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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1月04日 15:15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1907年4月，一只绍兴小火轮，拖着三只乌汕船，从上海黄浦江驶入江南水乡宁静的湖州城的码头。当时由于城乡之间来往的客船、货船主要靠摇橹拉纤的木船，很少见到小火轮，所以引得许多湖州人的聚观，纷纷猜测这只小火轮究竟是来装载什么货物的。不久，更令人惊奇的事发生了，从月河街陆家老宅里搬出一捆捆的古书，由装运工轮流搬来装入船中。待古书搬运完毕后，这只小火轮就直驶上海黄浦江。这些古书到达上海后，即运抵当时的新马路梅福里，由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工作人员小泽、寺田和书主人的代表陆树声(叔桐)清点了二十多天，作了交割。这是5月间的事。到了6月，这批书由日本邮船公司的汽船运到日本，藏在东京岩崎氏的公馆内，后来集中收藏在岩崎氏所创办的私人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内。这件事当时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一百年后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这就是著名的百百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事件。 上述的这批古书，就是清末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陆心源百百宋楼藏书的珍本古籍。陆心源(1834-1894)，字刚父，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归安(今湖州)人。少年时即好读书，其父铭新曾希望他继承祖业经商，不从。1859年中举，后去广东、直隶、福建等地为官。在福建因与上司不合，乞假回故里，以藏书、著述为乐。所著有《仪顾堂文集》、《仪顾堂题跋》、《百百宋楼藏书志》、《宋史翼》等等。
我国素有藏书传统，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到了清末，全国有四大藏书楼，陆心源的百百宋楼即是其中之一(余为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陆心源的百百宋楼藏书最大特色是其中库藏了大量的宋元旧版书。他以“百百宋”为藏书楼名，即是中藏宋本二百部的意思。他的好友俞樾在为陆心源作的墓志铭中亦称其藏有宋版书二百部、元版书四百部。宋版书至明末清初，已成稀世之珍。清乾隆间吴县(今属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曾收藏宋刻本百余种，名重天下，以“百宋一廛”名其藏书室。及至清末，尤其是太平军进军江南，因战争毁书甚众，宋版书更为珍稀。所以陆心源搜购到宋版书一百余种，遂将故居月河街藏书楼一分为二，其一称百百宋楼，“百百”为二百之意，隐然有驾驭“百宋一廛”之义，此楼专藏宋元旧版。其二称十万卷楼，专藏明以后的秘刻及精抄本、精校本，如《明文海》、明仿宋《大戴礼》、旧题元刻《说苑》等。陆心源复又在离故居不远的私家花园潜园内，建守先阁藏书楼，以贮藏一般书籍，并向湖州学子开放。
1894年陆心源卒，遗命诸子藏书要完整保管，不要散失。陆心源有四子三女，长子树藩，次树屏，三树声，四树彰。初始并未分家，由陆树藩主持家政。陆心源卒后的十三年，即1907年就发生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陆氏藏书从湖州运往上海而后运往日本的一幕。由于事情做得比较秘密，开始外界并不怎么知情。待得消息传出，中国藏书界、学术界极为震撼。
陆树藩出售百百宋楼藏书的原因及真相
陆树藩主持出售其父百百宋楼藏书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陆树藩(1868-1926)，字纯伯，号毅轩。曾从其父心源学过书画、版本目录之学，后参加乡试，中恩科举人。1892年进京候职，得钦加侍读衔，赏戴花翎，任内阁中书本衙门撰文，后任庆典撰文、方略馆校读官。父心源殁，丁父忧回籍守制。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陆树藩为营救在京滞留的南方官员商民，发起组织救济善会，并带队赴京津等地救援，使他博得“湖州善人”、“陆氏善人”的雅号。1902年分发为江苏补用道，先后任驻江苏商议员、总办江苏商务局等职。卸任苏州候选道后，一直闲居上海，与陈庸庵、李梅庵、刘承干、沈联芳、曾熙、吴昌硕、王一亭等相往还。1911年树藩皈依佛门并剃度。1912年在苏州创办苦儿院，供贫苦儿童膳宿读书，以培育人才。所著有《吴兴词存》、《百百宋楼藏书三志》、《穰梨馆过眼三录》、《忠爱堂文集》等。
关于陆树藩出售百百宋楼藏书之原因及真相，据我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陆树藩出售百百宋楼藏书，在日本买方涉及此事的有岛田翰撰的《百百宋楼藏书源流考》(有董康“光绪丁未六月刊于京师”的初印本)及日本静嘉堂文库平成四年出版的《静嘉堂文库宋元图录——解题篇》。前者今有多种版本，后者徐桢基《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已有译文，不难找到，兹不赘引。
