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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崔健的歌词当做独立的文本解读,这是一个冒险,崔健自己也许会反对这种做法。在他看来,歌词是从音乐中生成的,音乐是源,歌词只是流,不能脱离他的音乐来谈他的歌词。但是,我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而把完善的评论留待行家们去做。我这样做也不无收获,结果我的发现是,这些在狂热的演唱中呼啸而过的句子有着丰富的思想含量,它们是值得在安静中仔细玩味的。
一
80年代中期,中国仿佛刚刚从漫长的冬天中苏醒过来,大地和人心开始回春,坊间流行的是来自港台和模仿港台的甜歌软曲,人们久被压抑的心灵在脉脉温情中品尝着解放的喜悦。就在这个时候,25岁的崔健带着一只苍凉激越的歌踏上歌坛,一举成名,从此开始了他的不断引起关注和争议的艺术生涯。
从歌词的内涵看,《一无所有》在当时之所以能够收振聋发聘之效,是因为它触及了解放的更本质的方面。当许多人陶醉于解放所带来的实惠之时,崔健站在解放的终点上极目四望,他看到的不是歌舞升平,而是失去传统之后的荒凉,荒凉中的自由,以及自由中的追求。
“一无所有”的含义是丰富的。它使人想到遭遇体制转变的一代青年的处境:没有了意识形态所规定好的现成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也已经或即将失去体制所安排好的现成的谋生手段和饭碗。在同期作品《出走》中,崔健更清楚的表达了这种因传统的断裂而产生的无所依凭之感:“我闭上眼没有过去,我张开眼只有我自己。”但是,在崔健心目中,“一无所有”更是一种新的人格理想:真正的男子汉恰恰不愿意也不需要别人给他准备好现成的一切,他因此而有了自己的追求和自由。整首歌的基调既是在诉说自己一无所有,又是在反驳那个姑娘笑他一无所有,使得“一无所有”的含义更加不确定。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脚下这地在走
身边那水在流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在无所凭依中凭依自己,在一无所有中创造,在广阔的世界上走出自己的路来,这样的男人究竟是贫困还是富有,姑娘究竟是在笑他还是在爱他呢?
我要抓住你的双手
你这就跟我走
这时你的手在颤抖
这时你的泪在留
莫非你是在告诉我
你爱我一无所有
崔健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他不可能是一个新的青春偶像,他用沙哑的嗓音吼出的是转型时期新一代人中那些富有男子气概和创造精神的人的人格宣言和爱情宣言。
二
可是,作为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崔健对于他从小耳闻目染的传统并非可以简单了断的。在他的早中期作品中,反思与这一传统的关系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
从小接受老长征的教育,现在又听到了新长征的号令。把新时期的任务喻为新长征,当然明示了传统的继承。如果把人生也誓作一次长征,那么,一个刚刚踏上人生征途的青年如何来加入这个传统呢?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崔健唱到: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半个世纪前的长征毕竟是一个“听说过,没见过”的遥远的传说,一个“有的说,没的做”的抽象的榜样。人生的长征之路怎麽走,这得靠自己来思考。一个巧妙的置换发生了,长征由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变成了一个人生哲学概念。长征的目的不是要寻找根据地吗?在这社会变动的时代,“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是新一代人的真实处境,因此每一个人的首要使命正是寻找自己精神上的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就是他的真实的自我。这是一个艰难的使命,在寻找的过程中必定会常常发生困惑:“怎麽说,怎麽做,才真正是自己?”但是,目标已经确定,不论多么艰难,都要“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这个早期作品预示了作者后来的全部创作的基本主题,就是要寻求一种真实的活法。情况往往是,一个流行的句型被说得太多,就被想得越少。于是,在无人质疑之处发生困惑就成了罕见的诚实。作者在这个作品中已经发现出了构成他的艺术特色的一种技巧—解构和巧用流行话语,通过语境的转换给它们注入了独特的个性内涵。
时轮转到了90年代中期,市场化进程在中国大地上急剧推进,社会场景为之一变。在拜金之风盛行的日子里,崔健又出人意料的审视了自己这一代人与红色传统之间的割不断的血缘关系。《红旗下的蛋》贯穿着一种严肃的幽默感,这个独创的生动比喻是他对这一代人的定位,也是他的自我认知。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笼罩下,这一代人的软弱(“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幼稚(“挺胸抬头叫喊,是天生的遗传”)、暂时迷失方向(“我们没有理想”,“看不见更远地方”),都可以追溯到这个血缘根源。
