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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诗歌“边地”向先锋中坚的转换
――唐山青年诗群论
◎霍俊明 目前中国的诗歌生态随着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推进而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尽管从诗歌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来看诗歌写作看似已经多元化、个性化和自由化，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相当显豁，比如“底层”和“新农村”写作的泛滥等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地域性诗歌在长时期遭受到文化和批评的压抑之后，在近两年重新引起了关注。如果说“今天”和朦胧诗群是北方文化中心北京的话，那么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诗歌则转向了四川，而到了21世纪，广东、安徽、湖北和海南等南方的“外省”成为新一轮诗歌话语力量的中坚。而比照之下，北方诗歌尤其是河北诗歌似乎一直处于尴尬的沉默状态，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北人我也一直在近些年关注着河北诗坛尤其是唐山诗群的生成与发展。令人欣慰和惊喜的是，随着唐山诗歌生态的逐渐转暖，尤其是一大批具有自主性、先锋性和探索性的青年诗人的出现都无疑大大推动了这一诗歌群体由诗歌的“外省”和“边地”向先锋中坚转换的症候和趋向。
1976年凌晨，黑暗而蛮横的死亡时刻，在可怕的蓝光中“唐山”成了中国人记忆中永远都难以抹掉的痛与伤。而当历史烟云渐渐消退，是什么让我们难以释怀？是什么让我们黯然心惊？是抗震纪念馆和那些残砖断瓦吗？这也许只是其中一部分，恐怕还是很小的一部分。在烦乱不堪的琐屑生活中，忙碌的人们被公交车、蔬菜市场、地下通道和高楼商馆所包围和缠困，人们的生活状态更多是一种生活自身的平庸流向，而不远处高大的纪念碑的存在成了时时提醒人们反观历史的最好手段。正是唐山市中心的抗震纪念碑广场和周边繁忙纷扰的黑色人群以及无限加速度推进的现代生活，在高大与平常、历史与现实的意味深长的时时摩擦中，唐山诗人的诗歌更具有融合和打开的质素。每当我在暮色苍茫中回到冀东平原，这里无处不在的铁厂、钢厂、煤矿、水泥厂、矿山、加油站和国道上轰隆巨响的拉着钢材、木材、煤炭、水泥、牲畜和大白菜的车流我都觉得在这样无比嘈杂的后工业时代写诗是多么的困难。而恰恰是有大量的青年诗人在这样的场景中坚持着诗歌写作，这可能与唐山人性格中的执拗和坚硬有关。
东篱显然无论是在河北诗坛还是在全国来说都是具有实力且影响广泛的诗人，尽管他的精力和视角有时候投向了散文，但是就诗歌写作而言，娴熟、准确和个性已经成为其诗歌写作的显著特征。而当“油葫芦泊”在诗人的情感过滤和地缘文化上不断在诗歌中加重和反复呈现的时候，诗人对事物和存在的命名和发现能力就被凸现出来，而“油葫芦泊”和江非的“平墩湖”、雷平阳的“云南”、李小洛的“安康”一样成为诗坛的地标性的象征。随着诗歌写作“中年”特征的临近，东篱诗歌中知性和诘问力量越来越突出并成为特殊的诗歌“知识”，“多年后，我会将我的肉身/还给父母/不过此前，我要将多余的偏见/还给教科书/将可耻的贪欲，还给这个/卑鄙的时代/那时，油葫芦泊将昔日重来/我把自己涂成一条泥鳅/我要让过路的人，捎话给/正烧柴做饭的母亲/我是干净的/那时，大地上蹲着几个土丘/蜻蜓低飞，诡秘不语”（《减法》）。实实在在的诗人和生存甚至时代之间并不轻松的关系使得东篱的诗歌在当下无疑具有了一种先锋的特征，尤其是当复制性的一哄而上的伪饰性的“底层”、“打工”和“乡土”成为新一轮权力话语的时候就更为可贵。