从1907年到1996年的近九十年间，关于百百宋楼藏书的话题断断续续，从未止息过，但多数是局外人所言，并未能触及真正的内核，多为猜测分析之论。1996年徐桢基的《潜园遗事》出版，我认为是个突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陆氏卖方向公众公布有关材料。在此书的基础上，重新增订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藏书家陆心源》，内容更为丰富翔实，我以为对百百宋楼藏书研究是一份重要的材料。
陆树藩经营实业失败而导致出售藏书，这是直接原因。关于陆树藩出售百百宋楼藏书，我曾探索有年。有次偶尔读到陈玉堂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在陆树藩条目下有如下一段话:“曾在上海经营湖丝。因亏欠巨款，将其父之藏书，尽数卖于日本岩崎。”这是个重要线索。我与桢基先生相识通信多年，由于他是陆心源的玄外孙，属陆树藩一支，遂将陈玉堂关于陆树藩的“经商失败售书说”告诉了他，同时告知是年10月底在宁波将举行“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我将撰文与会，并向他请教了几个问题。不久接到桢基先生《潜园遗事》书稿中的《百百宋楼事件》校样稿和日文本《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新版本)中有关售书经过的复印件。他在附信中说:“先生引用时请参考选用，并请注明参考将出版《潜园遗事》一书即可。”后来我撰就《湖州百百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真相考评及建言》一文，其中有如下一段话:
陆心源在世时，在上海曾办有缫丝厂、钱庄，在湖州亦有当铺多家。陆心源于光绪二十年(1894)逝世后，开始家产未分，后由陆树藩做主，上海缫丝厂由陆树藩经管，上海钱庄由其大弟树屏经营，当铺则由湖州管家配合二弟树声经管。……由于陆树藩其时在苏州当官，故上海陆家的瑞纶丝厂主要依靠原在当铺的管家沈联芳管理。不久，陆家遭到破产的厄运，主要是当时日本发明了人造丝，大量向东南亚倾销。江浙丝商因东南亚市场为日本人造丝所占领，故生丝丝行纷纷倒闭，陆家所经营的瑞纶缫丝厂亦在倒闭之列。由于瑞纶丝厂占用了陆家的大量资金，故陆家钱庄亦跟着破产，此点无疑对陆家在经济上是个很大的打击。陆树藩只得变卖上海的动产与不动产以偿债，但尚不敷所欠。加之，陆树藩因办庚子之难京津救济会等赈捐慈善事业赔资，负债累累，急需偿还，又兼上海、湖州两个大家庭生活所需，故出售百百宋楼藏书是势所必然的了。
应该说明的是，我这篇文章中所提“瑞纶缫丝厂”有误，应是“振纶洽记缫丝厂”，此厂是1900年由陆树藩从瑞纶缫丝厂抽出资金，另与他人集资合办的新厂，约倒闭于1903——1904年之间。
陆树藩在“庚子之役”中救援被难同胞，而造成巨额亏空，是导致藏书出售的又一重要原因。
1900年爆发的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之役，史称“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攻津京，使国家蒙耻，直接受害的则是京津的无辜平民和在两地的南方籍的官商平民。尤其是南方暂居津京的更惨。有的在联军进城前已只身或携眷南逃至河北南部及山东、江苏等地，因川资耗尽，贫病交加，滞留各地。而行动慢的，则被联军堵之于途，遭受劫掠、蹂躏、残杀。此等消息不时传向上海等地，凡有家人在津京的，无不父母倚闾、妻儿烧香问卜祈求平安。其时在沪挂职户部郎中、闲居在家的陆树藩从《申报》等新闻媒体得知上述情况，殊为留京的不少旧日南方籍的同事和商民安危担忧，因而与在沪的现职官员、归里京官及沪上名人、乡绅贤达、商界友人相商，决定成立救济善会，公推陆树藩为召集人，后为董事长，以营救滞留于途和困于津京的南方籍官商平民。
陆树藩的义举，首先得到上海申报馆的有力支持，成立“申报馆协振所”，受救济善会托劝募，代收捐款。救济总会成立稍后，在盛宣怀的协调下又成立了以源通官银号严信厚(浙江慈溪人)和济善堂庞元济(浙江湖州人)为首的济急协会。双方协商作分工，以陆树藩为董事长的救济善会主要任务是去京津组织接回滞留北地的南方籍官商平民。为此在天津设立接待站收容灾民，安排由海路乘轮回上海，然后再疏散返原籍。1900年10月16日陆树藩同善会同仁数十人携带大批粮食、寒衣、银两北上救援灾民，于同年12月16日返沪。先后营救回在北方的南方籍官员、商人、小工五千余人，运回“庚子之役”死难人员棺木一百三十余具，次年春开冻后又由新丰轮等运回一千余人，承平轮运回棺木一百具，合计由救济善会营救南归人员六千余人及棺木二百三十余具。
陆树藩此行经过，除《申报》续有报道外，他并逐日记有日记，称《救济日记》，有“光绪庚子仲冬上海石印”本。同时有北方孙乐园编辑的《京津救济总会图说》一书专记其事。
在北京陆树藩见到李鸿章，得到清政府赞助银两千两，并获准由上海招商局再派二船来天津接运遭难官商平民。
陆树藩主持营救前后达六千余人，其中相当部分为平民百姓。在先后运回二百余棺木中有四具值得一提，颇得人心。一是聂士成棺木。聂士成(？-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人，1884年曾请缨去台湾，抗击外国侵略军，次年春又奉命领兵赴朝鲜抵抗日本侵略军，以军功升直隶提督。1900年八国联军犯天津，士成率兵抗击，身先士卒，身受七伤，直到腹破肠出，犹挥兵前进，战至血肉糜烂而壮烈殉国。士成之母聂太夫人及家眷亦于明春营救与柩同船回沪。另三具棺木则为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三大臣。他们三人皆因“民团不可深持，外衅不可轻启”直言进谏而触忤慈禧太后而被处死的。
