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河北区的光辉足迹【转帖】

小菜一碟

孙中山在河北区的光辉足迹

日期：2007-12-6    来源：cnbcr.com

2006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日。孙中山一生的革命事业与天津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三次来天津，既是他个人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另外在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之时，孙中山指示在天津的国民党人做了大量的反复辟工作，同时号召军队和人民对其进行讨伐，最终使帝制未能再行于中国。孙中山逝世后，天津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表达了天津人民对孙中山的深切缅怀和无限崇仰之情。特别是孙中山三次莅临天津时，都曾在河北区这方土地上留下过光辉足迹。这是河北区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河北区有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中山路、中山公园等。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是值得河北区人民永远缅怀的。

一、首莅津门： 上书李鸿章 改良幻想破灭

十九世纪末，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清政府政治制度腐败、经济落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允许列强在许多沿海城市建立租界，如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等地，几乎成了侵略者的天下。

孙中山目睹中华民族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他幻想着通过在西方引进科学技术方面卓有成就的洋务派首领、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能使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于是孙中山写了《上李鸿章书》。之后，孙中山偕陆皓东赴上海拜访同乡《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并在郑家碰到了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王韬的老友罗丰禄在李鸿章幕下充任文案。这样，王韬给罗丰禄写了封信，介绍孙中山通过罗氏到天津去见李鸿章。

于是，在1894年6月间，孙中山偕陆皓东由上海赴天津。他们抵津后下榻坐落在法租界的佛照楼旅舍（今天津市和平区哈尔滨道48号）。

直隶总督行署在老城的东北角(今天津市红桥区大胡同东风影院一带)，初为饷道衙门，后改为长芦盐课察院衙署。1860年天津开埠后，盐院裁撤，又改为三口通商大臣衙署。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后，即以此为直隶总督行署。当时直隶总督署在保定，自李鸿章兼北洋通商大臣后，除了封河的季节之外，则常驻天津。

当时，孙中山来天津渴望能见到李鸿章，倾诉自己的救国主张。《上李鸿章书》就集中了孙中山关于仿效西方资本主义以图中国富强的革新主张。其中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事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注1）希望李鸿章采纳他的主张，实现他为国家谋富强的愿望。

但是，孙中山却未获李鸿章接见，他提出革新政治的主张，也遭到拒绝。而在津期间，孙中山又目睹了清政府官场的腐败。对此，孙中山于1897年3月1日在《双周论坛》上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记：“正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前，我在天津，看到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来请求任命，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以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又如当时“天津铁路局是受人民重视的，并且运输量很大，可是它破产了。因为他在任意胡行的官吏掌握之下，行政人员也争着去拿钱贪污，其结果自然是铁路破产。”（注2）而天津铁路局又是李鸿章办的。孙中山通过发生在李鸿章身边的事情，联系到自己救国主张遭到拒绝，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专制的腐败与反动。

因此，孙中山偕陆皓东离津转道上海赴檀香山，在1894年11月24日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从此，孙中山决心“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注3）的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从而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同时，孙中山也完成了由改良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的伟大转变。而这个思想转变，与他在天津上书李鸿章的事件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再莅津门：号召祖国南北统一
阐述振兴中华思想

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于12月29日在上海召开的17省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即遭到帝国主义在外交上拒绝承认，经济上封锁扼杀，军事上威胁恫吓。袁世凯则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和谈的两面手法，逼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孙中山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当大总统。于是袁乃胁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2月13日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15日临时参议院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时，袁世凯发誓“共和为最良国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注4）当然，历史证明这都是鬼话。

（一）在塘沽发表对记者的谈话，指明国家强盛的根本在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1912年4月袁世凯组织北京政府，建立了北洋军阀专制统治。8月上旬，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内政纲领。当然这是袁氏为了稳定政局、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搞的权宜之计。孙中山于8月18日乘安平轮船由上海北上，23日中午抵达塘沽，并在此发表了对记者的谈话，内容如下：

记者问：先生(引者按：指孙中山)在津可稍住否?

先生曰：然。

记者问，先生北上之用意。

先生曰：予此次北采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至于外交、财政、内政各事，若袁总统有问，余必尽我所知，奉告袁总统，以期有所裨补。如袁不问及，余亦不便过问。

记者又问：先生之铁道政策如何?

先生云：余之来意，尤在振兴实业，但欲振兴实业，必自修造铁道入手。余意全国铁道当有全国大计划，但此计划俟政府之政策决定及得参议院之同意，始能决定。余意如国民全体不尽赞同，得数省同意，亦可就数省开办。

记者又问：资本金之筹划政策。

先生云：如国民有力担任，自应由国民兴办；如国民无力担任，只好大借外债兴办。但借债必须有最良之条件，不至如前清时之损失权利。总之，铁道政策为中国近日最要问题，无论政府、议院意见如何，余必尽力提倡此事。（注5）

这个谈话，表明孙中山北上的目的，一是“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二是“尤在振兴实业，必自修造铁道入手。”三是就发展实业问题，阐明了筹集资金的政策。同时，孙中山又在致宋教仁的信中更明确指出：“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事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力于铁路之建设，于十年之内，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注6）

（二）抵达天津，下榻利顺德大饭店

23日下午5时，孙中山乘“安平”轮船抵达天津招商局码头（今营口道东头）。在孙中山抵津之前，直隶都督府接烟台电，知孙中山即日到，当即派人至招商局码头收拾清洁，预备欢迎。警道派出警士甚多，各作护卫，并设有马车数乘。二时余，都督张金波、警道杨以德、交涉使王克敏、提学司蔡树阶、运司张弧、同盟会张继、孙少侯、王法勤、于邦澄、统一党纪文瀚、吴继曾、卢少艺、岳树棠、国民捐会赵君可、省会王葆真、女子参政会沈佩贞、议事会、董事会、自治会、公民会、山东民党、《民意报》、《国风报》等各代表陆续至码头迎接。至5时许，船到码头人上岸，欢迎者均脱帽欢呼中国第一伟人孙中山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军乐队奏起欢迎歌，警察行举枪礼。孙中山脱帽致谢。随后，北京代表梁士诒、直督张金波、同盟会张继等上船谒见孙中山，由都督府派人员招待。孙中山登岸后，各官长及各团体在后相随，经英、法两租界，均有马队保卫至利顺德饭店。晚八时，张锡銮在该店宴请孙中山，并请各界代表作陪。当晚孙中山下榻在利顺德大饭店。

（三）到直隶都督府访晤张锡銮

1912年8月24日清晨，孙中山乘车由利顺德饭店出发，到达直隶都督府，访问直督张锡銮（字金波）。直隶都督府坐落在大经路(今中山路)南头，金钢桥以北(今金钢公园一带)。此地原为津海关道衙门。清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兼通商大臣，在天津设立专门官衙，开始对中外交涉事件及海关、钞关两关税务实施专管。1901年李鸿章病逝后，调任袁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到天津时，清廷已在津海关道衙门的旧址上为西太后修好行宫。这原是为慈禧来天津阅兵而建的行宫，未及使用清廷就把它拨为直隶总督衙门。袁世凯为了衬托总督衙门的周围声势，修建金钢桥，开通自官银号、大胡同和至河北北站的大经路（今中山路），解决了中国官吏及商民至北站上、下火车之便。孙中山与张金波稍谈片刻后，即赴广东会馆出席同盟会燕支部及广东同乡召开的欢迎大会。

（四）在广东会馆发表演说

孙中山来到鼓楼南的广东会馆（今天津市戏剧博物馆）。该馆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唐绍仪、陈昭常、梁炎卿等人倡议，由陈昭常(时任吉林巡抚)撰文，号召募捐，一时各界同乡主动捐款。唐绍仪首捐银四千两，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捐银六千两，连同广帮商号及在唐山的同乡，共捐十四万七干余银元。于是在城内鼓楼南大街购得原盐运使署旧址，计地23亩。梁炎卿为主办人，开始兴建。从1904年2月12日动工，至1907年2月26日落成。它采用我国传统的砖木结构体系，融合了北方和南方的建筑风格，瓦顶和墙体为北方形式，内檐和兴修又具广东潮州建筑的特色，是我国稀有的会馆建筑。馆平面布局为四合院式，最南面是砖砌的壁照。穿过庭院，是一座高大的门厅，檐下正中悬“岭海珠辉”匾额。门厅正中设大门，门前东西两侧蹲石狮一对，门额上刻“广东会馆”石匾。门厅后面是一组砖木混合结构的四合院。正房高大宽敞，檐下置“岭渤凝和”匾。从正房东、西两侧的过道往北，穿过小天井就是戏楼，它是会馆内的主要建筑。戏楼南面为舞台，向北作伸出式，横宽10米，进深9米，观众可以从东、西、北三面观看演出。在舞台天幕位置的上方，悬“薰风南来”匾。正中镂彩色木雕，观众席楼下为散座，楼上为包厢，共15间。上下楼梯分四个出入口，便于人流疏散。