以前在东篱的诗人专论中我就注意到诗人有着相当强烈的时间感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入观照、考量生存的膂力以及焦灼体验，这种记忆和历史、现场相交织的辩诘构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阴影，“你说，天地交合，此为旺汛/正宜缱绻，一刻千金/我们挥霍吧，挥霍即珍惜/我们使用吧，像使用一把花锄/柄有时光之暖，铲有岁月之冷”。但是在伟大而残酷的时间面前，东篱的诗歌中似乎时时闪现出有关“性情”和“爱”的冲动，无论是在冬雪漫飞的寒冷中像一个笨拙的泥瓦匠在搬运思念和朴拙的词语，还是在暮春细雨挥洒中的万物葱茏的萌动，“性情”和“爱”的悸动无疑构成了某种动因甚至支撑。
如果说东篱属于执著的持续性写作的代表，那么同为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张非，则其写作曾出现了长达10年的间歇期，而当他2006年以来重新在商业的盲肠中在深夜中俯身向下重新面对诗歌灯盏的时候，这是否也暗含了只有诗歌的力量才能够安慰现代人忙碌而空虚的灵魂？很多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大体都经历了张非这样的“新归来”的过程，尽管我并不认同“新归来者”诗群这样一个草率而又缺乏学理的称谓，但是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诗歌现象倒是值得关注。随着时间的推进，张非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自身生命的成熟是以渐渐失去的青春和激情为代价的，这一切多像曾经鲜活和充满生机而如今渐渐干枯的河床。尽管成熟并不可怕，甚至是带有一种少有的秋天氛围似的平静和感伤之美，但是中年的心态和带有中年特征的诗歌写作注定要开始了，“岁月夹着冰凌/在拐弯处河套平原/不知道命运有怎样的起伏//但我们还是迎来了转机/光阴总在暗处运送泥沙/让一条河流小心翼翼/从包头到济南/仿佛渐渐老了/渐渐摒弃了波涛汹涌的人生”（《过黄河》）。值得注意的是在《酒后辞》、《再见巴西龟》和《绒花又开时》等诗中寓言化和反讽的叙事相当明显，在温暖的戏剧表象的幕后却是关于人生本能的“乡愁”意识和生命隧道黑暗体验的喟叹。张非近期的诗作时时投向了带有明显的季节性背景的日常事物上，比如河水、绒花树、向日葵、小狗等等，在这些日常景物中诗人生发出敏锐、准确而又带有喟叹意味的发现的声响并且这种声响还将持续下去。
同张非的重新“归来”的现象一样，张凡修的诗歌写作停滞了18年，这多少让人费解。当人到中年，况且没有诗歌的日子已经稀松平常，为什么久违的诗歌又重新受到诗人的垂青？我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还在于诗歌在他少年时代播下的种子尽管刚刚开花便被封冻，但是时间的春风最终带来了沉睡之后的再次成长甚至收获。这种“停滞――归来”的诗歌写作现象无疑成了后工业时代最为意味深长的一个寓言化的象征。张凡修的诗歌写作让我体味到了“母语”的活力和能量，而我提到的这种“母语”显然不是一般层面上的现代汉语，而是河北方言。这种程度不同的诗歌“方言”更为有效也更为持久地彰显出了词语的繁殖力量和经过过滤的原生态的地域特征，“大旱不过五月十三。眼瞅着/地里的小玉米，蔫巴了身子/一个活在农谚里的人，开始/烦躁农谚。烦躁一场雨的远，如同/与蒙族汉子私奔的三女儿/三年，都没进家门”（《一场雨的远》）。张凡修的诗歌把我带回生于斯长于斯的冀东大地，他更像是隔壁的大叔嘴里叼着汗烟唠着家常，手里拿着粗糙的本子在乡间地头一年四季观察、记录、分析农事的本色诗人。