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筹备中共“一大”的邵力子【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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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筹备中共“一大”的邵力子




作者：祥　钧  　 原载：《炎黄春秋》




在上海召开的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会议，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虽然没有正式列入代表名单，却为会议的召开出谋划策忙前忙后不亦乐乎，他就是浙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先生。
　　谁都知道他身居国民党要职，是后来的爱国民主人士，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那时却参加了筹建中共、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
　　
　　高举《觉悟》大旗为社会主义呼号
　　
　　五四时代，新思想是从报刊开始席卷全国的。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刊物主要是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月刊。
　　在上海，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影响极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过，“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而毛泽东讲的《民国日报》，指的是她的副刊《觉悟》。
　　《民国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总主编是国民党右派理论家叶楚伧，邵力子是总经理、《觉悟》副刊主编。协助邵力子编辑《觉悟》副刊的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民国日报》每天三大张，副刊为两个半版。1919年6月16日，《觉悟》副刊首次在《民国日报》第八版出现。以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为特色，为了便于保存和查阅，每月还发行《觉悟汇刊》一册。
　　利用《觉悟》进行游击性的战斗，是邵力子的一大发明。《民国日报》的社论一般是叶楚伧操刀，《觉悟》则由邵力子负责，叶楚伧给《觉悟》的稿子，邵力子常常扔进字纸篓，而《觉悟》常发表与《民国日报》社论唱反调的社论，造成了《民国日报》正版大家不看，争看副刊的现象。
　　邵力子汲纳共产主义思想作为自己办报的养料。这个时期，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给他带来很大的震动和鼓舞，特别是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拟定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清晰明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邵力子读后如梦初醒，十分佩服，对李大钊的文章每篇必读。他还向陈望道借来许多日文版的马列著作，用和文汉读的办法，读呀读，感觉十分亲切，成为“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邵力子主持的《觉悟》副刊发表的宣传马列主义的政论性文章达950篇左右，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专门的介绍，他自己撰写的主要作品有：《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布尔什维克有真像》、《共产与公道》、《拒受遗产和共产主义》、《主义与时代》、《心与力》、《马克思底思想》、《救中国的对症良药》、《社会主义与公妻》、《读苏维埃俄罗斯代表加拉罕氏宣言》等。
　　《觉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主要特色就是以显著的位置和优先的篇幅刊登当时一批共产党人的文章，在《觉悟》副刊上发表过文章的共产党人有：李大钊、陈独秀、邵力子、李达、瞿秋白、李汉俊、恽代英、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肖楚女、向警予、包惠僧、刘仁静、张闻天、张太雷、方志敏、蒋光赤、杨贤江、任弼时、罗章龙、陈毅、杨之华等，共计200多篇。
　　在《觉悟》上除了共产党人发表文章，一些极具社会影响力的进步文化人士也发表文章，使《觉悟》影响力极大。如鲁迅，在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间，就在《觉悟》副刊上发表了评论、小说、翻译作品14篇，其中有《读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是谁改制》、《不周山》等，《不周山》在《觉悟》连载了40多天。鲁迅的第一部小说《呐喊》“自序”也是在《觉悟》首发的。不仅如此，邵力子还以“本刊记者”的名义，自己撰文，在“文坛消息”栏内介绍鲁迅的创作动态，把鲁迅的小说集出版誉为“划时代的小说集”。
　　
　　参与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
　　
　　邵力子是浙江绍兴陶堰村人，20岁考中举人，但他放弃了考进士，到上海学西学，之后，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与孙中山结识，1912年由同盟会会员转为国民党党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邵力子即在《民国日报》头版头条的突出位置报道这一消息，当时他还是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在讲课中把十月革命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希望。1919年2月，苏俄政府宣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后，邵力子感到振奋，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是平等对待中国的真正朋友。他在《民国日报》上一直以极为友好的态度热情地介绍苏俄的情况，对中俄两国的友谊高度评价，对苏俄政府平等的对华政策进行积极反应，成为人们熟知的“亲苏派”。
