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师 信仰 点名

刘凤悦

吴非

      我不但工作也读书，读的也是法科，是那种在大学里坐在课堂上毕恭毕敬地听讲的那种，并在课后会和大部分同学一样向着教授鼓掌，不论这种鼓掌是出于内心之尊敬还是形式之敷衍，台上的教授总是微微颔首，以表谢意。每课都如此，已成习惯，平时学业之事也都是自己努力八分，麻烦教授二分，并不觉师徒之间有甚大利害。惊闻法大之惨事，便觉十分震骇，初想便不明白，这血海也似的干系怎么就能出在师徒之间，怎么就能出在法大之内？但仔细深虑，便觉得这些惨事、祸事也竟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他此时不弑此师，彼时便终会杀了他君；此人不弑师，另也会有人弑之。法科学生还是工科学生已也已无关系，就中国之教育状况而言，像此弑君之徒还有人在。

      我出生于七十年代末期，小学毕业纪念册第一页的志向一栏中我便填的是博士。当我就此目标一步步拾阶而上时，就感觉到在中国做学问实是像在做一个欲罢不能的噩梦，但我自小博闻强记，读书对我来说并非难事，加之性情诺诺，公然违抗师命之事都未曾发生过，更莫提有那暴力血腥的丁点想法了。但我周遭之人却不尽然，有抑郁的、悲戚的、愤世嫉俗的，入夜后上山狼啸的，酒精中毒入院治疗的等等，加之又闻某某土壤系研究生从高楼纵身而下研究土壤，以及某某学院研究生取人首级之类的惨事，心里更为惶惶。现在，学生之事莫重于学生信仰之事，学生信仰之事莫重于教育方法之事，学校、社会、政府都需有清醒认识。
       一、终究得有人死于没有信仰下
      信仰是一个人之灵魂皈依于何处。千年之前，一群还留辫子的学生信仰“忠义礼智信”；百年之前一帮正打算剪掉辫子的学生信仰“以夷制夷，图强救国”。尽管都有“夜有书生赶考，朝有庭中辞官”的纷纷扰扰，漠漠世态，但心里还都恪守着那些信奉，并不敢背弃。现在的学生有无信仰？我想也是有的，至少开始是有的，但一是晦暗，二是功利。这两者凝聚出的所谓“信仰”颇具实用主义特征，每个人在入学之初都双目炯炯，让“就业不能”逼进“高学历”队伍的无奈被留存于若干年后的希望所冲刷，图书馆里一次抱十本书以上的一定就是他们。这时的他们谁能说是没有信仰呢？哪个家长不为有这样的孩子而骄傲？哪个政府不把民族崛起的重任寄托于这群人身上呢？几年中他们的日程表是多么紧凑充实，除了必备的知识学习外，他们还要努力让自己获得诸如司考，CPA，专利代理，证券从业，公务员，心理咨询师，导游证……等一系列的计划外资质。此时他们的目的已经不是得到所谓的社会承认了，而是尽量的避免社会的拒绝。这种信仰所营造的轰轰烈烈的“求知氛围”不能以文字表述，也超出了一个正常人所能感受之范围。随着踏入社会日期的临近，每人的面色都是青的，眼睛是红的，年龄的增长使他们懂得自身义务之沉重，由无意淡漠世事而造成的失意到有心积极入世而导致的惶恐，异变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体现，干瘦，蓬乱，古怪，声音尖啸，笑的很抽象等等。

      所谓“信仰”在这里起到了作用，追求知识与真理，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扯淡，一个为衣食而虑的人，如何期待他们去思辨？于是，实用主义在这里横行，随着经济的不景气，生活成本的提高，他们仅有的一些血性也被统统挤压出来，成了一具具干尸，排着队伍缓缓挪动。如果说国家的变革逐渐颠覆了他们所理应具有的真正信仰的话，新的信仰在却在没有生成之前就被生活的现实所铲除，留下的只是实用主义，只是生存本能，他们空荡荡的灵魂中有的只是一些生活效益的比对程式。他们渴望幸福的生活，但根本不知幸福之含义，偶尔脑中也会闪现睿智光芒，但却不能迸发与升华。如果将镜头拉长来看他们，他们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都在红着眼拼命，但根本不知为了什么，像一个小孩子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独自舞刀弄枪一般，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这种矛盾相互涤荡着，想打破却没有勇气，活生生的被压抑与扭曲，木讷的只是表面，内心中他们是慌张而又极为敏感的，由于不存在真正的信仰和生命的智慧，这种敏感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对生活的洞察力，因此，他们不懂社会，不懂沟通，无法释放内心的压力，一次小小的挫折就被他上升为对其人格或人生价值之否定的高度与层面，这时，对于他们来说，结束反倒比适应要来的方便。死，这时只是一个动作的问题，无需考量了。这种自己不想活的，或想让别人死的，都是必然，不存在偶然的，意外的，不可预料的等等，而且只是时间和诱因问题，也许是一年后的一次面试，也许是五年后上司的一句责骂，也许是感情上的一次争风吃醋等等。

