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波：“华北自治运动”中的冀东伪政权【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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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自治运动”中的冀东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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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之后，在中国土地上陆续出现了伪满洲国、伪蒙疆自治政府、华北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汪伪等几个伪政权。在这几个伪政权中，以殷汝耕建立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势力最小，仅维持了两年多时间就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成为一出闹剧。而对这一历史事件，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

　　一　日本侵略者的“华北自治运动”

　　冀东伪政权的建立，是适应日本当局“华北自治运动”的产物。华北地区包括冀、察、绥、晋、鲁五省和平、津两市，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关东军认为：“在华北可以很容易地建树起第二个满洲国”1。1933年11月，日本内阁在“帝国外交政策”最后修正案中明确提出要“支持中国大陆之分治活动，驱逐国民党势力于华北之外”2。  

　　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进入了关键阶段。这年，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实现了对冀察两省的觊觎。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了冀察两省，察哈尔省的主权实际上已经丧失。由此，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继之，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从1935年4月开始，日本侵略者就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同年9月，继梅津美治郎之后出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召集日本记者，散发了名为《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计划成立“亲日、反苏的华北五省组成联合自治体”，开始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年10月，在日本内阁通过的“广田三原则”中，日本重申了在华北寻求特殊体制的意向。

　　二战后远东国际法庭证据第3317A号记载的证人田中隆吉的证词说：“一九三五年四月，我是关东军的参谋，负责所有自治运动的电讯工作。自治运动的主张，是由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和华北日本派遣军司令梅津在这个时候决定的。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在内蒙和内蒙以外的华北地区制造自治政权。”3

　　1935年10月中旬，关东军的老牌特务、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来到到华北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土肥原知道，要一下子让华北的主要势力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都连袂反蒋，难度极大，而首先从冀东殷汝耕那里获得突破，则可以借此向华北其他势力派人物施以压力。为此，土肥原拟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第一步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择突破口，首先切实掌握其中之一人，使之与关东军结合起来成立一个新政权；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

　　鉴于驻平津冀北察哈尔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掌握著平津地区这一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举足轻重，“华北自治运动”的整个工作，实际上是以宋哲元为中心的，这一点得到关东军司令部和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认可。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在华北五省二市建立以宋哲元为首、以土肥原为顾问的“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海军在青岛集结待命，向宋哲元施加压力。  

　　当时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正高潮迭起，具有一定爱国思想的宋哲元，没有接受土肥原的要求。早在1933年3月，日军在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各要塞进犯。二十九军掀起了著名的“长城抗战”，让本为杂牌军的二十九军一下子名震全国，成为著名的爱国部队。在日军的步步威逼之下，宋哲元处境维艰，一度产生动摇思想。宋哲元并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无援，无力独自抵抗日本，故而态度非常暧昧。

　　为了不激怒国民，蒋介石于1935年11月20日拒绝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提出的要他承认“华北自治”的无礼要求。蒋介石指出：“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多是日方策动，中国方面并无此事”，“中央自无以实力压迫之事”。两天后，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奉命向有吉大使正式申明：中央绝对不能承认华北所谓的“自治”运动，而且要求日本“应速令土肥原离开华北”。

而在日本方面，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日本外交部门担心英美的干涉，不同意关东军以武力强制推行华北分离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土肥原争取宋哲元的工作没有取得突破。

　　在宋哲元那里没有收获的情况下，为了首先在“华北自治”方面有所突破，土肥原就先在冀东地区扶植了以汉奸殷汝耕为头目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继续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尽管殷汝耕的威望远不及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人，但是毕竟有了进展。日本人古屋奎二所著的《蒋总统秘录》指出：“土肥原贤二一帮人的诡计，显然是要以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先打开一个缺口，然后更进一步扩大『华北自治』的范围。”4  

　　二　“日本通”殷汝耕

　　殷汝耕，浙江平阳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娶日本女子为妻。通过其妻，殷汝耕与日本军政界建立了联系。1916年回国后，殷汝耕先在北洋时期的国会中任秘书，后转南方军政府任驻日特派员。1925年，他参加郭松龄的反奉事件。郭松龄反奉失败后，殷汝耕只身逃入日本驻新民县领事馆，请求保护，这才侥幸活命。

