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镰与他的非虚构文学作品——《黑戈壁》【转帖】

小菜一碟

《黑戈壁》——杨镰的非虚构文学作品

东北出版网  2006-02-24

    读完杨镰教授的《黑戈壁》，直觉告诉我这是一部迟到了至少两年或者更长时间的作品。以杨镰教授对新疆、甘肃、内蒙等西部省份史地人文的透彻了解、广博知识，2003年10月那次考察归来，他足可以完成这部书，但是，他终究没有动笔。

　　我想他是遇到了麻烦：当然或许有时间方面的问题；可更具根本性的因素我想是他还没有找到叙述丹毕加参(黑喇嘛)及其相关故事的切入点。2003年作者不仅领略了黑喇嘛的碉堡，了解了他的相关传闻，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言也在内心引发了震颤，同时，杨镰教授对斯文·赫定、拉铁摩尔、列里赫等探险家有关二、三十年代西部的考察记述，对蒙古、前苏联的中亚文献都相当熟悉；更为有利的是他对西部省份的奇寒奇景，对戈壁荒滩的传闻传说也可说是亲历亲闻。这些条件没有理由让我们否认作者能够在此前完成他的《黑戈壁》，当然是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另一部《黑戈壁》。或许心灵的震颤要转化为创作的冲动还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或许将早已熟知的纷繁复杂的材料组织为一部作品还需要更为内在的东西来贯穿，于是杨镰教授组织了又一次对黑戈壁的考察，不管这次考察取得了何等辉煌的收获，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是作者在寻找或者在清理讲述“黑戈壁”故事的思路。可喜的是，作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确实，如果作者不去黑戈壁考察，仅依据手头的史料，他的故事也可以并且能够讲得撼人魂魄，但是这样的故事是平面的，除了传奇而外不给读者提供任何别的。2005年3月的考察让作者找到了故事背后的很多东西，还有把这些东西讲出来的方法。当我读完这部作品，我承认我愿意接受“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个看似吊诡的概念，我甚至觉得应该在学理上阐扬它推广它。虚构和写实总是在相反的意义上被批评家使用，但是，在这里，虽然“非虚构”也站在虚构的反面，但它却是一个无法和“写实”交相置换的概念，除了写实之外，它还包涵很多更内在的东西。一个通俗的解释是如果非虚构就是写实，那么再提出非虚构这一概念显然是多此一举，所以“非虚构”该是别有洞天。30年代以来，以写实为归趋的报告文学几经起落，最初是中共阶级斗争的工具，继而是宣传抗战的轻骑兵，建国初是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吹鼓手，新时期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追记重大事件的回锅新闻，和探讨重大社会问题的调查报告，新近是烹制兜售隐私内幕的作坊。但是，不管如何界定其社会效用，它的内在规定性还是不离时效性(新闻性)、写实性、文学性三端，也就是，用文学笔法如实叙述新近发生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但是所谓“新近发生的”有没有一个时间限度呢？我们谁也不怀疑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是报告文学，它写于唐山地震后10年；但是，今年出版的张庆洲的以唐山大地震漏报为调查对象的《唐山警示录》同样被称为报告文学，此时距那场劫难已时隔29年；钱钢叙述北洋舰队兴衰的《海葬》亦被人称为报告文学，成书时距历史现场已经百年，因为作品的副标题是“大清国北洋海军建军一百周年祭”。自1980年代以后，报告文学的外延变得漫无边际，尤其是当作品处理的是历史题材，它立足实录，因而无法以历史小说命名，亦非新近发生，称之为报告文学也难免尴尬，因为它显然冲击了人们对报告文学概念的习惯认同。“非虚构写作”的提出一方面可以澄清报告文学概念使用上的模糊性，另一方面也给这一概念注入了很多异质性因素，这种异质性因素足以使之成为一种新文类，至少是报告文学的一种“行星”文类，或许有一天它会像小行星脱离地球引力遁入太空一样自立门户，成为一种独立的新文体。《黑戈壁》是杨镰教授的又一个“非虚构写作”文本，它比《海葬》们走得更远，其异质性特征足以涨破报告文学这一概念。它是故事但重心却在故事背面的意义，它是历史但更看重人面对历史时的感受，它要写实可又极重视叙事策略，它时空杂糅但阵脚井然，那散落字里行间的思索感叹更是丰富得让你眼花缭乱。

　　作者对黑戈壁的叙述是这样开始的：“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黑戈壁的腹心地域，人们叫碉堡山。现在的时间是：2005年3月12日上午10点20分。风力，6级；气温，摄氏零下15℃。”作者的叙述同样用这段话收束，只不过在这段话前加上了：“我回到电脑屏幕前，写下了第一行文字：……”。至少在表面看来这样的处理达到了叙述的圆满，可以用最通俗的“首尾呼应”描述它。但是，在这样处理的背后，我们分明可以辨析出作者的叙述策略：一、叙述者我就是黑戈壁的考察者，我所讲的将是一段我亲历的真实的考察见闻；二、作者通过这段话传递了强烈的现场感，在进一步叙述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的2005或2003年的现场只不过是通向20年代中亚历史博弈现场的走廊；三、我是考察者叙述者，但面对读者我只是一个“电脑屏幕前”的写作(讲述)者，而且由写作者身份(研究机构的教授、研究员)自然衍生的公信力有理由让读者相信假想作者的叙述言之凿凿。以上三点及其在叙述中的应用确实能够保证读者在阅读中获得真实感，但是，我认为，如果只停留在这样的层次，这种真实仅仅是报告文学的真实，还远远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非虚构”特征。如果不会冒犯作者，我宁可把这种首尾的圆形处理看成是作者对叙述的真实化包装，因为作者首先急于说出的是：“看，这是真实的。”但是打开这层包装，我们发现真实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下巨大厚重的冰体执着地向我们讲述着“非虚构”的全部内涵。