8月24日上午9时，孙中山应邀出席在广东会馆的欢迎会。由张继致欢迎词，然后，孙中山在这座舞台上，向参加欢迎会的800余人，发表了演说。全文如下：

兄弟自中华民国成立初次北来，蒙诸兄欢迎，甚属感愧。吾国自改建共和，仅有其名，尚无其实，危险较专制时代尤甚。友邦爱我者多方提携维护，而忌我者遇事吹求，幸灾乐祸。望革命中人，此时较破坏专制尤应牺牲一切，加千万倍之力共谋建设。尤望吾四万万同胞共同致力，使我中华民国数年后在地球上成一头等强国。且欧美有数百万人民之强国，我中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何难称雄世界。（注7）

孙中山在这里提醒国人注意三点：一是现在虽然已经进入共和时代，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并没有去掉，所以危险较专制时代尤甚；二是蕴涵了革命尚未成功，革命中人仍须继续努力，共谋国家建设的思想；三是希望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致力于祖国建设，使中华民族在不远的将来，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五）在河北公园发表演说

孙中山在广东会馆演说后，稍息片刻，应邀来到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出席天津官绅组织的欢迎会，并发表了演说，略谓：

近吾国颇有南北界之说，其实非南北之界线，实新旧之界线。南方人不知共和政体为何物者尚所在皆是，盖因其无新知识，故一家之中父新而子旧、子新而父旧，新旧之分家庭中尚不能免。惟望吾到会同胞随时随处用力开通，由一家及一乡、一县、一省、一国，于数年中务使人人皆知共和之良美。至美洲数十国无不共和者，以该洲草昧之地经白种人创造，其事较易。吾国数千年之专制，一旦变为共和，其诸多障碍，固属意中事。此后仍须造成共和及赞成共和，诸君子竭力维持。（注8）

（六）再度莅临广东会馆

9月11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筹画全国铁路全权，被接受。9月19日。孙中山自北京赴太原视察。在津之广东会馆同人致电孙中山，恭请他再度来津畅叙乡谊。9月21日广东会馆接到孙中山的复电，知其一定来津，遂决定23日在广东会馆会欢迎孙中山。是日广东籍到会者600余人，孙中山于上午11时到会，与大家晤谈，勉以努力爱国。当晚孙中山下榻在利顺德大饭店。

24日早8时半，孙中山离津赴唐山、榆关等地视察工作。25日晚7时余，孙中山返津，在火车上住宿一夜。26日早五时，孙中山赴济南。

从孙中山此次往返天津的日程中，可以看出他为贯彻其实业救国的理想而不辞辛劳的精神。1912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中国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中曾记述这次北上活动：“游踪所至，西北及张家口，西达太原，并历山海关与济南，无处不发现人民有同样之态度，即对于新事业之同情的感觉，与对于强大统一之中国的希望。”从而使他感到“自此次游历北地，与北方人士接触，余益信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之一等强国。”而“尤其重要者，则为保障统一之真实，盖中国统一方能自存也。一旦统一兴盛，则中国将列于世界大国之林，不复受各国之欺侮与宰割。”“中国亦将自行投入实业漩涡之中。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须，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实业主义之行于吾国必矣。”（注9）虽然在军阀混战的旧中国，孙中山这一美好愿望未能实现，但其对铁路建设的宏伟规划，为后人提供了建设铁路事业的宝贵资料。

三、关于“京津保战略”与反复辟斗争

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曾一度出现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丑剧。面对历史倒退之逆流，孙中山时刻注意北方的时局发展，并准备在北洋军阀统治的重心京津保地区，发动武装力量直接打击复辟者。其中孙中山特别关注天津的时局。为此，孙中山特派居正在津从事反复辟的准备工作。一是天津作为北京的门户，在此发动力量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可以直接动摇北洋军阀的统治。二是张勋“复辟”之前，在天津进行精心策划之后，才到北京把溥仪推出来搞帝制的。所以两次帝制复辟时，孙中山即以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之精神，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

（一）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准备在京津保地区武装讨袁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该条约共分五号，其主要内容有：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并加以扩大；要求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和内蒙东部的各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至99年；要求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要求中国沿海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别国；特别是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并承认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

5月9日，袁世凯政府向日置益复文承认“二十一条”。国内对日同志会等四团体，在上海法租界召开大会并致电袁世凯，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全国教育联合会定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5月10日，孙中山告戒党内同志：“袁旦夕将称帝。内地不平之声甚烈，即袁所部如冯、段辈（按：冯国璋、段祺瑞）亦表示反对。比较满清末年铁道国有风潮，尤易激动全国，洵为吾党不可失之时机。党中重要人物，已冒险深入内地，急思发动，成败在此一举，不能复待，敬望我同志相助。”（注10）10月6日，孙中山派石青阳赴川，运动起兵讨袁。10月间，唐继尧致书孙中山，准备发动讨袁护国战争，请示机宜。11月20日，孙中山接见张继，商谈各派反袁力量合作问题。12月5日，陈其美在沪策动肇和舰起义，亦树起讨袁大旗。

袁世凯无视全国人民的反对，公然于1915年12月12日宣布实行帝制。随后袁世凯又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

此时孙中山特别关注北方时局的发展，并部署以武装力量直接占领天津地区，然后直捣北京，推翻袁世凯的“洪宪”专制政府。为此，孙中山于1916年3月11日，委席正铭为直隶军事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3月18日，孙中山特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革命军进行事宜。令其“于月内速动，宜着手起事。”3月19日，孙中山再致电居正，告知“念日（按：20日）由正金（按：指日本正金银行）电五千，”并问“谋天津有门径否？”（注11）接着孙中山又致函居正：“津事此间已得门径。此间筹得50万，皆与前途预约，指定用处。交款之后，依次分拨，所存仅数万元，本期留作经营京、津、保定经费。”（注12）由此可见，孙中山当时拟定以京、津、保定为三角地带准备给袁世凯以直接的武装打击，推翻其专制政府。此时袁世凯内部已众叛亲离，其北洋军在护国军的打击下连遭失败。于是袁世凯在3月22日被迫下令撤消帝制，23日又下令取消“洪宪”年号。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中指出：此次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强调“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今日为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残外，凡事可本之约法以解决。”孙中山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注13）表明了孙中山同袁世凯斗争到底的决心。

事物的发展，有时常出乎人们的预料。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命归黄泉。翌日黎元洪继任总统。所以，孙中山关于京、津、保定之武装讨袁计划未及实现，袁世凯的专制统治时代就结束了。

（二）关注京津时局发展
指出张勋就是复辟者

历史的发展道路总是曲折的、波浪式前进的。继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失败后，1917年7月1日又发生了张勋复辟。之前，复辟派曾在天津设立临时政府，孙中山坚决反对这个伪政府，尖锐地指出，张勋就是复辟之人。

1917年5月间，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因解散国会问题争持不下之际，段氏通过其心腹徐树铮策动各省督军麇集徐州，拟嗾使张勋领头以武力推翻黎元洪并解散国会。黎元洪得到消息后，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段祺瑞被免职后，通电不承认，并表示该免职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负责。”（注14）此时，张勋在召集的徐州会议上，乘机提出“非复辟不可”的主张。各督军表面亦赞成张勋之意见。与会的13省区督军按照预定步骤，会后相继宣布独立，拒不承认中央政府。黎元洪此时被迫电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于6月7日带领“辫子军”三千人，由徐州北上，翌日抵天津，即到日租界段祺瑞宅会晤刚刚下台的段祺瑞。段派允张勋进行复辟，怂恿其入京倡乱。此时在段的授意下，安徽省长倪嗣冲、直隶督军曹锟等已宣告脱离中央，造成“九省督军皆反，连兵请解散国会”的混乱局面。加之此时又出现了推徐世昌为首的“临时政府”。因此张勋随即提出要黎元洪以解散国会为调解条件。黎氏被迫下令解散国会，并通电全国承认违法。张勋于6月14日从天津抵北京。

