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丹：“李庄漏罪案”的荒唐与精彩
2012-4-24 9:33:11
在中国法律是和政治不可分割的，法律是为了政治服务的，就这么简单。把权利关进笼子里去，让司法在中国完全真正的独立才是中国民主的唯一希望，这个共识必须建立，其他的都是幻想和废话。执政党如果无法做到这点，就是在空谈，在宣传，在忽悠，在愚弄中国人民！（等待归来)
李庄二季最警世的昭示是中国特色张狂的公权有多卑鄙、多无耻！我们要问的远不是这样的法庭其它地方还有没有，而是要问这样的法院其它地方还有多少？
——陈光武
【纪念“李庄案二季”一周年】
4月22日是世界法律日。
一年前的这一天，“李庄漏罪案”虽然落下帷幕，却并未对此案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其中折射的诸多问题，仍为法律人所追寻!
李庄、杨学林、斯伟江——狮、虎、豹最佳组合
“李庄漏罪案”的荒唐与精彩
许 丹
谨以此文，纪念“李庄案二季”一周年，并向在险恶丛生的法庭上，仍然努力、顽强为李庄进行艰苦辩护的斯伟江律师、杨学林律师致敬！——题记
感谢杨学林律师及助手，全程记录了“李庄漏罪案”的庭审，使我们能近乎零距离地目睹“李庄漏罪案”的审理过程。
重庆制造“李庄伪证罪”后，疯狂的权力更加肆无忌惮，不顾外界一片的置疑和谴责，一意孤行又拉开了“李庄案二季”的大幕，尽管有公检法三方合力支撑，但是，“二季”已是强弩之末，“李庄漏罪案”一登场，就显得先天不足，难以成立。
“李庄漏罪案”的庭审可谓荒唐层现。为了完成继续羁押李庄的既定目标，公检法三家不得不同上一条船，尽管齐心协力，同舟共济，仍然无法到达彼岸，而其间不择手段制造的一幕幕荒唐，却曝光天下，为人耻笑。
“李庄漏罪案”的庭审又可谓精彩纷呈。从始至终，李庄如雄狮，霸然对峙，纵观庭审，自辩内容比辩护人说的话还多，其间引用法律条文，随口就来，过硬的业务能力，令人叹服，难怪港台媒体称李庄当庭给公诉人和法官讲课。杨学林则像一只稳扎稳打的东北虎，步步紧逼，步步为营，锲而不舍，顽强坚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斯伟江更似一只金钱豹，思维如电，语言如风，言辞犀利，比喻精美，经典名句早已广为流传。
李庄、杨学林、斯伟江，宛如狮、虎、豹三雄鼎立，在异常恶劣的庭审中，组成最佳阵容，使辩方亮点频现，精彩绝伦。
一、管辖权之荒唐
2011年4月19日9时30分“李庄漏罪案”在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开庭。
刚一开始，斯伟江律师就举手发言：“我方提出管辖权异议没有得到法庭书面答复。”
管辖权的问题，关系着“李庄漏罪案”的根本，若是重庆江北法院不具备此案的管辖权，那么李庄二季涉嫌伪证罪一案，就成了无根之木，无基之厦，此案不要说审理，仅立案就尽显荒唐。
这就是斯伟江律师一开始就直击要害的原因所在。审判长深知这一问题的分量，故意以一句：“管辖意见可在辩论中发表。”试图躲过斯伟江律师这致命的一剑，没想到斯伟江律师迅速送上一句提醒：“你没有问是否申请回避的问题。”这句提醒，一箭双雕，既将审判长死死锁在原地，又将这一问题像踢足球一般，一脚传给了被告人李庄。
审判长无奈，只能问：“被告人是否申请回避？”李庄答：“我认为，回避与管辖同样重要。我是否申请回避，是没有意义的。”
记得“李庄案一季”时，李庄开场逐个申请“法官和检察官回避”，引得舆论一片哗然。为此，个别法学家指责李庄于法无据。李庄是一个精通法律、业务过硬的律师，焉不知“回避”的具体内容？他之所以要求“整体回避”是在宣告天下：重庆江北法院正在集体作弊，审理“李庄伪证罪”一案缺失起码的社会公信力！为了杜绝今后再次出现这类现象，在今年两会通过的新刑诉法中，成就了著名的“李庄条款”，即：异地管辖和先审本案再审衍生案！