我们是“红旗下的蛋”,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谈不上好坏。“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像红旗下的蛋。”这又好像是在勉励了,令人回想起了一个曾经如此激动我们的声音:“世界是你们的……”不过,在这里,甚至讽刺和勉励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勉励似乎仍有一种讽刺的意味,而讽刺却似乎又有一种原谅的意味。最后,崔健用哲理的语言作出总结—
现实像个石头
精神像个蛋
石头虽然坚硬
可蛋才是生命
适当的价值对比是在蛋和石头、精神和现实之间进行的。软弱、幼稚、迷惘都不足悲,只要你仍有一颗活的灵魂。崔健当然不是在倡导以卵击石,而是在提醒同代人保护好精神之蛋,不要让它被坚硬的现实之石击碎。
如果说《红旗下的蛋》是把自己置于传统之中的反省和自励,那么,《盒子》就是对传统的尖锐批判了。这支歌用诙谐的语调讲述了一个关于理想的寓言:我的理想在那个红旗包着的盒子里,骄傲的胜利者坐在那盒子上,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人们从来没见过;为了找到我的理想,我咬破那个旗子钻了进去,才发现这些盒子是一个套一个的;我踩破了所有这些盒子却一无所获,突然听到我的理想在背后叫我。这个寓言在叙述过程中带有卡夫卡式的冷峻和荒诞,但结尾却是温暖和光明的。这也许是因为,崔健从来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在否定了虚假的理想之后,他始终还相信真实的理想。
三
人们常常谈论崔健对于现实的不妥协的反抗立场,然而,在我看来,反抗本身不能构成为一种立场。一切为反抗而反抗的立场只能沦为一种姿态(如在某些自命的前卫艺术家身上),或者一种观念的演绎(如在某些文人身上)。任何有意义的反抗总是有所坚持的,是对某种价值的肯定、捍卫和追求。在崔健那里,这种价值就是真实的人生。在传统崩溃之际,他不是做简单的肯定和否定的判断,而是强烈的感受到了发现自己一向活的不真实的苦恼和不知如何能活得真实的迷惘,这是极其深刻的内心经历。从此以后,一种健康的生命本能在他的身上觉醒了,指导他形成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理想,使他拥有了一个坚实的精神内核。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正是这种内在的真实和坚定使他在变化着的时代现象面前保持着清醒,自然而然的拒绝一切虚假的生存。
《让我睡个好觉》是为一次义演写的,义演的目的是为修复卢沟桥募捐。卢沟桥之出名,是因为战争。修复卢沟桥,是为了经济。那么,歌的内容应该是不出这两方面了。崔建在这里又一次显示了超越常规思维的本领。设身处地为桥本身想一想,战争和经济都不是它的本性所需要的,它已经“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大炮”,“好久没睡过好觉”,它的心声是:“该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鸟叫,该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这当然是在借桥说人,表达了对一种更加合乎自然的生存状态的渴望。
在《不是我不明白》中,崔健对于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表示困惑:“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兴建中的座座高楼,人的海洋,交通的堵塞,这些景象表明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日趋复杂化。“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现在才似乎清楚什么是未来。”这是困惑,同时也是清醒的质疑,所质疑的是人类究竟应该朝哪里发展,怎样的生活才是合乎人性的。
一颗觉醒的灵魂,它的觉醒的鲜明征兆是对虚假的生活突然又了敏锐的察觉和强烈的排斥。这时候,它就会因为清醒而感到痛苦。我对这种痛苦是熟悉的,但是,崔健在《从头再来》中的表达仍然令我吃惊。歌以一个豪迈的句子开头:“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可是,接下来却是:“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立刻把这个豪迈的开头变成一种自嘲了。然后是:“我紧闭着双眼,我紧靠着墙,我装作这肩上已没有脑袋。”后面还有:“我越来越会胡说,我越来越会沉默,我越来越会装作我什么都不明白。”一再出现“装作”这个词,面对自己的清醒,面对周围虚假的生活,他不得不装作不看见、不思想、不明白,他用假盲目、假糊涂、假麻木来逃避清醒的痛苦。
这表明了虚假生活的势力之强大和面对它的无奈,在这无奈之中,产生了“从头再来”的渴望。我注意到作者在迭唱中反复使用“存在”这个哲学概念,并且完全是自发地把它用得很有哲学意味。