此时孙中山对天津的局势非常清楚，并指出张勋就是复辟之人。据孙中山于1917年6月10日在《致陆荣廷等电》中说：“近知天津伪政府不得列国承认，形见势拙，不得已复求荫庇于黎公（按：指黎元洪）。张勋、熊希龄身任调和，倪嗣冲、汤化龙复称翊戴，调停战事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拥护元首之人，即主张废立之人，诪张为幻，至于此极。总之，伪政府首领徐世昌及各省倡乱军阀、省长、护军使辈，以及去岁帝制罪犯，指嗾叛乱之段祺瑞、冯国璋、张勋，身为谋主之梁启超、汤化龙、熊希龄等，有一不诛，兵必不罢。”（注15）

张勋入京后，于7月1日导演了一出拥戴溥仪复辟的丑剧。3日，黎元洪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并电请身居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

此时段祺瑞借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势，又利用张勋解散了国会的时机，组成了“讨逆军”，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京津一带加入“讨逆军”的队伍共五万余人，分东西两路沿京津、京汉铁路北进，迅速击败了张勋的“辫子军”。段祺瑞于14日回到北京正式复任国务总理，并把黎元洪从日本使馆迎回，黎表示不再回任。于是冯国璋担任了大总统。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寓所后，开始段祺瑞不许他离开北京，怕被人利用。一天黎宅突然发生了行刺案，在汤化龙等人的说合和保证下，8月27日，黎元洪始获准回天津英租界寓所。

复辟事件平息后，孙中山对复辟派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据1917年7月20日孙中山《在驻粤滇军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指出：“现在吾侪最可恨者系官僚派，此派戴上假面具，人谓拥护共和，彼亦曰拥护共和，与吾侪之真共和相混，至人民不能判别。此次复辟派，内容分两派：一曰激烈复辟派；一曰稳健复辟派。甲派以张勋为首，康有为副之。乙派以徐世昌为首，段祺瑞、冯国璋、李经羲副之。此次复辟，北洋督军团均已知之。此次复辟之计划，第一系在天津设立临时政府，第二请外交团承认，第三系对德宣战，第四系大借款六万万，第五然后复辟。不过拟成立临时政府时，梁敦彦往外交团，求其承认，为外人所拒。”（注16）上述内容说明了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

（三）电邀寓津黎元洪来粤组建共和政府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新控制了北洋政府。然后，段祺瑞却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抵广州，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中国。同时着手组建护法军政府。7月18日，孙中山致电陆荣廷、岑春煊、伍廷芳、唐绍仪等，敦促来粤护法。7月19日，孙中山致电段祺瑞，警告他“保国赎愆，”不得再“援引帝党，擅据鼎钟，”否则，必将“祸败踵至。”（注17）7月23日，旅沪国会议员发表对外公告，宣布不承认段祺瑞非法政府。8月4日，旅沪国会议员180人启程赴粤。8月19日，在粤国会议员讨论开设国会，组立政府事。9月1日，孙中山被国会非常会议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9月3日，孙中山致电寓居天津的黎元洪，请其来粤参与组织正式政府。电文指出：“天津黎大总统钧鉴：顷奉来电，知已出虎口，悲喜交集。文（按：孙中山自称）前往上海，曾与海军总长商遣军舰至秦皇岛奉迎，未获如愿，私心耿耿。既而与海军舰队相继来粤，会合西南义师，一致讨贼，誓与民国共其存亡。东日（按：指1日）国会非常会议投票，以兴师讨贼之任，付之文与陆、唐二公（按：指陆荣廷、唐继尧）。深观外交大势，及内局人心兵力，逆贼歼除，实可操券。西南士民望公如岁，乞早日莅临，以振方新之气，而慰来苏之望。存亡续绝，间不容发。”（注18）由此可见，孙中山曾拟派专舰到秦皇岛迎黎元洪南下，只是因故未能实现。但说明了孙中山欢迎黎元洪的诚意。其次，孙中山告知黎元洪，西南义师，有与民国共存亡的决心。再次，电文中告知黎元洪，孙中山已当选为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已当选为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元帅。孙中山已担负起讨伐复辟势力的重任。

10月3日，孙中山在《反对北京政府另组新国会重开参议院通电》是致天津黎元洪及23位军政界名人的。通电中指出：“民国存亡，系于约法，约法无效，民国即亡。查约法政府既无解散国会之权，更无国会成立后再发生参议院之理。乃北京伪政府于9月29日，忽有另组新国会，重开参议院之伪令，背叛约法，逆迹昭然，退化却步，为天下笑。前者叛军迫散国会，系以暴力摧残。及暴力既消，约法犹在，国会当然恢复。伪政府果有尊崇约法，拥护共和之诚意，自应以恢复中断之国会为先务。其功罪如何？当可待诸国民公决。今竟继续叛军之暴力，遏抑国会之再开，俨然以一己之大权，自造立法机关，修改国会组织法及两院议员选举法，与袁世凯之以另召国会，欺蒙全国，而自选袁氏之参议院，修改约法，如出一辙。本军政府以讨灭伪政府，恢复约法、国会为职志，除已以通令明正厥罪外，惟恐莠言乱政，淆惑听闻，希诸公一致通电反对，伸正义而祛邪说。”（注19）孙中山在此揭露了段祺瑞背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解散国会的本来面目，号召人们为维护约法，恢复国会而继续奋斗。

11月18日，孙中山又在《对于时局通电》中致天津黎元洪及35位军政界要员，通电中指出：“前者段祺瑞主使叛党，蹂躏约法，解散国会。文（按：孙中山自称）与西南诸将帅，痛共和之中断，惧民国之沦胥，率先之主张护法讨逆。旋与海军舰队南下号召，并申请国会议员在粤开非常会议，佥谓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必须组织军政府，以资统一，而利进行。文与陆唐两公（按：指陆荣廷、唐继尧），同被举为大元帅、元帅，责以兴师讨贼之任。由是滇军奋起，西蜀联翩，湘南举兵，两粤扶义，不辞劳瘁，躬效驰驱，联合西南师旅，戮力同心，共谋约法国会之恢复。区区为国之诚，当为天下所共见。近以西南将士用命，克奏肤功，傅逆（按：指傅良佐）潜逃，段贼（按：指段祺瑞）解职。于是有主张调和，以解决大局者。惟此次西南举义，既由于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文虽不敏，至于拥护约法、维持国会，实具牺牲之精神，则除依照军政府组织大纲，非至约法完全恢复，国会职权完全行使时，断不废止。其有袭段祺瑞之故智，敢与约法、国会为仇者，一息尚存，岂容坐视。诸公匡时爱国，具有同情，尚祈一致主张，坚持到底，民国前途实利赖之。（注20）这充分表明了孙中山为了维护约法和国会，同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假共和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同时亦寄希望于在天津寓居的黎元洪等人，为民国前途计，也应一致主张，同假共和者斗争到底。

由此可见，在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重大历史关头，都旗帜鲜明的提出反对复辟，维护民国的主张。在反对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中，孙中山准备在京津保地区，发动革命力量给袁世凯以直接的武力打击。只因天随人愿，未等孙中山集聚好军事力量，袁世凯便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众叛亲离，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张勋复辟”之前，孙中山便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勋就是复辟之人。“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又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针对此事，孙中山在广东组建了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为维护共和，同段祺瑞的假共和作了坚决的斗争。

四、三莅津门：斡旋各路军阀 为和平苦苦奔走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推翻了曹锟的北京贿选政府。于是，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谈建国大计。孙中山按照既定的对内召开国民会议，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用以消除军阀割据，争取民族独立，达到国内安定和平的政治目的之方针，毅然决定北上。

（一）北京政变后
孙中山在广州的反应

冯玉祥于10月23日、11月1日、3日和4日，先后四次致电孙中山，诚恳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10月27日，孙中山分别致电冯玉祥、段祺瑞，告知近日北上，晤商一切。当时，段祺瑞暂居天津，并在日租界宫岛街段宅设有办事处，与冯玉祥、张作霖均有密切联系，并准备在津召开由孙中山、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参加的“天津会议”。

最初，孙中山对冯玉祥所发动的北京政变的结果，不抱多大希望。同时也显示了孙中山对事物发展的准确预见性。对此，孙中山于11月3日在黄埔军校的演说中指出：冯玉祥、胡景翼、王承斌、孙岳等“不问政治，此诚危险。革命，政治运动也。政治，大众之事，即做人之谓也。今冯等高揭旗帜，竟谓不问政治，譬如原动力MOTOR，任其发生，而不引之于用，则阻之者必死。故北京受此次革命，决无成功希望，所可谓者，此后始知北京军人亦能受革命党之感化，并不如吾人预料之绝望。吾之所以入京，因彼方同志，苦心孤诣，盼吾莅都，自不能不去看看。至多亦不外在京组织党部、做些宣传工夫而已。”（注21）11月4日，孙中山再次分别复电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告知定期北上，共图良晤。