　　邵力子在五四前后的表现，颇为出色，是一位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勇猛斗士。1919年5月5日他在报馆值班，得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五四”运动，立即采取行动，当天夜里通宵工作，亲自编排好有关五四运动的版面，在报上大篇幅醒目地予以报道。第二天，他带着报纸到复旦大学，紧急集合全校同学，亲自宣读《民国日报》上的有关五四运动的头条新闻。邵力子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了，北京的学生已行动起来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复旦的学生怎么办？北京的学生有这样的爱国热情，难道我们上海的学生没有吗？赶快行动起来吧！”邵力子的鼓动，燃起了学生的激情，复旦大学学生立即罢课，联合其他高校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同时派出学生代表到工、商界去，酝酿罢工、罢市，从而在上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五四热流的推动下，邵力子感到在中国实现苏俄一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可能，对此进行广泛的宣传迫在眉睫。1919年6月，他在《民国日报》上开出《觉悟》副刊，并担任主编，立意要将《觉悟》办成促进新文化运动和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觉悟》宣传马列主义，颇有特色，做到四个结合：把译载马列主义的原著和运用马列基本观点撰写专论结合起来；把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介绍苏俄各种制度联系起来；把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与批判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结合起来；把宣传马列主义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在宣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邵力子与共产主义理想更贴近了，1920年，他在上海参与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与他受“五四”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自己说，“我参加共产党是受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影响。”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探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同时相约分别在南北方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分工是南方由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大钊负责，这就是广泛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来由。陈独秀来到上海后，就入住于上海法租界打浦桥三益里5号邵力子的家中。
　　1920年5月，邵力子在上海与陈独秀一起会见了经李大钊介绍，从苏联来华援助中国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夫妇。在这之后不久，由陈独秀和邵力子为主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专门请孙中山为之题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字，参与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还有：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施存统、沈玄庐、戴季陶、杨明斋等。陈独秀负责，为书记，活动分别在环龙路渔阳里的陈独秀家和邵力子家。研究会成立后，研究会迅速地与第三国际建立了联系渠道，重要的事情都找他们商量。研究会不是纯书本式的，除了认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创办了一所平民女子学校，吸收一些有觉悟的女子来学校读书，接受新思想的启蒙。研究会还帮助工人组织了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
　　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重要成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陈独秀对组建共产党十分急迫，1920年他对张国焘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共产党。”他告诉张国焘，已经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一致表示赞同。”
　　约在1920年8月底，趁着《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上海共产党小组宣告成立，成员就是陈独秀说的8人，开成立会到会的是这8个人，但7人明确表示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戴季陶在成立会上明确表示不参加。他与邵力子情况相同，也是国民党党员，上海共产党成立，他参与了许多准备工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但他表示他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常深切，不能够成为中共党员，他最终没有参加中共。他的理由是，孙中山在世一日，他就不能加入别的政党。
　　上海共产党成立得磕磕碰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戴季陶明确不能参加外，大家当时对成立组织意见也不尽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建立严密的组织，过组织生活；二是赞成成立严密的组织团体，但是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如陈望道，好静，喜欢搞研究工作，不习惯经常过组织生活；还有沈定一，思想接近社会主义，也不愿过组织生活。邵力子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党元老，现在又任着国民党的职，但他又信仰共产主义。为此，成立会上专门研究了他的情况，决定邵力子对外的公开身份还是国民党党员，他可以不经常参加小组活动。
　　可见邵力子参加共产党有特殊意义，他是仅有的两位国民党党员参加中共创建筹组活动的人（还有一位是沈玄庐，他很快就退党了），他成了特殊的中共党员。邵力子本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是：“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白天在复旦大学教书，晚上到报馆里工作，各学校还时常找我演讲；另一方面，我当时担任了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并参加了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会工作。这些职务，都是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活动比较合适。加上那时英、法租界的巡捕房经常与我捣乱，使我不便经常参加小组生活。”邵力子这种“半隐身”的共产党员，有利于他开展活动，为党工作，他帮助了不少从内地来上海追求革命的青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此同时，他还举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协助一部分机器工人发起组织机器工会。