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
我难以离开,我难以存在
我难以活得过分实实在在
这里的“存在”相当于黑格尔的“存在”概念,是一种缺乏精神性的简单的存在,也就是动物式的“活的过分实实在在”。
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
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这里的“存在”相当于黑格尔的“存在”概念,是一种体现了生命意义的丰富的存在,也就是作者所渴望的从头再来的真实的生活。
也许我的解释有些牵强。不过,我的理解不是来自理论分析,而是来自直觉印象,我确实感觉到这首歌具有一种不寻常的哲学深度。
寻求真实的活法是每个人在天地之间固有的自由,但享用这个自由却需要勇气。从前有过多的受人操纵和做给人看的虚情假意,使喜怒哀乐成了哭泣、演戏、虚伪和忏悔。在《不再掩饰》中,崔健鼓励自己和人们首先要有自我表达的勇气,如此才会有真实的情感:“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我的坚强已不再是虚伪,我的愤怒已不再是忏悔。”这不是哭泣的泪水,不是演戏的微笑,不是虚伪的坚强,不是忏悔的愤怒,不但是更真实的,而且是更有力度的,“不再掩饰”正来源于并且证明了人格的力量。
四
90年代初,在《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中,崔健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病人的故事。这个病人光着膀子,迎着风雪,跑在逃出医院的道路上。他痛苦的叫喊着: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
给我点儿刺激,大夫老爷
给我点儿爱情,我的护士小姐
快让我哭要么快让我笑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歌中反复吟唱的句子是: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什么样的人因为麻木而感到如此痛楚呢?一个人把没有感觉感受为一种尖锐的病痛,岂不正因为他的感觉过于敏锐?所以,问题出在这个世界不能让人痛快的哭痛快的笑。最使一颗优秀的灵魂感到压抑的当然不是挑战,而是普通的平庸和麻木。于是,在众人宁愿躺在医院的暖被窝里养病或装病的时候,他独自跑到风雪中发生了尖锐的呼叫。
在同期作品《像是一把刀子》中,作者就直接向社会的麻木挑战了。手中的吉他被譬作一把刀子,用它割下自己的脸皮(也许他很脸皮是人体最容易装假的部位),只剩下了一张嘴(对于崔健来说,嘴只是用来唱歌的,而唱歌必是真实的,不真实就不是唱歌),目的却是—
不管你是谁,我的宝贝
我要用我的血换你的泪
不管你是老头子还是姑娘、
我要剥下你的虚伪看看真的
那种普通的麻木已经令记者透不过气来了,他无论如何要把它捅破。其实世界上发生过某些重大事情,人们却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人们面带微笑和往常一样仍在这周围慢慢的走着”;“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我面带着微笑,和人们一样,仍在这世上活着。我做好了准备,真话、假话、废话都他妈的说着。”(《北京故事》)一切都可以原谅,不可原谅的是灵魂的萎缩,麻木的病症由表及里,虚伪下面不再有真诚的核心。“我想唱一首歌宽容这儿的一切,可是我的嗓子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宽容》)在接下来的“呵呵”的怪声中,压缩着多少无法说清的痛苦。
在《缓冲》中,作者对灵魂被粘滞在平庸的现实之中的感受有生动细致的描写。我“从天上飞了下来”,那大约是一次旅行归来,回到了熟悉的环境中。这环境化作一片叫人腻味的声音,副歌反复唱道—
周围到处传出的声音真叫人腻味
让我感到一种亲切和无奈
周围到处传出的声音真叫人腻味
软绵绵酸溜溜却实实在在
我首先产生的反应是格格不入,不想看见朋友,不想再说废话,要跟所有的人保持距离。我发现我挺喜欢这样有脾气的伤感,因为它使我“还能看见我的生活的态度,还能感到我的灵魂似乎还活着”。在作者看来,灵魂活着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浑身骚动的热血与着环境的对比令我疯狂,我愿把这种疯狂永远保持下去。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洗完了脸,疯狂不见了,我像以前一样无所谓的走出了家门,和所有我的熟人打着同一样的招呼。我不由自主的开始装糊涂,这使我感到一种比疯狂更加坚硬的恐惧。
这些描述真正具有一种令人震惊的深刻。普通的平庸之可怕就在于它让人感到一种亲切,这种亲切具有死亡的气息,这种死亡又仿佛是有灵魂的一样,它对那些不甘让灵魂死去的人发生着强大的威慑作用。
我把以上几首歌放到一起评述,是因为它们使我清楚的看到,崔健的确是一个灵魂的歌者。他在这个时代里真实地生活着,既没有逃避,也没有沉沦,他的灵魂始终清醒的在场,经历了最具体的磨难和危险。他对灵魂的关注决非空洞的,他不是居高临下的要拯救众生,他关于灵魂所说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灵魂中所发生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他的歌才会在别人的心灵中引起震撼。
