’，同时，在新环境下，它加深了人们对思想者精神事件的企盼。重建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理论研究与梳理是重要的，但从历史中去寻求精神‘榜样’和‘资源’更为现实和有效。或许不是巧合，就在这一年，《顾准文集》出版了，一个独立的、在逆境中进行思想的知识分子——顾准呈现在正在‘寻找精神家园’的当代知识分子面前。”蒋贤斌还一再表示，“顾准的诞生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精神事件。”

　　对于上世纪90年代由《顾准文集》而引发的“顾准热”，徐友渔认为，《顾准文集》出来以后，其思想很快被接受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顾准的道德形象；其二，顾准受难后，在学理上能够站得住脚，提出一些市场经济萌芽思想，而当时的改革开放，已经要走这条路。徐友渔还说，“顾准跟别人不一样，老中青三代学者都认同他。老的一批以王元化等人为首，他对推出顾准功不可没。年轻一点的吴敬琏可以算是中间一代，再年轻一点的像朱学勤和我这样一批学者都认同他。”

　　学者朱学勤认为，《顾准文集》引发“顾准热”既有陈敏之、吴敬琏、王元化等人力推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原因。那时的大陆思想界万马齐喑，犬儒主义盛行，大家感到没有思想武器，处于很苦闷的状态。《顾准文集》等作品出现之后，大家感到分外亲切。顾准坚持普世价值，坚持全球化、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也满足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饥渴。

　　学者丁东认为，顾准受到关注和当时现实有密切关系。“那时的中国思想界比较沉闷，处于失语的状态。《顾准文集》这样一本反思性著作的出现，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契机。我曾经主编过一本《顾准寻思录》，从中就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讨论者以讨论顾准为契机。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我接着推动出版了《顾准日记》，后来还推动出版了《顾准文存》。”

　　而天涯网著名网友石地解释了自己喜爱顾准的原因，“在读到《顾准文集》之前，我对于西方学术的了解仅限于西马。读了‘走向未来’丛书中的老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之后，思想就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从《顾准文集》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知道，英国经验主义比理想主义更重要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在顾准的著作中，反复出现这个词。在这之前，我只知道列宁的经验批判主义。从这以后，我才开始读洛克、边沁等人的著作。”

■ 众议

　　顾准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冲破了思想禁锢。但是，一个思想烈士和思想上有建树的人是两回事。中国能出的是思想上的勇敢者和先驱，像民国期间的梁启超当时影响巨大，但他的思想拿到世界上就根本不值一提。

　　顾准翻译了熊彼得的著作，就对他的思想倾慕不已，但是，熊彼得的分量显然要比哈耶克轻得多。因此，有前辈学者说顾准可以和同时代西方大思想家对话，其实是谈不上的。如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哪几个关节点上能够代表中国思想冲破黑暗，向前攀登的人，那么顾准当然就是一个高峰。

　　我认为，现在的读者要认识顾准，还是要从了解顾准在艰苦条件下的探索开始，如果脱离了这些，对顾准思想就会产生隔膜感。首先，读者必需读顾准的传记，知道顾准的故事，他的革命经历，他的家庭悲剧……如果不知道这个背景，就很难看出，顾准的思想有怎样的光辉。

　　——徐友渔（学者）

　　看了以后，才知道，朱学勤对他的评价是丝毫不过分的。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一部分中，透露出的是哈耶克、波普尔、伯林等才有的思考和智慧。从西方哲学到中国传统思想，从基督教到儒墨道法，横跨东西，对很多问题都有着锐利的见解。生活在中国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并在对中国问题之路上走得那样早、那样远，着实是知识分子集体名誉的保护者，更为今天的人们设定了一个高度。

　　——一颗沙(豆瓣网友)

　　“这本文集，看着看着，竟不禁为之击节者再，有感于先得我心者再；读至痛切处甚至禁不住扼腕而叹。”

　　——陈乐民（学者）

　　“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不一定都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

　　——吴敬琏（经济学家）

　　顾准对于从1917年到1967年半世纪的历史，都作了认真的思考，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王元化（学者）


来源：http://cbbs.chinadaily.com.cn/viewthread.php?tid=2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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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顾准文集》的出版——写在顾准35周年祭日前【转帖】

作者：杨建国


    1994年出版《顾准文集》有一个时间因由:纪念顾准逝世20周年。《顾准文集》出版后，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有记者、媒体朋友找来采访、询问，甚至建议写点东西发表。过去的十五年间，除了小范围说过几句外，我一直避免谈论《顾准文集》出版的相关情况，其主要原因，一则是因为《顾准文集》出版后引起的所谓“热”，社会认知了顾准的卓越思想，这个时候去说什么有点借光之嫌，而我这样想，顾准是伟大的思想家，出版《顾准文集》只是我责任编辑的职分而已，因此不应说；二则是因所谓“敏感”，当年因《顾准文集》而遭遇了那么一些事，它都涉及出版人怎么理解出版物以及手上对出版物内容的控制。时事不一样了，今天，中国社会、人群深刻和宽容了，再也不会不让说了吧。

