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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唐山】胡适与唐山
来源:大唐瓦当的唐山往事
时间:2009-04-22
1930年,《胡适文存》第三集出版时,扉页上有这样的题词——“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李大钊长胡适3岁,胡适与李大钊相互知名当是在1917年前后。1919年共事于北京大学。1919年至1924年联名发表的各类启事有16件之多。1920年8月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1922年 月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显示了政治追求的一致。后来,人们往往以“问题与主义论战”,认定李大钊与胡适是“论敌”,却忽略了作为各自信仰的坚定者在进行思想学理探讨,并非意识形态政治斗争。
胡适多次说到,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提倡的,陈独秀、李大钊,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胡适视李大钊为终生挚友,胡适一生中曾经四次营救陈独秀。
1933年8月胡适写的刘半农挽联是:“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伙如今又弱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之中无人能忘半农。”这年,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带子女从乐亭来到北京,求助胡适、蒋梦麟等办理李大钊安葬事宜。胡适垂泪允诺,为安葬亡友奔走。
因为李大钊的故乡是唐山,这也可以说成是胡适与唐山的一层关系,本文想补充的则是胡适生平中与唐山的直接关系。
1920年:年初胡适曾来唐山做学术讲演
胡适在1920年4月1日《新潮》第2卷第3号上发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时,曾在题记中写道:“这个题目是我在山东道上想着的,后来曾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学术讲演会讲过一次,又在唐山的学术讲演会讲过一次。唐山的演稿由一位刘赞清君记出,登在一月十五日《时事新报》上。我这一篇的大意是对于新村的运动贡献一点批评。这种批评是否合理,我也不敢说。但是我自信这一篇文字是研究考虑的结果,并不是根据于先有的成见的。”
1920年元旦,胡适是在天津与觉悟社的成员在探讨工读互助团等问题中度过的。显然,胡适对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成为热议的工读互助团有着自己的看法。1月2日,杜威在天津讲演《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胡适为之翻译。3日,胡适就在天津学生会联合会的学术讲演会上讲了《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4日,胡适去了山东。在唐山的学术讲演会又讲过一次,当是在1月中旬了,唐山的演稿由一位刘赞清君记出,登在一月十五日《时事新报》上,胡适认为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一直到26日才最后将文章写定交给《新潮》发表,题目仍然是《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由于本文侧重胡适与唐山的情缘,所以先来探讨一下1920年唐山的学术讲演会是个怎样的组织,何以能请到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胡适来唐山作学术讲演。 1877年,洋务派李鸿章在唐山创办的开平矿务局,是我国最早用机器采煤的煤矿,为了把生产处的煤运往天津,1881年修建了唐胥铁路并逐渐延伸。铁路事业的发展,需要人才。1896年北洋铁路总局创办中国第一所铁路学堂——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教学被迫中断。1905年10月,在唐山开始建校,命名唐山铁路学堂,后称唐山路矿学堂。1911年本人成立,学堂改称学校,更名唐山铁路学校。1913年9月,又更名唐山工业专门学校。
唐山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和集中, 1919年3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对唐山工人运动十分关注,作为李大钊挚友的胡适,自然也特别关注唐山。1920年年初,北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如《新潮》杂志主要成员罗家伦就是自发地来唐山进行社会调查的。胡适此次来唐山作学术讲演的主办方,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组织可能性为最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当即群起响应,成立学生会,领导了全市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早在1918年8月,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图书馆就有一期又一期的《新青年》杂志,传播先进思想。1919年5月学生们还创办了《救国报》,最多发行到2000多份,7、8月间,曾收到毛泽东从长沙寄来的明信片,愿以其主办的《湘江评论》与《救国报》建立互代销售关系。唐山的文化氛围与北京、天津关系密切,成为传播先进思想的重要城市,唐山的学术讲演会正是其必然的产物。