　　殷汝耕对日本军国主义很有好感，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督办）、袁良（曾任北平市长）、程克（曾任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殷汝耕都保持著穿和服、讲日语和手挽日本妻子的形象。殷汝耕从日本回国后，便开始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并把蒋介石当成了自己的靠山。当蒋介石有意与日本人谈判时，殷汝耕便出面充当蒋介石的特使，与日本人进行周旋。  

　　1928年5月，日本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当时殷汝耕正负责对日交涉，他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遭到国人的唾骂。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殷汝耕竭力为南京政府的对日屈辱外交效劳。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殷汝耕以上海市政府参事的身份，受上海市长吴铁城委派，参与了《淞沪停战协定》的谈判工作。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期间，殷汝耕被国民党亲日派、新政学系首领之一的黄郛派到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专门办理对日交涉事宜。殷汝耕参与了《塘沽协定》的谈判，并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身份参加了该协定善后处理的会谈。此间，殷汝耕的表现深得日本方面的赏识。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在冀东成立了“蓟密区”和“滦榆区”两个行政专员公署。“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的孔庙，“滦榆区”公署设在唐山。殷汝耕任“蓟密区”专员，陶尚铭任“滦榆区”专员。不久，陶尚铭因为没有对日本人言听计从而被免职，“滦榆区”专员也由殷汝耕兼任。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任职期间，殷汝耕勾结日本商人，对日本的走私活动予以掩护。对日本运来的商品，殷汝耕只征收象征性的进口税，使得日货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由此，殷汝耕由此开辟了一条滚滚财源，也密切了日本人和殷汝耕之间的关系。

　　三　对于成立“自治政府”，殷汝耕比土肥原还积极

　　为了实施“华北自治”，日本方面和炮制伪满洲国的手法如出一辙，即收买小部分汉奸，强奸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像，在刺刀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

　　1935年10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在河北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出“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在日本人的授意下，10月18日，武宜亭等以反对苛捐杂税为名，在香河县安抚寨村胡承武家召开了“国民自救会”，准备暴动。20日，武纠集了一千余人，打著白旗，包围了香河县城。22日，在日本宪兵的督战下攻进香河县城。占领县城后，日方安排安厚斋为香河县长，成立了亲日政权。这次汉奸暴动，因发生在香河，故称“香河事变”，又因参加者手持自旗，亦称“白旗事变”。  

为了趁热打铁，土肥原尔后便向冀东地区主要负责人殷汝耕提出，由其在冀东主持“自治”。殷汝耕显得兴奋异常，欣然从命，决心远远超出了土肥原的估计。

　　11月23日夜，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饭店召开了会议，秘密讨论“自治事宜”。土肥原亲自到会，给众汉奸打气。土肥原要求殷汝耕立即宣布“自治”。殷汝耕马上表示，会后就返回蓟密区公署所在地通州，宣布成立“自治政府”。据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回忆说：“在殷汝耕发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前夕，我和土肥原来到天津某一饭店，那里已聚齐了殷汝耕以下的主要人员，土肥原要求他们起事。意气高昂的殷汝耕立即说：『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们立即返回通州。』土肥原大为高兴，让我马上去拿香槟酒，并说：『那么我们就以香槟酒预祝成功吧！』”但是不巧，当时饭店中的香槟酒已卖光。于是专田盛寿建议用日本酒代替，殷汝耕马上说：“用日本酒比香槟酒还好。”殷汝耕的汉奸相，毕露无疑。

　　11月24日，殷汝耕由天津返回到通州。当天，殷汝耕就召开了由蓟密、滦榆两区各区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汝耕宣布将滦榆区与蓟密区合并，改称滦蓟区。殷汝耕还当场宣布滦蓟区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列举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六大罪状”，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举联省之先声以谋东亚之和平。”5殷汝耕也想步伪“满洲国”的后尘，成立一个所谓的“国”。但在和日本人商议之后，日本有关方面认为殷汝耕的冀东“政权”规格不够，殷汝耕只好暂时委曲求全称“政府”。

