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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7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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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山西
“民间顾准”农民先觉者杨伟名
杨伟名是个农民。如果他只是握着锄头，一辈子在黄土里默默刨食，或许现在他还活着。但现实不是这样。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这个陕西户县的农民拿起笔杆，针砭时弊，一写就是近万言。恐怕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些文字让他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并最终迫使他走上绝路。他只活了不到46岁。
40多年过去了，杨伟名的名字沉浮乡里。他的亲友，至今承受着他带给他们的痛与光荣。而他当年提出的基本思路，已被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道路所证实。
几年前，杨新民背着几袋书到街上去卖。这是陕西户县的文化一条街，街上有个农民画展览馆，附近还有所中学。新民把书在地上摆开，蹲在一旁，也不吆喝。来往的人很多，却很少有停下来看的。那是本一半橘色一半黑色封面的书，印着几片枯黄的枫叶，书名《一叶知秋》，还有行小字“杨伟名文存”。有个学生过来了，翻了翻书，指着“杨伟名 著”几个字问：这作者来了吗？杨新民愣了一下，说他已经去世了。学生又问，那你是谁？新民说，他是我父亲。学生把书细细翻了半天，问：你爸写的农村情况，毛主席为啥要批评呢？杨新民不知该咋回答，闭着嘴，把喉结咽了一下。
■杨伟名其人
万言书提“社会主义初期”概念
杨伟名（1922-1968），陕西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今甘亭镇七一村）人。解放前曾参加中共地下党，1949年2月入党。1949年5月任副乡长，当年冬自行脱党回乡，1957年重新入党，任生产队支部委员、会计、文书、调解员。多次上书各级党委、政府，反映农村工作情况。
1962年5月，其执笔写出《当前形势怀感》，大队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联名。全文近万言，提出“社会主义初期”概念，提出“物资自由市场开放”、“农业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政策，提出“借助自由交易，满足群众要求”的观点。随后，杨伟名被聘为咸阳地区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派人找其面谈，把他发展为西北局《西北建设》刊物通讯员。
当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两次批评这篇万言书，成为北戴河会议反对“单干风”、阶级斗争的典型“教材”。
9月，杨伟名被迫写“检查”。后在“文革”中遭迫害自杀身亡。1979年6月平反。
杨伟名因其“物资自由市场开放”的观点一度被誉为“民间顾准”。
顾准（1915—1974）是我国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1956年最早提出并论证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1974年在京病逝。
一位户县农民之死
他洗净身子、穿戴整齐，与妻子挽手赴死
多少年了，新民不能提这事，想起来就是两眼泪。父亲去世时，他刚16岁，还是个半大孩子。那几天连着下雨，街巷泥泞不堪，整天闹哄哄的，造反派把大字报从户县城关公社北街七一大队的家门口一直贴到不远处的钟楼上。