    关于顾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几近不了解。1982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小册子，很好读。回忆起来，我大约是1990年读一些有关西方文化的书时读的该书。读后的感觉是立意深刻，文字流畅，不同于其他呆板的学术著作。但此书并没有介绍作者顾准的更多情况。因此，“我不认识顾准”（李慎之先生语）。1993年底，大约11月初吧，突然收到王元化先生写的一封信，字不多，推荐《顾准文集》来出版，信中未对推荐作品有评价文字。元化先生是通过其弟子胡晓明君转来信，胡晓明君的弟弟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工作，其弟将信转到我手上。没有看到顾准先生的文字，且出版人都知道，文集的出版是有规格的，不是像现今随便什么写手汇拢其文章就可出版所谓文集（顺便说一句，《顾准文集》出版前，少见文集的出版，后来，出了很多的文集，这也是一件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因此，心里没底，不敢应承。但王元化先生是学问大家，其学问人品我是高山仰止的。顾及此，回信请求元化先生安排人将书稿寄我一读。我给元化先生的回信大意是，说明了对文集出版的规格要求，需要有真正的相当水准的学术创见，我对先生的推荐是十分重视的，相信是一本好书等。也许是因于我的严格及真诚吧，很快，收到了陈敏之先生寄来的书稿复印件及简短回信。信中说明了书稿几经周折未能出版的大概情况，且说1994年是家兄的20周年祭，希望能应时出版。

    应该说，我真是在百忙中看了顾准书稿。是时，我手上共有16部书稿正在处理，在顾准书稿前已列入重点出版的“中国市场经济法律问题丛书”，16部书稿要每本都审读后写出审读意见，最后选用9部书稿编辑出版（巧的是，这套丛书后来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客观上减弱了因《顾准文集》带来的压力）。对顾准书阿稿，看以前并没有特别重视的感觉；看完后心里惊讶了，写得好，特别是后半部分，精彩无比。审读完书稿，记得大约花了一周时间，再反复边翻阅边思考、掂量——真掂量！掂量书稿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与也许要承受的“风险”，最终决定出版。电话告知陈敏之先生，陈敏之先生反复询问肯定吗？我回答肯定，签出版合同吧。他说太感谢你了。签合同往返还有一些时间，陈敏之先生几次来电谈顾准书稿出版的周折，如实地说了几家出版社的处理情况，也把退稿信复印后寄给我，要我拿定主意，如有困难，授权我删改几处文字。这些情况自然也引起我的注意，这些出版社的处理意见写得很好，评价很高，但退稿理由含糊其辞。最终，综合各方面情况，我给陈敏之先生的回答是，肯定出版且不删改一个字。电话那头的陈先生问真的吗？真的吗？我说，在我看来，顾准先生通过对西方历史、中国历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体察和研究，表达的观点是有理据的，不是象牙塔里学术八股书本上的推演，更不是悬浮在空中的判断，思想深邃、见解卓越，实在不应该删去任何文字，应保留它原来的面貌，哪怕有不当之处，让历史去评判吧。陈先生说，我很同意并佩服你的看法。谢谢你这样理解，我相信家兄的书一定能出版了。你需要我怎么配合尽管说。合同马上签，不要稿费。鉴于学术著作不好卖的情况，为减轻你们的负担，我提供15000元钱作为出版补助（此笔费用后来退还陈敏之先生了）。就这么定了。

    审读《顾准文集》书稿花费两个月的时间，与陈敏之先生商谈出版事宜大约花费一个月时间，作出出版决定的过程没有曲折反复，一切都理性而有序，以至于陈敏之先生后来说，几乎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谈妥了出版事宜，关山万重阻隔不了相互的理解和支持，阻隔不了对顾准的认知。