“二季”李庄开始就带出了不耐烦的情绪，没完没了的纠缠，同一罪名第二次被指控，使李庄对重庆司法，厌倦无比。一句“申请回避没有意义”，既藐视了法庭掩人耳目的司法程序，又将问题退回到“管辖权”的关键要害之处。
李庄接着说：“我要补充一点，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规定，本案由重庆公安机关侦查，我是没有异议，但是本案的审判地应是犯罪行为地法院。”至此，李庄清晰地表达了斯伟江要表达的意思，令审判长万分尴尬，只得以一句：“被告人李庄，你已经表明了态度。”草草收了第一回合。
李庄强调的“犯罪行为地”指的是上海徐汇区，那么这起与重庆毫无关系的案件，重庆是怎样得到管辖权的呢？简单说是重庆耍花招依据“重罪吸收轻罪”一条，瞒天过海，戏弄法律，欺骗国人。
依据法律，若同一犯罪嫌疑人在不同地点犯有两项以上罪行，由犯重罪行为所在地，吸收其他较轻罪行一并审理。重庆在本地假借龚刚模表弟举报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立重罪案，又借徐丽军举报李庄“辩护人妨害作证”，立轻罪案，两案到手后，撤掉假重罪案，又拒不放手轻罪案，强揽了管辖权。
对此，斯伟江律师怒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案都不成立，根本就无案可并。不能以一个不成立的案件来实际行使一个对此本无管辖权案件。要借力也得有力可接，不能凭空来一个借案管辖。如此玩弄法律，法律岂不是成了失足妇女？如此可以，按照逻辑，全中国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被重庆虚构一个重罪，然后把其他地方的案件吸收过来，再撤销重罪，重庆公安局成了全国的公安部了，甚至，可以把全世界的人，包括美国总统都管辖进来。这种荒唐的逻辑，如成立，刑诉法的地域管辖规定还需要吗？”
回顾李庄漏罪案，重庆为获取管辖权，使用的手段之卑劣，令人瞠目结舌。试想一下：假如一家4S店，为了促销卖车送座套，有个人佯装买车，当拿到座套后，突然说钱不够，车不买了，可到手的座套还不放，你会觉得他是什么人？是不是无赖？销售人员会让他拿走座套吗？当年重庆强霸“李庄漏罪案”的管辖权，使用的手法，与之不二。这真是：不怕无赖，就怕无赖懂法律！
重庆为什么要把别人的麻烦，强行搂到自己的怀里，是胸怀天下，还是要替上海分忧？试问：上海的案子已经结案，暂且不论对错，假使重庆做出了与上海法院不同的认定，让上海情何以堪！这醉意恐怕不在案子，在乎李庄一人之身吧？其用意、目的何在，乃是路人皆知！
二、控告书之荒唐
“李庄漏罪案”开审的第一天上午，杨学林就直接提出：“发现法院于4月6日送达给我们的控方证据，即便在控方对缺页进行补足后，仍然与证据目录不完全相符。我们请求法庭责令控方立即提交全部证据，以便辩护人研究质证。”审判长搪塞道：“法庭在庭前已经将有关问题转交公诉人，公诉人已将补充的证据转交了辩护人。”审判长未询问一下公诉人，就大包大揽地替公诉人回答，下意识进入了控方的辩论角色，其用意是想就此打住。
杨学林律师一步不让：“我经过查阅和对照，发现还有如下几份缺页，请公诉人能否提交给我。宣读证据目录：序号4控告书；序号13……面对具体的一项一项追查，审判长无力袒护，理屈词穷的公诉人竟以“我们的证据是齐全的。依法查阅、复制相关证据是辩护人的职责，是辩护人自己没有前来查阅”作答。
见公诉人如此耍赖，斯伟江倏地一跃而起：“你有什么依据说我们没有履行辩护职责？”审判长连忙用“公诉人有言语不当。”帮助公诉人暗度一关。
接下来在质证时，斯伟江律师率先提出：“公诉人应当说明证据的名称，形成时间等要素，否则不知道与辩护人得到的复印件是否是同一份材料。”
