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是紧急避险还是叛逃罪？

刘凤悦

王立军的“私入”行为是“叛逃”

还是“紧急避险”？（转）

http://guyan.fyfz.cn/art/10509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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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记者李斌、杨维汉消息，９月17日至18日，王立军涉嫌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受贿、叛逃案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依法开庭审理。
    对于指控的前三宗罪，我相信不虚，但是对于第四宗罪——叛逃罪，我以为值得讨论。依据指控的事实，2012年２月６日至7日，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被告人王立军作为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外国驻华领馆，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
    查刑法第109条规定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依据此条，我认为王立军的“私入”行为不构成“叛逃”，而是紧急避险，理由如下。
    第一，王立军不存在叛逃的故意。
这可以从王立军进入后并没有“背叛国家”的行为得到证实，他进入后的行为是寻求“保护”，“因查办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见新华网：http://www.qh.xinhuanet.com/2012-09/20/c_113141026_2.htm）。他进入后所做的事是“揭发”相关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且其“揭发”的违法犯罪行为已经被国家追诉，相关人员并因此而受到国家审判，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他“背叛国家”。因此，王立军在“叛逃罪”的犯罪构成上缺少“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既然不符合“叛逃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王立军的“私入”行为显然不构成“叛逃罪”。
    第二，王立军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且舍此无法摆脱危险。
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是因为他的生命处于非常危险之中，起码他主观上认为，不采取此行为，不足以保住性命。这有本案法庭及薄谷开来案法庭所确认的证据为证。“11月14日中午，薄谷开来在自己住处当面向王立军讲述了其投毒杀害尼尔•伍德的具体经过，王立军进行了秘密录音。”一个杀人犯向王立军坦言杀人事实，必有强大的后台，当此后台得知王立军背叛、并对王立军采取行动的时候，王立军的生命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实施此特殊的逃跑行为，王立军性命难保。因为在当时更加强大的权力控制下，王立军深知无法脱逃。我相信这个判断是理性的。
    第三，王立军的“私入”行为符合紧急避险之“法益权衡”。
通常紧急避险都会侵害到第三者的合法权益。王立军的避险行为是“逃跑”性的，通常逃跑行为不构成伤害，但是王立军以“洽谈工作为由进入美领馆”（据新华网《王立军案件庭审及案情始末》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2-09/20/c_123737852_4.htm）的“逃跑”行为在客观上对社会构成了一定的危害，给我国的公务员队伍“抹了黑”。然而，“生命权”之法益显然高于以“洽谈工作为由进入美领馆”的“私入”所侵害之法益。这也符合刑法“紧急避险”理论中所要求的“法益权衡”，即以牺牲“较小”之法益来维护“较大”之法益。
    第四，王立军本人是“紧急避险”的适格主体。
我国刑法第21条第1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根据理由二、三、四可以得出：王立军的“私入”行为有紧急避险之主观意图，明显存在不得已而需要紧急避险的“客观情势”，行为在客观上也符合紧急避险之“法益权衡”，同时王立军也是紧急避险的“适格主体”，因此，王立军的“私入”美国领馆的行为是属“紧急避险”。
    另外，即便从同罪同罚的量刑原则来看，王立军的“私入”也不当处罚。
    因为前案相似的行为并没有处罚，这就是陈光诚案。山东省沂南县人陈光诚于（2012年）4月下旬进入美国驻华使馆停留6天后自行离开。http://news.sina.com.cn/c/2012-05-02/153324357949.shtml。陈光诚进入的地方是美国驻华使馆，比王立军进入的成都总领馆“级别”要高，因为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外交礼遇是不同的，且领事馆是不是“美国领土”不无讨论的余地。二是陈光诚的停留的时间是王立军的六倍。
    我上述的言论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我希望成都的法庭能够尊重法律。王立军是犯人，但是他的法律权利当得到保障，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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