　　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对全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开拓作用。《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报，同时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和《劳动界》。主要撰稿人为陈独秀、邵力子、李达、陈望道和李汉俊。同时，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更自觉地宣传马列主义。上海党组织成立后，积极指导和联络各地的建党活动，不久，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为“一大”召开操劳
　　
　　到1921年7月，建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条件已经具备，邵力子与李达、李汉俊和张国焘等为中共“一大”的召开，经常通宵达旦地在邵力子家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邵力子参与起草了“一大”文件，还参与了“一大”召开的联络和总务工作。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家开幕，这是国民党元老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到7月30日，中共一大正在举行第六次会议，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列席会议，原定在这次会上通过纲领和决议，但会议刚开始不久，有陌生人闯入，接着法租界巡捕房就来侵扰，知道已经被反动当局给“盯”上了，会议代表迅速疏散，但会议还没有开完，怎么办？这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和邵力子等建议转到嘉兴去开比较好。邵力子说，上海到嘉兴坐火车只要两个小时，我有一绍兴同乡好朋友陈仪，是浙军师长，他的部队驻防在杭州嘉兴一带，安全上出不了问题。
　　当一大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时，邵力子因《民国日报》的编务工作走不开，但他在《民国日报》7月31日的《觉悟》副刊上，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笔名“光亮”的《再论太补论主义的选择》一文，批判“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义正辞严地公开宣称：“我所信的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彼底最后目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彼底最近手段，就是‘劳务专政’。”这表明邵力子颇有心计，特意在此时发表该文，对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公开的理论献礼。
　　这时，党的一大在嘉兴南湖的画舫游船上胜利结束，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并通过了事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身跨两党，主张国共一家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早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多，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则是数得过来的一两个。邵力子作为先参加国民党后加入共产党，他对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共成立后，邵力子先后编入第三组和第一组，与邓中夏、瞿秋白、向警予、林伯渠、张太雷一起过组织生活。1922年，他出任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积极吸收革命青年入学。1922年至1923年间，他积极参加设在上海环龙路44号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的工作，并与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5年5月，邵力子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护军使秘密下令缉拿“布尔什维克分子栗子（指邵力子）”，邵力子不得不离开上海，南下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并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秘书长，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邵力子与周恩来心有灵犀一点通。当年邵力子在上海创办和主编《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周恩来在天津创办和主编《觉悟》月刊，不谋而合，共同宣传马列主义。
　　周恩来根据列宁、斯大林创建红军的经验，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了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制订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经常为军校学员讲课和演说，宣传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灵魂的新三民主义，详细地解释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的原因，指出了工农大众如何解除痛苦的办法。周恩来在演讲中，特别强调建设一支人民的革命军队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邵力子与周恩来同心相映，在讲课中发挥了周恩来的思想。他说，“新三民主义则代表了20年代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已经由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主义思想，演变为具有民族、民权、民生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新内容。”对周恩来建立人民军队的主张积极响应。
　　在黄埔军校，经周恩来批准，邵力子公开了中共党员的身分，在黄埔军校共产党小组公开过组织生活。邵力子对周恩来的才能非常折服，同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的右派作坚决的斗争，扩大了共产党员在军校中的作用和影响。在学校的活动中，他更多的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他在军校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辅佐周恩来，支持进步军人。
　　邵力子在黄埔军校非常注意有目的地引进倾向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以改造国民党。有一次他拉着已是青年团员文强的手说：“国共是一家，CY（青年团）是CP（共产党）的预备党员，国民党太老大了，需要引进新党员，像CY这样的革命青年，越多越好。中山、马列是一家，你不要忘记总理说的‘以俄为师’，难道师友、师生还不是一家吗？我不相信死顽固能够反对得了。”对此，蒋介石大为不满。