杨学林随之响应：“审判长，我方主张按照控方证据目录的序号一份一份地质证。”
李庄也迅速配合：“我也想一份份质证，便于作出详细说明。”
此时，狮、虎、豹编成有力的三角阵容，对峙控方。你说你没有隐匿证据，没有缺项，好吧，按照序号，一项一项进行，让事实说话！
公诉人以“每组质证，是为了查明法律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为由拒绝按照序号一份一份质证，要求“进行一组一质”。审判长即刻应允：“同意公诉人分组举证。”至此，审判长与公诉人同栖一树，昭然庭上。
质证中杨学林寸步不让：“我非常渴望看到那份控告书，但到现在还遗憾地没有看到。我认为这是在隐匿证据，交给我的证据目录中的证据4在哪里？”公诉人继续抵抗：“请辩护人仔细阅读，证据分定罪证据和在案证据。我们会在以后的质证中一一举示。”
依法，控方证据应该开庭前5日提交法庭，这样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可是公诉人却故意想用打乱序号，分组归类的手段，蒙混过关。公诉人拙劣的手法，岂能糊弄得住眼前这三位杰出的大律师！
杨学林更逼近一步：“请公诉人原谅，我还是要抓住控告书的问题不放……如果没有控告书的话，哪来的移交控告书的函？然后又哪来的公安局立案？我请公诉人还是把它提交出来吧，否则案子就不能成立。现在看来似乎这份控告书在侦查机关，没有入卷。我认为侦查机关这种行为就是隐匿证据，应追究侦查机关的法律责任。”
面对杨学林的追问，审判长竟然装聋作哑，全当没听见，把话题一转说“公诉人有无新的质证意见？”无论公诉人和审判长怎样躲闪，杨学林律师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下午开庭后继续穷追不舍：“我最后一次强调，控方提交的证据目录，是盖了红色的公章和骑缝章的。这是一个证据体系，是不能缺少的。可是你现在缺少的有八份，虽然提交了两份，后面还有六份是没有的……我想请你指一条明路，我怎么样才能看到那些证据。根据控方的举证责任，如果你不提交，我认为你的证据体系是不成立的。我也有权请求法庭责令公诉人提交。”
公诉人万分恼火：“这是第四次解释，证据目录载明的是在案证据，范围是不同的。”这样的解释，不要说是律师不服，就是今天的看客也难以接受。
庭审到了晚上第三轮，杨学林锲而不舍发动了最后一轮的攻势：“我想说的是，就是徐丽军的控告书，因为这份控告书关系到本案的立案是否合法。但这份证据目前被侦查机关隐匿，请求法庭调取。”
此时公诉人已经被杨学林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只能硬着头皮顽抗：“不在侦查机关，就在法庭上。我们已经充分保障了你的权利，你没有办法举示是你的问题。”
杨学林：“那就请公诉人立即把它提交出来吧。”
审判长：“公诉人认为呢？”
公诉人：“我们举示的证据，已经能够充分证明李庄的犯罪行为，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关于控告书，休庭后提交法庭。辩护人休庭后查阅。公诉方有权对证据发表评断意见。”
面对公诉人的胡搅蛮缠，李庄也忍不住了：“我也至今没有看到徐丽军的控告书——我案件来源的导火索。我不想重复去年的故事。任何证据都应当拿到法庭上，这是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为什么就不能拿呢？”
杨学林又逼近一步：“既然公诉人讲控告书就在法庭上，你又不拿出来，那么我过去看一下也好，就这几步路。”
审判长见状，不得不挺身挡箭：“公诉方休庭后提交法庭。”
李庄追问：“我也想看一下，不质证么？”
