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残酷
1996年对我来说真是一段黑色的日子。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我遭到三次较为致命的打击,都是从最亲近人处展开的。到1997年2月1日,先父去世,这种重叠连环的打击才算告一段落。 先父是个身体强壮的人,快六十岁的时候还可以在双杠上双臂屈伸,前后悠动,一气能做二十几个。他的健康状况之恶化,完全是心理因素使然。最后三年的日子里,他虽然开始钻研易经,但是为时已晚,他已经被一种绝望悲观的心理扭曲紧紧攫住难以自拔。有四五年的时间里,先父对世界充满恶意,对周围的人也不友好,他不仅用这种方式冲击别人,更用这种方式折磨自己。他总是想要把自己置于某种众叛亲离的感觉中,从和家母离异之后,他就一直在试图做这件事。但是离异基本上是他一手促成的,他却要为此固执地惩罚自己、迁怒他人。 按照传统的伦理来看,儿子不该谈论父亲的过失。我也无意谈论先父的过失,我说这些只是为了呈现我对这些事情的认识。因为我在先父身边长到二十八岁,我身上难免留有先父性格的印记。但我成为和先父性情迥异的人,这中间就有我的这些认识的作用。对先父的一生的批判性的超越,本身就是我自学的一个主要落脚点。所以如果要忠于自学这个话题,就只能开诚布公地谈论我的这些认识。 弥留之际,先父自己也曾不无后悔地说:“我自己糟蹋自己,我至少折了二十年的寿数。”先父这话虽然不假,但是并不全面。以先父的体质来看,先父应该是那种身体健康的人。但是从先父的气质来看,先父不是个能长寿的人。先父的心地过于偏狭。他对人缺乏理解,思想锋利尖锐,有极强的控制欲。而且感情充沛真挚,焕发出来之后通常肆无忌惮。比如自己亲兄弟不能洗澡,自己也坚持不洗澡,正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感环境。 有时候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感,会泛滥成某种控制手段。比如出于安全的考虑,先父在我长到十六岁都反对我学自行车。在我们那个城市,到了高中才开始学自行车的男学生,恐怕也只有我一个吧。即便是这样,还是我没告诉家里偷着用同学的车学的。这件事从感情上说无可非议,但是从事理上说很荒谬。 后来我决定退学的前后,学骑自行车的事情曾经反复在我脑海里翻涌。我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反思和先父的关系的。我认为先父对我的感情之深恐怕在其他父子中也少有,但是先父更在乎的是他对我的感情,而不是我的前途。他因为自己担心,便极力阻止我学自行车,我想如果他敢的话,他当年也会为了怕我摔跟头极力阻挠我学走路的。那么他后来因为担心我遭遇牢狱之灾,而极力主张我学习机械制造专业,其实丝毫没有我的前途方面的考虑,而是紧紧围绕他是否能放心的角度来衡量。真正想通了这一层,我就决定退学了。只是我从没和先父说起过这些,直到死我也不曾和他说起过这些。我想就算先父对我的退学存有某种误解,也比他知道我退学的真实想法更好些。 先父做这些本不是有意为之,只是心理状态的一种自然流露,出入无心,本无可厚非。我只是突然见到了这种控制的本质,并不是把握了这种控制的动机,所以我也从没想过要向先父指出这件事。 先父晚年为恶意困扰,与世界反目,还臆想别人对他的恶意,凡此种种,就像卢梭的晚年一样混乱无序。有时候我也曾想过,是否该和先父谈谈,把我的认识和盘托给他,虽然有风险,但或许能借此打开先父的胸襟。这主意我实实在在想了几次,甚至有两次都打开个头绪,做了铺垫,但我最终都没有勇气做下去。我担心先父的年龄,更担心先父的性情,他十有八九没有从头再来的勇气和魄力,做如此深入的剖析,也许只是徒乱人意。但是我的沉默也颇为尴尬,因为我从性情上和先父渐行渐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先父生性敏感,这种差异绝不可能瞒过他的眼睛。在这种情况下,说与不说,恐怕也只是形式上的差别而已。 在处理研究生考试落榜那件事的时候,我的作风给先父留下了深刻印象。先父曾在背后感叹:“这小子心胸真是宽广啊。”我想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先父对我和他之间的差异也逐渐清晰起来。先父的敏锐,对自己一生的得失自然也有个朴素的看法,胸怀问题恐怕正是先父对自己的批判性认识。但是先父的一生遭际远没有胸怀那样简单。