那天晌午，临出门时，父亲让新民把出嫁了的大姐彩英、二姐新惠都喊回来，说是鞋底烂了，让她们回来上鞋底。新民到邻近的连丰大队找到二姐，说现在运动紧，咱大（陕西方言，爸）在公社正被“实行专政”呢。新惠绕到西街上的公社，那围了一圈人正在喊口号开批斗会，趴到窗子上一看，父亲跪在箱子上，上面铺着一层煤渣。新惠没办法，含着泪回了家。
晚上，民兵连长把父亲押了回来。大姐熬了一锅包谷糁，父亲好像也没吃，像往常一样，在炕上盘着腿，趴在小桌上写啥东西。末了，对新民他们几个说，没啥事了，都去睡吧。
那时杨家三间土房，父母住北间，新民住南间。雨很大，新民几个躺下没睡着，听见北间有动静，有人生火拉风箱。彩英起来问母亲，现在烧水干啥。母亲说，你大渴了，烧水喝。彩英说，电壶都灌满了，有开水。母亲没理会，说你去睡吧。
一会，又听板楼上响，姊妹几个问谁干啥呢。上头应了一声，取个东西，就没了声息。只听雨声越发紧了。
似睡非睡中，忽听那边隐约传来低沉的嘶吼声。新惠第一个冲过去，门却从里头插上了。门缝中透出一股呛人的农药味。新惠几个一边哭叫着打门，一边点煤油灯，却被风吹灭了四五次，索性不点了，摸黑跑到后院，撞开窗户，爬进去，拉亮家里唯一的电灯，就见父母直挺挺躺在炕上，穿戴整齐，挽手赴死了。
床上，倒着个农药瓶子。地下，是父母刚洗净身子的一盆水。
已经是后半夜了。新惠忘了害怕，一个人一口气跑到医院，却没能把医生喊来。新民和大姐跑到巷子北头，拍打一户大夫家的门，没人应，又跑到另一头另一个大夫家，狠劲地叫，还是没人应。
过了很多年，新民思量起这一幕，才明白过来——那阵子，谁敢来呢？
姐弟三个守着父母遗体，嚎哭了一夜，不知该咋办。
天亮时，陆续来了村民，有人说，咋就走了这条绝路呢？更多的人光是叹气。公社也来了个干部，新民到现在也不知他叫个啥，但记得他的模样。只听他说，大家都不要看了，都回去，这是杨伟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总是有好心人帮着张罗后事，第二天，就匆匆下葬了。乡俗亡人上路是脚前头后，但板车太窄，没法把两口棺材的大头都朝后，新民只能让父母手足相拥，牛车拉着，埋在了涝河岸边。新民记下父亲去世的那天，是1968年5月5日。
趴炕桌写出万言书
他最终受到批判，写了“检查”，还被揪斗
在新民的记忆中，父亲除了下地干活，到生产队开会，就是晚上在家写东西。上小学的一天，几个老师看到新民就嘀咕着，这娃他大写了个文章，不得了，人家毛主席都看了，结果他大挨批判咧。
新民回了家，看父亲还趴到炕桌上写呢，到吃饭时也不动弹，不高兴了，把饭碗朝桌上一蹾，头一扭，撂下一句：成天写写写，我要是被人家批评了，就把笔砸了，今辈子都不动笔了。
父亲居然没生气，笑了，说你娃们家知道个啥。笑完又补了一句，这次没写好，下次咱朝好里写么。
新民确实不懂父亲写的啥，到现在他说自己也只明白个皮毛。但杨伟名写的，不是个小事。
“‘大跃进’轰轰烈烈——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在眼前；公社食堂就是好，想吃多少吃多少。”这些口号还在耳边响，三年困难跟着来了，外省饥民涌进关中，庄稼歉收、黑市粮价狂涨，杨伟名“所见所闻，势如汹涌狂涛，冲击胸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他写道，“就农村而言，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他很疑惑，“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
杨伟名一连提出10个问题，希望党和政府拿出“当年主动撤退延安的果断精神”，“大胆考虑”，给国民经济开出“处方”，“解带松腰”，“恢复单干”，顺应“价值法则”，“自由交易”，最终达到“劳动致富、生产发家”。
当时新民才10岁，哪能明白这些。现在他当然知道了——那是1962年5月，这些话那时说出来，确实不得了。
新民记得那一阵子父亲每天光是个写，吃饭时也不放笔。新民问他，还给你舀碗饭不？父亲却反问，我吃几碗了？新民如果说两碗了，父亲就哦一声说：那就不吃了。