　　同日，殷汝耕还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晋绥绥靖主任阎锡山、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北平特别市长秦德纯、天津特别市长程克、青岛特别市长沈鸿烈等人发出通电，称：“为华北柱石为民众领袖之诸公，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宜早定大计，借救国家之灭亡而负盘石之重任。”6  

　　11月25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委员会”为军政最高负责机关实行会议制，由委员中选举委员长一人为会议之议长，并负军政一切责任。在成立大会上，殷汝耕宣布以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李允声、王厦材、池宗墨、殷体新、赵雷等八人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殷汝耕为委员长7。殷汝耕由此成为关内第一个伪傀儡政权的头子。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下设四厅三处二局，其设置及负责人如下：秘书长（池宗墨）、民政厅（厅长赵从懿）、教育厅（厅长刘硕援）、建设厅（厅长王厦材）、民政厅（厅长张仁蠡）、外交处（处长崔实，一说霍实）、保安处（处长张庆余）、税务管理处（处长未定）、铁路管理处（处长未定）8。同日，殷汝耕还宣布，该会自即日起办公，所有蓟密、滦榆两区行政专员公署同时停止办公，限月底结束，并将蓟密区专员公署牌撤换，换成“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牌匾。

　　11月25日是殷汝耕非常忙碌的一天，可谓“神采奕奕”。据采访他的《满洲报》记者报导说：殷汝耕“自二十四日晚乘汽车由天津抵通州以来，因举行干部会议、招集全县长等，丝毫未得休息，但精神极佳。”9  

　　四　国民政府的暧昧和冀东伪政权的嚣张  

　　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刚一成立，就受到全国各界的强烈谴责。冀东人民对此极为愤慨，11月27日，伪“外交处长”崔实迫于民众压力，在北平宣布脱离伪政权，后返回南京。伪政权所辖的二十二个县的县长，也声明反对殷汝耕的卖国行径。  

　　殷汝耕伪政权的成立，给国民政府以很大的震动。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宏毅在日本议会发表演说时指出：“冀东自治宣言严重刺激了南京政府，该政府视殷汝耕为国贼。”10 193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了军委会北平分会，委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直接处理华北事务；委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下令河北省政府将滦榆专员殷汝耕免职拿办；同时撤销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其职务由河北省政府直接处理11。同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通缉捉拿殷汝耕。国民政府还下令河北、平津当局，不可承认冀东伪组织，但同时要求他们不可引起非军事区的纠纷。国民政府还要求宋哲元除了对殷汝耕的行动给予注意外，对于其他的一切则要谨慎从事，随时请示，不可擅作主张。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令”，日本方面表示了不满。11月27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就此拜访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孔祥熙，表示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华北所采取的措施，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惩办殷汝耕。

　　在成功策动殷汝耕“自治”之后，土肥原加紧策动宋哲元。宋哲元虽不愿意当汉奸，但是也以此为筹码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经过宋哲元、日本及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紧张的三角交涉，国民政府虽也曾力争保留主权，但在妥协退让政策下，提出并得到日本的勉强同意，于12月28日宣布在北平成立了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

　　土肥原在向关东军司令南次郎汇报工作时说：“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政权和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未能完全满足关东军的要求，但这两个政权却可以服从关东军命令。将来的华北政权可以利用冀察政务委员会作它的核心。”12  

　　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证实：“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以后，土肥原就当上了它的最高顾问，完全按照日本的企图，指导著这个委员会的政治和经济。”

　　冀察政务委员会除了名义上隶属南京国民政府，实质已经成为变相的自治，但也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完全“自治”。二战后远东国际法庭证据第211号指出：“这个政权组织虽然不是完全脱离南京政府，却是准备与日本合作的。”13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

　　面临日本方面的步步紧逼，宋哲元不得不作出妥协和让步。他上任后，立即任命张允荣、张壁、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杨兆庚等人为委员，并任命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长，指定陈觉生、潘毓桂等人负责对日交涉。而这些人大多是汉奸或亲日派。抱著息事宁人的宋哲元，对冀东事件视若无睹，让殷汝耕公然在其北平南池子家中设立驻平办事处。冀东伪政府的大小汉奸在北平的一切活动，亦毫不受遏制。