晚年的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是与时俱进的人民领袖。他在11月7日广州各公团庆祝十月革命的演说中说明了这种思想：“中国自与外国通商以来，同外国立了种种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主权、领土送与外国。此等通商条约即系我们卖身契约。今日中国地位是半殖民地的地位。但自俄国革命以来，俄政府即将旧时俄皇所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权利都归还中国。所以，我们今日来庆祝俄国革命成功实在有两意义：第一，庆祝俄国革命成功可以救中国之危亡；第二，庆祝俄国革命成功可以为将来中国革命之模范。”（注22）充分表明了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重要变化，也透露出他北上的用意，即以十月革命为模范，以俄为师，改造中国。

11月7日，孙中山致电段祺瑞，告知于13日由广州启行，经上海北上。

为了迅速实现全国和平统一，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孙中山号召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而奋斗。为此，孙中山在11月10日的《北上宣言》中指出：“辛亥之役，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因此，“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国民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扫除障碍之故，而活泼进行也。”从而“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因此孙中山“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注23）而在国民会议之前，召开有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等九个方面代表的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召开的办法和条件。

铲除封建官僚机制，宣传革命思想是孙中山北上的目的之一。11月14日，孙中山在香港对《中国新闻报》记者采访时提出的建国计划如何实施的问题，曾明确指出：“自曹、吴（按：指曹锟、吴佩孚）倒后，中国政局已大有转机，我们亦即认为在北方发展之开始，中国官僚军阀，为祸已深，澄清政治，固在必行。然尤注意于思想学术方面，故此行第—步功夫，即注意宣传，务期将北京之思想界完全改造，将旧日之复辟陈旧官僚，铲除净尽，于是国民革命始易着手，而本党主义始有实现之希望。”（注24）这个希望就是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存在的问题，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由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真正的共和国；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二）抵达天津
下榻张园

1924年12月4日上午11时45分，孙中山所乘北岭丸轮绕道日本抵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受到党政军工商学及市民团体的热烈欢迎。冯玉祥的代表徐谦、焦易堂，张作霖的代表杨毓珣，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吴光新，黎元洪的代表李根源、熊少豪，直隶省府代表杨以德，以及京津国民党、各团体代表王法勤、叶恭绰、蒋梦麟、吴子才等上船谒见孙中山。当时邓颖超作为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女界代表曾到码头上欢迎孙中山和宋庆龄。对此，邓颖超于1981年5月27日在《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一文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记得1924年冬，你和孙中山先生北上路过天津。你们出现在轮船的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你。你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今仍然清晰如初。”（注25）

随后，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专车至张园(今鞍山道59号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行馆下榻。各欢迎代表随至，孙中山与大家合影留念。

（三）孙、张互访
意见存在分歧

4日下午，孙中山偕汪精卫、孙科、黄昌谷、李烈钧等十余位随员赴曹家花园(今河北区黄纬路的254医院)访晤张作霖。落座后孙中山说：“我今天到了天津，承派军警前来欢迎，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张作霖说：“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更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李烈钧插话说：“事情虽是这样讲，要不是把国家的障碍吴佩孚之流铲除，虽想求国家进步和人民的幸福，这是没有希望的。今天孙总理对雨亭(按：指张作霖)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唯有雨亭能当此一贺啊。”张作霖闻听后始显露笑容。这时孙中山也说：“协和(按：指李烈钧)的话说得对，回想自民国以来，当面得到我的贺词的也唯有雨亭一人而已。”谈至此，满座皆笑。孙中山又感谢张氏历年来的帮助。张乘兴对孙中山说：“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孙中山说：“本人主张五权宪法，当提出国民会议公决。予非赞成共产主义，予乃社会政策，正所以导引共产主义者入于正轨。”（注26）张复劝孙中山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事，暂缓施行。孙中山表示不同意。

孙中山回到张园后，觉肝气发痛，即请德国医生施密特诊视。据诊断是因旅途劳顿，食物不消，以致胃痛，肝部因之而肿，须静养。其实孙中山此时已患肝癌。

5日下午三时许，张作霖到张园回拜孙中山，张作霖入卧室后，孙中山欲坐起，张作霖用手示意孙中山不要动，并说：“今天来是我向先生说话，先生听就是了，不用回答。”（注27）孙中山说：“予已嘱民党勿做官，望君提倡废督裁兵。”张说：“吾先自行解职，请先生劝国民军勿扩充军队。”孙中山说：“直隶系倒，拥兵目的已失，任何方面均应裁兵。”（注28）这充分体现了孙中山以国家大局为重、和平解决国事，以及他一贯提倡的天下为公的思想。然后由孙科、汪精卫招待张作霖在客厅休息片刻后，张作霖返回曹家花园。

（四）帝国主义者破坏孙中山北上

孙中山到达天津时，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无端对英租界内义庆里的中国国民党直隶党部进行搜查，并将该党部负责人中央执行委员韩麟符、直隶省党部委员于方舟和安幸生，传往英工部局“问话”。当时搜去中国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天津市党部报告，市民及市民方面存放之欢迎孙中山先生的传单和各种旗帜。

在天津的外国传教士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政治主张。12月15日，外国传教士在天津召集会议，竟谓“治外法权与租界有利于中国”等等侵略论调。1924年12月17日天津《大公报》选发了天津外国传教士会议情况，题目为《大可注意之天津外国传教士会议》：自中山先生倡议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改订不平等条约以来，外国帝国主义者大多起无意识之恐慌，而造作种种谣言；以谋中伤中山先生。天津外国教会联合会特为此于15日晚间，在河北李特威廉牧师家召集会议一次，竟谓“治外法权与租界有利于中国”者。其矫词夺理，足见一斑。

12月13日，中国国民党直隶省党部，鉴于孙中山及其党部被法，英帝国主义者的侮辱事件，特发宣言，重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据1924年12月14日天津《大公报》载《国民党直隶省党部之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昨(按： 13日)特为孙中山及党部被帝国主义侮辱事件，特发出宣言云：本党认为中国变乱之总因，唯在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此次本党总理北上，以废除国际间一切不平等为天下倡。不意即因是而触动帝国主义毒狠之敌视。乃于本党总理抵津之日，遂有以下事件发生：(一)法工部局阻止中山先生在法租界地国民大饭店聚会。(二)英工部局检查本党部，并指名传讯本党中央执行候补委员韩麟符君、省党部执行委员于方舟君。更抄去欢迎中山先生之旗帜四千余个、印刷品多种。(三)逮捕本党党员杨时敏因散放欢迎中山先生传单。

由此可见，当时上海和天津的租界地俨然为国中之国，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统治制度。帝国主义声言在租界地散发或存放反对帝国主义的传单，乃“为租界法律所不允”。更使我们明白了孙中山当时坚决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的重要意义。

（五）卧病期间工作不息
赴京继续争取和平

此后至31日，孙中山的病情逐渐加重，入张园给孙中山诊病的医生有德国医生施密特、日本医生田村、小管勇。

1924年12月4日至31日，是孙中山在天津之期。孙中山在张园的27天，为国操劳，日理万机。据笔者粗略统计，仅以大元帅名义在张园给部下发出的指令、训令等，就有118件；在张园接待的各界代表，见诸报端的就有68人；并在张园发出了长文《孙中山抵津后之宣言》，草拟了建国意见25条。接到广东省各界二百余团体的来电，拥护孙中山政治主张，愿作孙中山的坚强后盾。

当时孙中山虽然已是肝癌的晚期患者，但他为了消除军阀混战、废除不平等条约，达到和平、统一、救中国之目的，仍是日夜操劳。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24年12月31日上午10时许，雪后气寒。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及其诸随员由张园起身至东车站(今天津站)乘专车入京。各代表齐集车站欢送。从此，孙中山结束了在天津的生活。

五、津门痛悼孙中山
千秋永怀先行者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病逝。噩耗传至津门，各界人士沉浸在哀痛之中。之后，天津各界、各团体、各阶层人士先后举行了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活动等70余次，深切缅怀他倡导革命，发动武昌起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及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丰功伟绩。