    《顾准文集》出版了，一部好书，历史将证明它是一部好书，就这样出版了。

出版《顾准文集》，我将因此面临压力，这也是当时的心理准备。作为责任编辑，无名无利，求什么呢？只有两个字：责任。

    为什么要出版《顾准文集》？审读和编辑加工顾准书稿后，我所列的理由是，“顾准研究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研究经济学、哲学，究天人之际，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道，其理据充实、思想深邃、见解卓越，是我迄今（当时）未曾见过的”。这是理由之一。“顾准在那样严酷的年代，行进在那样艰苦卓绝的探索真理之路上，其目的是中国‘雄飞于世界’，此种境界是百年来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高标”。这是理由之二。“顾准的研究理路是，先弄清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然后进行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贯通东西方文化，他谙熟英文，既懂数学，也精通经济学、哲学，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这是一个学问大家的品格。我十分欣赏顾准理性且冷峻的‘不唯书，不唯上’，通过自己艰苦研究，独立作出判断的治学方法”。这是理由之三。《顾准文集》中很多思想观点“于今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如对价值规律的认知，对专制的否定，对民主的辨识，对中西方文化特质的描述，对经济制度与法权制度相互关系的理解等等，都具有耀眼的思想光芒，启示现实，可能也启示未来”。这是理由之四。还有，透过书稿看出的顾准高贵的心灵及为探求真理不畏强暴的勇气……理由还不够吗？引号中的话是我当时编辑手记中留下来的，以我的智力和学识，只能理解到这种程度了。但我想，这些理由足够让我决定出版《顾准文集》，足够让我认为不是贸然作出出版决定，值得为此承担一份责任了。顺便补充说说，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许多书稿特别是本土原创作品，读后乏善可陈，我认为是不值得为其写编辑手记的。

    《顾准文集》出版后，曾有媒体记者就审查问题询问过我。这里我可以说，图书的审读是按正常程序走的。我此前责编了诸如《比较法总论》、《原始人的法》等世界名著，参与策划了“国际经济惯例丛书”，主持策划“中国市场经济法律问题丛书”等工作，得到领导的信任，且张劲夫同志的推荐信也是说明顾准书稿价值的重要材料。复审和终审都是负责任的，北京有关方面的人也是理解《顾准文集》的，私底下许多人还对我说《顾准文集》是一本好书。后来在“问责”出版《顾准文集》时，没有将我往死里整就说明了这一点。

    1994年9月，《顾准文集》印制出来了，销售成了大问题。我社发行部不愿卖，新华书店不愿卖，理由是学术著作卖不动。10月初在武汉图书订货会上，第一批40本书从襄樊运到会上，没卖出一本。我将书推荐给一些社科书店，并送书给书店，请他们读后认为好就打电话给我，要几本都行，只要愿卖。但仍然没有书店要书。200册书运到在北京的顾准女婿张南处，分送顾准生前友好、同事，100册书运上海陈敏之先生处，也分送顾准生前友好、同事。最初，《顾准文集》就这样无人问津，一本都没卖出去，难道就没有人能识货？心里很着急的。但不久，突然出现了转机，也许是张南先生送出去的书让顾准生前友好、朋友读后引起了议论。一天，接到素未谋面的北京三联书店郝杰女士打来的电话，说要300册《顾准文集》，马上发货。并说别的学术著作我们一次订货总是三五册，《顾准文集》一次就要300册，很特殊了。我听这话有弦外之音，但不明就里，到现在也不太知道具体情况，大致猜想当时是三联书店负责人安排的吧。郝杰的电话让我十分感动，是她那里第一个愿意销售《顾准文集》，并且一次就要了300册。书到三联书店（当时是在美术馆东街22号的一小破门面）十几天后，郝杰又来电话添货，说你这是什么书，头天买走的人第二天又来买，有很多人还一次买几本，传开了，不够卖，赶紧再发货来吧。听了郝杰的电话，我心里有底了。中国是有人认识顾准的！不久，北京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打来电话，要求在北京地区独家销售《顾准文集》，第一次要4000册。销售由此打开局面。至今我仍然从心里感谢郝杰和刘苏里。

    1994年10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纪念顾准座谈会，张劲夫、杜润生、雍文涛、徐雪寒、王元化、李慎之、吴敬琏、李人俊、林里夫、骆耕漠、赵人伟、张卓元、何建章、董秀玉，青年学者俞可平、刘军宁，顾准家属等40多人与会。经济学所党委书记于祖尧主持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高度评价了顾准在经济学研究等方面的成果。王元化先生专程从上海赶来参会，在会上讲到顾准思想点到之处都使我们放不下，具有很大的启发性，顾准的思想紧扣时代，又超越时代；杜润生先生深情地说，顾准学问很大，他既懂数学，又懂经济学、哲学、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我很遗憾在他生前没有多向他请教学问。吴敬琏先生作了长篇发言，大致内容是后来发表的文章《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说，早就听说过顾准，但不认识，印象中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文革”后我重新工作，分管社科院学报工作，创刊号有一篇顾准的文章《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我认为写得很好，建议刊发，但正式出版时文章去掉了，很遗憾。慎之先生话头一转，没有再直接谈顾准，而是讲到当下改革开放的国际、国内情况。总的感觉是慎之先生眼光高远、话锋雄健。散会后，我单独找到慎之先生，请慎之先生就顾准说几句话，慎之先生说：“我不认识顾准，没有什么可说的。”然后扬长而去。

顾准纪念会后，吴敬琏先生的文章发表在《读书》上。俞可平先生也写了文章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于是，顾准思想及其精神流布开来，顾准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顾准文集》的销售越来越好。