以陆树藩为董事长的救济善会所做的事尚不止上述，此外还有对北方灾民发放平籴救济粮，开办医疗局，因尸体腐烂，时疫瘟病流行，组织药物，治病发药等等。这一切最后涉及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救济善会是民间临时救灾组织，李鸿章仅代表政府拨给白银两千两资助，陆树藩带队北上亦非捐款到位后再行出发，而是携带会董所捐银两及暂借垫款银成行的，此行又是步步荆棘，处处需钱。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及江浙共募得白银七八万两(未包括救济善会筹备时会董捐款数万两)，而实际开支远超出捐款所得，缺口由陆树藩与会董先行垫付。1902年救济善会结束，全部账目公开，由于捐款所入不足支出，加上外地士绅先垫之银亦需由总会归还，而其时总会已解散，所欠大笔款项就落在董事长陆树藩名下，这样一来陆树藩就负债十余万两。陆树藩先是出卖家中古董以偿债，尚不足负债数。二三年后，陆家在上海振纶洽记丝厂倒闭，连带陆家所开钱庄破产。陆树藩因救济善会而负下巨额债务，是后来出售家藏图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陆树藩因办理顺直救灾亏欠，经济上陷入窘境，是出售藏书的又一重要原因。1900年陆树藩在办理津京救济善会后，次年又应李鸿章之命，办理顺直赈灾的慈善活动，此事后由盛宣怀支持的济急善会所接办。但是由于陆树藩的善良和缺乏原则，曾将捐款中的五六万两借与他以为“来日有作为者”(宝子常太守即其中之一)，然而借款人未能及时归还，使他陷入空前的经济上的窘境。然而，这毕竟是一笔救难公款，直隶总督袁世凯“催索甚急”，为此陆树藩只能“到处腾挪”，但仍终难如数归还。在此情况下，幸陆之亲友，念其代人受累，质产为之弥补，尤其同乡世好范昌士代请“南洋巨商林君作保，向麦加利银行借得库平银万两”，言定“以一年半为期，行息六厘，扣至中国明年三月初三日为限”。在银行借款即将到期的情况下，陆树藩不得不赴京催讨前款，然仅“凑集四千余金，不敷尚巨”。但如果不能及时归还银行贷款，则“势必兴讼”，“否则洋人必控经手人及保人偿(还)”。宝子常太守亦为向陆借款人之一。而向银行还款，“今为期既迫，为事已急”，故陆写信给他“只得向阁下作将伯之呼”。请求“俯念前情，归清本利”。此信约写于1903年——1904年之间。
这样，我们可以大致排出一张时间表，陆树藩1900年办理津京善会亏欠巨款约十万金；1901年办理顺直救灾，违反财政规定，无原则借款私人而未能收回欠款约五万金；接下来是1903年——1904年之间其所经营的振纶缫丝厂、钱庄先后倒闭破产又欠下一笔债务。要摆脱这个困境，要养活苏州、湖州家中一大帮人，我想舍售藏书而外，恐怕别无良策了。
百百宋楼藏书东流，清政府难辞其咎
陆心源藏书东流，之所以在中国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我认为这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近代日本曾多次发动侵华战争，尤其是1894年中日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后又爆发的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之役”，使国人的危机感进一步加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百百宋楼藏书东流引起学界、藏书界的强烈震撼是可以理解的，并将百百宋楼藏书东流日本上升到传统文化流失的危机感，故而提出“保存国粹，匹夫有责”的口号。在此情况下，国人对陆树藩售书于日本人行为表示不满，有所斥责也是可以理解的。
百百宋楼藏书售于日本静嘉堂文库已经一百年了。平心静气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以为陆树藩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责任外，在某种程度上，这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是分不开的。当时清政府没有制定法令和规定，以保护中国历史文化遗产。1900年敦煌千佛洞佛龛倒塌，王道士修洞时发现洞中藏有两晋以来至宋初大批写本书、艺术品，估计不下二万五千多卷，包括儒家经典、史籍、经卷、契据等，是研究我国中古史、文学、文字学等方面无比珍贵的资料。对此清政府置之不理，任凭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等各择其精者三千余卷盗骗捆载而去。至于百百宋楼藏书，张元济在《致缪荃孙书》中曾经谈到:“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间，百百宋楼书尚未售与日本，元济入都，力劝荣华卿相国拨款购之，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竞不见用。今且悔之无及，每一思之，为之心痛。”故而我以为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难辞其咎。
作者：顾志兴
(摘自《世纪》杂志2009年第六期，作者:顾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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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29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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