再回过头来说说当时的新村运动。1918年7月,日本《新村》杂志创刊,标志着日本新村运动的开始。周作人与新村倡导者武者小路实笃关系密切,并深受其思想影响,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日本的新村》,宣称“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1919年7月,周作人由武者小路实笃陪同,在日本实地参观、考察新村,写成《访日本新村记》,刊登在1919年10月的《新潮》2卷1号上。“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着爱,所以令人融醉,几于忘返,这真可谓不奇的奇绩”。周作人遂自愿成为日本新村会员,并连续发表《新村的精神》、《新村运动的解说》等文章。1919年11月8日,周作人还到天津觉悟社讲“日本新村的精神”。(《觉悟》第1期:《三个半月的“觉悟社”》)
蔡元培对新村主义加以赞赏:“武者先生与他的新村同志,都抱了人道主义”,“这种人,我们很觉难得。”
毛泽东对工读互助团的期望,表现了对新村主义的兴趣。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中就有“毛泽东君来访”的记录。
李大钊对新村运动也表现热心,撰文介绍美国的新村运动,号召青年们“应该投身到山林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农民的伴侣”。
鲁迅对周作人所谈的新村,则认为“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
对于新村主义,只有胡适从根本反对,所以,胡适也要到天津、唐山讲演,以《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猛烈抨击推行新村运动。指出:新村这种生活,是“独善的个人主义”的一种。“我考究的结果是不赞成这种运动,我以为中国的有志青年不应该仿行这种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而应推行“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用改良手段去“变旧社会为新社会,变旧村为新村”。面对胡适的反对,周作人曾为新村主义辩解,可是从1921年开始,国内新村试验的失败、工读互助团的解体,证明了胡适是对的,尽管胡适当时倡导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这篇文稿最初正是在唐山诞生并发表在1920年1月15日的《时事新报》上。
1929年:胡适以唐山事例论述人权
192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人权保障命令:“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本人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国民政府公报》)胡适在上海《新月》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文章先援引了《国民政府公报》的文字,然后指出:“命令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而并不曾提及政府机关。……但今日我们最感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 文章发表后,不少省、市的国民党党部要求惩办胡适,致使胡适不得不离开上海的教职。
胡适在这篇文章例举的第二个实例是唐山的事情:“又如最近唐山罢市的案子,其起源是因为两益成商号的经理杨润普被当地驻军指为收买枪枝,拘去拷打监禁。据4月28日《大公报》的电讯,唐山总商会的代表12人到152旅去请求释放,军法官不肯释放。代表等辞出时,正遇兵士提杨润普入内‘时杨之两腿已甚臃肿,并有血迹,周身动转不灵,见代表等则欲哭无泪,语不成声,其凄惨情形,实难尽述。’但总商会及唐山商店88家打电报给唐生智,也只能求情而已;求情而无效,也只能相率罢市而已。人权在那里?法治在那里?我写到这里,又看见5月2日的大公报,唐山全市罢市的结果,杨润普被释放了。‘但因受刑过重,已不能行走,遂以门板抬出,未回两益成,直赴中华医院医治。’《大公报》记者亲自去访问,他的记载中说:‘……见杨润普前后身衣短褂,血迹模糊。衣服均贴于身上,经医生施以手术,始脱下。记者当问被捕后情形,杨答,苦不堪言,曾用旧时惩治盗匪之压杠子,余实不堪其苦。正在疼痛难忍时,压于腿上之木杠忽然折断。旋又易以竹板,周身抽打,移时亦断。时刘连长在旁,主以铁棍代木棍。郑法官恐生意外,未果。此后每讯必打,至今周身是伤。据医生言,杨伤过重,非调养三个月不能复原。’这是人权保障的命令公布后十一日的实事。国民政府诸公对于此事不知作何感想?