    再说到李慎之先生。会后大约一个多月，慎之先生托人打电话让我去他家谈话。进门未寒暄，甫一坐定，慎之先生就说：“我要炒顾准。你很快会看到我（写顾准）的文章。”我心里一震。一个月以前，李先生不说顾准，一个月以后却主动要说顾准，其间经历了怎样一个大的转变，不得而知。我肯定的是，以李慎之先生的博学和高远的见识，不会轻易臧否人事。停顿一下，我问李先生：“您所说的‘炒’是哪方面的意思？”李先生说：“你怎么理解都可以。”然后，他顺着顾准思想谈起了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国存、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历史命题。谈到民主与专制问题，谈到人口众多的中国公民素质教育，甚至谈到他是十分佩服邓小平的，邓小平1979年访美是十分重要的事件，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李先生从上午九点一直谈到下午一点。

    不久，《读书》发表了李慎之先生《点亮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一文。这篇文章连同此前吴敬琏先生《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一起，使中国思想文化界为之一震，促发了一大批学者结合当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考。

    至此，王元化先生、吴敬琏先生、李慎之先生这三位大学问家，都公开发表了文章，对顾准及其思想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中山大学石冷（笔名）先生也写了很好的文章发表在《读书》上。早些时候，杰出学者朱学勤写下许多关于顾准思想的文字，业已传播开来。

    1995年11月，在钱竞先生、张南先生的张罗下，一批学界青年才俊自发召开了一次《顾准文集》座谈会。李慎之先生、王蒙先生、邵燕祥先生、何西来先生等年长学者专家与会。朱学勤先生专程从上海来京与会并作了精彩的长篇发言。此次座谈会上我以为最重要的是，经过前一段时间学者们对《顾准文集》的研读，围绕着顾准思想、顾准精神、顾准开拓的研究方向，话题更广泛和深刻了。会上谈到海外学人问到大陆几十年来有没有能与国外大思想家对话的人，有大学者佝偻着站起来明确回答说有，我们有一个——顾准。顾准的思想几近达到同时代国际学术思想大师卢卡奇、葛兰西、哈耶克等的高度，堪与他们对话。顾准独立的品格、自由的思想、卓越的研究成果，挽回了中国大陆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荣誉。

    还应说一说的是，《顾准文集》出版后的几年，除了中央电视台和特别专业的杂志外，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有关于顾准的文章，形成了所谓“热”。我作为责任编辑，虽然一直置之事外，但也收到了约一麻袋的读者来信，大多是感谢出版《顾准文集》的，有说顾准是成佛成祖的人；一位武汉商人来信说，他是一个成功商人，读了《顾准文集》后流泪了，十分感动，要买400本分送亲朋好友；根本不相识的读者写信来关心我的遭遇，问是否有压力，可以给予帮助。其实，在早吴敬琏老师就问过我遇到什么困难没有，给予了十分的关心（在此，真诚地感谢他们）。

    真实地记录事实的话，《顾准文集》出版后，有那么几桩事是应该说的。第一桩事是，出版社当时的负责人被召见谈话，就《顾准文集》被提了三个问题：一是《顾准文集》出版后，为什么成了热点？二是为什么出现盗版？三是为什么成了某些人的旗帜？这三个问题向出版社提问，并不是要求出版社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十分巧妙地要由此“深入反省背后的东西”。出版社总编辑找我谈话了。我说什么呢？没得跑，于是就只有很“英雄主义”地表示，我是《顾准文集》的责任编辑，当然要负责任，负完全责任，对这个国家、对民族、对历史负责——原话这样。说完离开了总编辑的办公室。第二桩事是，有一天图书处接一电话说：“不要问是哪里打的电话，不要记录，通知有关《顾准文集》两件事：（1）不再发行；（2）不再印刷。”第三桩事是，三个穿便装的人找我谈了三天话，询问了《顾准文集》出版前后的所有细节，末了临走时说，你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不要对外说什么就行了，不要对媒体谈这本书的事。第四桩事是，1995年评定高级职称，社党组开完会后对我说，你的条件是参评者中最好的，但因《顾准文集》暂不给你评了。十五年来，没有任何人说过《顾准文集》的“政治不正确”，想来是因为顾准的思想境界早已超越了“政治正确不正确”蓬间雀式意识形态的界定范畴。但玄妙的是，有司上述对出版社提的三个问题，诡谲地表达了一部分人对出版《顾准文集》政治正确性的负面判断，有人就常拿它来说事。

    《顾准文集》出版十五年过去了。如何评价其出版价值？1994年出版《顾准文集》，其社会历史背景十分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九二南巡讲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顾准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市场经济思想，并且认为市场经济应有其相应的法权制度等等这些观点，在中国十五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深刻地得到体认。顾准思想启示了思想学术文化界，有学者说：“正因为《顾准文集》的出版使得中国思想界有了一个可以无限展开的话题,学者们惊喜地发现,在艰苦的环境下,思想先驱顾准以自身的独立思考和研究,对中国问题作出了深刻的洞见和思考,而《顾准文集》也因此在30年阅读史上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大概可算是所谓出版《顾准文集》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吧。

     1995年，《顾准文集》获得非官方性质的“金钥匙奖”；1998年，《顾准文集》被学界推举为“百年来影响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百本书之一”；《顾准文集》出版后，跟进出版了《顾准日记》、《顾准全传》、《顾准寻思录》、四卷本《顾准文存》等；2008年《顾准文集》入选“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同时入选“30年30本书”。这些，大概也可佐证1994年出版《顾准文集》的价值吧。

    谨以此文向顾准先生“为人类服务”的高贵心灵和卓越的思想致敬!