审判长：“辩护人看后可申请质证。”
李庄还是不松口：“我现在就想质证一下。”
杨学林支持道：“我建议今天就立即质证，不要等明天了，以便节省司法资源。”
斯伟江也助阵出击：“请求调取孟英刑事案的全部材料。侦查机关在调取时是挑取了对李庄不利的部分，请求法庭调取。”
面对狮、虎、豹再次合力进攻，审判长狼狈宣布：“今天庭审结束。”与公诉人一道落荒收兵！
正是任凭你有法、有据、有理、有力，他只要有一把法槌，想玩，不管你有罪没罪，一锤就能砸死你；不想玩了，他法槌一抖，拜拜，你奈他何？
请记住，这就是21世纪神州大地上西南重庆唱红打黑中的法庭，整个庭审，满眼荒唐，令人无语！
之后，辩方终于拿到了一份没有日期的控告书，上面有徐丽军“精神一度抑郁”的陈述。据此我们可以分析，这份被杨学林律师咄咄逼出的“控告书”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控方开始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份“控告书”，后来拿出来的系伪造之作。二是控方为掩盖徐丽军“精神一度抑郁”的事实，企图隐匿证据。这里无论是伪造还是隐匿控告书，均属犯罪，而检法联手共同犯罪的行为，令人汗颜！
三、拒绝音像证据之荒唐
笔者曾在《李庄与福尔曼》一文中，提到过在二季漏罪起诉时，警方居然把李庄当年呈给法庭49份证据中，一份直接能够证明李庄无罪的录音证据偷偷拿掉。令重庆警方万万没想到是，他们精心偷走的那份录音证据，居然被李庄儿子从家中闲置的电脑中翻了出来，又拷贝一份，让律师带上了法庭。
4月19日晚上，斯伟江出示证据：“下一份证据是接受证据的笔录。还有一份录像。先出示录音记录，徐丽军是这么说的（宣读录音记录）……这份证据是可以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孟英说是借款，和法院的笔录相同。这份证据是从移动硬盘里拷贝出来的。如公诉人认为记录不可靠，可以放一下录音。”
审判长要求：“将你这份证据交给公诉人查看。录音记录是何来源，必须对证据来源进行举示。”
李庄答道：“在孟英一案，我之前的律师，他们退出前移交给我的。都是在法庭上说的。徐丽军在2005年就跟律师说了。是我教的么？公诉人面对这样的证据，我真诚劝你们撤诉。”
斯伟江：“我有接收证据的笔录，我提供的文字记录给你参考，你不相信，可以鉴定。我们也同意鉴定。”
公诉人从中作梗：“没有表明录音里面徐丽军之外的人是谁。”
李庄解释说：“欧阳法律服务所，W。”
公诉人继续捣乱：“他们不具备取证的主体资格。”并要求道：“举证程序不合法，应予以排除。并没有举证证明录音的完整性。是否有剪接？两名法律工作者是否先向其进行教唆，再录音？因此，辩护人举示的证据与在案证据完全矛盾，不能作为证据采信的。”
见公诉人如此不顾程序正义，不守法律底线，李庄怒不可遏，暴怒直呼：“这一份证据足以击垮控方一万份证据。建议辩护人撤掉其他所有证据，就用这一份就足够了。它充分证明，在我接受孟英案之前，徐丽军与前任代理人的谈话录音，不是我教唆的。恳请公诉人撤回起诉。我受不了了。”
斯伟江快速反击：“公诉人否认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徐丽军自己说，有两位律师找他，可以吻合……如果你认为是假的，你可以申请法院鉴定。我还怀疑徐丽军在侦查机关的签字是不是真的。
杨学林稳步逼近：“录音是不是有什么剪辑？有什么修改？我们与公诉人在庭前交换过意见，公诉人建议为节省时间不在法庭上播放这个录音了，只提交书面记录即可，而且公诉人表示认可书面记录与录音是相同的。现在既然公诉人提出了疑问，我看如果不播放是证明不了是否剪辑和修改的。如果公诉人有这个疑问，我建议立即当庭播放录音。”