（一）天津《大公报》报道孙中山逝世之噩耗

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3月13日的天津《大公报》辟专版刊登了孙中山于1924年12月4日在天津张园的立身遗像及《孙中山先生逝世》长文，其中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通启云：

敬启者：

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客冬北上，本求贯彻主义，倡筹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民族之独立，与民权之确定，乃自抵津京，肝疾日剧，医疗无效，于本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遽失导师。曷胜痛悼，哀此奉闻。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启

同日的天津《大公报》还发表了蔡听松的评论——《哀孙中山先生》，全文如下：

中国之大，能以党名而始终勿渝者，孙逸仙一人而已尔。

自清季以来，号称革命分子之民党，几经挫跌，垂四十年，卒能屹然独立。不因环境拂逆而夭折者，皆先生领袖群彦，具坚苦不拔之心，抱卓异出群之志，有以致之也。

当民国肇造之初，先生被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南京。未几，正式政府成立，先生解组，以客卿地位，应骋入京，是为先生北上之始，亦即吾北方与先生良之第一期。洎乎项城(引者按：指袁世凯。因其是河南项城人而得之)专恣，先生慨然去国。自兹以后，国内变乱，鲜有宁日。而先生勤劳国事，亦迄无已时。去岁讨曹成功，合肥段公被推为临时执政，邀先生北来，共商大计。先生欣然而至。北方人士，素仰先生之言论丰采者。抵津之日，万人空巷，欢呼鼓舞，如热如狂。于以知先生言论入人之深矣。方拟开会欢迎间，讵先生竟以劳瘁致疾。闻及小瘥，乃又扶病入京。今更以逝世恶耗传矣。呜呼哀哉。

夫人孰不死，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先生手创民国，吾国之国魂也。魂兮溘丧，国将焉望，且世人之所以重视民党者，非以民党而重视之也，实以先生为民党首领，而重视之耳。今先生一旦长瞑无视，环顾民党，继起者谁。是以吾哀先生，更哀先生数十年惨淡经营之民党。

该报另辟专文报道了孙中山的生平略史，介绍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各种演说集。

（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筹备追悼孙中山活动并发布泣告书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立即做出反映，准备悼念办法。据1925年3月19日上海《申报》载《孙中山病故后之天津各界》记：

3月14日天津通信：孙中山在京病故，本埠国民党直隶支部得讯后，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如下办法：

1、由省部通知本党部常务委员，定期召集全体党员大会，讨论善后办法，并于是日(12日)由宣传股派员，赴各宣讲所，讲演孙中山主义，藉以唤起人民之同情心。

2、由省部、市部各印传单数万份，说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意义及今后吾人应努力进行以完成中山之志愿。

3、除公推驻津中央执行委员数人即日晚车晋京参与丧仪外，所有天津党员，均努力宣传中山主义，俾得实现真正之中华民国。

另外，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天津市党部联合向天津人民发布泣告书，号召同胞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完成孙中山的未竟之功。据1925年3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载《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天津市党部泣告书》云：

全津的同胞们：

毕生为拥护民众利益而奋斗的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已于12日上午9时半病故了。他是中华民国的慈父，他是首创民国的元勋，他是国民革命的先驱，他是为民众利益而奋斗毕生的勇将。他的一生只是勇往直前，他的精神只是百折不回，他历尽艰难困苦，险阻横逆，他总是一天继续一天的为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的利益而努力而奋斗。但现在国家正在危险之秋，人民也仍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竟抛弃了他最亲爱的中华民国、抛弃了拥护他的四万万民众而去了。他是再不能为我们民众的利益而奋斗了。同胞们，且慢流涕，且慢病伤，中山先生虽再不能领导我们而奋斗，但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并没有死，他的主义更不死，他毕生奋斗百折不回的精神尤其不会死。我们痛哭他，我们追念他，我们更应当毫不犹豫的勇敢的立在他的主义下，本着他的精神而勇往直前的为我们自身的利益而奋斗，以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这样才是我们现在应尽的责任，并且也就是中山先生在九泉之下所切望于我们的。

同胞们！我们的领袖是死了，我们是无可倚承了，中山先生的责任和负担都放在我们身上了。同胞们!起来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为我们自身的利益而奋斗。

中国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天津市党部泣告

3月14日下午2点，天津全市国民党员举行遥祭孙中山先生大会。会场高悬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及党旗各一面，并有“继承总理遗业革命到底”之白布大旗，会场中充满裒愤之空气。安幸生致哀悼词，声显而哀，泪如雨下，全场大恸。然后，由辛璞田报告宣传办法，且说且泣，至不成声，全场人员俱大哭。开会之终，全体与会者大呼：“孙中山主义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国民党万岁”等口号。

(三)天津各界筹备追悼大会

12日中午，各报多纷出中山死耗之号外，全市人民脑海中，遽受一种震撼。各机关因尚未接北京政府正式通知，故不便有所表示，但已决定停止办公1日，降半旗3日，各学校停课1日。驻津各领事馆14日已接到北京公使团转来外交部通告孙中山病故之令文，决定降半旗3天，藉表哀悼。并闻民党直隶党部，拟定期举行天津市民追悼孙中山大会，日内即与各团体接洽，大约于灵柩过津之日举行之。黎元洪13日派其秘书黎澍携带花圈、挽章等件，晋京吊唁。各团体亦于13日和14日，纷纷派遣代表入北京致祭。

3月15日至21日，宋氏私立小学分期开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并请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员江韵清、党员于炳祥等讲演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及孙中山先生的历史。3月19日，李公楼模范小学、县立广北小学、直指庵小学、放生院小学、堤头小学、慈惠寺小学、西方庵小学、普育小学、如意庵小学、天齐庙小学、河北大寺小学等20余所学校均在本校举行了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

3月17日上午10点，南开学校集合大学、男中、女中三部全体师生，在男中（今南开中学）部大礼堂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与会者一千五百余人，礼堂遍悬挽联数百副。是日休课，并停止各种游戏活动，以志哀悼。追悼会在哀乐声中开始。大会主席张伯苓述宣布追悼会开始后，全体师生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依次为：尹邵询读追悼文、谭仲逵演说、张伯苓演说；大学教员徐叔谟演说、中学教员汪志青演说、大学生王乃宽演说、女中学生林懋志演说、中学学生李述庚、周兆元演说。

其中，张伯苓的演说全文是：

孙先生为一代伟人，百世师表，其主义虽不能与吾人强同，而其精神则耀日月，辉宇宙，万古不磨。今不幸先生目的未达，遽然长逝，留许责任，供吾人负担。吾人极应本先生之精神，认清目标干去，竟先生未竟之业，则先生虽死，亦当瞑目。而吾辈亦不愧为先生所手创之民国之国民。（注29）

3月20日，公民救国牺牲团、志诚救国团、妇女救国团、公民血心团、雕刻同业会、向明学会、模范小学、旅津广东学校，分别在该会或该校址举行了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

3月21日下午，天津各界人士举行发起筹备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天津各界代表孙洪伊、吴得禄、谢国斌、卞荫昌、华泽沅、李庆元、许肇铭、马千里、李荣培、时作新、张奉祺、张仰琦、李仲吟、康辅德、苏兆蔚、李玉林、张灏、阎鸿业、吴廷费、张书元、张金凯、冯之恺、李洪狱、王星焕、王汝赓等，发起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公推吴得禄、胡国斌、张福先、华泽沅、马千里、张金凯、卞荫昌、阎鸿业、苏兆蔚、李庆元、鲁嗣香为筹备员。于21日下午4时在教育会(今天津老城东南角处)开筹备会。公推苏兆蔚为主席。发起人宋则久、王铭孙、王卓忱、李寰生均经通过。

其议决进行办法如下：

公决本会为孙中山先生追悼会筹备处。筹备处分文牍、会计、庶务、交际四股。并公举苏兆蔚为筹备处正主任。华泽沅为副主任。文牍股张福先、李庆元、阎鸿业；会计股宋则久；庶务股李寰生、张金凯、张仰琦、王铭孙、王卓忱、张玉祺、马千里；交际股卞荫昌、吴得禄、鲁嗣香。

追悼会地点，公决在安徽会馆。开会日期是4月12日。时间自上午10时起，至下午6时止。各机关团体随到随祭，发起各团体，由孙洪伊主祭。

有关追悼经费，公决除函请军民两长捐助外，其余发起人分担。当场拟定致军民两长公函，由教育局代缮。又议下次开会日期，公决俟将会馆借妥，即召集开会。议毕至六时闭会。附致军民两长函云：