写于2009年12月18日 北京


来源：杨建国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angjianguo2008

小菜一碟

把顾准还给历史──顾准的诞生与争论【转帖】

作者：蒋贤斌

1994年，顾准去世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但，这一年，才是顾准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诞生日。1994年的9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顾准文集》，它是思想顾准诞生的标志。尽管从1934年始，顾准就出版了不少著书和译作，尽管《顾准文集》可以说是1992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的大陆版，尽管在1992年以前上海北京等地的文化学术界的小范围里早就流传他的思想言论。然而，是《顾准文集》的发行出版所引发全国注目才使思想顾准成为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普遍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

一　作为精神事件与思想史事件

　　不过，顾准诞生首先是一个精神事件而非思想史事件。八十年代，随着国门的开放，海外中国学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也逐步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由于在美国中国学的中心主题是当代中国和中国近现代史，当代中国思想界、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受到强大冲击，以至于到今天，还有学者感慨道：「说得不客气一点，中国史学界无论是在当代或近现代史研究框架，还是在其主题选择和史料梳理方面要远远落后于海外中国学界。」1史学界如此，其它学术思想界何常不如此呢？涉及到与本文有关的就是：与海外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反思，中国学术界对文革的批判除了政治口号性和政党性言论外，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思想上、文化上深层次的研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在此问题上的缺失，使人在谈到1949年以来中国思想界更是以「无一人」来描述。「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2这是二十世纪末在中国思想学术界有「南王北李」之称的李慎之先生告诉学人们，有人在如此评说我们中国人3。

　　是谁在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确找不到人、拿不出东西来与外国人「打拚」。打开了国门，却发现自己事事不如人。此时，证明国人能力、振奋民族信心的任何事件都成了中国人精神生活上的重大精神事件。任何中外间的「对抗」、「对话」都成了全国关注焦点，而其间的局部事件均会成为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精神事件。由于体育竞技对抗性最为直接感官，因而体育上的事件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事件最为抢眼：聂卫平在围棋上战绩使之成为「民族英雄」、中国女排的「几连冠」造就了「女排精神」、五星红旗在奥运会上升起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大餐。然而，身体对抗的胜利难以掩盖「精神」上的苍白──思想学术上的落后成为当代学人的心痛。尽管此时，我们也有为思想而牺牲的烈士遇罗克、张志新等，但思想的「对抗」是要有理论的、是要有「文本」的。

　　就在这种历史情境下，思想顾准的出现便成了一个中国当代重大精神事件。在思想学术界，谁说我们无人？「我们有顾准」！李慎之如是说4。「我们民族可以自豪的是，……有顾准这样的思想家。」5他「说出了与韦伯相同的结论，……，得出了与雅斯贝斯『轴心时代』理论大体相符的认识。……其它如波普尔证伪理论、库恩范式理论等，顾准近二十年前皆已点到。甚至连亨廷顿关于政党政治发育阶段的理论，……亦有触及。」「以顾准之见识，不说能与外部第一流西方思想成果相汇通，至少也与葛兰西、卢卡契当年从内部反思国际共运之历史挫折，站在了同一条起跑在线。」6（按：粗体字原文无）

　　当代中国学人强调「我们」有顾准，有意地把「我们的」顾准放在与世界思想家相比对论时，这其实是更多的在对大众发言，向世界宣讲。体育竞技的博弈与思想学术的交流是不能放在一个范畴里对比的，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围棋热」、「女排热」和「顾准热」却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一个精神事件：一个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的精神事件！

　　当然，顾准的诞生更是一个当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精神事件。1957年「反右」事件以后，中国「思想者」的集体「失踪」成了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难以言说之事。遇罗克、张志新等烈士的出现反而加重了这一窘境，正如有人所说：「说到张志新，同样会感到尴尬的，还应有我们的『思想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和诱惑，众多职业『思想家』们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不是『思想家』的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我们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这是无论下去多少年，我们的思想界都应为之脸红的事情。」7

