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京津沦陷,河北工学院师生居无安处,课业难以继续。工学院代理院长路秀三召集洪麟阁、王若僖、杨十三、连芬亭(国民党员)、赵观民、马澧(学院机电系主任)、张秀岩(曾在学院工作),一起来到法租界滨江道吉泰大楼秘密聚会,共商对策。在坐者同仇敌忾,认为中国已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应该万众一心,拿起武器,抗击日本侵略军。经联系,他们在天津人民自卫会(地下组织)的名义下组织起来,公开名称“工字团”。此时,党中央派李楚离、胡锡奎到天津开展地下工作,领导民族统一战线。洪麟阁作为党外人士、社会名流,被吸收为“华北各界救国会”所属的“天津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成员。(后改称“天津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随着形势的日趋恶化,洪麟阁在党的领导下,着手准备建立抗日联军,誓与日寇拚搏。
1938年2月,洪麟阁带着省委以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名义发出的组织冀东抗日暴动的指示,回到遵化县地北头村。
5月,洪麟阁以地北头为大本营,在丰、玉、遵一带扩充联军队伍。对方园百里各村愿意抗日的民团进行收编,对不愿接受收编的民团责令把枪交出来。
为迅速开展武装斗争,洪麟阁便把自己的一半房产、四分之一的土地变卖,连他妻子肖雨村陪嫁的金玉手饰、银币也都献出来凑款。洪麟阁专程去玉田县于家铺岳父家,便设法筹措一大笔经费,还把自己的独生子肖兴亚送到洪麟阁的联军参加抗战。同时,按照洪麟阁的做法,动员当地有交往的富家能出钱的出钱,能出人的出人,能出枪的出枪。
洪麟阁的集资举动,深为天津、唐山爱国人士的叹服,也们纷纷起来募捐。天津眼科大夫黎宗尧就曾捐出巨款。教育界、政法界和新闻界的朋友也不惜重金援助。
有了款项,购运军用物资主要由杨十三负责,并由杨十三的侄子杨介人(效贤)当驻津联络员,他们把天津的青帮头子蒋磐若利用起来,把留日学生从东京搞到的一批枪支,以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的救济物资作掩护,把武器混在募捐来的医疗器械和药品中间,运到唐山,暂放在工商日报社,然后再转移到地北头村。
1938年4月,洪麟阁以宴请宾客为名,邀集各村进步人士,宣讲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印发的材料。同时,把本村青年也组织起来,通过上识字课、学文化,动员参加抗日。洪麟阁还由外边找来四、五个老艺人,每天晚上在村头打开场子说评书,全本的《水浒》、《杨家将》、《说岳全传》,每回书前后都加有新时小段。乡众听得简直入了迷,鉴古知今,爱国救亡情绪更加高涨。
在1938年正式起义前,从地北头很快拉出五、六十人的队伍,这批青年后来都成了抗日联军的骨干。由马溪山推荐,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的赵振威从唐山来到地北头,得到洪麟阁的重用,担任了教官,把洪宅武术场作为军事操练场,日散夜聚。到5月底,活动逐渐公开,乡里人碰面,用手指头比划着,悄声说:“四爷(指洪麟阁)成事啦!”沙流河警局子的警官,带了几名勤务兵,由东窜来,正好碰上梁家出殡,临到对面,只见那赶车的、抬重的、吹喇叭的全停下来,一下子都抻出手枪,警察们吓得拨回马头,逃回老窝去了。
地北头村成了日伪攻剿的目标,考虑当时与日后斗争的需要,洪麟阁让家属搬到北平。