敬启者：

现因孙中山先生逝世，洪伊等发起追悼会，设立筹备处。所有筹备及开会应需之款，拟请由各方捐助。特恳钧座鼎力提倡，积极捐资以便进行，是所切祷。肃此敬请钧安（注30）

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于3月22日下午2时，在东马路宣讲所举行了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各界与会者五百多人，会场正面悬孙中山先生遗像，四壁满悬挽联，均系奋勉词句。共计三百副上下。马千里主持并致词，略谓：“孙中山先生自去岁北上，抵津即病，不幸于3月21日病故北京行辕。孙先生是国民党总理，是中国民众革命之导师，是世界被压迫阶级弱小民族之救主。不幸先生竟逝世了，不但是中国国民的不幸，亦是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大不幸。所以不只是中国人哀悼先生，世界被压迫民族，皆同声哀悼。”然后，由江著元女公子献花于孙中山先生遗像之前，全场与会者起立向孙中山先生遗像行三鞠躬礼；继由安幸生致哀词；吕职人读遗嘱；李逸报告孙先生之革命史；宋朝义、宋则久、王卓忱、陶卓然、安幸生等演说，全场气氛极为悲壮。最终全场起立，群呼口号：国民革命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孙中山主义万岁、继承先生遗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时至6时乃闭会。

其中，会场悬挂的三副挽联最为哀恳动人：

先生去矣，我族类多狞笑；

吾辈哀哉，为他压迫尽悲鸣。

——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挽

同居在惨雨愁云世界中，与弱小民族共申哀悼；

齐集到青天白日旗帜下，向帝国主义联合进攻。

——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挽

剑气归天，星茫堕地；

江河涌浪，华夏埋云。

——青年会挽

安幸生致哀词之全文如下：

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体会员于中华民国14年3月22日下午2时，遥祭国民革命导师利，中山先生，并致哀辞曰：

吾们的慈父，吾们的救主，我们的导师：当着国家险危的时候，你竟肯舍掉你的中华民国和你底四百兆颠连无告的国民，与世长辞了。并且在临终之前，还叮咛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话语还不住的喊“国民会议”。这是何等的爱民众、爱民回。你竟舍掉你的中华民国和你的四百兆颠连无告的同胞，与世长辞了。吾们在悲痛之余，接到你的遗嘱，知道你把重大的担子卸去了，全都放在我们肩上。这么重大的遗产，吾们那敢不全部承接。本着你的精神和主张，继续努力，把中华民族完全解放。中华民国——自由独立的光明灿烂的国家，只是我们的慈父，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导师，却早早的弃我们而去了。

3月22日下午3点，天津基督教会联合会在天津青年会礼堂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与会者六百余人。石子忠牧师主持。另外，同日上午，天津国货售晶所在本所举行了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宋则久主持。与会者哀唱追悼歌，其歌词为：

革命大功未竟，今朝归去，神州惨黯无光。今朝归去，痛我国民元勋，鞠躬尽瘁爱民，谛听万民悲歌，千古！千古！

追悼会由李仲吟报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读了孙中山的遗嘱。

随着天津各界人士追悼孙中山的活动不断向深入发展，各团体成立了“天津市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并拟定于3月25日召开第一次筹备大会。据1925年3月21日天津《益世报》载《天津市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启事》云：

为国家为民众利益而奋斗之国民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于本月12日晨九时半逝世，全国震悼。本埠各团体开会追悼者亦不下五六十起。今敝会等特发起大规模追悼会，俾全津市民全体参加追悼。兹定于本月25日下午七时在东南城角县教育会内开第一次筹备会，本埠各团体欲加入者，请届时派代表与会是祷。

3月24日，天津农民协会致电北京铁狮子胡同孙中山先生治楚委员会，表示哀悼之情。据1925年3月25日天津《大公报》载《农民协会电悼中山先生》云：

北京铁狮子胡同孙先生治丧处鉴：

阅报悉为民众利益奋斗之中山先生，于文日(按：12日)逝世。苟胜惶恐泣悼。十四年来吾农民处在帝国主义、国内军阀及劣绅地主压迫之下，苦曷堪言。幸先生北来，对民众解放，多所策划，吾民方冀早出水火，得重睹天日，略享民国幸福。孰意先生夙愿未偿，遽尔弃四百兆苦难同胞而自逝。民失长城，党失导师。呜呼，吾民何幸，不幸如斯。除开会追悼外，仍请诸公、诸同志，勿过哀思，为国努力，以竟先生遗志。先生虽逝，九泉之下当含笑也。

天津农民协会泪敬叩上述电文，表明了天津农民继承孙中山遗志，决心同帝国主义、国内军阀、劣绅地主的斗争精神，以及对孙中山的诚挚缅怀之情和哀悼之意。

4月1日晚8时，本埠市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召开第二次筹备会，研究了三项事宜。

据1925年4月3日天津《大公报》载《市民追悼孙中山之筹备会》中记：

本埠市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于前晚(4月1日)8时在学界俱乐部召开第二次筹备会。到会者有省教育会张仰琦、津保青年社李志新、印刷工会陶卓然、良心救国团张贵祥、小学教育研究会吕职人、青年学会门乞中、反帝国主义联盟安幸生共十余人。讨论的进行办法是：

通函各界请参加追悼筹备会。推定马千里、宋则久、张仰琦三君与孙伯兰等所发起之追悼会接洽。

推定交际员马千里、张仰琦、王卓忱、宋朝义、吕职人、李散人、宋则久、张象东、陶卓然、李风和、邓颖超、江韵清，郭究竟、安幸生、张贵祥，分头向学、商、工各界及各团体接洽，请参与大会。

4月6日，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与会者陈祖香、潘俪荪、邓颖超、王南曦、陈哲西、李秉梅等十余人。潘俪荪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加入天津市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具体事项如下：

追悼孙中山先生问题，决定推陈祖香、赵岳龄为代表，加入市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至孙伯兰（洪伊）诸人发起之追悼会。

现在各校业已开学，交际股速分头与各校接洽，请其加入扩大本会势力。续派代表江韵清赴京参加全国代表大会。

4月6日晚8时，天津市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举行筹备会议。与会者有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江竹源、李逸，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陈祖香，小学校教育研究会吕职人，津保青年社李志新，书业同志社张仪臣，学术讲演会阎峻钟，科学研究社史伯超，平教唤醒团宋朝义，慈善女工厂王慰农，良心救国团张贵祥，印刷工会陶卓然等。李逸为大会主席。开会情形如下：

主席报告上次开会及接洽各团体情形，并报告孙中山先生追悼会性质。

主席提议，本会可否与孙伯兰发起之追悼会接洽，筹备进行事宜。举代表江竹源、宋朝义、李风和、邓颖超，李逸、王南复6人与该会接洽。

交际股为江韵清、李风和、宋朝义、史伯超、阎峻钟、胡维宪、陈梦飞、贾贺远、王卓忱、李鸿年、马济民、张贵祥；文书股为吕职人、安幸生、李逸、赵岳龄、门乞中、江韵清、邓颖超、于方舟；庶务股为阎峻钟、张文治、门乞中、朱子琦、时贺年、史伯超；总务股为江韵清、江著元、邓颖超、李逸、于方舟、安幸生；宣传股为文雅周、王仲年、宋朝义、李鸿年、安幸生、李绍亭、李志新、陈祖香、阎峻钟、陶卓然、王振方、魏凯山。

借类似南开地点举行大规模之追悼会，会场多设讲坛。口号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向北京请名人讲演，设中山肖像，由文书股印追悼中山特号，由交际股接洽各团体，由总务股接洽追悼会，由宣传股出发讲演。

定于下星期六下午8时开第四次筹备会。时至11时闭会。

这次筹备会参加者范围广，活动内容具体，为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的全市性的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四）天津各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在安徽会馆举行

天津各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定于4月18日在安徽会馆（今河北区三马路乳胶厂旧址）举行。据1925年4月4日天津《大公报》载《孙中山追悼会订期行祭》中记：

本埠各界士绅孙伯兰等所发起之孙中山追悼大会，假东南城隅天津县教育会为筹备处，借定河北省长公署西之安徽会馆为会场。定于4月18日（星期六)自午前10点至午后6点为行祭时间。各界与会者随到随祭，挽词则先期送交筹备处。昨(3日)已遍发启事通知各界矣。