　　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被提出来了，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以研究知识分子为内容的「知识分子热」。许纪霖教授说：「在80年代的语境下，『知识分子热』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重返中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与反省「1949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丧失这一历史背景紧密相关」。讨论的结果是：「大家觉得知识分子最后丧失了中心的原因，无论是历史的角度还是当时现实的角度，就在于知识分子过份依附于政治权力，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最后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8那么，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就成了要解决的问题。1989年的**事件中断了讨论的继续。

　　到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知识分子的精神问题再次得以关注。1994年，上海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在《读书》杂志上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一讨论延续了80年代的「知识分子热」，同时，在新环境下，它加深了人们对思想者精神事件的企盼。重建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理论研究与梳理是重要的，但从历史中去寻求精神「榜样」和「资源」更为现实和有效。或许不是巧合，就在这一年，《顾准文集》出版了，一个独立的、在逆境中、「地狱里」进行思想的知识分子──顾准呈现在正在「寻找精神家园」的当代知识分子面前。

　　一时间，洛阳纸贵，满城争说顾准。说甚么呢？从有关写与顾准相关的文章标题，我们似乎就可以看出来：一个〈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他〈历经艰困终不悔〉、〈不见人间宠辱惊〉，他〈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最终谱写了〈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这是他在〈地狱里的思考〉，是〈你无法不面对的顾准〉、〈坎坷一生的思想家顾准〉。顾准精神成了大家首先要言说的：顾准是一个为了前进，敢拆下肋骨当火把的人9。他「早已把名誉地位、个得失置之度外，在求真求实的路上一往直前，义无反顾。」10「学习顾准，我想，首先，要学习他对自己、对历史、对中国和人类前途负责的精神。」11「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在顾准面前应该感到惭愧。我们无法漠视在他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品格。」12思想顾准的诞生便成立马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精神事件。

　　把顾准诞生首先看作是一个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精神事件，当然并不是说中国思想学术界对其思想的贬低，相反，如同「围棋热」、「女排热」之所以成为精神事件是因为聂卫平、中国女排的实力和战绩所支撑一样，在思想学术界里，「顾准热」成为精神事件，正是因为他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高度和深度所致。

　　关于顾准思想的学术、思想价值在中国思想学术界似乎是不用怀疑的。王元化先生说：顾准的思想超前了十年，并列举出顾准在八个方面有价值的成果。这八个方面是：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先秦学术的概述、对中国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和剖析、对法国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直接民主与议会制度的评价、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13。李锐先生道：顾准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14。刚去世的李慎之曾云：对于顾准的学问，「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15。上海的朱学勤教授认为顾准的「先知」主要体现在：语言问题、韦伯问题、雅斯贝尔斯问题、市民社会问题以及其它如波普尔证伪理论、库恩范式理论等等方面16。顾准思想的学术价值在他们看来是毋庸置疑的。9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出现的「顾准热」现象强烈的支撑了这一观点与判断。

　　不仅如此，北京的徐友渔研究员敏锐地指出，顾准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起的一个重大作用是：承前启后。徐友渔认为「综观半个世纪中国思想、学术、文化的流变演进，有一种现象特别令人遗憾，甚至使人感到可悲」。这就是：思想断裂现象。由于思想断裂，「前人用心血、苦难，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得到的思想成果，往往并未使后人得到滋养，形成代代传承，最终开出艳丽之花、结出丰硕之果的局面。」顾准思想的「发现」，则结束了这种断裂现象。顾准思想不仅连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思想问题意识，而且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中国资本主义问题、中国民主问题、哲学问题等方面起了承前启后作用，其思想也是有整体性和根本性的特征17。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中，徐友渔更明确指出，自由主义在90年代大陆学界的兴起，在思想与学理资源上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传统意识形态对鲁索和法国大革命的解释，柏克、哈耶克、伯林、托克维尔等人学说的引起人们的讨论；「另一方面，这期间，先后出版了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和《顾准文集》，他的人格和思考的深邃性与现实性，给了人们极大震憾。」18 很明显，徐友渔的意思是，顾准是中国90年代思想学术界延承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思想的桥梁。

二　关于顾准的争论

　　把思想学术与体育竞技相提并论是不太适宜的，体育竞技是在统一划一的规则下进行的，它无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它只关心结果，而结果只有一个，清楚而明了；但思想学术却是在多元环境下生存的，它涉及到人们的不同的价值观念、文化环境、历史处境等等因素，它没有一个最后的结论，它总是以一个复杂的、丰富的过程呈现出来，它总是一块争论的领地、硝烟弥漫的「战场」。

　　顾准，无论作为一个精神事件还是思想史事件，从它产生起就充满了争论和分歧。

　　如果说《顾准文集》的出版使顾准成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精神榜样」的话，那么，1997年《顾准日记》的出版则使这个「榜样」遭到了质疑，它直接引发了「两个顾准」的争论。