李庄再次要求：“我想借用一下辩护人的意思，把一个人抓起来问，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无罪，这是一个荒唐的逻辑。我不想重复过多次数，通过这段录音，更应该证明，徐丽军的人格、人品，我谅徐丽军不敢出庭，如果她敢来，我一个眼神就可将她击倒。”
斯伟江再次进攻：“还有一份证据。就是李庄和徐丽军的视频。”
审判长：“阐明观点。”
斯伟江：“这份证据的证明目的，反驳公诉人提供的徐丽军的证言，李庄让她客观地把事实说出来。以这个证明徐丽军的证言，在同一个笔录当中诬陷李庄。”
审判长不顾一切地横加阻拦道：“当庭决议，不予准许举示。”
斯伟江也不顾一切，腾空而起：“我抗议，这种是违法行为。涉及到朱某某的证据，为什么我不能用这份证据证明？”
在斯伟江凌厉的快攻下，审判长撕下了最后一道面纱：“法庭已经阐明了观点，请尊重法庭决定。”
之后，斯伟江愤怒而又失望地喊着：“李庄，文字和录音我们都提交了。现在不让播放，你不要有幻想。”出人意料的是，容易激动的李庄这会儿反而比平时要冷静克制，或许他手上写的“克制”二字起了作用，他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再次请法庭：“检验一下。”
审判长此时什么都不要了，公平公正，法律法治，良知底线统统抛弃，他举起法槌彻底砸碎了人们最后的一点信任，气急败坏道：“被告人，再次提醒你，关于播放、宣读，法庭已作出决定。第一辩护人，公诉人已经作出举示，没有必要重复举示。”
法庭说不允许，就不允许。你们有法，他们有纪，该遵守哪条，他们比谁都清楚！
一份最有力的证据，能清清楚楚说明事实真相的证据，连播放检验的机会都申请不到，这样的法庭还要它干什么？有它还不如没有！
“李庄漏罪案”是中国法治史上一个抹不去的耻辱！
【后记】
“李庄漏罪案”昭示三点：
一、李庄肯定不是什么黑律师。这点有重庆为李庄作证。为找出李庄身上的污点，重庆历时一年半，跑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查遍了李庄近十年来办过的所有案件，使用了各种手段，真可谓机关算尽。一年前的今天，重庆撤诉反而证明了李庄不是什么黑律师。
二、中国刑辩律师的工作环境是如此艰难。在法庭上，律师们面对的是大权在握的法官，律师除了法律可以依靠外，什么都没有，今天他们的努力和坚持，值得我们尊敬。
三、唱红打黑中的法庭是多么荒唐。在这样的法庭上，你看不到法律，看不到公平，更看不到正义。令你惊讶的是公诉人员和法官为了达到既定目标，竟然穿上了皇帝的新装。
不知道这样的法庭，在其他地方还有没有。
“李庄漏罪案”为了达到预设目的，强揽管辖权、隐匿控告书、阻止合法有力证据当庭公布，手段之恶劣，令人发指。正如斯伟江律师所说：“本案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理，程序屡屡违法，漏洞百出。”
这起案件虽然在一片讨伐声中以撤诉收场，但，其中暴露出的种种荒唐，仍值得每一个法律人深思，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重庆的法庭沉沦到了这种地步？
2012.4.22 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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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4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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