　　
　　决定邵力子退出中共
　　
　　蒋介石知道邵力子原来是双重党员，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却身居国民党要职，尽管表面上是国共合作的好事，但毕竟心中十分不快，想办法要邵力子脱离中共，只保持国民党党员一种身份。蒋介石采用的是“拉”的手法，立即任命邵力子为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但对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放心不下，由于是国共合作的大气候，不能明确要求邵力子脱去中共身份，要想办法让他不得不脱离中共。
　　机会来了，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邀请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派一位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党派邵力子出席，中共派谭平山出席，这下，自然而然，邵力子就不能是中共的身份了。这也是蒋介石明确地向中共组织也向邵力子本人要求单一国民党身份的举动。为此，中共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考虑到邵力子本来就是以国民党员身份加入中共的，留在国民党内同样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于是，决定邵力子放弃中共党员身份，退出中共，保留国民党党员的单一身份，这也是为了党的利益，便于在国际会议上活动。邵力子在与中共代表谭平山赴苏联出席会议途经上海时，中共中央专门举行了欢送会，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瞿秋白在致欢送词时，还专门就邵力子脱离中共一事作出解释，他说：“欢送邵力子赴莫斯科开会，并愿邵力子同志以纯粹国民党代表身份去出席。中央研究决定邵力子退出共产党，是为了党的利益和党今后工作的需要。”邵力子在会上表示，一切以大局出发，服从组织的决定，今后在党外继续为党效力。
　　在国民党人中，邵力子算与苏联的关系较密切的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邵力子在他主编的《民国日报》头版套红标题，报道了这一特大消息。之后，在《觉悟》上刊发了许多俄国十月革命及介绍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1921年邵力子受第三国际的委托，协助苏俄塔斯社在上海北礼查饭店（现在的上海大厦）建立上海分社。1924年列宁逝世后，他立即在《民国日报》上刊出悼念列宁的文章，同时电贺斯大林担任苏维埃最高领导人，当时塔斯社上海分社曾转达过斯大林对邵力子的问候。蒋介石派出邵力子，目的除了逼邵力子退出共产党外，还有更深的用意。他与邵力子是同乡，又同是国民党人，他希望邵力子发挥与苏联的作用，向斯大林陈述他的话，希望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而不必通过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的一天下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专门会见了邵力子，斯大林很关心中国革命，表示苏联将给予一定的支援，预祝革命一定会在工农团结下胜利。斯大林还说，他看过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也读过邵力子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邵力子没有把蒋介石的话直接对斯大林说，因为邵力子毕竟曾经是中共党员，知道中共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中国国民党的领导。
　　邵力子在会议期间与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同心同德，紧密配合，尽力维护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完满地实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意愿。
　　退出中共，对于邵力子本人来说，苦于无分身之法，也只能如此了。但从共产党方面来讲，他是服从组织决定。原因有四：第一，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人只代表一个党。国民党决定派邵力子参加，当时中共党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旨意以及与国民党的关系，为了便于国共两党在会议期间各代表其党派活动，认为邵力子以单纯的国民党党员身份比较合适。二是便于邵力子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有利于国共合作，特别是转变蒋介石的思想。当时国民党内分汪精卫之左派，蒋介石之中间派，戴季陶之右派，邵力子退党，有利于在国共合作中加强国共关系。三是陈独秀等人对邵力子放心不下，认为邵力子是国民党的元老，做的是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与国民党的关系非同寻常，在中共党内是特殊党员，党内有许多事告诉他不放心，瞒着他又不好，所以还是趁此机会让他退出共产党比较好。四是陈独秀比较暴躁，作风比较专横，拍桌子摔茶碗，与邵力子的性格反差太大，两人性格合不来，相处不融洽，陈独秀早就想“清除”邵力子，邵力子早在1922年因吃不消陈独秀的独断专行与沈玄庐一起提出退党，结果毛泽东出来调解，邵力子留下来了，而沈玄庐则退出了。这之后，邵力子还是常被陈独秀气得七窍生烟，这次正好顺水推舟。
　　1949年，邵力子作为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成员，在成行之前就作好了不南返的准备。结果，他留在了北平，并登上天安门，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成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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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从国共两党元老到著名的“和平老人”

散　木  　 《党史博览》


　“书生意气”的青春时代
　　
　　邵力子（1８82—1967），初名景奎，又名凤寿，字仲辉，笔名力子，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著名人物，也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位著名报人。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所谓“浙江二邵”之称，这是指浙江人邵飘萍和邵力子，他们都曾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代巨擘。当年少年邵力子得风气之先，赴上海读书，先后就读于求志学堂、广方言馆、南洋公学等，而当时正是中国新旧递嬗、风潮迭起之时，感受了时潮，邵力子随即起伏于时代的潮流之中，俨然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如南洋公学发生学潮，他参与其中，后竟愤而退学。继之，他又赴震旦学院读书，又因反对法国天主教干涉学校教育，参与了罢课风潮，当时校长马相伯支持罢课学生，并退而另行自办了复旦公学，而且还在这所学校倡导所谓学生自治，而邵力子、于右任等皆是其中的活跃人物。