4月18日上午10时，天津市民追悼孙中山大会在安徽会馆举行。大会由孙洪伊主祭。当时会场门前高搭牌坊，场内悬有挽联达千副。中设有案，陈设鲜花，桌上悬有孙中山遗像。案之对面的戏台上有警厅军乐，台旁有留声机，播放孙中山生前所摄录音片，讲演革命主义，并由发起人备有像片万余张，传单二十余万张，分拱与会者，以作为纪念。与会之各团体如下：

宋氏私立第一、三小学，甲种商业学校、志诚救国团、私立第二小学、青年会职工部、药王庙学校、行宫庙学校、北洋大学、河北大寺学校、法政学校、南开女中、中西医界卫生救国团、回教联合会、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直隶省银行、仓门口基督教会、救国十人团、国货售品所、河东小关学校、广北学校、高工学校、私二学校、堤头小学校、基督救国会、如意庵学校、城隍庙学校、圣慈庵学校、第九代用学校、私立广育学校、直一师范学校、乙种工业学校、织染同业会、良心救国团、玻璃同业会、救国唤醒团、镜工同业会、赵氏私立学校、达仁女学校、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红十字会、新民学校等团体。

外宾参加追悼会的有俄国总领事柯兰尼斯克及副领事及其夫人、翻译等。柯兰尼斯克发表了讲演，略谓：孙中山先生为中国首倡民族解放之伟人，我国人民非常钦佩，而对于孙先生主张亦非常赞成。三民主义适于中国，深望贵国实行，我国极愿援助，以睦邦交。

另外，俄国商务局经理列文赠追悼会二元，购买花圈，以表心意。

参加追悼会的地方官员有直隶省省长杨以德、警厅队长杨子修。其他个人参加者约一万余人。警界方面北区署长刘凤鸣、特别二区主任舒乃藩、东区署长周治、南区署长赵惠溶、中区署长陈泽九、西二区署员袁振廷等。

为了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大会组织了讲演队。江竹源为主席，分大个小队。第一队长门乞中，第二队长李猷，第三队长魏竞初，第四队长马小峰，第五队长邓颖超，第六队长辛璞田，第七队长史汉清，第八队长苏楣。讲演员为宋则久、宋朝义、王南复、马济民、刘雁宾、李逸等三十余人。各界所送挽联上千副。

直隶军务督办李景林之挽联是：

统一甫萌芽，顿教砍地兴悲，哀民国开基元老；

大干仍浩劫，孰是回天有力，竞先生未了全功。

直隶省长杨以德之挽联是：

革命岂忘心，只知有国，不知有家，大义常昭垂万古；

遗言尚在耳，虽死之年，犹生之日，英灵未泯获三民。

天津各界人士隆重追悼孙中山的活动，既颂扬了孙中山推翻制，建立民国的丰功伟绩，也充分表达了天津人民对孙中山的无限景仰之情。发起人孙洪伊等祭文：

民国十四年岁次乙丑4月18日(按：1925年4月18日)，洪伊等，谨竭诚致敬，致祭于中山先生之灵：

呜呼先生，人群木锋。天胡不怒，忽焉殂落。国失导师，民亡先觉。地坼天倾，山崩海涸。翳维先生，诞降珠海。良医活人，忧国心癖。遐想悠然，韬光匿彩。旷览古今，矢志更改。清政不纲，复国为仇。色目猖撅，我族度刘。狐鸣耸火，先生所羞。布告天下，崛起广州。曰予革命，远肇汤武。应天顺人，复我疆土。推廓君权，创设民主。制惟从宜，事不师古。徂垂先时，庸众所惊。倡莫予和，功陵垂成。若泉始达，若未有萌。遂走海外，远涉寰宇。雄鸡一鸣，天下皆白。肱股先和，亦收群策。三民五权，实为创获。自西自东，道通九驿。又有佥壬，持节万里。助桀肆虐，以人为市。茭里之囚，虎尾而履。动心忍性，亦其危矣。至人不死，处险如夷。通以穷光，祸乃福基。风起云从，裹粮影随。彼昏之毒，徒为世嗤。念年奔走，顺风如呼。子手桔据，予口卒痞。艰难险阻，舍命不渝。民风不变，待公而苏。国由贤俊，义旗迭张。前仆后继，惨毒相望。哀我哲人，逢此自殃。乃眷天顾，集于武昌。江华浮浮，民气勃勃。共和告成，曾不三月。饮水思源，济用有筏。先生之功，万代不没。建设方始，犹为其难。彰彰约法，奕奕盟坛。百年至计，终古不刊。眼日丽空，寸心常丹。天下为公，尊荣敝履。僧哉大业，付诸奸宄。民权未伸，筹安祸起。得人为难，问于大史，尧则幽囚，舜实野死。今古皆然，天何昧只。地维不约，违天不详。渐台自殒，当涂速亡。国亦敝矣，元气剥伤。群雄角逐，共决大防。郁郁神州，攘攘战场。夫维先生，常伸正义。护法军兴，澄清搅辔。戡乱实难，鞠躬之瘁。曰予不怠，国命所寄。博爱为怀，有死无；。人欲之险，康衙荆棘。泼刺不深，萧墙敌国。舞袖回旋，鲲鹏垂翼。抚驭军民，中情恻恻，气壮山河。功成什一。积劳致疫，古圣皆然。一夫不获，未敢息肩。诚能服人，德学摧坚。南征北怨，力役未恋。载欣载奔，闾巷喧闻，曰惟先生，慰我疗饥。抚我福我，我心则怡。天胡此辞，弃我如遗。大星早落，泰山其颓。天地低昂，风云变色。巷歌歇响，与人悚息。如可赎兮，愿罹九难。顾瞻周道，曷其有极。野祭何补，怨悼填胆。未来之责，伊谁能胜。载念遗训，若履春冰。神游寥廓，永山陵。呜呼哀哉。尚飨。

（五）旅津各界广东同乡会追悼孙中山

旅津各界广东向乡，于1925年5月17日下午2点，在广东会馆（今天津市戏剧博物馆），开追悼孙中山大会。会场布置，极为严肃。门外立有追悼孙中山的大会牌坊及塔结的彩楼，并缀以各色花样尤为壮观。会场内遍悬挽联，约数千余幅。灵座设于场之北面，中悬孙中山遗像，前列正供，周围陈列鲜花。对面台上，有警察厅乐队作乐。到会者有扶轮中学全体学生、国民党直隶临时省党部党员、各校广东男、女学生、香港国民银行行员、先施保险公司、广吉祥、北安利、广兴居、各行员、官、商、学、工各界同乡共一千余人。由邓云琪、刘哲溪、程柏川诸君照料一切，吴芝桐君主祭。追悼会开始后，主祭员、陪祭员各就其位；各校男女学生致祭，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然后均分立两旁；接着各界同乡致祭、主祭读祭文、献爵、献泉、学生唱追悼歌；安幸生及各校女生演说。大会进行至下午6时始闭会。

广东会馆祭孙中山文云：

维中华民国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天津广东同乡会，谨以清酌庶馐致祭于中山孙公先生之灵，为文以告哀曰：

呜呼！都广昧英，维粤之东。五岭笈业，零洋奔行。皇矣人间，萑苻丛生。苏世居正，清明在躬。旋乾转坤，翕赫鸿檬。革命有孚，驱策群雄。辱在四辟，志惟兴中。举兵十败，矢贯初衷。武汉集励，系公元功。南都正位，骏业枚崇。成功不居，大泽潜龙。讵觏国难，妖氛横空。羊石开府，傲膺元戎。伸义两戒，胥匡群聪。再起患蹶，终厄残凶。分志不渝，靖惟而忠。北盟碣辽，远交近攻。渝关一捷，丑虏蹙穷。高轩身临，析津重逢。披云睹景，桑梓敬恭。胡遽弗豫，莫伸积惊。燕京养疴，顿渺音容。疾在膏盲，祝天薨薨。公虽离尘，其道弥隆。三民五权，建国基庸。主义不死，可代其宗。悠悠千年，孰图厥终。南望故乡，凄切惊烽。魂兮有知，忧心仲仲。天闲辽琼，白云胡踪，千秋万岁，载景高风。呜呼，哀哉!尚飨！