　　国民政府的懦弱，让日本人的气焰更加嚣张，有恃无恐。11月25日，日本方面开始由关外向平津及关内调兵，27日占领了丰台火车站，并鼓噪天津实行“自治”。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让殷汝耕感到有恃无恐。12月25日，根据土肥原的意旨，殷汝耕发表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组织大纲》，正式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自任伪“政府”的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池宗墨、王厦材、张庆余、张砚田、赵雷、李海天、李允声、殷体新等八人为参政。伪“政府”下设三处四厅，即：秘书处兼外交处（池宗墨为处长）、保安处（董凤祥为处长），民政厅（张仁蠡为厅长）、建设厅兼教育厅（王履材为厅长）、财政厅（赵从懿为厅长）。  

　　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组织大纲》的第一条，宣布了伪政府所管辖的区域，包括二十二县，即通县、滦县、临榆、遵化、丰润、昌黎、抚宁、迁安、密云、蓟县、玉田、乐亭、芦龙、宝坻、宁河、昌平、香河、三河、顺义、平谷、兴隆。此外，延庆、龙门、赤城、塘沽、大沽等地，也被强行划入辖区14。  

　　鉴于“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后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声，殷汝耕此时心虚了许多。在12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本府决修明庶政，贯彻初衷，但不脱离中华民国，故不自制国旗，仅于二十六日通告各国，宣布成立，不要求他国承认，亦不承认他国；唯『满洲国』因接壤故，事实上不能不发生外交关系。”15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与它有“外交关系”的只有日本和伪满洲国。《日本年鉴》记载说：“这个新政治机构为了维持良好关系，具有和日本和『满洲国』谈判的许可权。”伪满洲国与冀东伪政权两个伪政府惺惺相惜，“壤地相接，唇齿相依，王道乐土，荡荡平平，新兴气象，蓬蓬勃勃”。为了“与邻邦敦睦友谊，并专答关东军”，1936年4月14日，“中华民国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殷汝耕，派遣伪政府的秘书长兼“外交处长”池宗墨为“正式使节”，访问伪满洲国16。

　池宗墨是殷汝耕的浙江平阳同乡，早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明治大学，深受殷汝耕的信任，由一个小秘书爬到冀东伪政府的二号人物。池宗墨小人得志，得意洋洋。最初伪政府的“外交处长”为崔实，不愿同流合污，在一个会议上向殷汝耕表示“不能干”。坐在右侧的池宗墨当即用左脚踢踢霍实的右脚，无耻地说：“不要再讲了，我们都是坐汽车阶级（即官僚阶层）呀！”池宗墨整个一副小人嘴脸。霍实后来对人说：“池宗墨对我说出这样无耻的话，真令我痛心。”

　　此次“出访”，据云，池宗墨受到了“日满官民及各界热烈欢迎”。池宗墨还拜会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二人皆给殷汝耕回复了书信，植田还送给殷汝耕一柄宝刀，一个清水烧17。为了答谢冀东伪政权，1936年5月18日，伪满洲国派遣答礼专使高崇禄、副使李垣一行，专程来到通县回访。

　　1936年5月，殷汝耕成立了伪冀东银行，总行设于天津，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发行额为830余万元。冀东伪政府中充斥著大批日本顾问，操纵了整个伪政府。冀东伪政府的军政大权，均被日本人操纵。正如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在审判土肥原时索指出的：“它（按：『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包括冀东非武装地带的二十二个县，占面积一万平方英里。这个地区的资源、工业、关税完全落入日军之手，他们并且利用这个地区为贩毒、走私的根据地，以及土匪和汉奸的庇护所。”18  

　　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对冀东人民进行残酷的殖民化统治。冀东地区有人口五百万，该地区收入占河北省年收入总和的22％19。冀东各县均设日本顾问，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驻守日军，乡村实行五家连保制度。伪政府实行经济掠夺，武装保护日本人走私，摧残了这一地区的民族工业。伪政府实行奴化教育，冀东各类学校的教科书，删去一切带有民族意识的内容，增设日语，鼓吹“王道文化”。在冀东地区，伪政府还大力推行吸毒、赌博、娼妓“三毒”政策。据1935年底唐山一地统计，因吸毒死于街头者，每日平均七个人，全年不下二千人。整个冀东地区因吸毒而致死者数以万计。