　　
　　1906年10月，邵力子留学日本，随后加入同盟会，在日本他还得到了孙中山的教诲，从此他开始追随孙中山，矢志不渝地为三民主义而奋斗。此后，同盟会先后易名为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他都是其中的元老级人物。
　　邵力子在日本读书时即投身于宣传革命的报业活动。1907年春回国后，他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了《神州日报》，旨在宣传反清思想。1909年5月，他在上海创办了《民呼日报》，也是旨在宣传革命思想，后遭当局的扼杀。10月，他又参与创办了《民吁日报》，继续宣传革命，却又遭查封。此后，他被迫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又因宣传新思想被当局驱逐出境。1910年夏末，邵力子重返上海，与于右任等创办了《民立报》，倡导国民独立精神，成为当时中国同盟会的一个重要指挥所和革命党人进行光复活动的联络机关。
　　以上《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三报，后被称为“三民报”，所谓“‘呼’之不成则‘吁’，‘吁’之不准则‘立’”，从报名上看就是办报者的绝不退缩、绝不妥协的精神。也是在这“三民报”之上，邵力子开始以“力子”为笔名，批评时政，文字辛辣犀利，尤其他的短评文字，很快就风靡了大江南北。
　　1913年《民立报》被迫停刊后，邵力子在复旦公学任国文教员；1914年，他又参加了另一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此外，邵力子还应邀担任了上海《民声报》的记者，并应邀到竞雄女学（用于纪念秋瑾的一所女子学校）授课。他还是绍兴旅沪同乡会的副议长。
　　1916年，邵力子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任经理兼新闻编辑。《民国日报》后因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宣传受到当局的压迫和干涉，经济上十分困难，邵力子等同人艰难支撑，才使《民国日报》得以正常出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邵力子以极大的热情在复旦大学等发表演说。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国舆论界开始出现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在民国日报社，一批思想比较激进的成员开始与该报主编叶楚伧发生了思想上的分歧，于是，邵力子等便于1919年6月16日在《民国日报》单独开辟了副刊《觉悟》，作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一个阵地。《觉悟》的主编，就是邵力子。
　　
　　此后，这份副刊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记，它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即与《晨报副刊》、《学灯》（《时事新报》副刊）、《京报副刊》齐名。邵力子主编《觉悟》长达6年之久，在他主持之下，《觉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新文化运动步入高潮的一个重镇。在这一阵地上，邵力子自己先后撰写了近千篇文章，成为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舆论界的一支如椽大笔。而经他编辑发排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张闻天等，都曾在《觉悟》上发表过不少文章。
　　此外，邵力子还与同乡和同道陈望道、刘大白、戴季陶、沈玄庐（即沈定一）等办有《星期评论》，这也是当时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家刊物，而它还影响了施存统、宣中华、俞秀松等一大批先进的浙江青年，促使他们成长为中国第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星期评论社的社址，就设在邵力子在上海的住处——三益里。
　　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即又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是以国民党党员的特别身份“跨党”参加的）。中共一大召开后，邵力子即正式转为中共党员。这样，邵力子也是最早“跨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同时，他还是受第三国际委托的塔斯社上海分社的筹备人。
　　
　　中共历史上的一位“特殊党员”
　　
　　当时，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和组织工人斗争的需要，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倡议成立苏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有严密组织和纪律的党组织。据邵力子后来回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当时有两种意见：（一）建立严密的组织，过组织生活；（二）赞成成立有严密组织的团体，但是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如陈望道，好静，喜欢搞研究工作，不习惯于经常过组织生活……其他如沈仲九，思想接近社会主义，也不愿过严密的组织生活。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经过一番曲折的过程的（当时似没有明确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的）。”这说明了当时围绕是否要建党的话题，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分歧。而前者正如当时陈独秀所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共产党。”于是，陈独秀南下之后，随即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与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交谈。结果，“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最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就历史性地成为中共的发起人，而“这个小组正式成立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意思，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至于邵力子倒没有说这类的话就正式加入了”（张国焘：《我的回忆》）。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邵力子因当时在《民国日报》进行编务未能与会，但他参与了大会的联络和总务工作。会后，他被编入第一、三组活动。不过，后来可能是因为邵力子等人的“特殊”身份（“跨党”，且表现出自由知识分子的姿态），中共内部有人对之提出了非议。1923年8月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与会者有邓中夏、徐梅坤、沈雁冰、王振一等。当时，毛泽东提出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三人，“态度须缓和，并编入小组”。这就是说，当时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仍把邵力子等视为自己的同志。