广东学校祭孙中山文云：

维中华民国十四年5月17日，旅津广东学校校长、全体职员暨全体学生，谨以清醒庶酢之奠，致祭于中山先生灵前曰：

呜呼!哲人其萎，群黎安归。梁未已坏，大厦焉支。执绵纬而涕泗，望铜像以嘘唏!叹有限寿龄，何堪设想；对无国十，能勿与悲者乎!追忆先生之经营革命，正当清季之政治昏庸。捕排万里，在海外已树名。霹房一声，遍国中而失魄。拔满帜以仁声，抠彼豹皮，揭义旗于武汉，还我河山。于是万民响应，望治喁喁。因之全国景从，同声贺誉。方建政府于金陵，满期刷新弊病。卒开国会于燕地，孰料依旧沉沧。兹列一十头颅，换来有此点恨，彼大狷枭鸷，莞尔别具心肝。章滇池与马厂同仁，于其和则再造三造。倘东粤或南京，易号其地，志可千年万年。嗟非常而不常，围墙棼乱。使贿选以落选，域陛清明。今岁仲春之北首，原期大展銮钱；五权三民南指，嗣后定堪无射。方欢迎于海港，万岁同呼；遂休憩干张园，一疴不起；少瘥即赴神京，诸公勤以询顾。大渐遽升仙座，四野震于哀号。李鲸一去，丁鸿不归。敢供一觞，敬伸三献。来格来歆，呜呼哀哉，尚飨！

（六）英国人辛博森追忆孙中山

3月20日，英国人辛博森在天津追忆十二年前与孙中山谈话之内容。此据1925年3月22日天津《大公报》载《辛博森追忆孙中山先生谈》中记：

前总统府顾问、北京《东方时报》总理、英人辛博森君前日(按：指20日)因赴本埠英人商务会之约，由京来津。闻在某筵会席上，以记者之口吻，发表追忆孙中山先生之谈话。兹详志如下：

记者生平只与孙中山先生畅谈一次，此事在十二年前。而记者对于孙氏高尚之人格与坚深之信仰，仍有极强之印象。尤可异者，记者与孙氏当日所讨论者，为广东财政问题。记者见孙氏系在外交大楼。时孙氏方为表面之和平，抛弃南京临时大总统之尊，应袁项城之招来京，受国宾之待遇，一如今日。惟孙氏绝未谈及辞临时总统职之事。记者见孙氏，以中国紊乱之财政，征求其意见，尤注意于孙氏广东之财政情形。记者说中国财政非有公开收支表及正当会计之政策难谋整理。孙氏遂曰；“此不足虑，吾国有关税、地丁、盐税及他种税，吾国甚富，钱不成问题云云。”记者谓此问题比较复杂。孙氏答曰：“足下须注意于将来，须念及将来之中国。不必注意此等情事。吾辈姑忍耐之，终必自然成功也。”孙氏与记者谈话系用英语，稍带粤音。记者与孙氏之谈话，所感印象极深，为生平与他人谈话所未曾有。孙氏自信甚笃，富于精力，无怪其能感动国人信仰，为世界最有力之人物。

（七）成立孙中山主义研究会

该会之最初酝酿是成立孙中山主义宣传会，正式成立始为孙中山主义研究会，这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阶段。

为了使孙中山的政治主张被广大群众所熟知，安幸生、门乞中等人在天津发起了孙中山主义宣传会。据1925年3月25日天津《大公报》载《孙中山主义宣传会之发起》中记：

中山逝世，国民同声哀悼。而先生之遗嘱，切切以竟其革命之全功为念。近有民党志士安幸生、门乞中等诸君，拟在津埠发起孙中山主义宣传会，统括先生革命之主张，名之曰孙中山主义。而努力加以宣传，期其早日可以贯彻。刻正联络同志积极进行，讨论宣传之各种方法，不日即可正式成立。

4月19日，天津教育界、民党人士在津正式成立了孙中山主义研究会。据1925年4月23日天津《大公报》载《中山主义研究会已成立》中记：

本埠教育界、民党志士，因孙中山逝世，特组织孙中山主义研究会，藉资宣传，以期早日实现。该会已于4月19日（星期日）上午开正式成立会。到会者计20余人。大会推定门乞中为主席、史泽清为书记。

由门乞中报告筹备经过情形，大致略谓：本会于3月29日开第一次筹备会，因原名为孙中山主义宣传会，故无结果。4月5日开第二次筹备会。流会。4月12日仍开第二次筹备会，通过章程七条，准今日开成立会等。

章程案略有修改，通过。

选举职员。用提名按次付表决法。计16人。总务科王南复、门乞中等5人。事务科安幸生等3人。编辑科吕职人、江韵清等5人。研究科3人。

通信处是天津河北四马路北六区三号门乞中转。

规定第一次常会地点。时间准5月3日星期日上午9时。

汪志清临时提出，会费由4月份交起，并通过。

孙中山主义研究会简章如下：

第七条，
定名。本会定名为孙中山主义研究会。

第二条，宗旨。本会以研究孙中山主义为宗旨。

第三条，会员。凡赞成本会宗旨、有会员二人之介绍，经本会总务科通过者，得为会员。

第四条，经费。本会会员每月应纳会费一角。遇有特别事故，得向会内外捐募之。

第五条，组织。总务科5人。督促全会事务进行，并对外代表本会开会时，轮流充主席并书记。事务科3人。管理会计庶务等事。编辑5人。分理编辑出版等事，并审查演讲稿。研究科3人。计划研究方法，并综合研究所得。各科职员，任期皆半年，但得连选连任。

第六条，会议。每两星期开常会一次。每半年开职员改选大会一次。职员开会日期地点，由总务科规定。如有紧要事项，由总务科召集临时会。

第七条，附则。(一)本简章有不妥处，提出职员改选大会，经到会会员四分之三通过，方得修改。(二)各科办事细则另定之，但须经职员会通过，方为有效。

随后，孙中山主义研究会又召开了第一次常会，对工作进行具体分工。据1925年5月8日天津《大公报》载《中山主义研究会第一次常会》中记：

孙中山主义研究会之第一次常会，于日前在乙种工业学校开会，到会者14人。王南复为主席、胡英为代书记。由主席报告新加入会员4人：李仲吟、董焕之、陈镜堂、胡维宪，并第一次职员会议。推定汪志清为编辑科主任、马齐民为事务科主任、于兰田为研究科主任。各科主任负起草各科细则，在第二次职员会议上讨论等。继为分组研究案，计分八组，完全通过。民族主义组、民权主义组、民生主义组、建国方略组、建国大纲组、修改不平等条约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组、中山言行组。八组的负责人是：于炳祥、魏竞初、汪志清、鲁清晨、李仲吟、张中毅、邓颖超、李希逸。

议决发出通函，征求各界人士同意。首先确定搜集研究资料，然后分别研究步骤。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了研究方法为：综合归纳研究；推论演绎研究；分辨比较研究；详细底里研究。

经主席说明后，议决通过。但责任研究员得增加自己意见，变通研究。

大会讨论了刊物案，议决暂定为不定期刊，会员均有销售义务。继之讨论征求会员案，推定王南复、李仲吟、程介三、邓颖超、李逸、门乞中6人为接洽员。史汉清为通函起草员。下次常会于17日上午9时在东南城角学界俱乐部开会，继续讨论一切。

六、综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第一次来天津是上书李鸿章，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被拒绝后，转赴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第二次来天津是北上会晤袁世凯，在天津发表了三次演说，阐明了祖国南北统一、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思想。此后，中国一度出现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丑剧。对此，孙中山或指示在天津的国民党人、或联络在天津的友人，更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复辟帝制的活动。由于孙中山坚定不移地反对帝制的立场和他巨大的影响力，终使帝制的“复活”如昙花一现，未能再行于中国。第三次北上来天津是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废除军阀的统治，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并且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孙中山逝世之后，天津人民举行了各种仪式的追悼活动，并成立了孙中山主义研究会，表达了各界人士决心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页。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同（1），第100、105页。

（3）同（1），第20页。

（4）《学点民国史》第15页。人民日报理论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室合编。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1月版。

（5）（6）《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04、404页。中华书局

（7）（8）据1912年8月25日天津《大公报》。

（9）《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91、492页。

（10）（11）（12）（13）《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70、248、250、260、285页。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

（14）张国淦著：《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第2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16）（17）（18）（19）（20）《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102、120、210、239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据1924年11月10日上海《申报》载《粤孙临别赠言》。

（22）《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87页。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

（23）同（22）：第294、295、297页。

（24）《与香港〈中国新闻报〉记者的谈话》见《孙中山集外集》第315页。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25）邓颖超著：《回忆与怀念》第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26）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七册第11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27）据1924年12月6日天津《大公报》载《张园日记——孙中山抵津之第二日》。

（28）据1924年12月8日上海《申报》。

（29）据《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载《在南开学校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上的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9月版。

（30）据1925年3月22日天津《大公报》载《本埠筹备追悼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