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胸怀宽广与否,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先父个人奋斗的青年时代鼓舞着他毕生的自我确认,他中道遭遇政治冲击英雄梦土崩瓦解的现实,成为他余生挥之不去的梦魇。人如果不能把这种个人遭际放在国家民族社会人民的宏观背景中考量,只是一味地引入个人的挫折与沉浮得失中玩味,那他永远也不能从过去中站起来,只能蹲在过去创伤的角落,感叹自己命途多舛。反倒是那些缺乏信仰的“无神论者”最终只能走入绝望的“宿命论”,这就是现实的辩证法。我在很多经历文革的人身上,看到过先父这种思想倾向。我想这不能完全是文革的责任,这里面应该还有个人的因素。 一个人的自我无限膨胀,努力要站到与世界平起平坐的高度上,最后耗尽了自己的心理资源,终于筋疲力尽地倒下了。这就是先父生命最后日子里的真实写照。看着先父一步步走向自我的孤寂绝望,我无能为力,最后我想出推介《易经》,以期用天道的宏大开阔先父的视野和胸襟。但是正如先父自己说的那样,这件事做得太晚了。今天看来,先父开始钻研《易经》的时候,他的病其实已经做下了。 我不想这么说,但是事实如此,在对待自我的问题上,先父是我的一个反面教材。我循着从孔子、老子、康德和皮亚杰那里融汇陶铸的自我观念,反思先父一生的经历,适足以见证偏狭自我贻害无穷的触目惊心。放下偏狭的自我计较,绝非心胸开阔那么简单。如果放下偏狭的自我就等同于心胸开阔,那么心胸开阔绝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将不再是一个可以与其他品格平行的品格,而成为一个高于其他品格,可以统摄一切自我修养的终极力量。而我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先父分道扬镳了。这种差别可以从对我叔父的态度上看出来。 从财务窟窿的阴谋之后,我和我的叔叔父子就失去联系了,先父倒是偶尔还和他的兄弟见面,但是也隔阂日深。最后先父卧床不起的时候,终于愤怒地把他的兄弟赶出去。当时毫无征兆,也没有什么异象,他的兄弟正在他病床边哭泣,他就突然把他兄弟赶了出去,从赶出去之后直到他辞世,他们兄弟二人再没有见面。先父用这种方式表示他从没原谅自己兄弟的背叛。但是当我的叔叔弥留之际,我却赶到他床前,甚至亲手合上了他的双眼,并与他的儿子我的堂兄一同把他抬出殡仪馆。这并不是说我不在意他曾经导演的阴谋,也不能说明我是乡愿者流。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的错误成为自己的遗憾。真正要惭愧的是他不是我,我永远有原谅他的权利,他却永远失去了原谅自己的机会。可惜先父至死看不到这一层,否则他就会明白,心胸宽广可能是一种更残酷的人生态度。 不管怎么说,我依旧是个凡人,我可以经受命运的打击,但我很难迅速消化命运的打击。我把这种打击变成一种强大的心理能量,进而转化为疯狂的战斗激情。先父去世后,我迎来了自己战斗的五年,那是另一番波澜壮阔的情形,那里面有我狂勇的品格、凌厉的思想、不遗余力的热情和爱憎分明的态度,那里面有我对任何形式的精英主义的不共戴天的敌意,当然也有命运投射于我的心理阴影。那种战斗算是个人对抗体制的尝试,也算是人的精神超越利益的努力。 从那时候起,我的战斗中没有再出现过单独的对手,也没有出现过平起平坐的人物,从那时候起我一直都在与较我庞大、较我高位的力量较量。当年我起步的第一仗,就是当地综合类最高学府,而接下来的第二仗,竟然是当地的公安局。这种疯狂的心智较量最后越演越烈,竟然几成为一种精神杀戮,直到有一天,这种为精英主义燃起的怒火冲上云霄,绽出《造神游戏》那样的愤怒之花,我的心绪才趋于平稳。我才开始尝试着转身,用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同一种立场。只不过回头之时,早已物是人非,我最后一个朋友离我而去,我的妻子也走入了我的生活…… 事实上从那以后先父没有再过多干涉过我的事情,不仅如此他还颇为关注我的研究方向以及学习进展。那是一种久违的兴趣。在我的极力怂恿下,先父开始阅读研习《易经》,他是如此痴迷,以至于一个时期他房间里到处都是卦象、摇签和太极图。后来先父不无感慨地说:“我若是早看了这本书,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以前我一直以为它就是一本算卦书。”言下不无惋惜之情,我想这句话别人是听不大懂的。 