五
在崔健的作品种,有两首歌如同摄像机镜头一般,生动的摄下了90年代中平庸的生存状态的两组画面。
《混子》把镜头聚集于这样一种类型,其生存状态的特征是:一、得过且过,每天的日子都是“白天出门忙活,晚上出门转悠”,只生活在眼前,只考虑挣钱,对过去和将来一概不关心;二、故作潇洒,有一股机灵劲儿,自以为对世事“看透了琢磨透了但不能说透了”,万事不固执,不较劲,脸上挂着“无所谓的微笑”;三、玩世不恭,到了以任何严肃为羞耻(“说其严肃的话来总是结巴兜圈子”)和虚伪(“别跟我谈正经的,别跟我深沉了”)的地步,以没有理想为时髦,视理想为过时之物。这些特征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凑合”。
凑合的生活是典型的虚假生活,因为灵魂始终不在场。当凑合成为社会上的普通心态和风气时,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就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寂寞,于是他发出了由衷的呼喊—
我爱这儿的人民,我爱这儿的土地
这跟我受的爱国教育没什么关系
我恨这个气氛我恨这种感觉
我恨我生活除了“凑合”没别的目的
那么,谁是混子呢?应该说,谁都有可能成为混子。有一些人曾经似乎很有理想,有自己的精神上和艺术上的追求,后来又似乎是为了使理想的实现具备必要的经济实力,便全力以赴去挣钱。正是从这些人中产生出了许多混子。作者如此描述他们的心理演变过程—
多挣点钱儿,多挣点钱儿
钱儿要是挣够了事情自然就会变了
可是哪儿有个够,可是哪儿有个够
不知不觉挣钱挣晕了把什么都忘了
并且剥夺了他们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尖锐的指出:“我看你比世界变得快多了要么是漏馅儿了。”一个人的精神追求和艺术追求这么容易被金钱消解,这只能证明他的追求原本就不坚定,甚至原本就是自欺。不过,精神上的诚实和坚定是很高的要求,人是容易被环境支配的,因此《混子》仍是一面人人应该经常照一照的镜子。
在《春节》中,崔健如同一个局外人来到神州大地,摄取了今日中国人欢度这个传统节日的经典场面—
恭喜你发财是最美好的祝愿
祝你平平安安八百年都不会变
听听酸个蜜曲永远把温情留恋
这是生存的智慧这是福海无边
一年一度,举国上下,人们以“发财”、“平安”互相祝愿,并坐在电视机前看千篇一律的晚会节目,这成了一种固定模式。作者当然不是反对民族节庆,他讽刺的是通过节庆方式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和生存状态。会心者自会明白,他不是故意要置身局外,而是本能的无法融入。这种节庆方式是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结出的怪胎,张扬着一种既中庸知足又精明实际的生活哲学—
老老实实的挣钱这是光明的前途
搞好那人际关系那是安全的后路
问题仍在由此反映的生存状态之缺乏有生命力度的爱(“身上有了股春劲,却没有爱的体验”)和灵魂的参与(“忘掉了灵魂的存在,生活如此鲜艳”),使得快乐和苦恼都留于肤浅。歌以一段情感复杂的干吼结尾,像是戏的模仿,也像是愤怒的讽刺,会使一切想发财和不想发财的人听了都不舒服,也许还会使他们因为这种不舒服而好好想一想—
OHYE
一年到头来
OHYE
恭喜你发财
对于90年代,崔健感触良多。他觉得自己“心中早已明白”,却又苦于“语言已经不够准确”,所以只好等待,“一天从梦中彻底醒来,回头诉说这个年代。”(《九十年代》)在90年代,中国在精神层次上所发生的变化的确一时难以说清也难以评价。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人们在对意识形态表现出冷漠的同时,也对一切精神价值表现出了冷漠。所谓的价值多元,本应是鼓励一切个人独立寻求生命的精神意义,现在却成了许多人放弃任何精神追求的掩饰。这就是90年代的时代精神吗?崔健断然否认:“别说这是时代……周围到处不过还是一些腐朽的魅力”(《笼中鸟儿》)这种腐朽风格的特点是“用谎言维护着平庸的欢乐”(《新鲜摇滚Rock’nRoll》)。我认为我们有理由与崔健一起相信,平庸不是90年代所酝酿的新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腐朽。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看90年代,应能发现某种真正的新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从这个年代的变化中生长出来的。
六
在崔健的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涉及性和爱情,我把它们都算作情歌。他的情歌富有象征意味,总是在唱着爱情的同时,也唱着比爱情更多的东西。那多出的东西是什么,不同的耳朵所听到的也必然不同。那么,我只能说一说我所听到的。
其中有一类歌的主题比较明确,大致围绕着爱情与自由的关系,而且往往时强调两者的冲突,在较晚的作品中才开始寻求两者的统一。