在他的诗歌中，作物、动物、农具都具有了久违的原生的又被工业和城市文明的巨大阴影所遮蔽的生命感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的沧桑、沉重，“再秕的谷，也终究伏在土地上/就像他的媳妇，日头一杆子高/就会挎着褪皮柳条编成的篮子/蒙一块白地蓝花的毛巾/午饭准时送到地里。/一小瓶高梁烧，王三亮破例没有入口/他揪下一棵谷穗插进瓶子里/看秕谷，缓缓地膨胀”（《一穗谷的秕》）。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降，古老温润的农耕庆典在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了黄昏最后的闪光。理想情怀中大地上那延展不息的本源性依托，而无限加速的工业列车正在飞速前进。那曾经的一切，那古老乡村土地上的一切都在飞速行驶车辆的后视镜中远去。时代犹如被强行颠倒过来的望远镜，曾经的一切变得如此遥远，模糊，陌生。而乡村的真实场景在刘普的诗歌写作中得到了持续的回应。刘普的很多诗作都带有向往日情怀和历史致敬的“回溯性”特征，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回溯性的诗歌写作和其中呈现的意绪并非是不及物的，而恰恰是来自于现实生存阵痛和感怀中本源性的与土地、生存、命运、困厄、挣扎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介入”。刘普的个人生存体验的焦灼感与诗学立场的忧患意识在紧张而双向拉开的向度中，以深入向下的勘探姿态夯击、锤打，“一块砖茶/它身板好得/像当年如日中天的父亲/那年翻修旧房 砖茶泡出的水/香透了半个村庄/那群盖房的人/他们把砖茶品的很响/脸上溢出满足的声色/现在我回到乡下，老房子/还在那里等着/喝茶的人都逐一一老了/有的已躲进了村庄的传说/砖茶的茶香 如过去的时光/从我的心底飘过/从我的心底飘过时/没有发出一滴声响”（《砖茶》）。与砖茶一起沉淀下坠的还有粗糙而沉重的乡村往事和人世变迁。刘普的诗歌带有一定的世情小说和“狂人”日记的寓言化特征，也更为鞭辟入里地呈现出乡村和城市的紧张，活的平凡、生的紧张、死的麻木都上演了一场场人生的白日梦和现实的默片。
唐小米和黄志萍是唐山甚至河北诗人群中为数不多的优秀的“70后”女诗人之一，而说到其女性诗人的身份并非是强调其性别，而是说其诗歌的观照和言说的方式却是具有不容忽视的个性和特殊性。实际上女性诗人细微的感受更容易在诗歌中找到舒展的空间，生活又何尝不是化若无痕的更改着一切，而多么复杂和强烈的感受和情绪在茫茫天地中又怎能抵挡强劲的风雪，可能有的时候沉静和细小的感动的声音更具有沉重的力量。
见到唐小米和黄志萍的时候是在2009年盛夏的一场雨中，风尘仆仆、感情质朴的一次聚会让我切实感受到了故乡诗歌的体温和缱绻。
唐小米的诗歌更能体现女性内心世界幽微的颤动，也更能呈现出语言的细腻和精微，甚至我看到近期唐小米关于“教场沟”的诗带有向植物和自然致敬的仪式感，这种仪式感既是来自于本能的乡土经验对城市和现代生活的某种排斥，也是出自女性面对世界的特殊方式。女性诗歌和自然以及植物之间有着天生的共通性，唐小米近期的诗作就呈现了对自然之物的本能性的致敬甚至迷恋。敏感、好奇、执着、怀疑成了唐小米性格一部分，甚至也成了她诗歌写作症候的显影液。唐小米在北方小城里无疑属于静静的甚至带有悲悯情怀的观察者和生活场景的“多事”的测量者。在季节的漫漫光阴和匆促转变的生存场景中诗人试图发出属于自己灵魂的声音，这种低声的倾诉和自我对话的情结时时处于后工业时代巨大的喧嚣与吵闹之中。在越来越欲望膨胀、生活空前加速度的时代，唐小米所能做的恰恰是为自己增添一个减速器，减速的结果是她在诗歌中发现和创设了一般诗人所普遍忽略的空间，在现场审视和黯然怅惘中诗人用情感、经验和想象交织成了陆离的时代声色和个体生命的斑驳光影，“缘分就是在想你的时候遇见了/无缘就是甚至找不到一块儿石头那么大的黑/把我们藏起来。像藏在草丛里的蛐蛐儿/它们欢快的叫，把夜晚叫成青草的/山杏儿的，花椒的，野百合的。也许还有红果的/毛桃的，桑椹的//多好啊。十分之九的夜晚都给了它们，另外十分之一/人们用来猜测和寻找，不知它们藏在哪一处更深/更黑的地方”（《教场沟的夜晚•三》）。