抗日暴动前夕,冀热边特委在滦县北部田家湾子村召开军事会议,有遵化、迁安、滦县三路起义军负责人参加。会上宣布正式建立抗日联军,高志远任司令员,李运昌、洪麟阁任副司令员。组成三路指挥部:高志远为第一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王仲华;李运昌为第二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王瑞清(胡锡奎);洪麟阁为第三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杨十三,李楚离任参谋长。会议决定1938年7月16日在遵化、丰润、迁安、滦县等六个县同时举行起义。
洪麟阁将率部起义的地点设在遵化县地北头村。部队定名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第四军分区游击队。活动范围在丰玉遵三县。洪司令部下分八大处。政治处长杨十三;军法处长马溪山;军需处长连以农,因连以农经常外出联络,由张秀岩代理。所有领导人的职务,全是天津人民自卫委员会任命的。
冀东抗日大暴动的日子临近了。洪麟阁和杨十三、李楚离同志一方面抓紧做起义的准备,一方面详细研究战局和社会动向。哪知,洪麟阁起义的计划被叛徒告密,玉田县沙流河伪警察巡官果振钧获得情报,并密报丰润县伪县长。七月四日拂晓,警备队袭扰地北头。洪麟阁及其随身人员奋起抵抗,赵振威率他的第一总队火速与洪麟阁内外配合,击退了敌军后,将起义时间提前为7月8日。
抗日暴动给日寇弄个措手不及,洪麟阁与李楚离等人击退来地北头疯狂搜剿的日伪军,然后带领百余名战士,星夜兼程转奔小狼山,去找杨十三主任,集聚预约的抗日队伍。这时,丰润县伪政府的日本顾问亲自出马,调来玉田、丰润的警备队和民县一千多人,鬼子二百多,从侧翼拉网包抄,直向小狼山扑来。
洪麟阁趁夜色笼罩,率部突围直奔玉田县境内,集结抗日联军三百多人应援。后半夜,大雨倾盆,行至还乡河畔,洪水猛涨,深达胸际。指战员安然泅渡,一昼夜工夫赶路200余里,第二天傍晚,返回小狼山。询问当地老乡,得知李楚离、杨十三和赵振威已率队去鲁家峪,便从敌人背后绕到丰润,牵制住地方民团的阻截,终于使两股队伍胜利会合。
当此之际,洪部已经发展到一千多人,组成三个总队。队伍休整了十多天之后,洪麟阁探得沙流河据点消息,镇上守敌不多。他拉出部分队伍,首选占据四关,借助地形打一阵转一阵,闹得敌人晕头转向,把守西门的警备队(其中有我们的关系人)打开大门就往南跑,洪麟阁率部趁势进了街,经过两小时激战,拿下沙流河镇,抗联队伍得到补充。
8月,他们由沙流河镇北进遵化县鲁家峪。鲁家峪东峪民团头目刘玉离手下有百八十人,收编了刘玉离民团后,奔赴玉田县境,先后在北小家和王庄子一带击溃从玉田县城出来扫荡的日伪军,又攻克鸦鸿桥、窝洛沽两大重镇。连同沙流河在内共拔掉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三颗钉子。
随后,由蓟县起义军第五纵队配合,围攻玉田县城。以内应人为向导,找到伪县长嘞惠和。利用他打开了城门,联军火速占领全城,守敌猝不及防,未战而溃,大部被俘。在一座古庙的香案底下搜出日本顾问石本,当即绑缚游街示众,一路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满城各处张贴了安民告示,开监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和无辜良民,处决了作恶多端的伪警备队队长付德云。
驻城三日,洪部又开往沙流河镇。召开军民大会,给包括洪步余在内的殉难烈士开追悼会,当场杀了日本顾问石本,另有石佛寺的汉奸、亮甲店的警官。军民士气大振。
抗日声势日炽,遵化农民参加暴动尤为踊跃,铤而参战的暴动队伍不下二十多股。洪麟阁扩大到5000多人,按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十三军分区司令部的分工部署,高志远司令具体领导三、四、五、六纵队;李运昌司令领导七、八、九、十纵队;洪麟阁司令领导一、二、十一和十二纵队。洪麟阁所属各纵队,分别到鸦鸿桥、高桥、鲁家峪练兵,8月初,上级命令洪麟阁攻打遵化县城,李楚离攻打丰润县城。遵化城内守敌已成惊弓之鸟。伪县政府发觉我方行动,密使伪警察队和日军,趁夜潜伏珠山、笔架山北坡。由于敌众我寡,久持于我不利,洪部便在赵振威指挥下且战且退,联军大部得机转移,赵队长不幸被飞弹击中负重伤,壮烈牺牲。赵振威的牺牲对洪麟阁来说如失手足。盛殓赵振威遗体时,洪麟阁亲手把那兰地白字的雪耻袖章,缝到自己的衣服上。