这位维护人权的斗士,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走了。“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了反人民集团……我现在很诚恳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说明当时还是对他进行争取的。
到了1956年就不同了,进行了“胡适思想批判”。郭沫若说:“胡适和胡风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们一个公开地贩卖着美国货,一个走私地贩卖着日本货,然而货色是一样的。他们在本质上的一个共同点:便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来夺取领导地位。他们想解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叫我们失掉思想立场,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接下来还有如此妙语:“胡适要我们少谈些主义,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多谈些主义!胡风要我们不要思想立场,拒绝思想改造,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坚决地争取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毫无保留地进行思想改造。”(郭沫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的开幕词》)
1962年:胡适病逝时不知次子死于唐山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1921年12月17日出生)。“思杜年少时患肺病,小学时读时辍。胡适曾让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家庭教师,教思杜和祖望学习,同时帮他整理父亲胡传的遗作。后来思杜入校读书,但非聪颖之辈”。(沈卫威:《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48页)1941年5月也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海勿浮学院学历史。1948年12月,在美国读书八年后回到北平,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为由”拒绝所有邀请,只同意胡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12月14日蒋介石派飞机接胡适等文化名流南下,虎思杜不愿随父母南行。“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邓广铭于1986年8月与沈卫威的谈话,见同上书,第150页)母亲江冬秀很难过、很无奈,决定留一箱细软给他,将来结婚时用。
胡思杜曾对罗尔纲讲过:有年冬天,鲁迅去北京,到胡适家探访,在将进书房时边笑边说:“卷土重来了!”罗尔纲从来没有闻说胡思杜给哪个客人接大衣,这次胡思杜却赶着帮鲁迅接大衣。(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 · 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5年版)
1950年,胡思杜被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编在二班七组。政治研究院的培训对象是较高层次知识分子和国民党要员,这批学员都吃“中灶”,大部分干部当时吃“大灶”,还不满足,要求吃“小灶”;听课坐的是“马扎”,有人提出要坐高凳。当时叫“小灶吃之,高凳坐之”。胡思杜对此十分反感,认为不知天高地厚,提出的都是非分要求,在班里墙报上写文章进行批评,却遭到其中个别人指桑骂槐、挖苦讽刺,说某某(指胡适)在庐山受蒋介石的“小灶吃之,高凳坐之”,怎么你就不说。后来,经学校出面制止,才告一段落。(宁致远 陈夏红:《我亲历的政法往事及其他》,载于《中国政法大学》校报2006年3月19日)
9月22日,胡思杜写了思想报告:《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其中说到胡适:“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最先刊载在香港《大公报》上,随后国内各报刊都有刊登。此事传到台湾,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于9月28日致函《中央日报》发表声明: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醇厚之人,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胡思杜受到表扬,还到堂舅江泽涵家,取走了父母留给他的东西,表示要上交组织。随后,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历史讲师,工作积极。1955 年秋因工作需要,马列主义教研室成立资料室,胡思杜任主任。以及......而此时身在海外的胡适忍受着自己的儿子和友人政治的批判与谴责,无限伤感,默默地出任普林斯顿图书馆馆长。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胡思杜向所在学院提出了有关教学改革的建议。
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思杜 “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 特别注明内容大半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所说。…可以说这就是为了胡思杜发的,就是为划他做右派作准备。(参见朱正:《胡适和他的右派儿子》第137-143页)胡思杜一下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孝子,被学院认定是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群众的批斗,致使精神崩溃,1957年9月21日在唐山绝望自杀,时年36岁。胡适在3月24日,收到的胡思杜来信,那是几个月前写的,信到之日,胡思杜已经走了。
胡思杜生怕连累亲戚从不来往,只和远房堂兄胡思孟有些接触。胡思杜自杀后,胡思孟到唐山,看到满院子都是批判胡适和胡思杜的大字报。组织上给他看了胡思杜的遗书,在留给胡思孟的遗书中写道:“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据胡思孟口述。参见沈卫威:《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胡思孟等人在郊外挖坑掩埋了胡思杜,立了一个小木牌。唐山曾否考虑过为胡思杜立一块墓碑不得知。在台湾南港胡适墓的左前方草地前后有长子胡祖望的墓。胡思杜的纪念碑是胡祖望为其弟所置,为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 胞兄祖望立石。”
“思杜也没有女朋友,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都不愿意了。”胡思孟说。他自己在文革期间也离开了铁道部印刷厂,到火车车辆段当工人,后来,到宝鸡修铁路,直到退休才回到北京。
胡适并没有因为次子对他加以批判、宣布断绝往来而生怨恨,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美国纽约预立遗嘱时还在第六条里写道:“去世以后,如果留有遗产,留给夫人江冬秀女士,如江女士先行去世,则留给两子胡祖望、胡思杜,如两子仅一人留在,则留给该子。如两子均已去世,则留给孙子。”
胡适直到1962年10月15日临终,也不知道次子胡思杜已于1957年9月21日死在唐山。文革结束后,胡思杜大哥胡祖望始从美国与胡思孟取得了联系。胡祖望和妻子曾淑昭、独子胡复,定居美国。胡祖望在2005年3月12日病逝,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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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作者:李权兴。转自“学说连线”http://www.xslx.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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