同时更为难得的是唐小米的诗歌由于长期的冀东乡村文化的浸染，她的诗作带有女诗人中比较少见的个人化的历史想像力，换言之，唐小米在面对世界和语言的时候不仅是文学层面的，也是历史层面的，在驳杂的现实场景中时时呈现出历史的斑驳面影和沧桑履历，从而诗歌同时打开了历史意识和现场精神的对话装置，“我只想搬走两座山/一座叫村庄一座叫人民/我想让两座山面对面坐着//他们是父亲和母亲他们就是我们/我想我会同时爱上他们两个如同爱上野葡萄和酸枣/爱上一刻比一刻更深的夜色”（《教场沟的夜晚•三》）。
黄志萍近期呈现给我们的印象是她的为数不少的抒情短诗。我对这些抒情短章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清澈、透明又有一种可以回味的底色，这让我首先想到了在人间的漫漫灰尘和烟火色中偶然出现的纯净琥珀。季节的漫漫风尘卷过那黑色的原野和树林，曾经鲜活的生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简单冲刷中，变了形状，失了颜色，隐了足迹。在时间的浩浩巨手中，在这个生命个体短暂停留的世界上，什么能够最终留存？也许诗歌是一个最好的而又常人难以企及的与世界对话的方式，这恰如一个淡黄的而又纯净的琥珀，曾经的记忆、感情、语言的生动都在某一刻停留，停留在时间的深处。这个纯净的诗歌容器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语言和记忆的力量，而这只能来自于诗人和他在暗夜所抒写的诗行，或悲抑、或欢欣，“只要开灯/就挂上窗帘/这是习惯//我并非要把黑夜拦在外面/我只是想让亮的更亮，暗的更暗/让明亮和黑暗都拥有它们各自的秘密”（《明暗说》）。而就黄志萍的这些抒情短章不能不简单论及一下诗歌的“叙事性”和“抒情性”问题。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在19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已经成为圭臬甚至惟一的评价诗歌的尺度，而诗歌写作的抒情性则被视为畏途和歧途，甚至被讥讽为弱智低能的“小儿科”的智障把戏。实际上回到诗歌的古老的源头返观诗歌的本体特征，抒情诗才是其真正的底色，任何所谓的叙事性和戏剧化都要以抒情为前提，反之诗就会走向反面成为“非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心存芥蒂和偏见，相反合理的使用叙事性会增强诗歌的容纳能力和张力。而黄志萍的诗歌写作，尤其是抒情短诗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抒情特质，这就说明不管是诗歌写作的抒情性和叙事性只要运用得体都会写出重要的诗作。一般女诗人的语言都呈现出迟缓、犹疑、回环的特征，而黄志萍的诗歌却更具有毫不迟疑的斩钉截铁的果决与坚执，其语言就更为明显的呈现出准确、客观的力度又带有沉思和考量的质地，“自己和自己玩/没有对手，不论输赢，无关肉体和灵魂/这多么简单，好玩，而又不会让我产生被挫败后的自卑”（《游戏》）。
唐棣和郑茂明作为“80后”诗人显然其写作不仅愈发成熟而且个性突出，我这里所指涉的“80后”并非是代际所指，而是在我看来作为年轻群落的诗歌写作他们呈现出的活力、多元和个性恰恰是不应该被忽略，也是诗人一生都应该秉持的素质。
显然，唐棣从写作年龄上而言已经算得上是“老手”，并且他近些年对电影的关注和思维方式使得他的诗歌写作更有可能获得一般的诗人所不具备的视角、视野和情怀。在基调的设定、场景的安排、细节的再现和结构的呈现上，唐棣的诗歌无疑更具有戏剧化和叙事性的效果。