先父是一个不知变通的人,虽然也强悍,但在感情上很脆弱。为了一段难以释然的感情纠葛,在我入大学那一年,与家母离异了。这件事一直是先父心中难以化解的伤疤,直到临去世的时候他还为此事耿耿于怀。先父自知一生愚直固执,如果他能领会盛衰周行的物理,反诸人事人情,或许会达到新的境地。由此看来,先父痛感读《易经》读得晚了,还是有其深切的心理体验为支撑的。 我知道先父最后几年钟爱《易经》,因此先父出殡的时候,我还把先父生前常在手边的来之德的《周易集注》放在先父枕下,以期《易经》妙谛常伴先父精魂。本来我和先父因为就业和学业的问题搞得颇多隔阂,但在先父生前的最后几年,却凭籍《易经》重新找回了父子间久违的默契,我们在讨论《易经》中,找到了人生新阶段彼此崭新的心理支点。我知道,先父已经彻底老了,虽然从身体上讲先父还远没有老态,但是从心理上讲先父已经老了。那是一种安详的枯萎。那时候我时或有一种不祥感,但我总是旋即把这种感受压下去。 不管怎么说,能凭借《易经》与先父修补关系,于我算是一种偏得。但是到先父身染重病濒危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种自责:如果我能早些把易经推荐给先父,也许一切都还来得及。当然这种假设纯属徒乱人意,在我还不能清醒透彻地认识到易经的伟大妙谛之前,我本来无由把它推荐给任何人,为了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抱怨自己,那于我大概是最后一次。从那以后我好像再没为力所不及的事情埋怨自己。 不管怎么说,我与父亲的分歧彻底平息了。我于体制内的最后一点奢望也烟消云散。大幕落下,接下来的就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了。年增岁长,旧日身边的朋友早已各奔东西,就算经常相聚的二三好友,也大多被各自的生计纠缠。更何况我选择了一条奇异古怪的道路,那条路既不是走向财富也不是走向权利,而是走向莫名其妙的所谓辉煌,在通常看来,和走向灭亡也没什么区别。我想很多人不再找我,倒不见得是因为势利眼,很可能是因为不忍心看着我走向穷途所以把脸转过去而已。 和往常一样,我作出不再考试的决定比作出要考试的决定容易得多,这次更是简单,既然先父也转变了态度,女友对此的态度一直挺明确,放弃考研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为了这件事我还和她做过几次长谈。她曾尖锐地问我,我突然决定考研是不是因为她的病,我不能否认,可我看得出来她对这件事其实很恼火。她是个敏锐坚决的人,也许她已经看透了我这件事过程中虚张声势的成分。虽然我的本心是诚挚的,但整个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不由自主的虚张声势的成分在里面。这份虚张声势就是她恼火的原因吧? 当时在大文化书局还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人,他也准备考研究生,他本是要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结果没能录取,最后转到了广播学院导演专业,成了一名搞艺术的人士。算是一个金榜高中一个名落孙山,不仅如此,而且我还表示我不再考研究生了,于是大文化书局对我的态度也慢慢地有些变味了。想必老板夫妇觉得我终将只是个社会闲散人员,不大可能在人文领域有所成名,所以也不大耐烦再和我周旋了吧。这种变化在与金榜高中者的对比中更加凸现出来。我对世态炎凉的深味自然无须由此体会,但这件事毕竟也为我与大文化书局的交往画上了一个情理之中的句号。从那以后我也不大去大文化书局了,只是偶尔去两位老者家里拜访一下。再后来不久,大文化书局也就没落了。 今天想来,我在大文化书局的那段日子,算是它的黄金时代,从我走进大文化书局,它就开始繁荣,从我走出大文化书局,它就开始没落。这当然和我没有直接关系,但个中气数却也颇值得玩味。我有幸身历了当地一个著名文化书店的兴衰,那里还连带我一段疯狂的纵横经历。因此今天回头来看,我对大文化书局的感情感事颇为复杂的。 不过这些都是过眼云烟,自学又一次凸现在我面前,我只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向人文的辉煌,我需要一个切入点。此时我想起了夫子的忠告,把目光投向了唐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