在《花房姑娘》中,花房于大海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花房是舒适和安宁,大海是自由和解放。花房是单纯、质朴、美好的爱情,大海是丰富、广阔、伟大的精神追求。我走在通向大海的路上,花房姑娘就站在路旁。她带我走进花房,走进爱情,爱情的魅力太大,“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一样”,忘记了大海。可是,当姑娘要我真的和花儿一样留在花房中,我立刻警觉不能这样。那么,我应该怎样呢?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我想要继续走向大海,才发现我已经离不开姑娘;我明知已经离不开姑娘,但我依然要继续走向大海。正是在冲突中,花房姑娘和大海、爱情和自由都最充分的显示了各自的特殊吸引力,最后是大海勉强占了上风。
世上有一心奔赴大海的人,他对路旁的花房视而不见。也有一心迷恋花房的人,他对远方的大海听而不闻。可是,如果一个人既向往大海,又迷恋花房,他就免不了要经历两者争夺他的斗争了。
《假行僧》也描述了爱情与自由的冲突,但作者选择自由的立场已经异常坚定了。这是一棵独立不驯的灵魂的自白,无比的诚实,坦率,也无比的坦荡,有力。对于他来说,自由的行走就是生活,就是目的。面对可能的爱情,他把话说在前头,毫无隐瞒,毫不含糊—
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
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
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
也不愿有人跟随
因为“留在一个地方”不自由,“有人跟随”的行走也不自由。他的立场极其明确:绝不会为了爱情放弃自由。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但不知道我是谁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这个心理很耐寻味。想让人们多我感到神秘吗?不是。“人们”从来都是以一种方式“知道”我是“谁”的,就是把我看作某种角色。可是,我不是任何角色。任何角色都是虚伪,都是对我的歪曲和背叛。我要人们都看到一个不是任何角色的我,那才是真实的我,但人们恰恰因此而不知道我是谁了。我甚至不肯扮演情人这个角色,扮演了这个角色也必定会虚伪,所以我对那可能爱上我的人说:“你别想知道我到底是谁,也别想看到我的虚伪。”
为什么题目叫“假行僧”呢?因为行僧也是一种角色,我不是任何角色,包括行僧。
在《出走》中,我们看到一个离家出走的人,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遏制不住的要走。他不停的走,发现自己始终是走在老路上,看到的一仍然是旧风景。他没有过去,没有同伴,心中充满莫名的忧愁和渴望,攥着手只管往前走……
这首歌严格的说不是情歌,涉及爱情的只有寥寥几句,非常质朴,但意味深长—
望着那野菊花
我想起了我的家
那老头子,那老太太
哎呀
还有你,我的姑娘
你是我永远的忧伤
我怕你说,说你爱我
虽然坚定的选择了自由,但决不是铁石心肠,爱情仍是隐秘的忧伤和牵挂。这就对了,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男子汉。
爱情与自由是否一定互相冲突呢?作者后来对此有了新的思考。在《另一个空间》中,他安排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各怀着不同的心思,男人只有欲望没有感情,女人却需要有人真正爱她。
这是一个美丽的紧张的气氛
天空在变小人在变单纯
突然一个另外的空间被打开
在等待着在等待着我的到来
在这个气氛中,女人如同“一面能透视的镜子”照出了男人身上“看不见的空虚”。他听见一个严厉的责问:“你是否有那么一点勇气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他还听见一个箴言般的启示:“爱情就是自由加上你的人格。”这责问和这启示是来自女人,也是来自他自己的灵魂。这的确是一个突然被打开的“另外的空间”,是灵魂中的一种顿悟:爱情不再是对自由的威胁和剥夺,相反可以是自由的实现。在两性之间,如果说有一种关系既能体现自由又能体现人格,那只能是爱情,因为真正的爱情就是两个独立人格之间的自由结合。
七
如果说上述几首歌的主题是爱情与自由的关系,那么,崔健另一些涉及性爱的作品的含义就不那么明白了,其中交织着对性爱、对现实、对人生的复杂感觉,因而充满着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不过,在读这些作品时,我仍能感到它们在内涵上有共同的东西。在男人身上,作者最看重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但是,由于存在的困境或社会的困境,这种力量往往无法实现。于是,性爱一方面被当作困境中的慰籍,另一方面被当做力量的证明。
人活世上,大约有两类困境。一是有了机会却没有目的。这类困境基本上是存在性质的,因为生命本身只是有许多机会组成的过程而并无终极目的。《投机分子》开头便是—
突然来了一个机会,空空的没有目的
就象当初姑娘生了我们,我们没有说不愿意
