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藏书楼

戎马征程

四大藏书楼是指清晚期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的海源阁、浙江湖州的皕宋楼和浙江杭州的八千卷楼。
    四大藏书楼标志着中国私家藏书事业迎来了最后的辉煌。中国私家藏书发展到明代和清前期进人鼎盛时期，清末开始逐渐走向衰落，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四大藏书楼以其聚书规模之宏富、版本收藏之精良享誉海内。特别是铁琴铜剑楼和海源阁以南北相望之势，初步打破了私家藏书以江浙为中心的传统格局。形成这种局面的关键是因私家所藏典籍聚散无常的特性所致。私家藏书旋聚旋散，一方面使得典籍在这一过程中有所损失，另一方面则使原有的藏书集合被打破，新的藏书集合得以重建。子孙不守、楼遭不测、战祸匪乱是导致藏书聚散的直接原因，所散典籍通常向着有利于聚集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地区流动，海源阁的南书北聚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规律。而四大藏书楼的出现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私家藏书文化最后一次放射出的灿烂辉煌。自此之后，随着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经济的全面解体，西学东渐的不断深人，开放的民主思想不断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文化产物私家藏书楼彻底失去了它生存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取而代之的则是具有西方文化理念的，面向社会各阶层服务的各类型图书馆的出现。
    作为私家藏书事业发展最后阶段的四大藏书楼承载着太多的私家藏书传统和文化内涵，是对中国传统私家藏书楼发展文化的一种总结。私家藏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它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如来新夏先生在（（中国藏书漫论》中所云，“其核心则是‘仁人爱物’。”“仁人”乃是将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所藏发挥作育人才的社会作用；“爱物”就是对典籍的穷力搜集，精心保护，细加整理与合理利用。这其中体现出藏书家对典籍的一种态度以及追求精神享受和内心平静、悠远的鲜明的情趣特征，充分展现了私家藏书中丰富的思想感情与文化内涵。另外，四大藏书楼所藏典籍多历经名家递藏，最早可溯至明初。这些典籍经历了子承父业、世代相继，以及多次旋聚旋散、聚散无常的传承与重组的过程。笔者曾在肖东发教授的指导下，对海源阁藏书的递藏关系进行过初步统计，发现有的典籍自明代开始至海源阁收藏前，最多经过十几位名家收藏。而八千卷楼所藏典籍，更是多名家递藏，有的竟多达四十余家。因此可以讲四大藏书楼实际上是名家收藏之集合，亦可谓是中国古代私家藏书鼎盛期的私家书藏文化集合。
    四大藏书楼所藏典籍的最终结局，除皕宋楼藏书大部分流人日本外，其他则为国内各大图书馆收藏。万峡充公，百川归海，体现了中国私家藏书楼所藏典籍的最终必然归宿。清末，乃至民国期间，社会动荡，四大藏书楼之后人无力维系旧藏，典籍始有散佚。海源阁书部分散佚于匪患，余则辗转收人今之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铁琴铜剑楼书除部分遭劫外，绝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瞿氏后人全部捐赠给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常熟市图书馆；八千卷楼书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丁氏后人低价售予江南图书馆，后藏于南京图书馆，辟专库贮藏；皕宋楼所藏在陆心源去世后有所散佚，光绪三十三年（1907），陆心源长子陆树潘将皕宋楼、千万卷楼、守先阁等藏书卖给日本人，后归日本财阀岩崎静嘉堂文库所有，另有零星典籍收于今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今之四大藏书楼所藏典籍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常熟市图书馆以及日本岩崎静嘉堂文库。其中皕宋楼旧藏在日本公布的“国家重要文化财”中占有较大比重，构成日本汉籍善本书的主体。而藏于国内的三大藏书楼旧藏也成为图书馆人藏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结果说明了藏书楼作为一种文化设施，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决定着其最终的存在方式。

戴维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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