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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辽道宗时期的政治斗争看辽的政治成熟性【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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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5 10: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来自河北
从辽道宗时期的政治斗争看辽的政治成熟性


作者:71年的龙猪
  发表日期:2010-1-14      来源:天涯社区 > 天涯论坛 > 煮酒论史



      曾经统治中国北方两百多年的辽国,与此前乱华的五胡和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来说,都具有更强的汉化特征。
  
  这一点从根本上说,是出于作为统治者的耶律家族的需要。
  
  辽的创建者阿保机本身是通过部落公选机制,登上契丹领袖宝座的。按照原有的部落政治规则,这个职位是一个任期3年的非世袭职位,也就是说,每个3年阿保机就要接受一次“民主”的考验。通过今天的所谓民选制,就可以看到,无论这种所谓的民主有多少优点,但都不能回避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政策的间断性和媚俗性。对于阿保机这样的英主来说,这是完全无法忍受的,是必须要彻底废弃的,此时汉民族成熟的政治制度,就成了他最好的工具。所以,他以即皇帝位的形势,彻底终结了这种无聊的民主游戏。
  
  这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对于耶律家族,尤其是荣登大宝的皇帝来说,汉族的(政治)文化,不仅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事物,而且还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第二对于那些由此被剥夺了成为领袖的权力的贵族,包括耶律家族中没有当成皇帝的人来说,这种制度都是他们冲击权力巅峰时,必须突破的屏障。
  
  因此,有辽一代其政治的特征,就是行政的双轨制,和制度上的华夷之争。前者,可以相信,无论是哪一派主政,都是必然的选择。后者则是贵族之间的权利之争。但总体上说,在皇帝的绝对权威的支撑和推动下,汉化始终是在逐渐深入的,到了辽的晚期,除了辽朝的皇帝还在过着到处迁徙的生活之外,就整个朝政而言,辽国都几乎可以被看做一个姓耶律的宋朝,它所面对的问题,推崇的观念,都与此前的中国王朝没有什么区别。
  
  这其中有两个标志性的人物,一个就是与宋朝签订澶渊之盟的辽圣宗,一个是辽国的倒数第二位皇帝辽道宗。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是在位时间长,圣宗48年,道宗45年,几乎占了辽代一半的历史。但这并不是他们成为“标志”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两个加在一起,完成了契丹从一个草原民族,向一个中原农耕民族的转变。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圣宗放下了刀,道宗拿起了笔。
  
  虽然在澶渊之盟之后,辽国仍旧经历了众多的与朝鲜、西夏以及其它周边民族的战争,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国家/民族的战争潜力,都无法与宋朝相提并论。因此澶渊之盟的签署,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辽国面临的战争威胁,让这个草原民族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放下手中的弯刀。
  
  道宗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昏君——热衷于诗词歌赋的一个学者型的人物。这种人物最不适合的职业,就是当皇帝了。要知道,当年阿保机确定的太子倍,就是因为有这个“毛病”,而遭到了契丹贵族们的集体抵制,最终只好流亡中原的。而如今,道宗却可以堂而皇之的登上皇帝宝座,而且一座就是45年,足见汉文化在整个辽国社会中,被认可的程度。而在其治内,发生的两次最重要的政治斗争,则可以进一步视为辽国政治最终走向成熟的一个代表。
  
  虽然,道宗耶律洪基是以皇长子的身份继位,但是他的父亲辽兴宗,曾经在继位初期遭遇了一次宫廷政变,因为得到他的弟弟(也是政变者希望推举的新皇帝耶律重元)的支持,粉碎了政变,躲过了一难。因此就将重元封为皇太弟,按照中国的政治意义,这个“太”字就是储君的意思,而且兴宗还在一次酒后,亲口承诺将来要传位给重元,虽然重元本人未必信以为真,但毕竟是埋下了一个隐患。
  
  所以当道宗当上皇帝之后,“荣升”皇太叔的耶律重元,就成了抵制汉化的契丹贵族们的一面现成的旗帜。所以,无论重元愿不愿意,他们都发动了一次新的政变——准备攻击道宗的行营,然后推重元为帝。结果证明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在道宗卫队的反击下,迅速崩溃,重元本人也在逃亡漠北的路上自杀了。
  
  这次政变,具有两个意义,一是为契丹作为游牧民族传统的,以力取胜,杀王夺位的政治习惯,画上了一个句号。二是推出了道宗朝,乃至整个辽国历史最大的一个奸臣耶律乙辛,解开了辽国高层,纯中国式的政治斗争的序幕。
  
  这里所说的“纯中国式的政治斗争”,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大臣们(包括贵族)的政治斗争,针对的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将皇帝视为一种特殊的权利加以依仗、利用,以实现排除异己独揽朝政的目的。如果说,他们对皇帝有所企图的话,也是更多的集中在下一皇帝身上——希望借助一个容易控制的小皇帝,来提升自己的权威。
  
  刨除阴谋家们的险恶,但就其本质而言,却清楚的反映出一个事实——皇权与行政权完成了“彻底”的分离。其表现是,一方面皇权得到了彻底的尊重,另一方面,行政权可以脱离皇帝本人的权威,而正常运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斗争的矛头,才不必直指皇帝本人,而皇帝才可以以其特有的权威,置身于事外。而且可以在他想做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将奸臣的脑袋拿下。
  
  这种故事,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之前还是之后,都发生了无数次,但在辽国来说,这还是第一次。作为辽国政治机制,从此已经走向成熟的另一个佐证,就是当辽的最后一个皇帝天祚帝,最终弃国而逃之后,辽的行政机构,仍旧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正常”地运作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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