唐棣的诗歌和他的外形一样瘦硬挺卓，他的诗歌既有缓缓道来的抒情和意味深长的“放大”式的叙事和细节化的场景呈现，又有着不容忽视的直面世界、冷暖甚至生死的寒气。唐棣的诗歌无疑在往事与现场、记忆与经验、内心与外在之间达成了永远都不可能和解的关系，即使是赞颂、怀念和认同也往往是采用了冷色调的方式予以更深层次的掘进与开发，从而更具有了生冷铁硬的探询精神与现世情怀，“大概是我出生后三四年/他从一堆木料中滚落/那天下着雨。他湿漉漉地离开了人间//母亲折下一支干桃木枝/想为他的小房间布置一番/就像常日里，要他睡舒服一些/而这次一睡要很久/一路上的人都是肃穆的/我曾以为那是这辈子最苍白的节日//我把剩下的桃树枝慢慢劈成柴/烧火做饭，以后的日子还是在炊烟下度过/不长不短，我俩不见已有二十多年/你在天上太得意，太自在/只偶尔才看我们一眼/难怪我想方设法要把你从眼前抹去”（《在天上》）。更为有意味的是，唐棣的诗歌除了让我感受到其“现代性”的一面的同时，我惊异于他的某种“传统”和“古旧”的况味，这种暧昧相加的意绪在我看来是相当可贵而重要的。
郑茂明的诗歌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出生于山东，工作在唐山，这种“外省”的漂泊和异乡感以及山东文化和唐山文化的交融甚至冲撞都使得他的诗歌更具有宽阔的诗学景观。“外省”的漂泊状态和“异乡”的孤独几已成了郑茂明一代人的宿命表征，这种“异乡”之路的开始和心境的变化无疑也开始弥漫在他近期的诗作中。无根的漂泊在无家可归的大水中回旋、打转，有朝一日他们会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故乡和城市双重的陌生人。郑茂明的诗歌同他的为人一样毫不浮躁，沉稳、静思成为其诗歌的明显症候。他更像是一个在工业城市里逆风骑着单车的人，四季的冷暖艰辛在他的前行中都建立了肉贴肉的关系，冷暖自知的况味成就了郑茂明诗歌沉思和自省的质地。他的观察、他的静思、他的审问甚至质疑都与自然、时间、存在建立了相互摩擦的关系，而这种摩擦关系显然使得郑茂明的诗歌知性的质地相当明显，“大风吹过/卷起黄土岗上的黄沙/树们几乎贴紧了大地/我看见风背着几根白骨在飞/鸟像沸水里的一片叶子/被风卷来卷去，抛上抛下一个季节/在一双庞大的翅膀上揪心地扇动/有人迎风流泪/有人望天长叹/千里之外/一个城市蒙上一层薄薄的尘埃/我常看到生活的尘垢/在面前的桌案上悄然堆积/我并没有看到它们长途跋涉/不曾探究它们的来路”（《大风吹过》）。尽管郑茂明的《在钢铁厂》在整体上是一首优秀的诗作，但是我仍然感到忐忑和担忧，因为在当下的“打工”和“底层”的热潮中这种类型的诗作是很容易被掩埋甚至也很容易被遗忘的诗歌。我的意思是当某种题材的诗歌已经具有了强大的道德优势和主流色彩，这样的诗其写作难度和困境是可想而知的。
在21世纪的寒冷和冬雪中，面对着唐山诗人群的顽健而多样化的写作，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期待着这个北方的工业和农业夹杂的地带，这个曾经的诗歌的“外省”和“边地”正在持续地打造先锋而坚卓的中坚高地。尽管这些诗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个人的、生存的、时代的和写作的难题，但他们无疑都是在逆风中劳作前行的“硬汉”与“书写者”。
【作者】霍俊明，1970年代生于河北丰润农村，诗人、诗评家、博士、教授，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当代新诗史写作研究》等。获得青年批评家奖、2009年度“诗探索”理论批评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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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9-11-29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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