    在《黑戈壁》文本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按线性时间排列的故事链：2005年的考察、2003年的考察、1968年后我在军马场、1924年黑喇嘛丹毕加参被刺。这样的时间序列距现在的读者可以说渐行渐远，而最远的1924年才是叙述的中心，于是作者从2005年的考察起笔，把历史一下子充满感性地摆到读者面前。从这一点看，2005年叙述只是手段，但是它也还更具有本体意义，它构成文本中的一条淡淡的线索，似乎总在印证2003年考察得来的对历史兴亡的感受。当二者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它们带来的不仅是如上文所述的历史的现场感，而且还有引发读者兴味的神秘感，如文中反复渲染看似神秘的“敦煌天杰”的敖包，作者对此步步破解，如抽丝剥笋，其目的无非为了渐次揭开黑喇嘛的面纱，但谁又能够否认没被如此的叙述策略牵动好奇的神经？更为关键的是，作者通过05、03叙述在不知不觉中向读者暗示他所感受到的对历史的价值认同，在叙述中没露面的黑喇嘛已经预约了“天杰”的称谓，作者也在领我们一步步接近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如果说2005和2003年的考察叙述仅仅是用感受介入历史，从而成为历史叙述的一部分，那么，1968年后作为牧马人、游走于黑戈壁的“我”简直是在用身体触摸历史，到处听闻荒漠豪杰的传奇让“我”感到历史就在身边均匀地呼吸，我已融入了历史，同时，我在军马场的岁月也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整个黑戈壁故事中了。我和我们(前辈探险家赫定、列里赫、拉铁摩尔、班长老裴、我的朋友们等)与黑喇嘛和他们(杨增新、马仲英、卡努科夫等)实际上是融为一体的，都属于黑戈壁，都有着西北人的秉性。20年代黑喇嘛丹毕加参与黑戈壁的政治风云是作品的中心无疑，但作者叙述时总是由历史旧迹踏勘起笔：“2005年考察见闻——印证2003年考察所得——军马场时代的戈壁记忆——征引资料详述前辈探险情况和戈壁群雄传奇——难以解答的疑问”。叙述中时空交错混杂，历史的不同时段形成了对话关系，考察者的惊奇困惑，牧马人的艰辛忍耐，戈壁群雄的逐鹿征伐，都绞在一起。作品的传奇性发挥到淋漓尽致，同时，作者在黑戈壁发现了真的西北人的历史。

　　正如上文所言，哪怕不去黑戈壁考察，单纯靠钩稽史料，杨镰教授同样可以写出一部兼具传奇性和纪实性的《黑戈壁》。但是，正因为2005和2003考察过程的加入，1968年我的军马场记忆的加入，使整部作品获得了超越写实的“非虚构写作”的特征。我所理解的“非虚构写作”是在写实、文学笔法之外更重思想性的写作，是更重历史与当下关联的写作，是更重文化反思的写作。《黑戈壁》做到了这些，它写出了西北人的群像：过去的、现在的、外来的、土生的；它写出了西北人的性格：热情、豪爽、坚忍、好斗、充满智慧，如砾石一般粗犷，阳光一样坦荡，狂风似的酷烈；它在西北发现了历史：一部超乎善恶之上人的生存的历史，一部超乎想象复杂纷乱的历史。这些综合构成了一种刚健硬朗的西部文化，而这也正是我们民族品性中日渐流失的文化因子，是民族性格再造必须找回的东西。因此，《黑戈壁》不仅以传奇性抓住读者，而且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对强大生命活力的想象性补偿，从而开始接受潜移默化影响的第一步。“我”和“我”的故事的深度介入是完成作品“非虚构性”的关键一环，这让我想起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大雁情》的独特写法，她在叙述中同样写到了“我”的采访过程，所不同的是，“我”的采访过程只是欲扬先抑的叙述手段，而在《黑戈壁》中，考察过程已不但是手段，也是内容，加之我的军马场故事在叙述中的重要性，所以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也就是，《大雁情》是报告文学，而《黑戈壁》是“非虚构写作”。

如果在今日的中国还有保留了些许神秘感的地区，我想说：只有xi藏和新疆。许多文学作品写到了xi藏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如马原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扎西达娃的小说散文、马建受到批判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巴荒的《阳光与荒原的诱惑》、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但是，遗憾的是这些作品给我们描绘的是文学xi藏，是变形了的青藏高原，我们难以对高原的人及其史地、文化留下鲜明的哪怕是一鳞半爪的确凿印象。但是，对以新疆为主体的西域却完全不同，现代的出版和传媒把新疆、丝路及其连带区域的过去、现在、人文、地理等都真确地传递了出来，在历史考察、文化发掘方面，杨镰教授的劳绩是不可磨灭的，他的《最后的罗布人》等作品，都以此为职志，《黑戈壁》同样是这一方面不可多得的创获，作者无疑是传播西部文化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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