就这样，杨伟名洋洋洒洒写了近万言，起了个标题《当前形势怀感》，大队支书和大队长都签了名。杨伟名油印了几十份，县上、省上，寄出一大堆。新民不记得父亲最初收到一些肯定的复信时，是高兴，还是激动。他后来听老人说，那一天，父亲在麦场上和社员们正碾麦子，信来了，父亲就大声把信念了几遍。可没过几个月，新民听到老师的议论，毛主席批评了“户县三名党员”。领袖认为“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这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父亲是执笔的，责任最大。
杨伟名因此受到批判。新民太小，不知道害怕，也不知父亲当时的心情，是不服，还是苦闷。几十年后，他才听说父亲写了个“检查”，标题是《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他想，恐怕就是他撂话激将父亲不要再写的那次，父亲写了这个“检查”吧。
但这事没有完。几年后，父亲被揪出来，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几乎天天被批斗。但这事没有完。几年后，父亲被揪出来，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几乎天天被批斗。
他倒像个知识分子
他念过私塾，借来课本读，每天翻阅报纸
杨家的成分是中农。杨伟名的父亲小名根娃，是户县石井下庄人，从小苦命，没了父母，旧社会在县城流浪，后来到南街一个大户人家当“拾摞娃”，就是送饭的——过去，有钱人从饭馆订餐，送饭用的是木制饭盒，几个盒子摞在一起。这户人家有个做饭的，叫万家寡妇，收养了他，后来就过继给万家。根娃本姓杨，改名叫杨万有，顶了两家的门户。
杨万有后来在县城北街开了个小磨坊，娶妻生子，长子叫长水，就是杨伟名。杨伟名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叫万志成，撑起万家的门户。
这些百八十年前的老事情，户县文化馆原馆长刘高明都考证了。还有个86岁的老馆长谢志安，更是一清二楚。
谢杨两家是世交，谢志安比杨伟名小1岁，从小一块上学。杨伟名10岁时，开始念私塾，读的是“老书”《三字经》、《弟子规》之类。12岁到另一家私塾读四书五经，老师是“关学”名士王震京。王震京的老师现在一说都知道，大名鼎鼎的蓝田牛才子牛兆濂。这么说，杨伟名其实是牛才子的徒孙。
书读到15岁，家里没钱供了，杨伟名一边种庄稼，一边借志安的课本看，高小、初中、师范、农专，志安学啥他看啥，不懂的，就请志安给他讲。
谢杨两家只隔一道墙，雨水把墙泡塌了半截，也不垒起来，有啥事一跨就过去了。在谢家四女党英印象中，杨伟名穿得很干净，夏天对襟白褂，冬天戴个棉帽子，围个褐色围巾——不是一股脑缠在脖子上，而是前头搭一半，一半甩身后——除去手里掂的那把锨，咋看也不像个农民，倒是个知识分子的模样。
杨家北隔壁有个邮递员叫鲁和，每天上午到邮局领了报纸，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去送。杨伟名常常在中午就把报纸翻一遍。
解放前，杨伟名被拉过几年国民党壮丁，后来逃回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1949年2月入党，户县解放后，还当过一个乡的副乡长，后来家庭拖累，又脱了党回到老家。
1957年重新入党，杨伟名越发关心国家大事。第二年搞“人民公社”、“大跃进”，生产队没地方办“大灶”，杨伟名把房子腾出来，自己借住在谢家。后来“大灶”不办了，板楼继续当大队仓库。杨伟名死后，清点物品，啥都没丢，唯独少了一瓶农药。
“文革”来了，身为文化馆馆长，谢志安成了“走资派”，造反派抄杨家，发现一堆谢志安的书，抄到谢家却又发现杨伟名油印的上书材料，于是每次批斗，都把牛棚里的谢志安拉出来，跟杨伟名一起押到北街小学的会场。
杨伟名写《当前形势怀感》时，谢志安同意他的观点。杨伟名自杀的消息传到牛棚，志安黑了睡下后，悄悄流下眼泪，还不敢叫人知道。
留给后人的痛与光荣
他是有思想，且先觉，无私无畏，大写的人
户县县城北街西巷20号，是杨家的老宅。现在新民不在这住，房子赁出去了，他很少来。
杨伟名趴在炕桌上最后写下的，只有几行字：借青羊寨姨婆家一斗包谷、欠县城西街一个修眼镜师傅30元钱。