　　《顾准日记》包括顾准三个时期的日记：「商城日记」（1959年10月-1960年1月）、「息县日记」（1969年10月-1971年9月）、「北京日记」（1972年10月13日-1974年10月15日）。其中的《商城日记》的文字里所表现出来的顾准的内心活动与《顾准文集》所塑造出来的顾准是交相辉映，它进一步确立了顾准作为一个独立精神与正直人格的知识分子形象。引发争议的是「息县日记」。

　　「息县日记」，顾准自己把它定名为「新生日记」。在这本日记里，顾准「以往那种学者情怀基本没有了，从前那种独立思考也悄然不见了」。对文革不仅没有了批判精神，相反却表现出了要接受「改造」、争取「新生」的心理活动。于是有的读者惊呼：在文革时期，顾准「高傲而沉思的神情无影无踪，几年前的那个睿智的、无畏的思想巨人哪里去了呢？」较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沙叶新提出了二种解释：一是顾准担心日记被抄，故意写的一本很紧跟「革命」形势而没有批判性的伪日记；二是顾准在种种压力下的确改变了，他放弃了原来的「独立品格」要「重新作人」19。

　　沙叶新本人对他自己的二种解释「存而不论」，但广州的林贤治则着文〈两个顾准〉，鲜明地表明自己持第二种解释的观点，并说：在文革时期，「顾准已经失却了免疫力，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流行的『猩红热』」20。此论一出，李慎之便立刻着文否定，认为顾准的「息县日记」是伪日记，支持沙叶新的第一种解释，强调顾准只有「一个」。《顾准日记》的二个编者陈敏之、丁东等也相继发表观点，大都持与李慎之相似的意见21。李国文则认为，不是甚么「两个顾准」的问题，而是顾准存在着人性的两面，即所谓「雅努斯」现象22。

　　或许受《顾准日记》引发的争论的影响，1997年底，学术界中人萧箑父和许苏民着文对顾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论述提出不同意见，并认为顾准思想是「以其遭遇受到广泛同情」而「风靡学界」的23。显然，文中对顾准的思想学术性的「质地」显示出异议。不过，大陆学界并没有人呼应萧文的观点。

　　2003年，李慎之的去世引发海内外学者对李慎之的讨论，顾准也因此而被涉及。如果说，国内学界对顾准思想学术只是有人质疑的话，那么，海外的个别华人学者公开对顾准的思想学术则是持否定态度，其中以仲维光为代表。

　　仲维光说：「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甚么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他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腊城邦制，那就要去读有关与此的原始文献，和这方面专家的研究。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进门。……。在九十年代，所谓开放后，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个悲剧，说明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学术还是封闭的。」24曹长青等也持大致相同观点25。

　　对于仲维光的观点，朱学勤认为这是作者「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触的所谓西方『学术训练』为标准，贬境内思想前驱的历史地位」，是一种「知识傲慢」。指出：顾准当年「是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到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对话的程度」，这是不容后人所任意「轻薄」的；而顾准所得的「知识」是「鼓面上的常识」，是「思想的常识」，它比经「学术训练」而写出来的「学术知识」更有价值和生命力，因为，后来的「学术知识」只是对其作的批注26。

　　围绕顾准争论并不限于其「精神」与「思想学术」问题，关于顾准思想定位问题的也展开了激烈争论。对顾准的「定位」问题──具体的说，顾准是一个甚么样的思想家的问题。这一问题首先是由李慎之提出来的，他认为：顾准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家。

　　李慎之在1997年为《顾准日记》作序的文章中首次点明：顾准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家。「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他放弃的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毋宁切合他思想实际。……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的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27对此，朱学勤给予了有力的呼应：「顾准临终前达到的思想境界，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启蒙派，而一个『出走的娜拉』，……他的精神指标最终定位于自由主义，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28何家栋更进一步的在历史──当代的时间系列下，梳理出了「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中国自由主义的「道统」谱系29。袁伟时教授也称顾准为哪个时代「冰雪世界中屹立的」自由主义的「孤峰」30。

　　尽管没有人对此进行专门论述，但对于把顾准定位为自由主义的言说，异议仍是相当的大。有人就把顾准看作是一个共产党来理解他，并说顾准才是「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骄傲」31。林贤治似乎也是不把顾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来看待，他在〈两个顾准〉的文章中曾指出，在顾准的有关论述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很少涉及个人权利和自由问题，」而且，顾准主张「舍己为群」、推崇「集体英雄主义」32。众所周知，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和保护，既然如此，那么，顾准怎么可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呢？对于何家栋提出的自由主义的道统问题，许纪霖教授在〈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文中说：「自由主义是否有道统，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33反对把顾准定位为自由主义的最强烈的声音是来自旷为荣和旷新年，在〈把顾准还给顾准〉一文中，他们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以后，一堆『自由主义大师』，以庸俗的自由主义时尚自作顾准的解人，甚至自居为顾准的正宗嫡传；然而，实际上他们却不过盗用了顾准的名字，然后明目张胆地塞进他们自己的『思想垃圾』。他们把顾准思想中的某些错误发展到极端荒谬的地步，由此完全走到了顾准思想的反面。」34文中的语气在我看来是超出了学术讨论用语，对于「对方」的意见，他们多少给人的感觉是在「谩骂」，但其意思是非常明确的：顾准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顾准诞生了，但却处于争论之中，成了「问题顾准」。

