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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玉田县志》的编纂历程
古人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国必有史，县必有志，家必有乘（谱）”。特别是在和平年代，在经济文化发展速度较快的“盛世”，修志续谱往往被当做一件重要事项。明、清两代先后四次编修《玉田县志》，尽管这些县志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它们为今人了解和研究玉田古代史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本文拟将上述四种玉田方志的编纂历程以及主要编纂者的情况，做简略的介绍。 1、玉田县最早的县志是明朝万历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610~1611）编纂的，姑且简称为“万历志”。这部县志距今已近400年，加之印数极少，在县内已经不复可见。 “万历志”的操办者是当时的玉田知县缪思启。缪思启是云南曲靖县举人，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就任玉田知县，政绩官声都很好，玉田人对他的评价是：“明敏慈惠，多所建置，如县志、学宫，其大焉者。” 关于编修《玉田县志》的起因及过程，缪思启在序言中是这样记载的：他到玉田上任后，想找一部《玉田县志》，以便了解玉田县的古今情形。但是几位同僚告诉他，玉田县尚没有一部完整的县志，不过有位名叫王三俊的儒生做过一些调查，记载了一些玉田古今之事，可供参考。缪思启找到了王三俊撰写的资料，翻看后产生了编撰县志的念头。他找本县儒学教谕商量，得到对方的赞同。之后，他们向上司衙门呈递了编纂玉田县志的请示报告，很快得到批准。于是，他聘请鸦鸿桥河东村的进士王大智，出任玉田县志的主编。王大智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但是仅仅过了两个月，县志初稿尚未完成，王大智就应朝廷之召，到外地做官去了，留给缪思启的是七篇未定稿。缪知县接过未定稿，亲自动手，稍加增删，把七篇分为八篇，玉田县第一部县志就这样诞生了。 缪思启在序言中所提到的王三俊，是位颇有才华、声望很高的读书人。据《达王庄王氏族谱》记载：王三俊生活于明代万历年间，“学业文章一时所重。”他儿子王惟德是泰昌元年的拔贡（1），曾经跟他父亲一起走访调查，后来步入仕途，历官祁州教谕、巢县知县等职，是位政绩突出、廉洁自律的清官。
2、第二次编修《玉田县志》是在清朝康熙年间进行的，知县王时泰“创其始”，另一位玉田知县王光谟“总其成”，姑且称之为“康熙志”。 王时泰，河南新乡人，进士出身，康熙十三年（1674）始任玉田知县。当时，大清王朝刚刚经历了平息“三蕃之乱”（1）等战事，包括玉田县在内的很多地方尚未恢复元气，很多人生活在贫穷与衰败的阴影之中。王时泰勤奋廉洁，关注民生，给玉田士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死后入玉田县“名宦祠”享受祭祀。 王时泰看到很多州县已经完成编修县志的任务，而玉田县的“万历志”漏误甚多，急待修正和补充，因此下决心重新修订县志。为办好这件事，他做了大量案头工作。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咨求遗典，辑采旧闻，旁搜广订，取真而不取赝，取确而不取浮，必期凿凿然，井井然，无夸张，无粉饰。”但是，他在玉田干了不到二年，《县志》尚未编完，就因丁忧（2）离职。他的继任张迎芳又因耿直敢言而得罪旗人，不到一年便被免职。这样一来，张迎芳的继任者王光谟成为康熙志的最后完成者。 王光谟，辽阳人（今辽宁辽阳市），汉军旗籍，因祖父是大清王朝的功臣而获得监生称号，即所谓“荫监”。康熙十六年（1677），王光谟来任玉田知县，他为修订《玉田县志》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仔细核对、考证旧志的主要条文，深入调查70多年来的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广泛争求县内饱学之士的意见，使新县志的编纂进展顺利，时间不长便刻印出版。全志共8卷，分为4册。这部县志成为县内可以看得到的最早的县志。 3、第三次修志是从乾隆二十年（1755）开始的，此次修志与康熙志相隔70余年，主编是玉田知县谢客，参与编订的还有儒学教谕常屿、训导李丰锦等人，姑且称之为“乾隆志”。 谢客，云南昆明人，拔贡出身，乾隆二十年（1754）始任玉田知县。此前，他在遵化直隶州任通判之职。玉田知县刘启因罪被革职，而玉田县是“冲繁难三项相兼”的“沿河要缺”，派谁到玉田补缺呢？经直隶布政使玉麟、按察使永宁再三考量，决定升任“才具明白，办事勤能，兼晓河务”的谢客为玉田知县。经朝廷批准，谢客来到玉田（3）。 在调任玉田知县之前，谢客已在直隶任职近20年，特别是在遵化直隶州任职时，对玉田县的风俗习惯、人情地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此，仅仅6个月，就完成了《玉田县志》的修订，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式刊印。从序言中可以看出，谢客修订县志所坚持的原则是：“昔无而今有，昔略而今详，昔讹而今正”，大意是：对旧志所遗漏的内容给予弥补，对旧志记载过于简单的内容加以充实，对旧志中的一些谬误予以纠正。全志仍为四本，八卷，条目上基本承袭了康熙志，但在内容上多有补充。 