      这种没有信仰的信仰是没有任何的支撑力的，让它承受白发父母的期盼都略显危险，更堪提那所谓的民族振兴。说的更严厉些：人的生与死可以有许多理由，但对于这群人，终究得死在没有信仰下。

      二、你可以点其名，但无法救其心
      曾闻一著名法学院的领导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原以为现在的大四、研究生都是大人了，他们应该管理起来比较省心，没想到还会闹出些大事出来，比中学生还不好管理。”从此以后，此学院便对本科生及研究生恢复了严格点名制度，但凡出校一天的学生都须向学院提出，说明原因。对此事情，只能用“可笑”两字评价之。且不提点名及外出制度是否有其合理性，但就那位领导的一句话便是让人心生“可笑的悲哀”，让人对弑师之惨事的出现看出了其教育管理方式根源之端倪。就从逻辑上来说，“大人”当然干的都是“大事”，这些即将跨入社会的、或继续“回炉”的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懂得了自身所应当背负的责任，自己所应当担负的义务，可以说，这是一个向自己身上不断添加重量的年龄层次，他们曾经将这些负担全部抛给了他们的父母，但现在，是他们拾回来的时候了。当他们带着“虚伪的信仰”将这些责任一肩承受之时，突然发现生命有“不可承受之重”，加之内心更无信仰可支撑，便将自身看为“大人”进而去做了些“大事”。那位领导错看事理，误读教化，不仅使自己贻笑大方，也确为当下大学教育管理之弊流。

      “大学”首先应对得起它的一个“大”字，“大”为兼容并包，为身性兼修，为知信同教，为美、善、德、识共举也。由于我国现实国情，加之若干年前不计后果的大幅扩招，学生之无信仰，重实用的情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所改观，这就需要大学的教学管理模式为之一变，更为适应这种大环境，更能为改善或减少这种弊端所适用，而不是固守以往之传统，以所谓的“点名”、“报告”之压、控、管来进行教育管理。我们可以从此次“弑师”事件中看到一个亮点，就是中政法在事件发生后启动了心理干预机制，对当时在场的十几名学生进行心理干预，并在以后较长时期内进行跟踪，及时进行心理疏导。这是一件好事，好在能够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并且不仅仅停留在口头而是采取了切实有效的行动。但问题是，这种对学生心理问题的干预是不是总要在“大事”出了之后而采取？是不是总是对受害者采取？我们能不能将对学生的心理干预机制与日常学校教育管理相融合，将心理健康辅导作为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这些心理干预的目的不在于能够让由整体社会环境造成的信仰缺失能够在短时期内能够得到改变，而是在于让学生能够认清楚自己和他人，能够恢复其作为社会人所应具有的平均理智与信心，简单的说，就是你可以没有信仰，但你可以试图变得有信心。这不是悲观，而是现实。

       纵观我国近年来的校园惨事，从云大的马加爵锤杀室友到南大研究生取人首级再到南师大学生由于作弊被抓投湖自尽直至最近的中政法弑师事件，无一不是由于其心理崩塌所致，作为国家最高知识殿堂的大学，如果这时还是死守着中小学“应试教育”那一套，不从“管其行”尽快向“观其心”的教育管理模式进行转变，这种突发的恶性事件也许还将只是个开始。

      中国近十年来的学生是很苦的，我还曾记得在我上初中之时，年级前十名中有六名都考上了中专，当时的中专不是一般学生所敢期望的，而我由于学习一般只能考个普通高中，我那时视这几个同学为天人，不可望其项背。而若干年后，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一路大学毕业、读研、工作、读博，而当初的“天人”们有的从工厂里下岗在外打零工，有的则回到家乡继续种地，凄凉不堪。这十年来的学生自身赶上了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而与此同时其父母则赶上了国有企业改革，两代人同时待业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是一种生存的压力，这是一种不能生存的恐惧，这种压力与恐惧现在继续延续和蔓延，我们不能苛求当下的学生在重塑信仰方面能够作出牺牲与贡献，因为他们牺牲的已经够多，而大学、政府以及整个社会则都是到了必须该认真反省与思考的时候了！

       愿此类惨案不复发生。

     附：
冯威：最后，您能否对程春明老师作一总体评价？对于程春明，对于其亲属和学生，对于社会公众，您还想说点什么？
舒国滢：程春明的去世，对他的学生、同事、朋友和家人，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个人对此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表示深深的悼念。在法大，我与他是最早开始交往的，有更直接、深入的交流，既是他的同事、朋友，还是他的兄长，彼此在情感和学术方面有很好的交往。对于他的去世，我内心非常沉痛。
程春明的去世对于我国有关法国法哲学的研究也是一个重大损失。我们刚刚起步的法国法哲学的研究因他的去世而暂时中断，我们需要重新寻找新的起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对于这一事件，我们活着的人应当好好地反省、思考：如何为师、为学、为人？如何在私生活与公共生活中达到一种中庸、适度、健康的状态？如何选择一种与人和谐的生活方式、并为自己的事业奠定一个好的基础？……（载本书编辑委员会编：《地中海的红帆——程春明教授追思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