三　争论中的两种倾向

　　学术界围绕顾准及其思想发表不同意见，进行争论，这充分表明顾准在当代思想学术界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要研讨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地狱里」仍坚持思考的顾准如地下有知也可以安息了。但是如果对顾准的争论只是争论者各自当下言说，而没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的态度，那么，种种争论就成了争论者各自内心意欲的渲泄的或自身处境的表白了，这当然无益于学术交流与对话，也无益于我们接承前人的思想遗产。

　　对此，王元化先生表示了他的担忧，他说这几年谈论顾准的文章多起来，但大家都忙于给顾准定性，贴标签，切切实实讨论问题的却并不多35。王元化先生的话当然不是「无的放矢」。我以为，所谓「切切实实讨论问题」最基本的就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简约化，二是去历史化。

　　前面我们提到的围绕顾准及其思想所引发的关于「两个顾准」、顾准思想学术的价值性及顾准是自由主义者等问题的争论中，论辩双方大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二种倾向。首先让我们看看关于「两个顾准」问题的争论。与历史上许多人物一样，顾准是一个极其丰富的人，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思想上，表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同样也表现在他的心理上。当顾准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事件」诞生时，他的确给普遍「缺钙」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于这样的「榜样」我们给予怎么的「呵护」或许都不为过，但是，「呵护」不是庇护，更不是为了「神化」。当「新生日记」显现出「另一个顾准」时，坚决主张只有「一个顾准」的人们尽管在智识上知道不用也不应该去美化甚么，但在文章中仍是下意识的把丰富的而复杂的「顾准」简约化了。针对坚持把顾准简约化为「一个顾准」的言论，林贤治反驳说，就算「新生日记」是伪造的，但它还是说明有「两个顾准」──人格与思想分裂的「两个顾准」，而这不是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吗？36 林贤治的这一反问是有力的。但是，在这一问题的争论上，林贤治同样犯了简约化的倾向。这是指他完全取消了对日记真伪的判定，而一味坚持把白纸黑字的「日记」就视为真实「文本」，按此推理，世间就没有伪的「文本」了。而且，林贤治这种把日记就视为真实的假定同样也是去历史化的，它忽视了历史不同处境的差异性；同理，李慎之等人以自己的经验为准来判定顾准的「新生日记」为伪作也是去历史化的。

　　关于围绕顾准思想的学术价值问题的争论，仲维光等的言论是一种典型的去历史化倾向，他不仅是消解了历史时间，而一并把历史空间也去掉了。他把顾准「孤零零」的提出来进行评说，这种对历史的态度正如朱学勤所说，完全就是「傲慢」。以顾准对直接民主的批判为例，顾准主要是针对中国文革的「大民主」实践以及当时中国人对议会制度的全面否定的态度为背景进行的，他的问题意识并不是要对「民主」观念在全人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学理讨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因顾准批判直接民主，把「文革大民主」理解成是直接民主，就得出顾准对民主概念的理解是混乱的结论显然是偏颇的。但是朱学勤在反驳时强调顾准思想包含的知识称为一种「鼓面上的常识」，这实际上也就忽视了顾准思想的学术价值，这也是一种简约的和去历史化的结论。我们不应该忘记，顾准的诞生凭借的正是他的「超前」思想，而他的思想是源于他在文革环境下坚持学术研究和问题思考的结果。当然，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或现在的学术规范来要求他。

　　把顾准定位为自由主义是主要是当代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如前所述，从现有的顾准的文字材料中看，顾准对个人权利、自由等自由主义所包含的核心价值很少提及，而且顾准对财产私有制是持不赞同的态度37。如果只因要树立自由主义的「道统」谱系就而他列为自由主义者显然是不妥当的。更何况，自由主义内部包含了不同的「派系」，其间有相当的差异性，就算顾准是自由主义者，那么，他是怎样的自由主义者呢？是苏格兰学派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边沁的功利自由主义，或是美国杜威式的民主-自由主义、英国费边社式的社会─自由主义，抑或是钱永祥所说的「反不民主」的自由主义？显然，不能简约的定位顾准。

四　结 语

　　顾准，作为当代中国精神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学界与社会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讨论当然是有意义的，讨论者从自身的观念、价值与处境出发，表达、阐述自己的态度无可厚非，但如果脱离历史、简约而单向的表白显然无助于对顾准的研究，更无助于对当下思想学术界讨论环境的建设。

　　不是要「把顾准还给顾准」，而是要「把顾准还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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