4、《玉田县志》的第四次修订从光绪七年（1881）开始，到光绪十年（1884）完成，姑且称之为“光绪志”。这次撰修所耗费的时间、所动用的人力以及所达到的水准，都是前三次所不能比拟的。 这次修志是由知县夏子鎏（líu流）提出的。夏知县是江苏省江阴县的附监生（4），于光绪七年（1881）来任玉田知县。他见《玉田县志》已有120多年未曾续修，觉得不能再拖延了。他知道在本县代理儒学训导的李昌时（字雨芗，迁安县举人）很有学问，就想请他担当修志的主笔（即主编）。李昌时对玉田的旧事已经有所了解，并有详细笔录，夏子鎏看到他的笔录，更觉得主编县志之事非他莫属了。李昌时欣然接受了夏知县的委任。可是，李昌时的正式职务是冀州训导，在玉田县实为“代理”，眼看他的代理期限已到，得回冀州任职了。而且，上司已经安排一位名叫王廷钧的岁贡任玉田儒学训导。怎么办？夏子鎏决定“借才”，他亲自找到直隶省专管教育科举事务的提督学政（相当于省教育厅长），请求把李昌时在玉田训导任上的“代理期”延长一年。所幸，他的请求得到了上司的批准，并让王廷钧先到冀州任代理训导。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冀州训导当上了玉田县的代理训导，玉田训导当上了冀州的代理训导。 一年期满，虽然修志工程尚未峻工，李昌时却不能不走了。离任前，他不无遗憾地对夏知县说：“现在这部县志，就像一栋楼房拔地而起，但是门窗、台阶之类还没有修好，更没有进行装修。想到应该弥补的漏洞来不及弥补,应该纠正的谬误来不及纠正,我心中实在不安。” 夏子鎏无计可施，不得不考虑谁来接手《玉田县志》“装修”、“补正”的重任。李广文向他推荐，家住林南仓的进士丁维学识渊博，在江苏当了几年知县，已经卸职回家，委托他来续修县志肯定能够胜任。夏知县修志心切，求才若渴，亲自登门请丁维出山。但是丁维并不是那么好请的，第一次没能见到，第二次虽然见到了，却一再推托。“三顾茅芦”之后，丁维情不可却，才把“续修县志”的任务接受下来。此后，丁维几次给夏知县写信，申明自己对于修志的意见，其中心就是“极意求详”，也就是尽量写得详尽些。夏子鎏明确表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后，丁维才着手续订。 丁维（1830~1894），字峻防，号茝（zhǐ止）轩，又号雪庄，玉田县丁官屯村（今为林南仓镇西丁官屯村）人。在得到夏子鎏的赞肯后，丁维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玉田县志》的补续、校订、考证之中。从光绪九年（1883）春天到次年夏天，丁维本着“志不厌详，能知者尽量争取知之，不知者待考”的治学精神，在《玉田县志》中留下不少宝贵资料，其中《无终考辨》、《阳氏考辨》、《两山考辨》、《两河考辨》、《后湖考》、《玉田水利前说》等文章，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光绪十年（1884）夏天，重修的《玉田县志》刚刚定稿，夏子鎏不幸辞世。因为事情来得突然，上司命丰润知县牛昶（chǎng）熙暂时兼任玉田知县。这样，牛昶熙也就成为《玉田县志》的经手人之一。当年秋天，新知县钱青到任，他成为光绪志的最后完成者。 “光绪志”虽然历经三位县令，但是对这部志书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夏子鎏，是他面对重重困难，决意修志；是他聘用了李昌时这位主编，保证了县志初稿的顺利完成；是他“三顾茅庐”请丁维出山，使光绪志的“含金量”明显提升。 5、在光绪志问世50年后，一部讲述玉田旧事的书籍出版了，这就是杨蓝田编著的《玉田地方辑要》。 杨蓝田（1901~1982年），字家瑞，玉田县鸦鸿桥镇河西村人。青少年时期，他曾到药店当学徒，到代书房当代书（替人写诉状），还曾在张作霖的奉军当兵。民国36年（1947），曾任县民政科长。在药铺当学徒期间，他自学医学并考得中医行医执照。他所创制的疮伤红药膏疗效甚佳，治愈了很多病人。虽然他的家境并不是如何富足，但为穷人看病常常不收费用。他秉性正直，常常仗义执言。一次，警察局一督察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侮辱妇女，他竭尽全力帮助受辱者到法院控告，赢得民众的赞许。 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一天，失业的杨蓝田在集市上闲逛，购得一部光绪版《玉田县志》，他如获至宝，反复研读，产生了续写县志的念头。他先拟提纲，又到各处采访，还到部分行政机关查阅档案，搜集了一些资料。民国二十八年（1939），《玉田地方揖要》定稿，并请著名武侠小说家赵焕亭（玉田城内人）题写书名。然后，委托天津市环球印刷厂印制400册。 《玉田地方揖要》是民国期间玉田县出版的唯一一部地方资料书，对后人了解玉田历史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这部书90%以上的篇幅都是从旧县志摘录而来，对光绪十年至民国三十八年玉田县的主要事件、主要人物记载甚少，这就使得它的史料价值十分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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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1-3-14 11:34
| 来自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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