　　当时，邵力子还曾担任了专门培养共产党和国民党干部的上海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当时这所学校不啻是中共初期的一所党校，邓中夏也担任过该校的总务长，瞿秋白、蔡和森、陈望道等也曾担任过该校各系的主任和教员等。当时邵力子还经常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作报告，并曾参与了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和上海平民女校，并协助筹办塔斯社上海分社等活动。
　　邵力子是国共两党的“跨党”者，但1921年中共的一大、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一大，他都是因为“为了守《民国日报》这个阵地”而不遑参加的。1924年1月，国民党实行改组后，当时中共中央派遣毛泽东、罗章龙、恽代英、王荷波4人赴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上海和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的工作，并派遣邵力子、沈泽民、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张秋人等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于是，邵力子不仅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还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农工部委员和农工部秘书。当时他曾表示要“继续不断地为民主政治和排斥列强压力努力奋斗”。1925年春，在中共领导下上海工人掀起了罢工高潮，邵力子也在《民国日报》经常发表有关消息，这引起了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右派的忌恨，邵力子等国民党左派遂在报社内受到了排挤。五卅运动之后，邵力子遂被迫离开民国日报社，从此，《觉悟》也开始成为国民党右派所掌握的阵地。
　邵力子离开上海后前往广州，由此，他不仅脱离了他长达近20多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也逐渐开始脱离了中共党组织。当时，因为蒋介石受到孙中山的器重，因此邵力子也对蒋介石“几乎把他当作偶像崇拜”。而蒋介石则任命他为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副主任。不过此时邵力子还公开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1925年10月，邵力子继中共党员周恩来、包惠僧（代）、熊雄以及国民党党员戴季陶、邵元冲（代）之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随蒋介石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
　　1926年1月，邵力子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同年5月，他又被推举为国民党宣传部的宣传委员。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邵力子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为北伐做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工作。
　　不久，蒋介石派遣邵力子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也是由此，他脱离了中共。不过，这却出于当时中共党组织的考虑和建议。
　　邵力子是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出席莫斯科的大会的，正如他后来在《出使苏联的回忆》一文中所说：当时中共“愿我以纯粹国民党员身份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并）欢送我退出共产党，并说我过去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今后相信我虽然在党外，也照样可以为党为革命效力。我不能提出反对意见，就这样退出了共产党”。后来在回答其后人的提问时，邵力子还说，他是当时中共中央批准的“特殊党员”。他说：“有些人先是共产党，后参加国民党，而我是先国民党后参加共产党的。1926年7月，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我是总司令部秘书长。在誓师北伐后，蒋介石即委我代表中国国民党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是谭平山。我与谭平山先生由广东抵上海，准备取道海参崴前往苏联。我当时是一个跨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到上海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欢送会。会上瞿秋白讲话，愿我以纯粹的国民党员身份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并）欢送我退出共产党。”他还回忆说：当时瞿秋白等认为邵力子“多年来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于是，当时参加欢送会的同志，既是欢送他去苏联，又是欢送他出党。这一说法，后来杨之华（瞿秋白夫人）也于1956年9月在回忆中得到肯定，即：“邵力子退出党是我们党作出的决定。”这么说来，邵力子是接受了党组织的决定和工作的需要才退出共产党的。那么，当年中共党组织为什么要决定邵力子退党呢？一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邀请国共两党各派一名代表出席会议，中共已决定由谭平山为代表与会，国民党则决定由邵力子为代表与会，但当时邵力子是一个“跨党”分子，于是中共领导考虑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和当时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为了便于国共两党的代表在共产国际会议期间的活动，遂决定让邵力子退出中共，以纯粹的国民党员的身份与会。二是出于邵力子的“特殊”身份（国民党元老，又是浙江人）考虑，让他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特别是通过他来转变蒋介石的思想。杨之华回忆说：“因为当时国共合作，国民党内部分左、中、右三派（汪精卫为左派，蒋介石为中派，戴季陶为右派），当时我党为团结蒋介石，劝邵力子退出共产党，以便转变蒋的思想。”三是一如中共一大之后有人顾虑邵力子等的“特殊”身份（既是“跨党”分子，又是自由知识分子出身的报人），当时陈独秀等也认为邵力子在党内是个“特殊党员”，其“特殊”还在于他是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担任公职，与国民党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党内有许多事告诉他不放心，瞒着他又不好，于是还是趁机让他退党比较好。邵力子的所谓“特殊党员”，其含意就是如此，他与中共党史上其他一些“特殊党员”的含意有所不同。