然而,“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欲望,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每个人都是“投机分子”。这首歌并不是情歌,但歌的一头一尾都以性为誓,表达了一种识见:在人生中,在两性关系中,意义都不是现成的,而是欲望和力量的创作。
朋友给你一个机会,试一试第一次办事
就象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
另一类困境是有了目的却没有机会,这目的当然是一个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为自己树立的具体目的,但社会很可能没有提供实现它的适当机会。这是社会性质的困境。崔健的作品更多涉及这一方面。
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
可总是没什么机会,是更大的时候
我突然碰见了你,正看着我
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先把你解决
《解决》的开头幽默的叙述了一个典型思路:用性来悬置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时又证明自己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接下来的故事若明若暗,好像是一个更有力量的角色出人意料的出场了,那也许是爱情,于是结尾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噢,我的天,我的天,新的问题
就是我的这个世界一起要被你解决
《这儿的空间》透着一股无奈的情绪,那是面对周围平庸现实却无力改变而感到的无奈。在无边的空虚中,似乎只有性爱的此时此刻才是唯一的实在。
在同类题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无能的力量》。一个男人怀抱着改变着时代的梦想,他的梦想暂时还实现不了,很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他在做爱时问他的爱人—
风像是我
你像是浪
你在我身下
我在你身上
你是否感觉到这
无能的力量
这是要爱人正是他的性能力吗?是,又不是。是,因为他现在一事无成,他的力量只能用性爱来证明。但显然又不是。“无能的力量”是一个悖谬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崔健发明出来的吧,其中大有深意。对它可以有两种读法。其一,重音放在“力量”上。实实在在有力量,但施展不了,所以是无能的“力量”。其二,重音放在“无能”上。怀抱着改变时代的梦想却实现不了,这是无能。可是,与那些不想改变时代的随波逐流之辈相比,这种无能恰好内含着一种力量,所以是有力量的“无能”。我觉得这两种读法都对。
《时代的晚上》可以视作《无能的力量》的姊妹篇,也是无处施展的力量(“我们生活的这辈子有太多的事还不能干呐”),也是只好通过性爱来得到慰籍。“时代的晚上”这个标题亦耐琢磨,它似乎给人以诗意的想象,其实表达了一种批判的立场。
八
我认为,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第一要有真实的灵魂生活,第二要为他的灵魂生活寻找恰当的表达方式。前者所达到的高度决定了他的作品的精神价值,后者所达到的高度决定了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
作为一个艺术家,崔健对于形式是重视的,在音乐技术上,在音乐和歌词的创作上,都认真地下了功夫。
不过,他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的确更多地缘于他的作品的精神内涵。不少论者指出,在原创性作品的精神内涵方面,中国当代歌坛还没有能够与崔健媲美的人。我是相信这一判断的。
当然也有不同看法。在一些人看来,爱想问题反而是崔健的一个缺点。事实上,历来有人主张,艺术是纯粹感性的活动,理性思考会对艺术造成损害。我承认,太逻辑化、太思辨的思考是可能对艺术家的创作发生不良影响的。但是,不能因此认为,艺术家根本不需要和不应该思考。恰恰相反,不思考的艺术家肯定是一个浅薄的艺术家。不过,这应该是一种原初性的思考,是直接由灵魂发动的思考,表现为对最根本的生存状态的敏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社会状况和时代境况的反省。崔健的歌词清楚的表明,他的思考是属于这种性质的。
在一切精神创作中,灵魂永远是第一位的。艺术是灵魂寻找形式的活动,如果没有灵魂的需要,对形式的寻找就失去了动了。那些平庸之辈之所以在艺术形式上满足于抄袭、时髦和雷同,不思创造,或者刻意标新立异,立制硬造,而不去寻找真正适合于自己的形式,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灵魂需要。
我期待我们有更多的有自己的灵魂需要的艺术家。我期待有更多的歌手让我们感到,在这个时代里,灵魂似乎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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