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成：地名与历史文化研究【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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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与历史文化研究

作者：韩永成


　　与友人谈及滦河文化研究，他说：要注意由地名发现研究线索，拓展研究思路。我亦有同感，遂将我们论及的主要观点奉于纸端，或许对有志于滦河文化研究的同仁有所补益。
　　地名是人类用以联系、交换和对话赋予不同地域的称谓，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语言文字表现。总体讲，地名在体现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景观的同时，也指示着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民族迁徙、宗教信仰等状况，所以地名对理解历史文化现象、了解历史文化特征、体会历史文化活动、感悟历史文化内涵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从一定意义讲，研究地名的由来、演进就是研究历史文化。
　　一、地名——历史文化的原始标记
　　地名的产生与变更往往与某一地区的地理生态环境、人类的生产生活有着直接关系，而地物地貌的显著特征、经济活动的重大变故、人与人交往的动人情节以及名人要事，往往被人们用作地名，形成了当时当地的地名文化，成为特定时期、特定地域或特定事件的原始标记。乐亭县古河村就因其处于滦河故道而得名。史料证明：滦河入海口曾几次摆动，清道光22年即1846年滦河入海口东移，经乐亭县的汀流河、新寨、古河一带入海，古河村正处滦河入海处，即称“古河庄”，取意“古河道”。滦南县奔城以北地势低洼，积水成泡，人们便以“泡”命名村名，于是就有了姜泡、张泡、梁泡、高泡等十八个“泡”字庄，时称“滦州18泡”；以藏狼卧狐的荒沙坨为标识，便有了张狼坨、安狼坨、苏狼坨等村名；同在一块高地上建村，共称“台”，于是就有了张台、马台、田台等村名。相传唐贞观年间，大将军薛礼东征途中遇雨，天晴后在今滦县境内一沙坨上晾晒盔甲，坨下村庄便取名晒甲坨。虽然沙坨已不存在，但“晒甲坨”村名仍沿用至今。如此繁多的地名都是历史文化成因与湿渊源的原始标记。
　　据《滦县地名志》载：明崇祯年间李姓在滦河边立庄，取名“李家闸”，但到清光绪年间，滦河发大水，“李家闸”毁于水灾中，灾后村民迁址重建，改名为“李兴庄”。滦南县的兴旺庄地处滦河边，原称“河沿庄”、“鬼王庄”，也因滦河泛滥被冲毁，迁址建村后又有移民来此，图吉利改名为“兴旺庄”。这种地名的更替与变化，真实地标示出历史文化的由来与演进，为我们研究和了解滦河的水利、水患以及河道的变迁提供了重要佐证。
　　二、地名——历史文化扩散融汇的标示
　　人类社会的文化是在扩散和融汇过程中形成的，所谓文化的扩散是文化现象的空间移动，文化源地是文化移动的起点，文化融汇是移动的结果，文化融汇将文化起源与分布联系在一起，便形成了某一地域特有的文化现象——一种新的社会文化。
　　史学家认为：中国史前期存有两大文化区系：一是中原古文化，二是北方古文化。文化的扩散与融汇当是两大文化区系的人类活动。据考古和有关史料记载：滦河流域是汉民族与古代山戎、北狄、匈奴、东胡、乌垣、鲜卑、契丹、女真、满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相互融合之地，无疑亦是两大文化的融汇区。《史记》记载，公元前664年，“齐人伐山戎，次孤竹还”。孤竹国是北方古国，都城在黄洛，即今滦县境内；山戎国都在今承德境内。334年慕容〓为燕王，滦河中下游皆为鲜卑族政权管辖，以后魏孝文帝拓拔宏大规模倡导汉人政策；改汉姓，穿汉衣，说汉话，与汉民族通婚。应该说这是一次最大的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越过长城，攻城略地，滦河中下游皆为辽管；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领袖阿骨打几乎占领滦河流域，建立金国；1213年铁木真灭金国，占领原金国辖地，“变守军为民户”，赏西域军士“钞三锭，布两尺，粮两月”，这些西域军士当属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人。这次民族融合也是民族文化的扩散和融汇。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从江浙一带移民于滦河流域，明朝永乐初年又从山西迁民于滦河中下游。据滦县、滦南、乐亭县地名志中记载，现在许多村庄皆为山西移民建村时命名，这不仅是南北文化的一次大融汇，也是东西文化的典型交流。
　　大规模的穷兵黩武和人员流动，对于休养生息的土著先民，无疑是巨大冲击，从而导致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及文化方面的变革。而在这种变革过程中，地名往往做为表征和印记，真实地将文化扩散与合流记录下来。古冶区的卑家店，据说是鲜卑族占据滦河流域时所建，卢龙县的六百户村、滦县的二百户村很可能是元朝初年“变守军为民户”时形成的。这类地名做为文化扩散和融汇的印证，虽然不能全面反映当时文化扩散融汇的轨迹及其内涵，但给历史文化研究留下了必需的标示。
　　三、地名——历史文化研究的标引
　　地名来源于当地的自然景观、经济特征、交通运输、宗教、民族以及神话传说，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一个地名可能蕴含着一部地貌史、或一部家族史、或一部水陆交通史、或一部政治经济变革史。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的认识水平、文字记述能力所限，那些很有活气的文化内涵，随着岁月流逝成为历史的沉淀。历史文化研究，就是以地名做为标引，把那些文化积淀挖掘出来。
　　地名积极的标引作用，在于对照地名寻找有关的人证、物证、书证，经过大量的分析比较工作，发现某一文化现象或某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内涵。比如“围场”，现今人们只知其为承德市的围场县，亦知是清朝皇帝行围狩猎的地方，但清皇朝为什么在此设“围场”，在此干些什么，有什么意义，这种本质的东西并不了解。现在研究考证证实，自康熙20年到嘉庆25年近120年间，围场秋猎是清皇帝亲躬之事。远离京城，兴师动众，在于“习武绥远”，处理蒙藏民族问题，其实质是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巩固国家的统一。可见一个简单的地名，其内涵是多么深刻、丰富。
　　地名的标引作用还在于研究一个地名与多个地名联系，综合成为历史文化整体。即：通过相同和类似地名以及与其相关的其它地名，汇综某一历史文化现象。比如交通路线，自古以来任何一种交通制度都留下了地名印记，由于交通工具的更替和交通条件的变化，过去的交通要冲，今天已成为小道僻壤，这些地名就成为古代交通线路的遗迹。我国古代的“驿站制”在地名上反映是存在大量与“驿”有关的地名，而且至今这种地名为数不少，如山东的“利国驿”、河南的“白马驿”、滦河流域的“鸡鸣驿”、“沙河驿”等，除“驿”以外就是与交通有关的“店、铺、关、道、口”等也大量存在。这些地名古代是相互关联的，现今历史文化研究只要把它们综合分析，就可能发现一条或多条古代交通路线。
　　综上所述，地名所能折射出的人物、史迹、故园、部族、方言、气候、地形和物产等自然、人文的意义，恰恰是历史文化内涵的全部内容，无论就文化的广义而言还是就其狭义而言，它对感悟历史文化确确实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历史文化研究的标引作用虽不是唯一的，但也是不可或缺的。

　　(作者系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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