8月27日,由邓华主持,四纵党委、冀热边特委及抗联各路指挥员,在铁厂举行会议。洪部派代表参加,会上总结了暴动取得的成绩,提出建军、建政、建设根据地的任务,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统一指挥抗日军队。但铁厂会议精神没能全部付诸实施,后又在丰润县九间房召开会议,分析了当时日本进陷武汉、回兵华北、冀东,实行铁壁合围的形势。因此,决定把军队开到平西整训,只留三个小支队坚持冀东。
西撤开始,洪部走在最后,行至范家坞、燕山口一带,日寇加紧调兵堵截,洪麟阁沉着指挥,一昼夜之内且战且走。当时,天下着瓢泼骤雨,跋涉艰难。由马伸桥以西开往穿芳峪,当夜驻到距马伸桥八华里的台头村。次日,天刚亮,据情报,有十一辆日本军需车由西往东去马兰峪,马伸桥据点出来一百多名鬼子护送。洪麟阁设伏于马伸桥一带公路。敌军等进入我埋伏圈,一阵猛袭,把押车的日伪军打得晕头转向,执行“护送”任务的鬼子兵有十多个就地毙命,整汽车的大米、白面、糖果、罐头,和60箱军械、子弹,都成了战利品。洪麟阁命令大部队由杨十三、马溪山带队西行,他与连以农等少部分人打扫战场。驻马兰峪的日军骑兵队疯狂反扑过来。
分析敌人来势汹汹,应避其锋芒,设法拖住鬼子,免得大部队蒙受损失。不料,机枪连调号声响,目标暴露,日本马队由北向南沿公路绕了过来,枪炮如同发疯一般猛射过来,把火力集中到他们几个人身上,终因敌众我寡,装备相差悬殊,我方火力掩护失利,造成很大伤亡。飞弹在附近爆炸,洪麟阁头部和腿部负了重伤。警卫员、通迅员、司号员,扶住洪麟阁,寸步不离。十七岁的通讯员靳成轩用央求的口吻说:“司令,您挂花了,我背您走。”洪麟阁厉声说:“快快撤离,不要管我,若不然我先打死你,再朝我开枪,反正不许当俘虏!”说着,回转过身来,发现鬼子正拱着腰往上冲来,便继续与鬼子交战,亲手抛出仅有的一颗手榴弹,结果了十来个日本兵。对方火力更凶,洪麟阁又负伤多处,直到最后仅有的一颗子弹,举枪对准自己的头部,饮弹身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最终流尽一腔热血。
当地老乡抬出最好的柏木棺材,将英雄的遗体装殓起来。敌人曾多次搜尸,由于老乡的保护,没暴露出去。最后落葬于台头村北的一个陡峭的山崖顶上。为纪念洪麟阁殉国,当地人特意给那个高山头起名叫“洪山岭”。
事后,李楚离、杨十三带队冲过潮白河到达平西。杨十三、连以农同志又历尽艰辛,辗转奔赴延安八路军总部,向中央首长汇报了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的情况,朱总司令曾高度评价洪麟阁“是我们革命队伍非常需要的爱国知识分子,也是我们党非常需要的军事人才”。
洪麟阁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从读中学起,就怜恤贫民,憎恶剥削;热心贫民文化,关心国家兴亡。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择木而栖,终于走上抗日征途。
洪麟阁牺牲后,他的妻子肖雨村在北京先后曾任小学教师、报社编辑等,抚养着三儿一女。他们改姓更名,以免暴露身份,将孩子拉扯大。长子洪涛继承父志,于1943年通过北京地下党组织送到延安抗大学习,后来参加八路军一二九师,在第三次反扫荡战役中牺牲于山西辽县。其他子女洪汶、洪治、洪泽也都在党的关怀培养下成长为优秀国家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