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京东反“旗地变民”运动【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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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京东反“旗地变民”运动


作者：肖桂林 王永生 高丽

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 2006年 第1期


     一位哲人说过：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则是没有希望的。没有人能忘记历史，也没有人有权忘记历史。忘记历史的人注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余波荡漾之计，笔者浅谈几点对京东反“旗地变民”运动的认识。
　　一、“旗地”的历史由来、变迁与“旗地变民”
　　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特权，刚刚定鼎北京的清王朝统治者，从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起，三次下令圈地，先后在京畿一带圈占了约16.3万余顷良田。其中，京东的密云县有民地2733.4顷，圈地后，民地仅存673.4顷，民地减少75.2%。玉田县有5216.8顷民地，圈地后，民地仅存617.5顷，民地减少88.1%。宝坻县有民地6896.6顷，圈地后，民地仅存57.9顷，民地减少99.1%[1]。当时，清庭所派旗官旗兵，骑在马上，扯起户部发放的绳索，把所到之处的良田沃土强制悉行圈占，即俗称的跑马占圈。被圈占的土地，田主立即被驱逐离开，同时，田主家里的东西也尽被没收。清统治者的这一做法，致使京畿农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清统治者用这种极端残酷的手段圈占了大量民有土地，统称为“旗地”。这些“旗地”分配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兵丁，他们在掠夺来的“旗地”上建立庄田，役使大批奴仆从事生产，或者仍由当地农民租种，向领主交租。以后，由于领主不断发生变化，有的因年代久远归属不清，“旗地”改由政府征租；有的农民已可以自由买卖或转租。1911年辛亥革命后，“旗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实际上应该分别归农民所有。但是，此后当权的北洋军阀政府并未顺应民意，向“旗地”使用者或所有者发放地权文书，而是继续留置“旗地”名分，把“旗租”改为官租。到1926年奉系军阀掌控北京政府大权后，为了支付其连年混战的军费，将“旗地”视为政府土地，又强令农民以高价购买“旗地”所有权，美其名曰改“旗地”为“民有地”，即为“旗地变民”[2]。玉田全县当时的“旗地”12万亩，种“旗地”的农民近万户。“旗地”的卖价从每亩3-5元至10余元不等。仅此一项，玉田全县须交50余万元大洋，按全县人口平均银元10元[3]。天价的“旗地”，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不啻为断绝生计的晴天霹雳，大多数农户即使卖儿鬻女也难以承受。因而，奉系军阀政府挑起的“旗地变民”，成为京畿农民（也包括一部分地主、富农）与军阀政府之间最主要的社会矛盾。
　　二、京东七县反“旗地变民”运动的过程
　　在中共北方（北京）区委的领导下，自1925年夏，从北京近郊开始，农民运动逐渐向京东一带扩展，声威一浪高过一浪。到1927年10月，终于发展成为玉田农民暴动。在其中有一个重要环节，便是1926年秋至1927年4月发生在以玉田县为首义之地，逐步涉及遵化、蓟县、丰润、宝坻、迁安、滦县等七县的以反“旗地变民”为中心的京东农民运动。
　　1926年，刚建立的中共玉田县特别支部敏锐地抓住当时当地社会的最主要矛盾，适时地发动与领导了1926年秋至1927年4月，以玉田县为中心，先后波及遵化、蓟县、丰润等县农民反“旗地变民”农民运动，并取得了迫使军阀政府将“旗地变民”之事不了了之的胜利。此后数年间，京东的反“旗地变民”农民运动此起彼伏。1927年11月，滦县在玉田农民暴动的影响下，发生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反“旗地变民”运动，县知事答应缓交“旗地变民”款[4]。1929年4月10日，宝坻县数十村农民自发组织800多人到县政府请愿示威，上书呈文，要求减价并缓买“旗地”，无结果[5]。这种自发的农民斗争，由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协会组织而归于失败。1931年5月至8月，迁安县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白色恐怖下，地下共产党仍然发动了反“旗地变民”斗争并取得了胜利[6]。在京东农民运动的影响下，河北省内的博野、交河等县的部分农民也陆续爆发了反“旗地变民”的农民运动。可见，京东七县反“旗地变民”运动影响之大。
　　三、京东七县反“旗地变民”运动的作用
　　第一，京东七县反“旗地变民”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奉系军阀，揭露并打击了军阀的黑暗统治。