　　1926年11月，邵力子以国民党“友好代表”的身份列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的问题，斯大林在大会上作了著名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判断有一定的失误，如对当时国民党的革命性估计过高等。大会期间，邵力子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而此前在他出国之前，蒋介石曾嘱咐邵力子向斯大林提出要求：由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邵力子则在向斯大林转达蒋介石的要求时，只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斯大林对此作出了肯定的答复。会后，邵力子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他还担任国民党常驻中山大学代表、校理事会成员等。其时，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也是这所学校的学员，他们是一对惹人注意的“父子学员”。

国民党阵营中的一位“特殊官员”
　　
　　1927年5月初，邵力子从苏联回国，这时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邵力子刚刚下船登上码头，就被当时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下令以“共产党人”而扣押，后经蒋介石电令，方将之押解至南京。
　　在上海，邵力子始知蒋介石已发动了“清共”，他虽然有所不满，但还是面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让邵力子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表示说：“我不能再当秘书长，（但）不离开你就是了。但希望停止杀戮青年，并不要叫我写关于反共的文字。”
　　此后，还无法接受现实的邵力子在极度失望、恐惧和悲愤之中，与于右任一起隐居于南京水西门的一位老友家中。
　　当时，于右任的爱女于芝秀（屈武的爱人）也刚从苏联中山大学回国，却被国民党南京“清党委员会”扣押，邵力子从中多方斡旋，于芝秀才被释放。
　　1928年初，蒋介石经过国民党的一番内讧之后重新上台，邵力子遂再次面见蒋介石，他认为应将“分共”政策化为以政治途径解决的方式，并希望将北伐进行到底。蒋介石对邵力子的建议频频点头，并任命邵力子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秘书长，让他参与帷幄策谋和起草文稿。邵力子轻信了蒋介石的表示，又出于“士为知己者死”的愚忠，开始为蒋介石担任幕僚，此后但凡是蒋介石的重要文告，都出自于他和陈布雷两人之手。
　　后来邵力子在回忆中带着负罪感说：“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后，我决心不坚，诡随了廿多年，难逃帮凶的罪名。”不过，此后邵力子在国民党内一直有着清名，他在国民党的核心中一直不属于任何小集团，尤其他致力于反对陈立夫、陈果夫的“ＣＣ”集团，对国民党反共反苏也能涅而不缁、有所不为。
　　1929年3月，在国民党三大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此后，他又相继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要职。
　　1936年9月8日，当时在陕北的毛泽东特意给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发去一信。信上说：“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即同年8月25日中共致国民党书，内容是申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次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至祈省览。语（即《孟子》）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己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顺颂勋祺！”
　毛泽东的这封信，可谓词情皆佳。信中所谓“弟与先生分十年矣”，是毛泽东回忆自己在大革命时期与邵力子共事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当时毛泽东曾任执行部的代理文书科主任、组织部秘书，而邵力子则是农工部秘书。1924年5月，在上海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的寓宅，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合拍了一张集体照片，这张照片上就有毛泽东和邵力子。此后的1926年1月，毛泽东和邵力子还一同被国民党二大主席团推选组成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对大会的宣传报告进行审查并提出决议草案。这是10余年前两人分手之前一道共事时的美好回忆了。而毛泽东在信中忽然有这样的话：“窃谓《觉悟》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此话的分量无疑是十分重的。
　　“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是谴责，也是对老友的直谏。毛泽东当时在国民党的报纸上读了邵力子的“文告”，其通篇是“剿共”的口吻，不由感慨“贤者所见不广”。而当时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国民党随即组织计划中的第六次“围剿”，并以西安为“总部”，邵力子以“职责”所在，当然只得“恪尽职守”。
　　其实，邵力子在陕西省主席的任职期间，也曾主张停止内战，坚持国共合作，并呼吁团结抗日，为此也曾奔波出力。
　　当年邵力子出任国民党封疆大吏，在陕西任内，他与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实行“军政分治”。他还注意发展农林事业，成立了“陕西省农业合作事业委员会”，自任主任，着手于兴修水利，提倡开荒造林，同时发展交通和文化事业。当时邵力子并不掌握军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光杆主席”，而在行政人员的任用上，他也征求杨虎城的意见，因此与杨虎城相处得颇为融洽。
　　1935年10月，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陕西后，邵力子因同情张、杨的抗日主张，对国民党执意“剿共”感到忧虑，其间曾尽量致力于缓和张、杨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换言之，西安事变之所以会发生在西安，这与邵力子也不无关系。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翌日，蒋介石在被囚的情况下要求同邵力子谈话。当时邵力子向蒋介石表明：对于事变，事前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还劝蒋说：“事已如此，委员长还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杨）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随即，他也参与了国民党和中共的谈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邵力子回到南京，又同张学良一起住在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这名义上是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上则是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补过”。