杨伟名丢下儿女，瓮里没有一点面，年底生产队盘账，还欠大队100多元，都转到新民头上了。从此，新民跟一个成年劳力一样，每天出工、干活。
新民的叔叔万志成当时在天水当兵，他受的牵连不大，只是有次部队要给他提干，他拒绝了。提干要写亲属关系，外调、政审，还是不要惹麻烦了吧。
二姐新惠想来看看新民，婆家人不准，说还跟那反革命的儿子打啥交道呢。过年时，新惠又提出来，想给娃几个钱，婆家还是不同意，新惠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她记得父亲说过，忍忍忍，饶饶饶，忍字就比饶字高。
杨伟名死后，红卫兵还来抄过两次家，一年后的一天，新民重新盘炕，掏烟囱里的灰给地里上肥，结果掏出碗口大两卷材料来，是父亲写的。新民吓坏了，爷呀，咋还有这东西呢！当下烧了。
苦日子捱了快10年，1977年，新民结了婚。不久经济搞活，可以单干了，新民干上榨油的买卖，累得很，但日子总是一点点好起来了。如今新民57岁了，还在一家饭馆帮工，每天蹬着三轮车买菜，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杨伟名的儿子。
新民两个儿，大儿杨力26岁，今年5月结的婚，小儿杨旭在外地打工，都当过几年兵。杨力连队的指导员是户县人，有次在报上看到杨伟名的事迹，问杨力认识这个人不，杨力说他是我爷，指导员就激动得很，说咱户县出了这样的人物，真光荣。
在杨力看来，爷爷当年的观点，批判也没有用，在实践中才能试出谁对谁错。1979年，杨伟名获得平反。当时有关方面问还有啥要求没？新惠说，咱凭两手劳动，啥都不想要，只要把父亲的“帽子”摘了就行了。
上世纪90年代，杨伟名的事迹被重新提及，媒体渐有报道。2002年，户县有关方面纪念杨伟名，说是要把县图书馆以杨的名字命名，还要重修故居、修建墓地，但后来没了下文。
4年前，人民日报时任副总编梁衡到户县采访，对新民说，你父亲确实了不起！同年冬天，作家陈忠实到户县采风，称赞杨伟名是“有思想，且先觉，无私无畏，大写的人！”
今年5月19日，胡耀邦之子、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托人找到新民，跟他谈了两小时。胡德平详细了解了杨伟名写“怀感”的细节，后来写出一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的文章，将杨伟名的万言书与胡耀邦1969年给毛泽东的建言信相提并论。胡德平写道，两份万言书的意见当年都未被采纳，但所提出的基本思路，却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走过的道路所证实。
■记者对话
他若活着还会写蹝当前形势怀感蹞
今年9月上旬，户县。本报记者采访了杨伟名的同窗、户县图书馆原馆长谢志安老先生，杨伟名研究者、户县文化局创研室副主任刘高明先生，杨伟名的儿子杨新民先生。
记者：在你心中，杨伟名是个什么样的人？
谢志安：杨伟名人很正直，主持公道。他的出发点是一心替农民着想。对穷人的事，他敢舍得，哪怕把命丢了，都要直言相谏。杨伟名是个硬汉。我常常想起他。
刘高明：细读杨伟名现存于世的10篇文字（另有一篇“检查”），没有高深的理论名词，写的都是底层的社会生活，群众的一粒米、一株菜，只有手抓两把泥的人最清楚。他的思考是通过生活经验的鲜明对比之后得出的。我看他最后是从容赴死，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符合实际。
几年前，省上一个老领导评价杨伟名说，实践出真知，卑贱者最聪明。
杨新民：我看我大的那些文章，只是明白个皮毛。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应该都能理解一二。我只是觉得他死得可怜。我大写这个东西，体现他本人的胆识，还体现了民间就是有高人、能人。有句话是伯乐常在，何愁没有千里马。问题是千里马多得很，看你有没有识千里马的慧眼。叫我思量，我大要是活着，还会写新的“当前形势怀感”。“怀感”时时有，才能推动社会前进。
本报记者 孙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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