民国初期，军阀成为中国政局的主导。对外，他们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靠山，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对内，他们为了各自派系的私利，相互火并，致使烽烟遍地，财尽民穷。中国民主革命的矛头之一便是指向军阀。1926年后，盘踞京东的是奉系军阀，“旗地变民”也是由奉系军阀不还地权于民挑起来的。京东反“旗地变民”农民运动，矛头直指奉系军阀，代表了京东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1928年之后，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冀东。他们继承奉系衣钵，反对孙中山平均地权主张，再次强行催征“旗地变民”款。在转入地下的共产党领导下，迁安县爆发了反“旗地变民”农民运动，打击了国民党新军阀的气焰，大长了冀东农民的气势，取得了胜利。
　　第二，京东七县反“旗地变民”运动支援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6年7月，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开始打响。到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西、浙江、安徽以外的南方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可以说，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当时，奉系军阀的先头部队在河南失利，聚集于京津的奉系眼见军事、政治大势已去，几成惊弓之鸟。此时，在奉系统治的心脏地区爆发了反“旗地变民”运动，无疑直接策应了北伐战争，使奉系军阀如芒刺在背，令其不敢轻举妄动。因而奉系军阀不得不答应“旗地变民”缓交，撤换县长，以缓解与农民之间的激烈矛盾。与之相对应，京东反“旗地变民”农民运动也正是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大背景之下，才未遭到奉系军阀大规模的凶狠镇压而取得了预期的胜利。虽然，在奉系军阀的高压之下，搞起了这次农民运动，难能可贵，其成果是军阀政府也不得不暂时让步。但是，笔者也须客观地指出：从奉系角度看，这也只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为此，对这次初步的胜利不可估计过高和过于乐观。事实上也是如此，当时，奉系军阀在北方的统治还是相对稳定的，且手段凶狠。从奉系不久便破坏国际惯例，强行搜查苏联大使馆，拘捕李大钊等革命党人，直至绞杀李大钊等烈士的行动上，可见一斑。
　　四、京东反“旗地变民”运动的历史意义
　　以玉田县为核心的京东反“旗地变民”运动的历史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实践了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和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是北方数省农民运动中影响较大且比较成功的斗争，是全国农民运动大海中不可忽视的一朵浪花。
　　第二，它的现实成果是在京东数县形成了共产党的领导，比较普遍地建立了农民协会，进而由农民协会控制村级政权，在政权的操作下，组成农民自卫队，拥有少量然而却是公开的武装。以上四者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一定物质力量，1927年10月后，积聚成为以玉田县为中心的农民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是响应党的“八七”会议号召，反抗国民党新军阀屠杀政策和奉系军阀统治，走上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实践。就此而言，京东反“旗地变民”农民运动是玉田暴动的先导，是积蓄革命力量的必要的、重要的环节。
　　第三，它培养和锻炼了张明远、杨春霖这样一批共产党的年青基层优秀领导人、农民运动的骨干分子。日后，他们有的逐渐成长为冀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地方领导人，有的为革命捐躯。他们都是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最为宝贵的财富，革命的种子与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
　　第四，它巧妙地利用大众传媒，扩大玉田县反“旗地变民”农民运动的影响。1927年1月17日天津《大公报》登载了《玉田事变之真相——县长应付失当致激众愤》，当天的天津《益世报》亦刊出《玉田县旗租发生纠葛》的报道，1月20日天津《大公报》后续报道《玉田农民求援》刊出，22日天津《大公报》又登载了《玉田事件之应声》声援玉田农民运动。张明远等人的这一具体做法，据笔者目前所知，在北方农民运动中仅此一例，在全国农民运动中，共产党人有意识地利用报纸以争取民心，亦较鲜见。
　　第五，它鲜明地展现了京东（冀东）人民面对反动军阀、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大无畏反抗精神，在逆境中进行艰苦卓绝奋斗的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

(作者单位：唐山市委党校)


注释：
[1]《清史简编》第77-78页，198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2]张明远著《我的回忆》第50页，1004年4月中共党史出版社。
[3]《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第183页，2001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4]《滦县革命史》（征求意见稿）打印稿第51页。
[5]《宝坻县志》第29页，1995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6]《迁安革命简史》第29页至33页，199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