　　1937年1月5日，蒋介石正式免去了邵力子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此后，在抗战进入艰难时期的1940年5月，邵力子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显然，由他来担任这项职务，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可谓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当时朝野都认为要想得到苏联的援助，必须改进中苏邦交，并且必须改派愿与苏联友好的人去当大使。于是，于右任、冯玉祥、陈布雷、张季鸾等都向蒋介石建议派邵力子去任驻苏大使。果然，邵力子上任后，经过努力，苏联援华的军械物资于当年冬季就通过新疆运进了国内。然而，正在邵力子致力于改进中苏关系的时候，1941年又发生了皖南事变，邵力子听说后十分焦虑，打电报给蒋介石，告诉他国际舆论对蒋的谴责。邵力子的这些活动，无疑受到国民党内反苏反共分子的攻击和诽谤，他们甚至这样说：“邵力子不是中国的驻苏大使，而是苏联驻华大使了。”
　　到了1942年11月，蒋介石又免去了邵力子驻苏大使的职务。
　　
　　闻名遐迩的“和平老人”
　　
　　邵力子于1942年10月回国述职之后，又相继担任了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其间，他仍然强调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国共的争端。1945年，他作为国民党代表，与张治中一道参加了国共谈判，并对促成签订《双十协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曾报告了国共会谈的经过。他说：“毛泽东能到重庆来就是最有诚意的表现。在会谈中，政府方面没有先提出具体方案，这或者要受良心的责备与朋友们的责备，我们没有在会谈中争取到主动。”他还在政协会议各界协进会会议上发表演说，盛赞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肯定中共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1月15日，国民党单方面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当时邵力子认为：“在国家没有真正统一、上下没有共同意志时，急急忙忙召开国民大会实属儿戏。”因此，他拒绝担任大会秘书长一职，并拒绝参加“国大”的选举。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为争取喘息的时间，已被迫宣布“引退”，当时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为代表，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在正式谈判之前，李宗仁组织了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指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为代表团成员，先期前往北平，并要邵力子以“私人”身份同时前往，便于同中共交换关于和平的意见。1949年2月20日，在中共举行的招待会上，邵力子表示：“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
　　此后，南京政府组成“和平商谈代表团”，原拟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但由于邵力子的坚辞，遂改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4月1日，国共双方的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谈判中，南京代表大部分都不愿接受“惩治战犯”这一条，只有邵力子例外。4月23日，南京解放。当晚南京方面的代表团商讨去留问题，邵力子首先表态坚决不回南京，后经全体讨论，代表一致决定不返南京。随即，国民党行政院在广州宣布撤销南京政府的“和平代表团”，邵力子等亦宣布“代表团”使命已告结束。邵力子和章士钊还致信李宗仁，委托刘斐带到香港转广州交李宗仁。此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还致李宗仁和何应钦一封电报，电文分析了形势，并剖陈利害，劝其“悬崖勒马”，“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交替政权”。5月27日，上海解放，邵力子、黄启汉等联络留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立法委员50余人，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声明同国民党脱离关系。
　　此后，经邵力子的联络，国民党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越崎以及钱昌照、翁文灏等，也先后宣告起义和返回大陆。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邵力子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他代表一部分特邀代表讲话说：“我们从不断的失败与不断的检讨中得到了正确的认识，接受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他还表示：“我们誓以至诚为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政协一切决议而努力。”当时邵力子毅然宣布脱离国民党，影响很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力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理事，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等。他还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民革中央“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席。
　　1954年，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计划生育”的问题，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此后，他和马寅初等是致力于主张计划生育的主要人士。
　　1955年，邵力子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世界和平大会；1956年，他还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他的晚年，他还致力于国共的第三次合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也是因此，邵力子被人们誉为一位“和平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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