　　冀东伪政权一出笼，便遭到冀东各界的强烈反对。各县县长先后声明“绝不附逆”。伪政府“政务长官”殷汝耕准备从通县沿长城到山海关“阅边”，中共迁安县委发动党员、群众沿途张贴“打倒卖国贼”、“打倒汉奸殷汝耕”的标语，迫使殷汝耕改变了“阅边”线路。1936年12月25日冬，唐山、滦县等地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所有被迫到会的中国人均以沉默来对抗，拒绝呼口号、唱“冀东政府”歌，并将歌词撕毁。群众咒骂当晚的提灯会是给“冀东政府”发丧会，很多人在半路上将提灯烧毁。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不断袭击日伪据点。

　　五　七七事变后“通县事件”爆发，给冀东伪政权以毁灭性的打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奋起抗战。7月28日夜，南苑失陷、二十九军撤离北平。7月29日凌晨，伪冀东自治政府所在地通县，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冀东保安队万余人宣布起义，向日本侵略者发起突然攻击。  

　　冀东保安队原名河北特种员警部队。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冀东被划为非军事区。蒋介石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另成立五个特种员警总队，训练之后开入冀东。于学忠抽调第五十一军的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元团长和部分营、连军官，从河北各县新征兵万余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特警总队长相当于少将师长。第一、第二总队各辖两个区队，每一区队辖三个大队。张庆余率第一总队驻武清县，张砚田率第二总队驻沧县。第三、四总队，是把汉奸李济春从伪满带来的伪军收编后组成的；同时，把冀东土匪胡协五所部收编为第五总队。这三总队均无区队，总共只有八个大队，实力远在第一、第二总队之下。

1935年5月，河北特警总队奉于学忠之命，进入冀东，分驻通县、香河、宝坻、顺义、怀柔、三河、石门、抚宁一带。不久，第五十一军调往西北。因为总队为地方特警，不算正规部队，故没有随五十一军同行。于学忠临离河北时，曾密召张庆余、张砚田等嘱咐：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同年7月，接替于学忠主持河北省政府的商震，将河北特警总队改名为河北保安队，仍驻守原防地。  

　　1935年11月24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之后，由于殷汝耕兵力不多，于是将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下辖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赵雷、李允声五个总队），内部人事安排仍维持原状，归伪政权统辖。1937年2月，伪满洲国提供了五百万元的经费，帮助殷汝耕提高部队的装备水准。日本也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帮助冀东伪政府训练保安队和改编民团。  

　　冀东保安队沦为汉奸政权的统治工具，张庆余等人自觉脸上无光，但没有勇气和汉奸政权决裂。他们密派信使赴保定，向商震请示如何处置此事。商震答说：“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可暂时虚与委蛇，余当负责向政府陈明。”既然国民党政府尚且允许冀东伪政权存在，张庆余等人也就以此为由聊以自慰，过著苟见偷安的生活。

　　殷汝耕卖国投敌的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张庆余的儿子知道其父在伪冀东政权中任职，认为这是附逆叛国，有辱先人，于是登报与他脱离父子关系。许多冀东保安队官兵的亲友乡党，也都视他们为十恶不赦之徒。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和众叛亲离的局面下，张庆余、张砚田等人深感不安。但迫于形势，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暂时忍辱，等待时机反正。张庆余曾对其妻说：“我的意思现在不便明言，但将来总有分晓。你可转告儿子，叫他耐心等待，日后看乃父的行动吧！”

　　12月，宋哲元就任晋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张庆余和张砚田秘密拜会了他，表明了愿意追随宋哲元抗日的心愿。宋哲元嘱咐他们要保密，要求他们加紧训练军队，做好准备工作，并送他们一万元。两张十分感动，慷慨表示：“今后愿一心一意追随委员长为国效力！”20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庆余、张砚田派心腹和二十九军取得联系，向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说：“现在我军同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待我军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州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冯治安嘱咐说，可委派心腹人员与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经常保持联系。张樾亭将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编入战斗序列。

　　张庆余等以“配合皇军”为名，使冀东保安队一万余人的队伍得以集结，为起义创造了条件。7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二十九军，并令保安队配合日军行动。但是驻扎在通县旧城南门外的冀东保安队没有执行日军的部署，按兵不动。残忍的日军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这一事情激怒了本不甘心当汉奸，早有起义准备的保安队。

　　张庆余、张砚田认为部队起义时机已到，决定7月28日夜里12时在通县起义。夜12时，张庆余、张砚田联名通电全国，宣告起义。冀东保安队关闭城门，断绝城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包围冀东伪政府，活捉了殷汝耕。

　　张庆余本想将殷汝耕斩首示众，但是有人说殷汝耕系何应钦和黄郛的亲信，派到他冀东担任蓟密专员，一定有中央密旨，不宜擅自处死，最好押送交宋哲元，转解中央为妥。但因张庆余等人并不知道宋哲元已经率领二十九军撤离北平，因此率领保安队起义后仍前往北平。保安队将殷汝耕押送到北平城下后，日军将其解救。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今井武夫派北平警察局局长潘毓桂打开城门，将其接入城保护起来。在通州起义中，通州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也被保安队活捉，后将其击毙。  

　　在战斗中，冀东保安队歼灭日军及浪人五百多名，有力地鼓励了华北军民的抗日斗志。冀东保安队离开通州后，前去追随二十九军。到达保定时，由于日军的袭击，只剩下四千余人。张庆余不久即被蒋介石召赴南京，委以军政部第六补充训练处长。后来，张庆余被任命为第九十一军副军长、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等职。但张庆余杀敌宿愿未遂，加入国民党派系倾轧，郁郁成疾。1946年，张庆余退出国民党军队，赴天津定居，直至1963年9月18日因病去逝。  

这次起义不仅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也给“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致命性的打击。通县起义事件发生后，殷汝耕被迫辞职，由池宗墨接替政务长官的职务，伪政府的所在地也由通县迁往唐山。1937年12月14日，日本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辖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部分地区。新“政府”的主体是“行政委员会”，基本上都是由北洋时代的旧政客组成。连日本政界有识之士都认为，他们“实际均为人所不齿之流氓地痞集团”21。1938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吞并，从此寿终正寝，结束了两年又三个月的可耻统治。  

　　七七事变后，殷汝耕结束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1943年2月，殷汝耕任伪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旋任汪伪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1941年1月，殷汝耕任汪伪政权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同年5月，任汪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抗战胜利后，殷汝耕被监禁在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殷汝耕一案。7月31日，判处殷汝耕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没收。在狱中，殷汝耕终日念佛，似乎看淡了红尘。当1947年被从狱中提出枪毙时，据说他还“从容不迫”。

　　冀东伪政府的二号人物池宗墨，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1945年12月5日，装疯卖傻的他在北京被捕。经关押、审讯一些时日后，国民政府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将池宗墨处以极刑。 　　2003年5月，北京传来了一则消息：一块日军记载“通县抗日事件”的石碑被发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又一证据。原来在北京通州区某工厂，在进行旧房改造施工时发现了一块字迹模糊的石碑，经过通州区文物所鉴定才知道这是一块日军纪念在1937年夏天发生的“通县事件”的战死者的“慰灵碑”。

　　注释  

　　1 波义耳著：《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5页。

　　2 张篷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卷，第224页。   

　　3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华北事变资料选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页。   

　　4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华北事变资料选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0页。   

　　5 《满洲报》1935年11月26日。  

　　6 《满洲报》1935年11月26日。   

　　7 天津《大公报》1935年11月25日。   

　　8 《满洲报》1935年11月26日。  

　　9 《满洲报》1935年11月26日   

　　10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华北事变资料选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页。   

　　11 天津《大公报》1935年11月27日。  

　　12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华北事变资料选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   

　　13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华北事变资料选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   

　　14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华北事变资料选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页。   

　　15 《外交评论》第6卷第1期（1936年1月）。   

　　16 《冀东日报》1936年4月16日。  

　　17 《冀东日报》1936年4月24日。   

　　18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华北事变资料选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页。   

　　19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华北事变资料选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9页。  

　　20 张庆余：《冀东保安队通县反正始末记》，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21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2-93页。

　　何立波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装甲兵工程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